生之中要迁移十四次，合每两年半一次。对他们来说，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很重要，是终身定居一处的人所不能理解的。虽然新住宅区对社会化的要求有时未免过分，但是反之，教家庭的坐活完全建筑在内部的情感上，这情况却更为不妙。
郊区为满足新住户，真是万事供备。住在这里，是不会感到寂寞的。美国人的那种见到任何团体都想参加的冲动劲，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表现。各种组织安排的集会把每天从早到晚的时间全都排满了。打桥牌、坎纳斯特牌、扑克牌的，玩滚木球的，不愁找不到伴儿。照相、研究野禽、射击、刺绣、射箭、乒乓俱乐部，无不生意兴旺；而小学家长会、妇女选举人同盟、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女民兵组织，以及1958午开始成立的约翰・伯奇协会亦复如此。
许多后来在公众生活中崭露头角的美国人，在郊区这种不断相互调整适应的生活中便己开始学得了搞政治的手腕。他们在这里比在原先住处，更易于成为共和党人。从内地城市迁来具有社会进取心的夫妻，都改而依附另一个政党――就象他们抛弃掉下层社会的生活方式一样。他们的父母原都属于支持大党民主党的城市多数人。他们自己却不是了。现在他们既然爬了上来，就要把自己爬过的梯子推倒。战后欧洲工会组织扩大，造成了富有战斗性的，有阶级觉悟的庞大力量。这里却不一样；虽然现有一千八百万美国产业工人加入了工会，但此辈对中产地位的渴望，而又易于得到满足，无非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新中间集团。他们对自己的新地位感到不安，对自由主义怀疑，对进一步的社会改革敌视，终于成为新保守势力。它随着罗斯福联盟的解体，越来越具有重大意义。
对郊区生活方式最普遍的指责是，压力太大。由于一味不拘礼节，因此谁要是想过一点消静生活，就不免为人所垢病。窗户是为了向外观景的，但别人也好朝里窥探。夫妻俩偶尔需要闭户独处一会儿，就得准备事后提出解释。这里的人人都觉得有权事事过问――如问：“你昨天来月经了吗？”“昨天在‘路边小店’前面同你说话的那个女的是谁？”“你家罗杰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干嘛那么生气？他是怎么啦？”等等。
“文雅社会”这个词已经废弃不用了，因为社会已经不复文雅。直呼其名的情况特别多。这样称呼曾经只限于家庭和好友之间，后来扩大到了同事和邻居。在单位举行的集会或在邻人相聚的鸡尾酒会上，竟很难知道同你谈话的人叫什么，姓什么。只有在介绍时才说；介绍完了以后人人都只是艾尔、戴比、查克或贝思这样互叫了【这些名字那是昵称。――译者】。最后，直呼其名的圈子扩大到几乎包括每一个仅仅知道你是谁的人：医生、商人、别人家的孩子等。一个郊区居民回家时可能发现一个陌生的青年男子在使用她的洗澡间，而只对她打个招呼说“你好，多丽斯。”在郊区这类做法被看成不过是友好的表现。谁要反对，就会说你是势利眼，引起公愤。
郊区居民也有一种忌讳，那就是责骂别人家的孩子――这要用祖辈人的语言来说，叫作“管教”。任何管教工作都只能由孩子的父母去做，而他们实在做得不多。儿童在这些新的居民区是一种特殊的人。这种处境对他们到底有无好处，是一个以后可以进行全国性辩论的问题。他们肯定不是无人照管的。放任孩子根据自己的判断去自由行动是需要时间和耐性的，居住在新区的父母属于全国行动最放任的人。还有许多别的事，得为孩子花费时间。一般认为做母亲的应该为孩子安排活动，然后开车送他去参加。有时这样做需要具有象格罗辛杰公司的社会指导员所具备的那种精力和机智才行，因为郊区儿童实在是忙得不可开交。社会学家对于孩子生活被组织起来的程度感到惊讶。每天放学后和星期六，旅行汽车在郊区往来穿行，运送孩子们去上舞蹈课，到少年棒球联赛会参加练习，学习网球，学习驾驶帆船，参加话剧小组，参加舞会，学钢琴，参加幼年童子军活动，上戏剧班――这些活动安排使他们回到家只能赶上吃晚饭看晚电视。他们的时间占得太多了。亨利・默里在《弋达罗斯》月刊上抗议说，孩子们个性获得发展的机会，即使没有被完全毁掉，也大大削弱了；他写道，“婴儿才刚能够蹒跚移步，父母就使他同别的婴儿在一起玩。”摇曳音乐的一代对于个性是不大感兴趣的。虽然年纪较长的经理人员口头上仍然称道个性，他们的下级更关心的却是培养自己的孩子，用他们的话说，长成后能够“同别人合得来。”他们彼此钦佩对方的这种品质，力图在自己身上发展这种品质，并且认为这种品质正在成为他们的下一代获得成功的关键。
其结果是成百万的学童在逐渐进入懂事的年龄时，都只装备了神妙的雷达，却没有陀螺仪。他们都懂得社会上需要好的精神素质，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有什么用；他们对于如何获得别人好感很有办法，但对于需要获得任何其它成就却不甚了了。一位主教曾说过：“一个男孩从小让我教养七年，他就会终生做一个天主教徒。”宣扬适应环境的改革家花的时间却不止七年，很难想象教会能做出更为彻底的成绩。从一开始母亲便对孩子灌输讨好自己的小伙伴的必要性。然后在沙坑里和秋千架上便开始实践。接着更有其它许多活动：幼年女童子军、少年棒球联赛会，等等。与人友善的宣传是无孔不入的。现代教堂的主日学教导孩子们说上帝实际也不过是一位好伙伴；宗教是有趣的，就象电影里的修女，她们也打垒球，乘坐直升飞机到处游逛。任何刚在成长的路德【马丁・路德（1483－1546年），德国的宗教改革家。――译者】要想培养自己的个性，群众性宣传工具便会对他进行劝阻，而在新的郊区学校里则热清地把良好伙伴关系的油彩最后再给他们涂上几层，使之面目全非。
美国课堂教学的性质和程度，在居民区是各不相同的。在某些学校里，麦格菲【威廉・霍姆斯・麦格菲（1800－1873年），美国教育学家和教科书编写者。】编的读本和背诵的学习方法仍然盛行。可是，只有一位教师的公立初级学校正在逐渐陶汰；这种学校的数目，已从1932年的十四万三千三百九十一所减少到1950年的五万九千六百五十二所，到艾森豪威尔时代结束时则将只剩下二万零二百十三所。凡是在教师大会上和师范院校里受到尊敬、在全国教育协会上得到表扬的教育界的领袖人物都是所谓进步教育的提倡者。而其实并不真正进步。在一开始这种教育倒是进步的，那时作为一个运动，它力求把富有想象力的儿童从不许乱走一步的教室纪律中解放出来，鼓励他们发展个性。后来由于教育学家越来越热中于发展学童的社会技能，于是教师们就放弃了原来强调智育的作法，改用一种比过去强制性更大的态度，定要把孩子教育成为格赛尔【阿诺德・格赛尔（1880－1961年），美国心理学家，以专门研究儿童行为著称。】所描绘的那样的人。
这种学校从不告诉学生必须学什么，而是让他们自己选修课程。为了避免对学生的表规定出死板的标准（说它是“枷锁”），成绩评定往往只分为“满意”和“不满意”两类。“家庭生活”课程代替了代数、几何、语法、外语。有时，这些新教育家对传统的教育制度简直抱着近乎敌视的态度。伊利诺州帕克福雷斯特区中学的校长埃里克・巴伯在1954年全国都市联合会举办的“全美学校”竞赛中被选为五个优胜者之一。他曾哀叹大学招生办事处死抱着入学条件不放。他说，“所谓的‘聪明学生’，离开了书本和死记的工夫，常常是最笨和最无能耐的学生。在工商业、推销业务、体育、无线电等等方面担任年薪两万到十万美元的工作的，其中许多人的智商【西方社会常用的一种智力标准，是通过某种智力测验来确定成人或儿童的“智龄”，以此数乘以一百，再除以他的实际年龄，便得出“智商”。――译者】都低于九十，这便是明证。”
学校里的教师十分警惕发生被贬为“不善适应”的表现，于是就去参与学生的择交，参加他们课间休息时的游戏，乃至学生的各种荒诞活动。不是组织班级去参观国家纪念馆所，而是去参观牛奶场或副食品商店。为了学会去做消费者，他们尽量搜集据说对他们以后的生活会有用的这方面的知识。在家长会上，学监解释说，在这种“实践”的课程中，学生们参与了生活实际。这样他们就会放弃所谓的“人上人的意识，”不去集中注意可能使得生活发生什么变化，而是注意如何在“不打乱人与人的关系”的条件下去加以改变。巴伯博士在一个教师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着重培养学生性格中外向的一面。他说，“我们的时代是集体行动的时代。”所以我们教育学生，学生也学会如何“全面发展”――成为懂得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完全一致的人。如果对于某个问题感到不明确，他们就互相请教。
有些家长反对这样做。他们要求恢复拉丁文、化学、积分学――这些大专院校也要求学的课程。校长们却都含笑摇头回答说，“我们要教的是儿童，不是哪一门课程。”他们深信，为了使学生在进入消费者世界以前具有充分准备，他们现在所采取的办法是切合实际的和从现实出发的；未来定会证明这种作法的正确性。
※※※
1957午10月4日，苏联的新闻机构塔斯社向美国公众发布了一条令人感兴趣的新闻。该社宣布，“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己经制成，苏联已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卫星……人造地球卫星将为宇宙旅行开辟道路；看来今天的这一代人都将亲眼看到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以自己解放了的自觉劳动，如何将人类最大胆的梦想变成现实。”
要充分领会这一报导的冲击力量，我们应该记得，在1957年之际，美国还被认为是科学发明之家呢。战后一段时间，莫斯科常常宣布这个或那个俄国人――一般都是从来没人听说过的伊凡或伊利亚――曾是某项成就的发明人，而这些所谓发明，苏联以外的人全都知道是美国人早就做出了的，这在当时成了道路相传的笑话。美国人从孩子时候起就相信，技术方面的才能事实上已被他们垄断了。现在，趾高气扬的人一下子摔了交。他们还受到了奚落。赫鲁晓夫哇哇叫：“全世界的人都指点着这颗卫星看，都说，美国失败了。”美国人的确是失败了。塔斯社把这宇宙飞行器称作“斯普特尼克”；按字义讲是“旅伴”，或者更恰当一点说是“同路人”。这颗卫星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对美国来说，这件事引起的震惊之强烈，竟不亚于当年的股票市场大崩溃。
第二十四章 嘟――嘟――
一颗水球大小的俄国卫星，不停发出嘟嘟的声音，正以每小时一万八千英里的速度，每九十六点二分钟绕行地球一周，这个消息最初是在第十六号街1125号苏联大使馆举行的鸡尾酒会上十分偶然地传到华盛顿来的。二十二个国家来的科学家当时正在举行1957－1958年国际地球物理年，即他们简称为地物年的活动――也就是一般地交换交换资料――而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星期五的晚上，俄国外交官正好在招待地物年的五十位杰出人物。忽然间来宾之一，《纽约时报》的沃尔特・沙利文被叫出去接一个紧急电话。他从电话中知道了塔斯社发布的消息。于是他匆匆赶回来和美国科学家劳埃德・伯克纳博士耳语了几句，伯克纳马上敲敲放满冷食小吃的桌子，请大家安静下来。他说：“我愿意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我刚才得到《纽约时报》的通知，有一颗人造卫星正在离地球九百公里的轨道上运行。我愿意为我们的苏联同行的成就向他们表示祝贺。”
大厅里顿时掌声雷动。卓越的科学家对科学的国家疆界观念本来都很淡薄，在场的这些美国人对这一点更是毫不在意。美国国际地物年计划主席约瑟夫・卡普兰博士认为俄国的成就“了不起，”并说：“他们既能发射这样重的一颗卫星，他们一定能够发射更重得多的卫星。”可是，白宫暂时却哑口无言。尽管苏联对其卫星计划一直并没有十分隐讳，他们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出现却仍使美国情报机构大为震惊。在国际地球物理年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一次计划会议上，苏联代表就曾公开地，满怀信心地谈过他们发射空间运载工具的计划。早在1954年11月，就有人问国防部长威尔逊，他是否担心苏联可能在卫星竞赛中得胜。他轻蔑地说：“他们即使得胜了，我也不放在心上。”
现在苏联人造卫星已是既成事实，共和党人的这一路线却仍然未变。政府发言人好象表示报界不应当小题大作。哈格蒂发表一项声明，把苏联发射卫星说成是一件“极有科学意义的事”，可是，他又说：“我们从来没有认为我们的计划是在同苏联人竞赛。”当时已退休的威尔逊称俄国的这一成就是“一个巧妙的技术花招儿”。海军研究部主任罗森・贝内特少将表示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对“那么一块几乎人人都能发射出去的铁块”那么大惊小怪。白宫顾问克拉伦斯・兰德尔把苏联的空间载运
郊区为满足新住户，真是万事供备。住在这里，是不会感到寂寞的。美国人的那种见到任何团体都想参加的冲动劲，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表现。各种组织安排的集会把每天从早到晚的时间全都排满了。打桥牌、坎纳斯特牌、扑克牌的，玩滚木球的，不愁找不到伴儿。照相、研究野禽、射击、刺绣、射箭、乒乓俱乐部，无不生意兴旺；而小学家长会、妇女选举人同盟、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女民兵组织，以及1958午开始成立的约翰・伯奇协会亦复如此。
许多后来在公众生活中崭露头角的美国人，在郊区这种不断相互调整适应的生活中便己开始学得了搞政治的手腕。他们在这里比在原先住处，更易于成为共和党人。从内地城市迁来具有社会进取心的夫妻，都改而依附另一个政党――就象他们抛弃掉下层社会的生活方式一样。他们的父母原都属于支持大党民主党的城市多数人。他们自己却不是了。现在他们既然爬了上来，就要把自己爬过的梯子推倒。战后欧洲工会组织扩大，造成了富有战斗性的，有阶级觉悟的庞大力量。这里却不一样；虽然现有一千八百万美国产业工人加入了工会，但此辈对中产地位的渴望，而又易于得到满足，无非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新中间集团。他们对自己的新地位感到不安，对自由主义怀疑，对进一步的社会改革敌视，终于成为新保守势力。它随着罗斯福联盟的解体，越来越具有重大意义。
对郊区生活方式最普遍的指责是，压力太大。由于一味不拘礼节，因此谁要是想过一点消静生活，就不免为人所垢病。窗户是为了向外观景的，但别人也好朝里窥探。夫妻俩偶尔需要闭户独处一会儿，就得准备事后提出解释。这里的人人都觉得有权事事过问――如问：“你昨天来月经了吗？”“昨天在‘路边小店’前面同你说话的那个女的是谁？”“你家罗杰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干嘛那么生气？他是怎么啦？”等等。
“文雅社会”这个词已经废弃不用了，因为社会已经不复文雅。直呼其名的情况特别多。这样称呼曾经只限于家庭和好友之间，后来扩大到了同事和邻居。在单位举行的集会或在邻人相聚的鸡尾酒会上，竟很难知道同你谈话的人叫什么，姓什么。只有在介绍时才说；介绍完了以后人人都只是艾尔、戴比、查克或贝思这样互叫了【这些名字那是昵称。――译者】。最后，直呼其名的圈子扩大到几乎包括每一个仅仅知道你是谁的人：医生、商人、别人家的孩子等。一个郊区居民回家时可能发现一个陌生的青年男子在使用她的洗澡间，而只对她打个招呼说“你好，多丽斯。”在郊区这类做法被看成不过是友好的表现。谁要反对，就会说你是势利眼，引起公愤。
郊区居民也有一种忌讳，那就是责骂别人家的孩子――这要用祖辈人的语言来说，叫作“管教”。任何管教工作都只能由孩子的父母去做，而他们实在做得不多。儿童在这些新的居民区是一种特殊的人。这种处境对他们到底有无好处，是一个以后可以进行全国性辩论的问题。他们肯定不是无人照管的。放任孩子根据自己的判断去自由行动是需要时间和耐性的，居住在新区的父母属于全国行动最放任的人。还有许多别的事，得为孩子花费时间。一般认为做母亲的应该为孩子安排活动，然后开车送他去参加。有时这样做需要具有象格罗辛杰公司的社会指导员所具备的那种精力和机智才行，因为郊区儿童实在是忙得不可开交。社会学家对于孩子生活被组织起来的程度感到惊讶。每天放学后和星期六，旅行汽车在郊区往来穿行，运送孩子们去上舞蹈课，到少年棒球联赛会参加练习，学习网球，学习驾驶帆船，参加话剧小组，参加舞会，学钢琴，参加幼年童子军活动，上戏剧班――这些活动安排使他们回到家只能赶上吃晚饭看晚电视。他们的时间占得太多了。亨利・默里在《弋达罗斯》月刊上抗议说，孩子们个性获得发展的机会，即使没有被完全毁掉，也大大削弱了；他写道，“婴儿才刚能够蹒跚移步，父母就使他同别的婴儿在一起玩。”摇曳音乐的一代对于个性是不大感兴趣的。虽然年纪较长的经理人员口头上仍然称道个性，他们的下级更关心的却是培养自己的孩子，用他们的话说，长成后能够“同别人合得来。”他们彼此钦佩对方的这种品质，力图在自己身上发展这种品质，并且认为这种品质正在成为他们的下一代获得成功的关键。
其结果是成百万的学童在逐渐进入懂事的年龄时，都只装备了神妙的雷达，却没有陀螺仪。他们都懂得社会上需要好的精神素质，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有什么用；他们对于如何获得别人好感很有办法，但对于需要获得任何其它成就却不甚了了。一位主教曾说过：“一个男孩从小让我教养七年，他就会终生做一个天主教徒。”宣扬适应环境的改革家花的时间却不止七年，很难想象教会能做出更为彻底的成绩。从一开始母亲便对孩子灌输讨好自己的小伙伴的必要性。然后在沙坑里和秋千架上便开始实践。接着更有其它许多活动：幼年女童子军、少年棒球联赛会，等等。与人友善的宣传是无孔不入的。现代教堂的主日学教导孩子们说上帝实际也不过是一位好伙伴；宗教是有趣的，就象电影里的修女，她们也打垒球，乘坐直升飞机到处游逛。任何刚在成长的路德【马丁・路德（1483－1546年），德国的宗教改革家。――译者】要想培养自己的个性，群众性宣传工具便会对他进行劝阻，而在新的郊区学校里则热清地把良好伙伴关系的油彩最后再给他们涂上几层，使之面目全非。
美国课堂教学的性质和程度，在居民区是各不相同的。在某些学校里，麦格菲【威廉・霍姆斯・麦格菲（1800－1873年），美国教育学家和教科书编写者。】编的读本和背诵的学习方法仍然盛行。可是，只有一位教师的公立初级学校正在逐渐陶汰；这种学校的数目，已从1932年的十四万三千三百九十一所减少到1950年的五万九千六百五十二所，到艾森豪威尔时代结束时则将只剩下二万零二百十三所。凡是在教师大会上和师范院校里受到尊敬、在全国教育协会上得到表扬的教育界的领袖人物都是所谓进步教育的提倡者。而其实并不真正进步。在一开始这种教育倒是进步的，那时作为一个运动，它力求把富有想象力的儿童从不许乱走一步的教室纪律中解放出来，鼓励他们发展个性。后来由于教育学家越来越热中于发展学童的社会技能，于是教师们就放弃了原来强调智育的作法，改用一种比过去强制性更大的态度，定要把孩子教育成为格赛尔【阿诺德・格赛尔（1880－1961年），美国心理学家，以专门研究儿童行为著称。】所描绘的那样的人。
这种学校从不告诉学生必须学什么，而是让他们自己选修课程。为了避免对学生的表规定出死板的标准（说它是“枷锁”），成绩评定往往只分为“满意”和“不满意”两类。“家庭生活”课程代替了代数、几何、语法、外语。有时，这些新教育家对传统的教育制度简直抱着近乎敌视的态度。伊利诺州帕克福雷斯特区中学的校长埃里克・巴伯在1954年全国都市联合会举办的“全美学校”竞赛中被选为五个优胜者之一。他曾哀叹大学招生办事处死抱着入学条件不放。他说，“所谓的‘聪明学生’，离开了书本和死记的工夫，常常是最笨和最无能耐的学生。在工商业、推销业务、体育、无线电等等方面担任年薪两万到十万美元的工作的，其中许多人的智商【西方社会常用的一种智力标准，是通过某种智力测验来确定成人或儿童的“智龄”，以此数乘以一百，再除以他的实际年龄，便得出“智商”。――译者】都低于九十，这便是明证。”
学校里的教师十分警惕发生被贬为“不善适应”的表现，于是就去参与学生的择交，参加他们课间休息时的游戏，乃至学生的各种荒诞活动。不是组织班级去参观国家纪念馆所，而是去参观牛奶场或副食品商店。为了学会去做消费者，他们尽量搜集据说对他们以后的生活会有用的这方面的知识。在家长会上，学监解释说，在这种“实践”的课程中，学生们参与了生活实际。这样他们就会放弃所谓的“人上人的意识，”不去集中注意可能使得生活发生什么变化，而是注意如何在“不打乱人与人的关系”的条件下去加以改变。巴伯博士在一个教师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着重培养学生性格中外向的一面。他说，“我们的时代是集体行动的时代。”所以我们教育学生，学生也学会如何“全面发展”――成为懂得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完全一致的人。如果对于某个问题感到不明确，他们就互相请教。
有些家长反对这样做。他们要求恢复拉丁文、化学、积分学――这些大专院校也要求学的课程。校长们却都含笑摇头回答说，“我们要教的是儿童，不是哪一门课程。”他们深信，为了使学生在进入消费者世界以前具有充分准备，他们现在所采取的办法是切合实际的和从现实出发的；未来定会证明这种作法的正确性。
※※※
1957午10月4日，苏联的新闻机构塔斯社向美国公众发布了一条令人感兴趣的新闻。该社宣布，“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己经制成，苏联已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卫星……人造地球卫星将为宇宙旅行开辟道路；看来今天的这一代人都将亲眼看到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以自己解放了的自觉劳动，如何将人类最大胆的梦想变成现实。”
要充分领会这一报导的冲击力量，我们应该记得，在1957年之际，美国还被认为是科学发明之家呢。战后一段时间，莫斯科常常宣布这个或那个俄国人――一般都是从来没人听说过的伊凡或伊利亚――曾是某项成就的发明人，而这些所谓发明，苏联以外的人全都知道是美国人早就做出了的，这在当时成了道路相传的笑话。美国人从孩子时候起就相信，技术方面的才能事实上已被他们垄断了。现在，趾高气扬的人一下子摔了交。他们还受到了奚落。赫鲁晓夫哇哇叫：“全世界的人都指点着这颗卫星看，都说，美国失败了。”美国人的确是失败了。塔斯社把这宇宙飞行器称作“斯普特尼克”；按字义讲是“旅伴”，或者更恰当一点说是“同路人”。这颗卫星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对美国来说，这件事引起的震惊之强烈，竟不亚于当年的股票市场大崩溃。
第二十四章 嘟――嘟――
一颗水球大小的俄国卫星，不停发出嘟嘟的声音，正以每小时一万八千英里的速度，每九十六点二分钟绕行地球一周，这个消息最初是在第十六号街1125号苏联大使馆举行的鸡尾酒会上十分偶然地传到华盛顿来的。二十二个国家来的科学家当时正在举行1957－1958年国际地球物理年，即他们简称为地物年的活动――也就是一般地交换交换资料――而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星期五的晚上，俄国外交官正好在招待地物年的五十位杰出人物。忽然间来宾之一，《纽约时报》的沃尔特・沙利文被叫出去接一个紧急电话。他从电话中知道了塔斯社发布的消息。于是他匆匆赶回来和美国科学家劳埃德・伯克纳博士耳语了几句，伯克纳马上敲敲放满冷食小吃的桌子，请大家安静下来。他说：“我愿意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我刚才得到《纽约时报》的通知，有一颗人造卫星正在离地球九百公里的轨道上运行。我愿意为我们的苏联同行的成就向他们表示祝贺。”
大厅里顿时掌声雷动。卓越的科学家对科学的国家疆界观念本来都很淡薄，在场的这些美国人对这一点更是毫不在意。美国国际地物年计划主席约瑟夫・卡普兰博士认为俄国的成就“了不起，”并说：“他们既能发射这样重的一颗卫星，他们一定能够发射更重得多的卫星。”可是，白宫暂时却哑口无言。尽管苏联对其卫星计划一直并没有十分隐讳，他们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出现却仍使美国情报机构大为震惊。在国际地球物理年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一次计划会议上，苏联代表就曾公开地，满怀信心地谈过他们发射空间运载工具的计划。早在1954年11月，就有人问国防部长威尔逊，他是否担心苏联可能在卫星竞赛中得胜。他轻蔑地说：“他们即使得胜了，我也不放在心上。”
现在苏联人造卫星已是既成事实，共和党人的这一路线却仍然未变。政府发言人好象表示报界不应当小题大作。哈格蒂发表一项声明，把苏联发射卫星说成是一件“极有科学意义的事”，可是，他又说：“我们从来没有认为我们的计划是在同苏联人竞赛。”当时已退休的威尔逊称俄国的这一成就是“一个巧妙的技术花招儿”。海军研究部主任罗森・贝内特少将表示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对“那么一块几乎人人都能发射出去的铁块”那么大惊小怪。白宫顾问克拉伦斯・兰德尔把苏联的空间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