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的确代表着美国的未来。那里是中层管理人员公余燕居之所；那里是他们的妻子珍视的贝蒂・弗里丹所说的“女性的种秘”；也是在那里，这时的儿童，未来的“嬉皮士”和正派人混杂在公共游欢场跑来跑去。
四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大规模国内人口迁徙，曾在战后年代以稍缓的步调继续进行。整个五十年代，每年都有百万以上的农场主离开农场――到六十年代，战后移居的总数已达一千七百万人。与此同时，一度繁华的城市中心，却被遗弃了――成为穷人的聚居区和富人的经营点。其他的人纷纷避开，搬到市外去住。甚至象康涅狄格州的斯特拉特福那样在战前就已定居的郊区，乘车上班的人先是增加到两倍，后来又增加到三倍，而在新兴的城市，乘车上班的人几乎包括全部男性人口。现在除星期日外每天早晨，几十万白领的工作人员乘车或开车到曼哈顿去，傍晚回家。在五十年代末期，曼哈顿岛上市政厅以南地区，白天的人口超过一百万――而夜晚大约只有两千人。在那十年中，一百多万纽约人离开城区住到战后建立的四郊居民点。约翰・布鲁克斯曾写道，郊区“吸尽商业区的夜间人口，那里只剩下一些夜间看守和无业游民；那里成了一个半日城市，汽车和铁路汽班车开到时，全城像涨潮……为人群所淹没，入夜落潮时，人群又退走――基本上只剩下小偷、警察和老鼠活动。”
全美国各都市无不如此。在1958年以前十年间在定居区新建的一千三百万座新住宅中，大约有一千一百万座――百分之八十五――都建筑在城区以外。从农场和中心城市外流的人现在都聚居在对日作战胜利日那天根本不存在的城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都市因之失去了生气。过去，城市对年轻有为的人吸引力很大，现在，这已转移到城市外围新兴的居民区，转移到郊区弯弯的超级街区，两户合用花园楼房、红砖迷宫和精修草坪那里去了。这里居住着一代新人，摇曳音乐的一代，以及他们的侄甥辈，在这些新开发区【新开发区（development）现在指政府出资修建的住宅区。这里用它的原意，指一片新开发出来的空地。】流行着新的生活方式。
这里最显著的特点是强调社交能力。农村和小城镇的美国曾经是戴维・里斯曼所谓的“内向”男女的据点。指导这些人行为的基础――他们称之为陀螺仪――是早年由他们父母给培植起来的，其后从不动摇；“内向”的最典型例子就是即便在丛林中吃饭也要穿上礼服的英国人。现在，在郊区，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的人正逐渐获得优势：一种“他向的美国人。”这种人的动力，来自一种希望博得别人喜欢的无餍欲求。里斯曼把这比作探索别人感情脉冲的雷达，其反应是去适应社会人群的要求。在希伦戴尔和加登维尔之类的地方，对人的最高褒评是“适应能力强”。
这种特征在战后的美国并不新鲜。西康・马丁・利普塞特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他说：美国人由于没有经历过独裁制度，加之一向强调平等主义，所以一直是“他向”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一百多年前就己发现了支持这种论点的证据。他特别提到美国人虽然喜欢高谈个人主义，但他们的特殊才能――也是他们最大的潜在弱点的根源――却在于他们互相合作的作风。他预言，美国如果一旦失去了这种动力，就一定是通过牺牲各种美德而加强社会性的美德，从而建立一种多数的专政。他说，“在平等的时代不管人们为自己制定出什么样的政治法规，你都可以有把握地预见到，对舆论的信任会象宗教信仰一样，而以群众的大多数充当先知。”这种情况的危险性在于个人可能会“由于感到自己无足轻重和软弱无力而终于被压倒。”
这正是威廉・怀特等评论家相信自己在五十年代已看到出现在郊区的情况。他们认为，大力强调为集体所能接受的行为对个人起着抑制作用，这将阻挠天然领导人的成长而产生出新型的唯唯诺诺之徒。从某些方面看，这是不可避免的。全美各地的小企业日趋破产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受雇于公私官僚主义机构。1956年美国又越过了一个里程碑，就其本身来说，其重要性不亚于1890年停止圈占边区土地的决定。这年蓝领工作者（生产产品的人）的人数为白领工作者（属于中产阶级的教员、职员、店员等服务岗位）所超过，典型的工资收入者越来越多变成办事员，在为庞大的、非个人的实体而工作。在新开发的地区，有时似乎大家都受雇于一个庞大的浮动不定的合作集体。摇曳音乐的一代变成了技术人员的一代，工种可以互相调换。这一点他们自己是知道的――而且一般也乐意如此。
诚然，他们常常把生活说成是单调的折磨，但是他们表示的失望是一种虚假的失望。如果他们感到仿佛被关在监牢里，他们的这个监牢也是有史以来最舒适的监牢，而他们自己首先也会指出这一点。家长式的统治已经变成一种德政。美国广播公司给职工发公司特制的领带不过是其中浅显的一例。别的公司则更进一步。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建造了模范住宅；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设置了乡村俱乐部；雷诺兹烟草公司聘请了公司专职牧师；柯达公司和杜邦公司雇用了为职工服务的精神病医生。对那些全部工作日都在企业内部度过的中层行政管理人员来说，他们住家地区之实行有组织的原则，当然更是很自然的事了。
约翰・斯坦贝克在谈到这类新组织起来的人时写道：“在我看来，他们瞧着我时似乎也想在我身上找到一处地方可以投入一个钱币。”这种说法并不公平。有一些做法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帕克默希德区雇用穿制服的服务员修整草坪；德雷克塞尔清溪的一千二百二十三座花园公寓每年圣诞节举行的装饰比赛，各个庭园之间的竞赛花样翻新，使得费城每年有十万人驾车前去参观。新开发区的生活，在许多方面，比这里的居民在三十年代幼时经历的生活要好一些，而这并不只是由于现在大家都富裕了。现代企业使各种升迁的道路畅通，任何中层行政管理人员都有可能逐渐迁入韦斯切斯特、布尔谷或布卢姆菲尔德山区去。同样，这些新的郊区，除了黑人之外（他们出头的日子还没有到来），对任何人，不论出身经历如何，都是自由的，不分等级的，殷勤接待的。新住户会发现邻居都热心帮助他们安置，照看他们的小孩，在他们定居下来以前为他们备饭。甚至连威廉・怀特也承认，这些年轻的郊区居民“在态度友好和作风正派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他们有了自己的房子了，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满足了美国人响往已久的愿望。他们的集体观念在美国也有其历史渊源；当年的拓荒者就是慷慨好客的。这些新人之平易随便，不拘礼仪，近于过分的程度。运动衫和长及小腿的牛仔裤取代了硬领衫和长统丝袜。母亲一代做梦也不会想到不打扮就进城；而这女儿一代却带着满头卷发夹子就上街了。如果有人认为她们的头巾很象东欧农妇戴的三角包头巾，她们也不在乎。她关心的是邻居姑娘们的态度如何。她们都是这样的嘛，如果自己另搞一套，这些人会有意见的。
新区的儿童互相交换玩具和衣服，好象这些东西是集休财产似的，实际上也差不多真成了集体所有。小博比穿小了的童装，对门的小比利可以接下去穿。做母亲的在很久以后看到陌生的孩子穿着她很熟悉的衣服，并不是什么希罕事，自从送给别人以后，这衣服已经转手几次了。自行车和踏板车也换着用。大门不上锁；邻居不敲门就随便进去。室内的门也逐渐取消了。三十年代的那些笨重的沙发，厚实的地毯和屋内的隔墙不见了。母亲一代每天打扫而只有摆酒席时才使用的餐厅，已经代之以兼作起居室、饭斤和厨房的单一房间。这些郊区居民，即位在接待客人时，也很少有理由为失去那种餐厅盛到懊丧，因为入席围坐的晚餐已改为整锅端菜、任客自取的方式。有时是别扭些，但似乎谁也不介意。这种作法使女主人也能同大家共享游之乐。
男主人一般事先把酒对好，百分之七十五的住户都喝马丁尼鸡尾酒。儿童室里如果造起反来，他便赶快跑去加以镇压。郊区住的父亲们对孩子更关心了；家庭成了相互作伴共同消遣的场所。到1954年，美国做丈夫的大约有三分之二都帮着料理家务，在新区，比例还要高些。此外，使他们的父母不免感到惊讶的是，这里作父亲的年轻人还帮着洗碗、做饭和为婴儿换尿布呢。拉塞尔・莱因斯发牢骚说，年轻的妻子已开始把丈夫当作半佣工，或是当作什么最新式的工兵使用了；但对这些新式男人来说，下班回家时上超级市场去额外买点菜食，或者到自动洗衣店去洗脏衣服，或者推着婴儿车上街溜湾，却并不感到有失丈夫气概。他们相信这样做对自己好，对家庭也好。斯波克【本杰明・斯波克，1903年生，是美国小儿科医生，教育学家、著有关于抚养孩子的书籍多种。――译者】是新作父亲的人用以为手表对时的大座钟：既然斯波克赞成，这样做也就是对的。
在家人共进共出中居于先导地位的郊区母亲们，看来都很年轻，往往也确实很年轻。五十年代里，美国妇女结婚的年龄从二十二岁下降到二十岁乃至十几岁。中学时代结婚成了一种无可非议的现象。许多初中的儿童就有了固定的朋友。这时候，甚至更早，女孩子就已经开始考虑结婚的事；《纽约时报》在一则出售某种女童装的广告中说，“她也能对男人产生极大的诱惑。”
要在诱惑男人方面取得成功，自己就必须十分媚人――用怀利的话说，必须“够条件”，最理想的是“十分够条件”。为了达到这种幸福的境界，各种年龄的女人都毫不吝惜购买服装、化妆品，以及制造商声称能诱人强奸的奇妙香水。自从1939年以来，一般女人的身材都缩小了三，四号。她现在不量体购衣服，而是选中喜爱的衣服，然后节食减重，去适应这件衣服。“梅特里科尔”【一种节食减重的处方。――译者】一出笼就获得了如痴如狂的广大市场。同样受欢迎的还有“克莱罗”的一条新广告：“既然我只有一度人生，何不作一个金发美人？”，有些社会科学家和年纪较大，热心女权的人士，担心妇女的这种作法未免过早地抛弃自己得来不易的独立地位了，但是他们的呼声都被压了下去。《生活》杂志盛赞妇女回到家庭去的群众性运动。《时代》杂志配合封面画，刊登了一篇关于市郊己婚妇女的特稿，说她们“生活得很痛快……根本不相信自己会有什么不愉快的理由。”卡尔・德格勒写道，实际情况是“整个美国社会，包括妇女在内，对于男女平权思想全都避之唯恐不及。”
五十年代的后期，美国的出生率己接近印度。二十年之内，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孩子的美国母亲增加了一倍。这种增加在大学毕业的妇女中尤其惊人；她们不惜牺牲自己的事业，养育四个，五个、六个或更多的孩子。美国大学学生人口总数中妇女所占比例（百分之三十五）低于任何欧洲国家，也低于战前的美国大学（百分之四十）。注册入学的大学女生中几乎有三分之二等不到毕业就退学了，而男生却有一半以上读到毕业。不少女生离开学校去担任仆役工作来资助留在大学里的丈夫：这种作法被称为取得“Ph.T.”学位（使丈夫完成学业）【哲学博士学位简称“Ph.D.”此处戏改为“Ph.T.”实是“Putting HusbandThrough”（使丈夫完成学业）的缩写。――译者】。另一些女大学生退学是因为没有找到对象。各校教务处发现女大学生在第一学年或第二学年之末退学，是由于她们看到这里可挑选的对象已不多，想换个地方再试一试。
※※※
对那些暂住在莱维特镇、却无时不垂涎韦斯切斯特的雄心勃勃的中层行政管理人员来说，合适的配偶是和爽朗的笑声，朴实的领带一样重要的。大公司开办训练班，指导公司职员的妻子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幸福》杂志通过个别访问，发现这些妻子，特别是年轻的，都赞成这种安排。她们感到怕羞的妇女应该多参加集体活动，但比男人还精明的妇女，就应该学会少开口。当时有几部电影把她们的处境加以戏剧化，“办公厅”和“女人世界”就是其中的两部。影片的主题都讲的是某公司要找一个合适的人来担当某一重要职务，聪明的妻子如何能够帮助她的丈夫获得这一职位，那就是：她知道穿合适的衣裳，布置合适的室内装饰，选择合适的陪客，上司来吃饭的时候给他吃最中意的菜。
在大公司里个人是无声无嗅的，这使得依之为生的男男女女日益失去信心和独立性。他们自己生活没有根底也是其原因之一。经理部门看待被雇用人员不过是插在地图上的大头针，人事负责人可以漫不经心地任意把它移来移去。每次调动就意味着同老友告别，另到别的地方去寻求新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蒙哥马利・沃德公司一个工作人员和他的家属在婚后二十六年中一共调了二十八次。流动性日益增大已成为郊区生活的一个现实。据阿特拉斯长途搬运公司说，目前一般公司经理平均一
四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大规模国内人口迁徙，曾在战后年代以稍缓的步调继续进行。整个五十年代，每年都有百万以上的农场主离开农场――到六十年代，战后移居的总数已达一千七百万人。与此同时，一度繁华的城市中心，却被遗弃了――成为穷人的聚居区和富人的经营点。其他的人纷纷避开，搬到市外去住。甚至象康涅狄格州的斯特拉特福那样在战前就已定居的郊区，乘车上班的人先是增加到两倍，后来又增加到三倍，而在新兴的城市，乘车上班的人几乎包括全部男性人口。现在除星期日外每天早晨，几十万白领的工作人员乘车或开车到曼哈顿去，傍晚回家。在五十年代末期，曼哈顿岛上市政厅以南地区，白天的人口超过一百万――而夜晚大约只有两千人。在那十年中，一百多万纽约人离开城区住到战后建立的四郊居民点。约翰・布鲁克斯曾写道，郊区“吸尽商业区的夜间人口，那里只剩下一些夜间看守和无业游民；那里成了一个半日城市，汽车和铁路汽班车开到时，全城像涨潮……为人群所淹没，入夜落潮时，人群又退走――基本上只剩下小偷、警察和老鼠活动。”
全美国各都市无不如此。在1958年以前十年间在定居区新建的一千三百万座新住宅中，大约有一千一百万座――百分之八十五――都建筑在城区以外。从农场和中心城市外流的人现在都聚居在对日作战胜利日那天根本不存在的城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都市因之失去了生气。过去，城市对年轻有为的人吸引力很大，现在，这已转移到城市外围新兴的居民区，转移到郊区弯弯的超级街区，两户合用花园楼房、红砖迷宫和精修草坪那里去了。这里居住着一代新人，摇曳音乐的一代，以及他们的侄甥辈，在这些新开发区【新开发区（development）现在指政府出资修建的住宅区。这里用它的原意，指一片新开发出来的空地。】流行着新的生活方式。
这里最显著的特点是强调社交能力。农村和小城镇的美国曾经是戴维・里斯曼所谓的“内向”男女的据点。指导这些人行为的基础――他们称之为陀螺仪――是早年由他们父母给培植起来的，其后从不动摇；“内向”的最典型例子就是即便在丛林中吃饭也要穿上礼服的英国人。现在，在郊区，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的人正逐渐获得优势：一种“他向的美国人。”这种人的动力，来自一种希望博得别人喜欢的无餍欲求。里斯曼把这比作探索别人感情脉冲的雷达，其反应是去适应社会人群的要求。在希伦戴尔和加登维尔之类的地方，对人的最高褒评是“适应能力强”。
这种特征在战后的美国并不新鲜。西康・马丁・利普塞特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他说：美国人由于没有经历过独裁制度，加之一向强调平等主义，所以一直是“他向”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一百多年前就己发现了支持这种论点的证据。他特别提到美国人虽然喜欢高谈个人主义，但他们的特殊才能――也是他们最大的潜在弱点的根源――却在于他们互相合作的作风。他预言，美国如果一旦失去了这种动力，就一定是通过牺牲各种美德而加强社会性的美德，从而建立一种多数的专政。他说，“在平等的时代不管人们为自己制定出什么样的政治法规，你都可以有把握地预见到，对舆论的信任会象宗教信仰一样，而以群众的大多数充当先知。”这种情况的危险性在于个人可能会“由于感到自己无足轻重和软弱无力而终于被压倒。”
这正是威廉・怀特等评论家相信自己在五十年代已看到出现在郊区的情况。他们认为，大力强调为集体所能接受的行为对个人起着抑制作用，这将阻挠天然领导人的成长而产生出新型的唯唯诺诺之徒。从某些方面看，这是不可避免的。全美各地的小企业日趋破产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受雇于公私官僚主义机构。1956年美国又越过了一个里程碑，就其本身来说，其重要性不亚于1890年停止圈占边区土地的决定。这年蓝领工作者（生产产品的人）的人数为白领工作者（属于中产阶级的教员、职员、店员等服务岗位）所超过，典型的工资收入者越来越多变成办事员，在为庞大的、非个人的实体而工作。在新开发的地区，有时似乎大家都受雇于一个庞大的浮动不定的合作集体。摇曳音乐的一代变成了技术人员的一代，工种可以互相调换。这一点他们自己是知道的――而且一般也乐意如此。
诚然，他们常常把生活说成是单调的折磨，但是他们表示的失望是一种虚假的失望。如果他们感到仿佛被关在监牢里，他们的这个监牢也是有史以来最舒适的监牢，而他们自己首先也会指出这一点。家长式的统治已经变成一种德政。美国广播公司给职工发公司特制的领带不过是其中浅显的一例。别的公司则更进一步。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建造了模范住宅；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设置了乡村俱乐部；雷诺兹烟草公司聘请了公司专职牧师；柯达公司和杜邦公司雇用了为职工服务的精神病医生。对那些全部工作日都在企业内部度过的中层行政管理人员来说，他们住家地区之实行有组织的原则，当然更是很自然的事了。
约翰・斯坦贝克在谈到这类新组织起来的人时写道：“在我看来，他们瞧着我时似乎也想在我身上找到一处地方可以投入一个钱币。”这种说法并不公平。有一些做法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帕克默希德区雇用穿制服的服务员修整草坪；德雷克塞尔清溪的一千二百二十三座花园公寓每年圣诞节举行的装饰比赛，各个庭园之间的竞赛花样翻新，使得费城每年有十万人驾车前去参观。新开发区的生活，在许多方面，比这里的居民在三十年代幼时经历的生活要好一些，而这并不只是由于现在大家都富裕了。现代企业使各种升迁的道路畅通，任何中层行政管理人员都有可能逐渐迁入韦斯切斯特、布尔谷或布卢姆菲尔德山区去。同样，这些新的郊区，除了黑人之外（他们出头的日子还没有到来），对任何人，不论出身经历如何，都是自由的，不分等级的，殷勤接待的。新住户会发现邻居都热心帮助他们安置，照看他们的小孩，在他们定居下来以前为他们备饭。甚至连威廉・怀特也承认，这些年轻的郊区居民“在态度友好和作风正派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他们有了自己的房子了，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满足了美国人响往已久的愿望。他们的集体观念在美国也有其历史渊源；当年的拓荒者就是慷慨好客的。这些新人之平易随便，不拘礼仪，近于过分的程度。运动衫和长及小腿的牛仔裤取代了硬领衫和长统丝袜。母亲一代做梦也不会想到不打扮就进城；而这女儿一代却带着满头卷发夹子就上街了。如果有人认为她们的头巾很象东欧农妇戴的三角包头巾，她们也不在乎。她关心的是邻居姑娘们的态度如何。她们都是这样的嘛，如果自己另搞一套，这些人会有意见的。
新区的儿童互相交换玩具和衣服，好象这些东西是集休财产似的，实际上也差不多真成了集体所有。小博比穿小了的童装，对门的小比利可以接下去穿。做母亲的在很久以后看到陌生的孩子穿着她很熟悉的衣服，并不是什么希罕事，自从送给别人以后，这衣服已经转手几次了。自行车和踏板车也换着用。大门不上锁；邻居不敲门就随便进去。室内的门也逐渐取消了。三十年代的那些笨重的沙发，厚实的地毯和屋内的隔墙不见了。母亲一代每天打扫而只有摆酒席时才使用的餐厅，已经代之以兼作起居室、饭斤和厨房的单一房间。这些郊区居民，即位在接待客人时，也很少有理由为失去那种餐厅盛到懊丧，因为入席围坐的晚餐已改为整锅端菜、任客自取的方式。有时是别扭些，但似乎谁也不介意。这种作法使女主人也能同大家共享游之乐。
男主人一般事先把酒对好，百分之七十五的住户都喝马丁尼鸡尾酒。儿童室里如果造起反来，他便赶快跑去加以镇压。郊区住的父亲们对孩子更关心了；家庭成了相互作伴共同消遣的场所。到1954年，美国做丈夫的大约有三分之二都帮着料理家务，在新区，比例还要高些。此外，使他们的父母不免感到惊讶的是，这里作父亲的年轻人还帮着洗碗、做饭和为婴儿换尿布呢。拉塞尔・莱因斯发牢骚说，年轻的妻子已开始把丈夫当作半佣工，或是当作什么最新式的工兵使用了；但对这些新式男人来说，下班回家时上超级市场去额外买点菜食，或者到自动洗衣店去洗脏衣服，或者推着婴儿车上街溜湾，却并不感到有失丈夫气概。他们相信这样做对自己好，对家庭也好。斯波克【本杰明・斯波克，1903年生，是美国小儿科医生，教育学家、著有关于抚养孩子的书籍多种。――译者】是新作父亲的人用以为手表对时的大座钟：既然斯波克赞成，这样做也就是对的。
在家人共进共出中居于先导地位的郊区母亲们，看来都很年轻，往往也确实很年轻。五十年代里，美国妇女结婚的年龄从二十二岁下降到二十岁乃至十几岁。中学时代结婚成了一种无可非议的现象。许多初中的儿童就有了固定的朋友。这时候，甚至更早，女孩子就已经开始考虑结婚的事；《纽约时报》在一则出售某种女童装的广告中说，“她也能对男人产生极大的诱惑。”
要在诱惑男人方面取得成功，自己就必须十分媚人――用怀利的话说，必须“够条件”，最理想的是“十分够条件”。为了达到这种幸福的境界，各种年龄的女人都毫不吝惜购买服装、化妆品，以及制造商声称能诱人强奸的奇妙香水。自从1939年以来，一般女人的身材都缩小了三，四号。她现在不量体购衣服，而是选中喜爱的衣服，然后节食减重，去适应这件衣服。“梅特里科尔”【一种节食减重的处方。――译者】一出笼就获得了如痴如狂的广大市场。同样受欢迎的还有“克莱罗”的一条新广告：“既然我只有一度人生，何不作一个金发美人？”，有些社会科学家和年纪较大，热心女权的人士，担心妇女的这种作法未免过早地抛弃自己得来不易的独立地位了，但是他们的呼声都被压了下去。《生活》杂志盛赞妇女回到家庭去的群众性运动。《时代》杂志配合封面画，刊登了一篇关于市郊己婚妇女的特稿，说她们“生活得很痛快……根本不相信自己会有什么不愉快的理由。”卡尔・德格勒写道，实际情况是“整个美国社会，包括妇女在内，对于男女平权思想全都避之唯恐不及。”
五十年代的后期，美国的出生率己接近印度。二十年之内，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孩子的美国母亲增加了一倍。这种增加在大学毕业的妇女中尤其惊人；她们不惜牺牲自己的事业，养育四个，五个、六个或更多的孩子。美国大学学生人口总数中妇女所占比例（百分之三十五）低于任何欧洲国家，也低于战前的美国大学（百分之四十）。注册入学的大学女生中几乎有三分之二等不到毕业就退学了，而男生却有一半以上读到毕业。不少女生离开学校去担任仆役工作来资助留在大学里的丈夫：这种作法被称为取得“Ph.T.”学位（使丈夫完成学业）【哲学博士学位简称“Ph.D.”此处戏改为“Ph.T.”实是“Putting HusbandThrough”（使丈夫完成学业）的缩写。――译者】。另一些女大学生退学是因为没有找到对象。各校教务处发现女大学生在第一学年或第二学年之末退学，是由于她们看到这里可挑选的对象已不多，想换个地方再试一试。
※※※
对那些暂住在莱维特镇、却无时不垂涎韦斯切斯特的雄心勃勃的中层行政管理人员来说，合适的配偶是和爽朗的笑声，朴实的领带一样重要的。大公司开办训练班，指导公司职员的妻子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幸福》杂志通过个别访问，发现这些妻子，特别是年轻的，都赞成这种安排。她们感到怕羞的妇女应该多参加集体活动，但比男人还精明的妇女，就应该学会少开口。当时有几部电影把她们的处境加以戏剧化，“办公厅”和“女人世界”就是其中的两部。影片的主题都讲的是某公司要找一个合适的人来担当某一重要职务，聪明的妻子如何能够帮助她的丈夫获得这一职位，那就是：她知道穿合适的衣裳，布置合适的室内装饰，选择合适的陪客，上司来吃饭的时候给他吃最中意的菜。
在大公司里个人是无声无嗅的，这使得依之为生的男男女女日益失去信心和独立性。他们自己生活没有根底也是其原因之一。经理部门看待被雇用人员不过是插在地图上的大头针，人事负责人可以漫不经心地任意把它移来移去。每次调动就意味着同老友告别，另到别的地方去寻求新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蒙哥马利・沃德公司一个工作人员和他的家属在婚后二十六年中一共调了二十八次。流动性日益增大已成为郊区生活的一个现实。据阿特拉斯长途搬运公司说，目前一般公司经理平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