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说成是“一件无聊的玩艺儿”，因此激怒了总统，谢尔曼・亚当斯轻蔑地说政府对“外层空间篮球赛”不感兴趣。（亚当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自己说这句话感到后悔。他写道：“我那时只是想反映总统要保持镇静沉着姿态的愿望，但经过考虑后不得不承认，我的话似乎是在防止夸大上矫枉过正了。”）
华盛顿的其他一些人却无意把苏联的人造卫星看得那么无足轻重。特雷弗・加德纳过去担任空军部长助理，曾一直设法调解各军种间关于由谁来执行美国的外层空间计划的争吵，现在他痛心地说：“我们现在至少有九项弹道导弹计划，竞相争夺大体上相同的设备，相同的专家，相同的机器和相同的公众注意。”电子学家和导弹弹体专家提到了威尔逊对外层空间探索计划的轻率态度。一个重要的国防定货承包商说：“我们落后于俄国人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全力以赴。”总统的一位最亲密的助理说，他真想“绞死”预算局长珀西瓦尔・布伦戴奇。诺兰私下警告艾克，苏联成就在全世界的影响，几乎完全抵消了美国共同安全计划的价值。有些国际法专家真的建议“乘现在还不太晚的时候”赶快同俄国人取得和平协议。
民主党人非常愤慨是可以想见的。华盛顿州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要总统宣布“国耻民危周”。密苏里州的赛明顿要求国会召开特别会议。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说，“我们所面临的实际挑战己涉及到我国社会的根本。它涉及到我国的教育制度，这是我们的知识和文化价值的来源。在这方面政府的学术复兴计划目光短浅，令人不安。”多数党领袖约翰逊看到了俄国成就所包含的宇宙意义，他说，“罗马帝国控制整个世界，是因为它善于筑路。后来――人类向海上发展后――英帝国占据了统治地位，因为它有海船。现在共产党人己在外层空间建立了立足点。光是说明年我们将发射一颗‘更好的’卫星上天，也许是不能令人安心的。”他最后更挖苦说，“也许我们的卫星甚至还有镀铬的外壳――挡风玻璃上还有自动雨刷呢。”
这些话并不单纯是党派斗争性质的言论。每隔一段时间，美国人总感到有必要痛苦地思素一下，为什么国家越来越软弱了。上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是在1940年春季，那时法国即将陷落，老一辈的人认为美国青年太热中于摇曳音乐，而听不到纳粹的皮靴咔嚓声了。现在象那时一样，新闻界已惊醒过来。波特兰《俄勒冈人报》评论说：“让苏联卫星在空中盯着我们，这实在太可怕了。”《时代》周刊说，“美国一向为自己科学技术上的能力和进步感到自豪，为自己能够走在别人头里，第一个取得成就感到自豪。可是现在不管作出多少合理的解释，由于一颗红色的月亮使美国人黯然失色，终于突然间在全国出现了强烈的沮丧情绪。”那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社会》快要出版。不论是他还是出版社对这本书的销路都不存什么很大希望。“但是，在1957年秋”，他在第一版的序言中写道，“苏联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天。这一行动的时间安排，真是没有再这么巧的了。如果我再年轻些，如果我的政治观点还没有完全形成，我很可能会感激涕零，在这种心情的冲动下，到克里姆林宫城墙下去找最后的归宿。我知道我的书击中了要害。”
美国人尝到了低人一等，甚至蒙受耻辱的滋味。他们成了国际上的笑料。俄国的主要的星际科学家利奥尼德・谢多夫在巴塞罗那的一次科学会议上，嘲笑他的一位美国同行说，“你们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可是，美国人就只爱自己的汽车、冰箱、房子。他不象我们俄国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反美的人大肆嘲笑。曼谷《永恒报》有一条大标题是“俄国人拉下了美国人的面子”。贝鲁特的一位教授在谈到他的反美学生时挖苦地说，“你还以为是他们这帮人发射的哩”。伦孰《经济学家》的编辑们看到了俄国人在亚非世界取得了一次心理上的辉煌胜利，法国的新闻记者倒是看出了问题的核心：苏联群众所付出的代价。梯也里・莫尔尼埃在《费加罗报》上写道，“俄国人民能够……在天空中看到一颗明亮的星星把苏维埃政权的光芒带到地球之外去，是靠千百万人缺吃少穿的结果。”《战斗报》也评论说，“如果俄国人把他们的成就用一部分在逐步改进世界现状方面――结束那个集中营世界，那我们也会感到高兴的。”但是，在整个欧洲，只有忠于英国的老盟友的伦敦《每日快报》预言，不管怎样，美国总有办法达到目的：“其结果将是展开一番新的努力以争取在空间探索方面赶上和超过俄国人。我们丝毫也不怀疑美国一定会获得成功的。”
而美国人自己却有不少怀疑。他们对苏联成就的含意了解得越多，便越感到忧虑不安。在最初的几天，有关人造卫星的一切细节，几乎都是从塔斯社和《真理报》获得的。史密森研究院当时正在坎布里奇修建一所天文物理观察台，目的正是为了迫踪这类现象。可是，观察台当时还没有完工，而它甚至连各地观察卫星的人用电话报告给它的肉眼观察结果，都无法加以整理核对。俄国人透露，他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是一枚光亮的钢球，直径二十二英寸，重一百八十四点三磅，装有四根无线电天线。它的轨道高度是美国科学家原来认为不可能的。就是依靠这种高度，所以它能避开大气层，好几年不停地绕着地球转。这一人造卫星的重量也是十分惊人的；现仍处于理论阶段的美国“先锋”火箭发射计划的负责人一直希望能把海军供研究用的一个重二十一磅半的“海盗”式卫星发射到最远不超过三百英里的高空去。这就需要使火箭推力达到二万七千磅。俄国的发射器却使用了二十万磅的推力――这个数字令人难以置信，显然表明他们找到了一种新的能源。
在获得了新的资料，并由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计算机加以计算之后，美国人对苏联技术的高超更是惊叹万分。卫星的运行轨道也是出人意料的。当然，轨道是椭圆形的，它离地球最远为五百八十三英里，最近为一百四十三英里，而因为这两个距离都没有包括地球的半径（三千九百六十英里），因此这个椭圆形实际几乎是个圆形，这说明俄国人不但有推力，而且还能精确地加以控制。此外，这次发射是很大胆的。使人造卫星进入轨道的最简单的方法是沿赤道向东发射，借助地球的自转，使卫星得到约每小时一千英里的自进速度――实际上也就是利用顺风。“先锋”计划的设计人员原来就打算这样做：根据他们的计算，如果“海盗”式火箭由佛罗里达向正东发射，就能得到每小时九百一十四英里的助推力。可是最初那几天里日夜加班的“先锋”计划的火箭专家们惊奇地获悉，俄国卫星却朝另外方向偏斜65°，这表明他们有足够的燃料供火箭燃烧。这还有一个意义。“先锋”计划火箭的轨道将只通过欧洲和俄国的大部分地区的南面。而苏联这颗人造卫星却经过地球上大部分住人的区域，这就是说世界各国大部分人都不但能听到它，读到关于它的报导，而且还能看到它――这本身就是一次宣传上的胜利。
也许是莫斯科有意开个小小的玩笑，美国人是最后一个清楚地看到它的人。他们所选择的发射时间使卫星在最初几周内经过美国时，要么是在白天由于耀眼的阳光而看不到它，要么是在夜间地球的阴影遮住了它。好奇的人――这种人在美国何止成千上万――只得在黎明和黄昏时分，衬着灰蒙蒙的天空匆匆看它几眼。这种情况是会变化的。史密森天文台的约瑟夫・海尼克博士说，卫星绕行地球的轨道角度，每天有四度偏移；大概到10月20日前后，有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镜的人都可以在自己头顶上看到这颗卫星了。但是一向缺乏耐心的美国人，恨不得马上能够什么都知道。自从那个星期五晚上全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告诉他们“现在请收听这个从此划分了新旧两个时代的声音”以来，他们就一直守着自己的收音机和电视机。后来，他们终于第一次听到了从外层空间用二十兆周和四十兆周两个频率交替发来的一种奇怪的降A调的嘟嘟声。
在最开头的几天中，一般认为卫星是在用密码发回信号，于是中央情报局的密码员日夜轮班要想破译密码。幸好一个能开导他们的人正好在华盛顿；他是莫斯科派来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会议的三人代表团的首席代表阿纳托利・阿卡吉维奇・勃拉冈拉沃夫将军。这位将军说，没有什么密码。设计人员需要嘟嘟声，是为了便于追踪卫星，使他们知道卫星仍在太空运行。在这钢球里，除了一台发报机和蓄电池外，什么也没有。卫星发信号使用的电力为一瓦――差不多仅够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业佘无线电迷互相进行通话。勃拉冈拉沃夫还说，在大约三星期之后，电池就要耗尽，嘟嘟的信号声也就要停止了。美国人不信地哼了一声说，说得倒象是那么回事似的，可是谁能相信一个俄国将军的话呢？那信号怕不那么简单。《时代》周刊不安地说，“许多人认为现在还未了解全部真相。”一般人都纷纷议论说，中央倩报局最好设法摸清这个底，要不然，美国纳税人将怀疑他们是安着什么心。
※※※
卫星一号给了福特公司销路日绌的埃德塞尔汽车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个新牌子的汽车是在一个月之前才开始上市的，但现在已被广泛看成是一种不光采的象征，代表美国人必须抛弃的那种华而不实的小玩艺儿。此外，还有别的一些替罪羊。现政府就是其中之一。罗伯特・本迪纳就认为，直到现在，在共和党人看来，所谓科学家不过就是一个在电视台上剖开各种香烟一一加以比较的人罢了。国民教育是另一个明显的攻击目标，而且实际上的确应负不少责任。作父母的美国人都感到很气忿，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孩子受到的是“适应生活”的教育，而俄国的教育制度却以功课紧、竞争性大而著称，从四年级开始就无情地淘汰掉平庸的学生，并给成绩突出的学生以最高荣誉。而这在美国是只有运动员和那些挥着指挥棒、扭着屁股的拉拉队长才能得到的。
随着当时在排印中的约翰・根室的《今日俄国内幕》的出版，那些作父母的还会更加愤怒。根室报道说，“在为升大学作准备的学校里，苏联的孩子必须在十年之内学完美国孩子要十二年，甚或更长一些时间才学完的东西。”他说，俄国的小学生一天上学六小时，一周上学六天，一年上课二百一十三天，而美国学生却只有一百八十天，而且俄国小学生在最后两年每天还要安排四小时的家庭作业。根室接着说：
『……不论对男女学生都强调首先得学好科学和技术，这一点就是对我们的教育制度的最大的挑战。每个学生，除了整整十年的数学课之外，还必须学习四年化学，五年物理，六年生物。相比之下，美国的中学只有半数左右多少有点儿物理课，只有百分之六十四多少有点儿化学课。一位美国的权威人士告诉我，苏联念完十年制学校（相当于我们的十二年制学校）的男女学生，其所受的科学教育――特别在数学方面――一般都比美国的大学毕业生还强！』
苏联学校很早开始就注重科学；小学生就开始学习光学和量子理论。到五十年代中期，苏联学校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比美国多一倍。国家科学基金会在一份长达六十四页的报告中估计，苏联全部科学家中，有百分之十四的人可以去进行基础研究――那就是说可以进行也许有实用价值、也许没有实用价值的研究。这类工作常常在当时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正是由于好奇心永不满足的实验室工作人负，对许多问题进行废寝忘食的探索，才使下一代有可能出现技术上的奇迹。没有亨利・卡文迪什和迈克尔・法拉第，托马斯・爱迪生就不可能发明白炽灯；原子弹所以终能成为现实，是由于艾伯特・爱因斯坦在1905年出版了一本晦涩难解的著作，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完全无法实际应用的命题：能量存在于一切物质之中；氢弹是由过去研究星体的人创造出来的。在查尔斯・威尔逊看来，基础研究是荒谬可笑的。他在担任国防部长时期有一次嘲笑基础研究不过是要探究“绿草为什么会绿，炸土豆为什么会黄。”这句话到现在科学家们都还记得，提起来都感到痛心。进行长远研究的美国人为数很少，投给他们的经费――一年约四亿五千万元――仅占国民收入的千分之一。
现在科学家们开始说话了。诺伯特・威纳对于科学和社会都有些意见要说。威纳谴责政府自雷达研究和曼哈顿计划以来对科学研究所加的严格限制。他说，其结果是，一个科学家往往不仅不知道他所研究的问题的总目标是什么，而且更坏的是，他的科学探素精神也常常遭到打击。物理学家们指出，苏联人有一台八十三亿电子伏的粒子加速器（原子击破器），比美国的最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电子感应加速器还要好。美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主席，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约翰・卡普兰说，“在海洋学、气象学和上层空间物理学方面，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肯定不比我们落后。”
爱德华・特勒也讲话了。特勒虽然在大多数物理学家同行中仍然受到轻
华盛顿的其他一些人却无意把苏联的人造卫星看得那么无足轻重。特雷弗・加德纳过去担任空军部长助理，曾一直设法调解各军种间关于由谁来执行美国的外层空间计划的争吵，现在他痛心地说：“我们现在至少有九项弹道导弹计划，竞相争夺大体上相同的设备，相同的专家，相同的机器和相同的公众注意。”电子学家和导弹弹体专家提到了威尔逊对外层空间探索计划的轻率态度。一个重要的国防定货承包商说：“我们落后于俄国人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全力以赴。”总统的一位最亲密的助理说，他真想“绞死”预算局长珀西瓦尔・布伦戴奇。诺兰私下警告艾克，苏联成就在全世界的影响，几乎完全抵消了美国共同安全计划的价值。有些国际法专家真的建议“乘现在还不太晚的时候”赶快同俄国人取得和平协议。
民主党人非常愤慨是可以想见的。华盛顿州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要总统宣布“国耻民危周”。密苏里州的赛明顿要求国会召开特别会议。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说，“我们所面临的实际挑战己涉及到我国社会的根本。它涉及到我国的教育制度，这是我们的知识和文化价值的来源。在这方面政府的学术复兴计划目光短浅，令人不安。”多数党领袖约翰逊看到了俄国成就所包含的宇宙意义，他说，“罗马帝国控制整个世界，是因为它善于筑路。后来――人类向海上发展后――英帝国占据了统治地位，因为它有海船。现在共产党人己在外层空间建立了立足点。光是说明年我们将发射一颗‘更好的’卫星上天，也许是不能令人安心的。”他最后更挖苦说，“也许我们的卫星甚至还有镀铬的外壳――挡风玻璃上还有自动雨刷呢。”
这些话并不单纯是党派斗争性质的言论。每隔一段时间，美国人总感到有必要痛苦地思素一下，为什么国家越来越软弱了。上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是在1940年春季，那时法国即将陷落，老一辈的人认为美国青年太热中于摇曳音乐，而听不到纳粹的皮靴咔嚓声了。现在象那时一样，新闻界已惊醒过来。波特兰《俄勒冈人报》评论说：“让苏联卫星在空中盯着我们，这实在太可怕了。”《时代》周刊说，“美国一向为自己科学技术上的能力和进步感到自豪，为自己能够走在别人头里，第一个取得成就感到自豪。可是现在不管作出多少合理的解释，由于一颗红色的月亮使美国人黯然失色，终于突然间在全国出现了强烈的沮丧情绪。”那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社会》快要出版。不论是他还是出版社对这本书的销路都不存什么很大希望。“但是，在1957年秋”，他在第一版的序言中写道，“苏联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天。这一行动的时间安排，真是没有再这么巧的了。如果我再年轻些，如果我的政治观点还没有完全形成，我很可能会感激涕零，在这种心情的冲动下，到克里姆林宫城墙下去找最后的归宿。我知道我的书击中了要害。”
美国人尝到了低人一等，甚至蒙受耻辱的滋味。他们成了国际上的笑料。俄国的主要的星际科学家利奥尼德・谢多夫在巴塞罗那的一次科学会议上，嘲笑他的一位美国同行说，“你们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可是，美国人就只爱自己的汽车、冰箱、房子。他不象我们俄国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反美的人大肆嘲笑。曼谷《永恒报》有一条大标题是“俄国人拉下了美国人的面子”。贝鲁特的一位教授在谈到他的反美学生时挖苦地说，“你还以为是他们这帮人发射的哩”。伦孰《经济学家》的编辑们看到了俄国人在亚非世界取得了一次心理上的辉煌胜利，法国的新闻记者倒是看出了问题的核心：苏联群众所付出的代价。梯也里・莫尔尼埃在《费加罗报》上写道，“俄国人民能够……在天空中看到一颗明亮的星星把苏维埃政权的光芒带到地球之外去，是靠千百万人缺吃少穿的结果。”《战斗报》也评论说，“如果俄国人把他们的成就用一部分在逐步改进世界现状方面――结束那个集中营世界，那我们也会感到高兴的。”但是，在整个欧洲，只有忠于英国的老盟友的伦敦《每日快报》预言，不管怎样，美国总有办法达到目的：“其结果将是展开一番新的努力以争取在空间探索方面赶上和超过俄国人。我们丝毫也不怀疑美国一定会获得成功的。”
而美国人自己却有不少怀疑。他们对苏联成就的含意了解得越多，便越感到忧虑不安。在最初的几天，有关人造卫星的一切细节，几乎都是从塔斯社和《真理报》获得的。史密森研究院当时正在坎布里奇修建一所天文物理观察台，目的正是为了迫踪这类现象。可是，观察台当时还没有完工，而它甚至连各地观察卫星的人用电话报告给它的肉眼观察结果，都无法加以整理核对。俄国人透露，他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是一枚光亮的钢球，直径二十二英寸，重一百八十四点三磅，装有四根无线电天线。它的轨道高度是美国科学家原来认为不可能的。就是依靠这种高度，所以它能避开大气层，好几年不停地绕着地球转。这一人造卫星的重量也是十分惊人的；现仍处于理论阶段的美国“先锋”火箭发射计划的负责人一直希望能把海军供研究用的一个重二十一磅半的“海盗”式卫星发射到最远不超过三百英里的高空去。这就需要使火箭推力达到二万七千磅。俄国的发射器却使用了二十万磅的推力――这个数字令人难以置信，显然表明他们找到了一种新的能源。
在获得了新的资料，并由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计算机加以计算之后，美国人对苏联技术的高超更是惊叹万分。卫星的运行轨道也是出人意料的。当然，轨道是椭圆形的，它离地球最远为五百八十三英里，最近为一百四十三英里，而因为这两个距离都没有包括地球的半径（三千九百六十英里），因此这个椭圆形实际几乎是个圆形，这说明俄国人不但有推力，而且还能精确地加以控制。此外，这次发射是很大胆的。使人造卫星进入轨道的最简单的方法是沿赤道向东发射，借助地球的自转，使卫星得到约每小时一千英里的自进速度――实际上也就是利用顺风。“先锋”计划的设计人员原来就打算这样做：根据他们的计算，如果“海盗”式火箭由佛罗里达向正东发射，就能得到每小时九百一十四英里的助推力。可是最初那几天里日夜加班的“先锋”计划的火箭专家们惊奇地获悉，俄国卫星却朝另外方向偏斜65°，这表明他们有足够的燃料供火箭燃烧。这还有一个意义。“先锋”计划火箭的轨道将只通过欧洲和俄国的大部分地区的南面。而苏联这颗人造卫星却经过地球上大部分住人的区域，这就是说世界各国大部分人都不但能听到它，读到关于它的报导，而且还能看到它――这本身就是一次宣传上的胜利。
也许是莫斯科有意开个小小的玩笑，美国人是最后一个清楚地看到它的人。他们所选择的发射时间使卫星在最初几周内经过美国时，要么是在白天由于耀眼的阳光而看不到它，要么是在夜间地球的阴影遮住了它。好奇的人――这种人在美国何止成千上万――只得在黎明和黄昏时分，衬着灰蒙蒙的天空匆匆看它几眼。这种情况是会变化的。史密森天文台的约瑟夫・海尼克博士说，卫星绕行地球的轨道角度，每天有四度偏移；大概到10月20日前后，有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镜的人都可以在自己头顶上看到这颗卫星了。但是一向缺乏耐心的美国人，恨不得马上能够什么都知道。自从那个星期五晚上全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告诉他们“现在请收听这个从此划分了新旧两个时代的声音”以来，他们就一直守着自己的收音机和电视机。后来，他们终于第一次听到了从外层空间用二十兆周和四十兆周两个频率交替发来的一种奇怪的降A调的嘟嘟声。
在最开头的几天中，一般认为卫星是在用密码发回信号，于是中央情报局的密码员日夜轮班要想破译密码。幸好一个能开导他们的人正好在华盛顿；他是莫斯科派来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会议的三人代表团的首席代表阿纳托利・阿卡吉维奇・勃拉冈拉沃夫将军。这位将军说，没有什么密码。设计人员需要嘟嘟声，是为了便于追踪卫星，使他们知道卫星仍在太空运行。在这钢球里，除了一台发报机和蓄电池外，什么也没有。卫星发信号使用的电力为一瓦――差不多仅够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业佘无线电迷互相进行通话。勃拉冈拉沃夫还说，在大约三星期之后，电池就要耗尽，嘟嘟的信号声也就要停止了。美国人不信地哼了一声说，说得倒象是那么回事似的，可是谁能相信一个俄国将军的话呢？那信号怕不那么简单。《时代》周刊不安地说，“许多人认为现在还未了解全部真相。”一般人都纷纷议论说，中央倩报局最好设法摸清这个底，要不然，美国纳税人将怀疑他们是安着什么心。
※※※
卫星一号给了福特公司销路日绌的埃德塞尔汽车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个新牌子的汽车是在一个月之前才开始上市的，但现在已被广泛看成是一种不光采的象征，代表美国人必须抛弃的那种华而不实的小玩艺儿。此外，还有别的一些替罪羊。现政府就是其中之一。罗伯特・本迪纳就认为，直到现在，在共和党人看来，所谓科学家不过就是一个在电视台上剖开各种香烟一一加以比较的人罢了。国民教育是另一个明显的攻击目标，而且实际上的确应负不少责任。作父母的美国人都感到很气忿，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孩子受到的是“适应生活”的教育，而俄国的教育制度却以功课紧、竞争性大而著称，从四年级开始就无情地淘汰掉平庸的学生，并给成绩突出的学生以最高荣誉。而这在美国是只有运动员和那些挥着指挥棒、扭着屁股的拉拉队长才能得到的。
随着当时在排印中的约翰・根室的《今日俄国内幕》的出版，那些作父母的还会更加愤怒。根室报道说，“在为升大学作准备的学校里，苏联的孩子必须在十年之内学完美国孩子要十二年，甚或更长一些时间才学完的东西。”他说，俄国的小学生一天上学六小时，一周上学六天，一年上课二百一十三天，而美国学生却只有一百八十天，而且俄国小学生在最后两年每天还要安排四小时的家庭作业。根室接着说：
『……不论对男女学生都强调首先得学好科学和技术，这一点就是对我们的教育制度的最大的挑战。每个学生，除了整整十年的数学课之外，还必须学习四年化学，五年物理，六年生物。相比之下，美国的中学只有半数左右多少有点儿物理课，只有百分之六十四多少有点儿化学课。一位美国的权威人士告诉我，苏联念完十年制学校（相当于我们的十二年制学校）的男女学生，其所受的科学教育――特别在数学方面――一般都比美国的大学毕业生还强！』
苏联学校很早开始就注重科学；小学生就开始学习光学和量子理论。到五十年代中期，苏联学校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比美国多一倍。国家科学基金会在一份长达六十四页的报告中估计，苏联全部科学家中，有百分之十四的人可以去进行基础研究――那就是说可以进行也许有实用价值、也许没有实用价值的研究。这类工作常常在当时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正是由于好奇心永不满足的实验室工作人负，对许多问题进行废寝忘食的探索，才使下一代有可能出现技术上的奇迹。没有亨利・卡文迪什和迈克尔・法拉第，托马斯・爱迪生就不可能发明白炽灯；原子弹所以终能成为现实，是由于艾伯特・爱因斯坦在1905年出版了一本晦涩难解的著作，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完全无法实际应用的命题：能量存在于一切物质之中；氢弹是由过去研究星体的人创造出来的。在查尔斯・威尔逊看来，基础研究是荒谬可笑的。他在担任国防部长时期有一次嘲笑基础研究不过是要探究“绿草为什么会绿，炸土豆为什么会黄。”这句话到现在科学家们都还记得，提起来都感到痛心。进行长远研究的美国人为数很少，投给他们的经费――一年约四亿五千万元――仅占国民收入的千分之一。
现在科学家们开始说话了。诺伯特・威纳对于科学和社会都有些意见要说。威纳谴责政府自雷达研究和曼哈顿计划以来对科学研究所加的严格限制。他说，其结果是，一个科学家往往不仅不知道他所研究的问题的总目标是什么，而且更坏的是，他的科学探素精神也常常遭到打击。物理学家们指出，苏联人有一台八十三亿电子伏的粒子加速器（原子击破器），比美国的最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电子感应加速器还要好。美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主席，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约翰・卡普兰说，“在海洋学、气象学和上层空间物理学方面，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肯定不比我们落后。”
爱德华・特勒也讲话了。特勒虽然在大多数物理学家同行中仍然受到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