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的，这个估计有道理。原来，１２日凌晨，天色还未大亮，素来鸟语花香、清静幽雅的华清池院内，突然枪声大作，火光通明，“五间厅”前面枪弹飞进，玻璃窗被震得哗啦哗啦地响，有颗子弹还在一块玻璃上钻了个小洞呢！蒋介石的美梦被打破了，他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来不及穿衣戴帽，只穿了件单薄的睡衣，就丧魂落魄地跳窗外逃。因为当时前面枪声紧，又直奔后门，想从后门跑掉。可是后门有铁将军把守，出不去，只好由卫士扶着爬上华清池后面的院墙，准备跳墙逃走，不料蒋介石这下却吃了个大亏。原来，华清池的院墙多为依山修筑，常常是从院内看不高，有些地势高的地方，从里面爬墙，真可谓易如反掌，可是从外面看，就显得颇高了。那时，天还黑洞洞的，加之蒋氏年过半百，眼睛也不那么好使唤了，所以在慌乱中爬上墙头，以为外面也和里面高低差不多，想不到一跳竟坠入一个丈把深的乱石沟中，只听他象猛然挨了一闷棍似的“哎哟”一声惨叫，就再也爬不起来了。一卫士连忙过去拉他，好半天才把他扶起来，问他哪里摔伤了，他只唉声叹气，喘嘘了好一会，才龇牙裂嘴地指了指他的腰和脚，原来是脊椎骨和脚都跌伤了，鞋也只剩一只，再也跑不动了。卫士只好背着他，继续往后山上爬。后来眼看搜山的部队离他们越来越近了，而那卫士也背得实在吃力，所以就让他在西绣岭虎畔石旁一处很浅的洞穴内躲藏起来。
尚未找到蒋介石的情况，刘多荃（东北军一○五师师长）和白凤翔向张学良报告了，张在电话中下令扩大搜索面。因当时有些地方守卫宪兵还在顽抗，白令刘桂五迅速消灭残敌，孙铭九、王玉瓒等率部队搜出。但搜了好大一阵子，天也大亮了，却仍不见蒋的影子。士兵们继续搜查，终于把蒋的近侍、也是他的侄子蒋孝镇捉住了。当时卫队营的副连长张化东正好在跟前，看他那鬼鬼祟祟的样子，就拿枪对着他喝问：“委员长在哪里？快说：不说实话，就打死你！”蒋孝镇吓得脸色发白，索索发抖，嘴张了几张，却语不成声而止，但他那慌乱的眼神，却满怀狐疑，并不自觉地老朝不远的那个山坡上看，张化东知道那里一定有情况，说不定……急忙快步跑过去，并高声说：“里面有人吗？快出来！再不出来就开枪了！”有些士兵还故意“哗啦哗啦”地拉动着枪栓。身陷重围的蒋介石，看看四面楚歌，自己完全成了孤家寡人，再也无处可躲了，这才弓着腰，垂头丧气地扶着那块大石头慢慢钻了出来。那时，西北风正呼呼地刮着，加之又地处山野，就是穿着棉衣都还冷呢，可是只顾逃命的委员长此刻却只穿一件单薄的绛紫色的睡衣，白单裤，光着两只脚，他面容枯槁，两腮深陷，由于连惊带吓，再加天气寒冷，他早已冻得浑身发抖。
但是，当他发现抓他的不是共产党的游击队（最初他以为是从山里下来的游击队干的），而是东北军时，便又强硬起来：“我是领袖，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张化东（卫队营中一军官）向他说明是东北军，是奉命来请他进城，领导抗日的。这时，他却坐下来不走了，说：“我要见你们的长官。”张化东说：“我就是长官。”催他赶快下山，他仍不肯挪步。张化东急了，据他后来写的回忆临潼捉蒋的文章谈：“那时时间紧迫，哪能容他耍赖，所以我不由分说，命令两名战士架着他走，他还是赖着不走，我火了，踢了他两脚，这才把他死拖活拖，架下山来。”⒂
孙铭九对这个场面的回顾是：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将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陈思孝（有人说叫陈至孝，卫队营一个班长――引者）喊着：“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四面包围着拥挤在左右。发现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象有人在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
“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
“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
“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
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
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扶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⒃
商同昌（卫队二营代理营长），还特别谈了蒋孝先之死，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他说：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深夜，卫二营营长孙铭九从西安到十里铺向我说：“赶快集合部队，到临潼华清池扣蒋介石。”我立即集合了部队。但因为两辆大汽车夜间怕冻坏水箱，把水箱动水放掉了，这时没有天明，找不到水，部队上了车，不能开动，孙铭九营长带第七连先走了。我和司机找来水，装外水箱，带第八连后行。就在这个当儿，从西安方面来一辆小汽车，因为我们的大汽车和部队挡住了马路，停下了。我上前一看，上边坐着两个人（加司机共三个人）。我问：“你们是哪里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干什么？”中间一个人说：“我是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要紧事。这一位是蒋和昌（也是蒋介石侄儿，当时担任侍从室会计――编者注）。”即构出一张名片送给我。上边印着两个头衔――一行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卫长，一行是宪兵第三团团长。下面三个字是蒋孝先。我看了以后说：“对不起，蒋团长！我们也是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紧要事，车马上就开。”我同蒋孝先说话以后就把营政治指导员张××（忘了名字）找来，我告诉他说：“这车上坐的是蒋孝先，你带两个士兵坐在蒋的车上，别让他跑了，跟着我的车后边走，扣完蒋介石再处理他。”我又领着张指导员和两个手枪兵向蒋孝先说：“蒋团长，我们人多，车坐不下，叫三个人坐在你的车上。”这时，蒋孝先和蒋和昌面如土色，一声也没有吭。张指导员叫卫兵缴了他们的枪，以后就上了车。这时大汽车已上好水，我乘兵车先行，张指导员押着蒋孝先后边跟着走。
我到华清池时，孙铭九带着第七连王协一部已经冲进大门，正和蒋介石的卫士、宪兵交战，我即加入了扣蒋的战斗。战斗结束时，我问张指导员：“蒋孝先在哪里？”
张说：“你们加入战斗以后，因子弹乱飞，我们下汽车在山坡下隐蔽，蒋孝先突然拔脚逃跑，我把他抓了回来，看见刘（多荃）师长和另外几个人，我们问怎么办？他们说，把蒋孝先交给他们，我把蒋交给他们以后，他们就把他打死在小花园里了。⒄
这就是举世瞩目的临潼扣蒋的事实真相，所引资料，大抵皆为当事人的耳闻目睹，而在许多关键场合，他们又都是扣蒋的实际执行者，所以这些材料的可靠性比较高，应该说是如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的一些重要过节的。但也无可讳言，对此多年来人们看法并不一致，蒋介石本人的记述也有明显的倾向性，如在他的《西安半月记》中，他惊慌失措、东躲西藏的情况一点也看不见了，倒成了镇定自若、从容以对的英雄，据说在听到枪声后，他即知“此决非局部之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乱，遂决计仍回辕再作计较。乃只身疾行下山。”还有什么“今日之事，尔有武器，我有正气”等等。曾几何时，不是枪声一响，就吓得连衣服都顾不得穿，夺路奔逃，何来的“决计回辕”？不是一闻枪声，由于过于紧张，跳墙逃跑时摔伤了腰，是由卫士背着上的骊山吗？何来的“只身疾行下山”？由此，使我不由得想起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为“维护”“最高领袖”的尊严，并为蒋挽回点面子，曾把蒋介石后来离开西安的日子定为“民族复兴节”，蒋介石在骊山藏身的虎畔石，取名为“民族复兴石”，还在那附近修了个钢筋水泥结构的亭子，名曰“民族复兴亭”，又名“正气亭”。全国解放后，人们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把纪念亭的名字改为“捉蒋亭”，现在改为“兵谏亭”。同时，也很自然使我联想到当时南京当局所谓西安事变是“叛乱”、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说法，这都是颠倒是非的。蒋介石所说的“反动派”，实际是“革命派”，他的政治字典太陈旧了，要修改一下，将“反动派”改为“革命派”较为妥当。这是当年毛泽东同志说的。他谈得很好。我想，同样，对于所谓“正气”云云，也只能从反面去看，因其源盖出于蒋氏那过于陈旧的政治字典，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不过，我也仍然认为，这些还是留给历史学家去研究判断吧，我们还是继续讲我们的故事……
--------
① 刘多荃：《扣蒋前夕》，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６年１２月出版。
② 魏基智：《蒋介石在华清池》，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③ 杨中州：《西安事变》，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④⑤ 汪：《刘桂五扣蒋纪实》，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⑥⑦ 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见《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４月出版。
⑧ 张贤亮语，见《小说月报增刊》，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
⑨ 引自《西安晚报》登载的有关张学良轶事。
⑩⑾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编：《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⑿⒃ 孙铭九：《临潼扣蒋》，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⒀ 王玉瓒：《扣蒋回忆》，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⒁ 常国宾：《白凤翔临潼扣蒋》，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⒂ 张化东：《华清池捉蒋回忆》，载《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６月出版。
⒄ 商同昌：《扣蒋回忆》，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张学良传--西京之变
西京之变
现在，我们的目光从临潼转移过来，转到事变当天的另一条战线，即西安市和张、杨部队的整个防区。而其中象被扣后的蒋介石情况如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那些国民党军政大员是怎样被扣押的？还有据说在张、杨军队内部也有对事变有异议、甚至公开叛变的，这又是谁？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制止了没有等，也许更是人们密切注意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当中的激烈、复杂而又离奇的斗争，并不比临潼扣蒋逊色。
关于蒋氏被扣西安的情况，特别是他由惊恐到终于安定下来，并在停止内战和抗日问题上开始有所转变，然而又有不少保留等情节，过去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真正经得起推敲的专论、专著和详尽确凿的文史资料却并不多，比较起来，当年在新城大楼负责看管蒋介石的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的回忆文章倒还算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些真实的历史状况，而是任何歪曲、粉饰诸如《西安半月记》之类的文章所无法相比的。
宋文主要是写他所经历的西安事变，重在记实，所写全是实实在在的事，不夸大，不缩小，不随便添枝加叶，但却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是很难得的。他写道：
十二月十二日清晨八时三十分，我奉张、杨两将军命令，在新城大楼负责看管蒋介石。我带领部队刚将大楼东厢房作了严密检查，并把电线、电灯全部去掉后，孙铭九营长和唐君尧旅长也恰巧把蒋介石送到了。蒋因惊惶过度，不能步行，我和孙铭九只好共同搀扶着把他送到房里。
蒋介石面色苍白，赤脚着鹿皮底圆口便鞋，左右足踝处都有荆棘划伤的血痕。因翻墙跌伤，腰直不起来……
当时气候严寒，但蒋的面部尚有汗珠。他坐在椅子上，把右腿架在左膝上，不断出声长吁。我为了缓和他的神志，曾劝他镇静，但他俯首不答。我继续劝说，并给他水喝。在十分钟内，他一共喝了十多杯开水。我告诉他：“等一会儿，张副司令就来见你。”
九时三十分左右，张学良将军来了，同我
是的，这个估计有道理。原来，１２日凌晨，天色还未大亮，素来鸟语花香、清静幽雅的华清池院内，突然枪声大作，火光通明，“五间厅”前面枪弹飞进，玻璃窗被震得哗啦哗啦地响，有颗子弹还在一块玻璃上钻了个小洞呢！蒋介石的美梦被打破了，他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来不及穿衣戴帽，只穿了件单薄的睡衣，就丧魂落魄地跳窗外逃。因为当时前面枪声紧，又直奔后门，想从后门跑掉。可是后门有铁将军把守，出不去，只好由卫士扶着爬上华清池后面的院墙，准备跳墙逃走，不料蒋介石这下却吃了个大亏。原来，华清池的院墙多为依山修筑，常常是从院内看不高，有些地势高的地方，从里面爬墙，真可谓易如反掌，可是从外面看，就显得颇高了。那时，天还黑洞洞的，加之蒋氏年过半百，眼睛也不那么好使唤了，所以在慌乱中爬上墙头，以为外面也和里面高低差不多，想不到一跳竟坠入一个丈把深的乱石沟中，只听他象猛然挨了一闷棍似的“哎哟”一声惨叫，就再也爬不起来了。一卫士连忙过去拉他，好半天才把他扶起来，问他哪里摔伤了，他只唉声叹气，喘嘘了好一会，才龇牙裂嘴地指了指他的腰和脚，原来是脊椎骨和脚都跌伤了，鞋也只剩一只，再也跑不动了。卫士只好背着他，继续往后山上爬。后来眼看搜山的部队离他们越来越近了，而那卫士也背得实在吃力，所以就让他在西绣岭虎畔石旁一处很浅的洞穴内躲藏起来。
尚未找到蒋介石的情况，刘多荃（东北军一○五师师长）和白凤翔向张学良报告了，张在电话中下令扩大搜索面。因当时有些地方守卫宪兵还在顽抗，白令刘桂五迅速消灭残敌，孙铭九、王玉瓒等率部队搜出。但搜了好大一阵子，天也大亮了，却仍不见蒋的影子。士兵们继续搜查，终于把蒋的近侍、也是他的侄子蒋孝镇捉住了。当时卫队营的副连长张化东正好在跟前，看他那鬼鬼祟祟的样子，就拿枪对着他喝问：“委员长在哪里？快说：不说实话，就打死你！”蒋孝镇吓得脸色发白，索索发抖，嘴张了几张，却语不成声而止，但他那慌乱的眼神，却满怀狐疑，并不自觉地老朝不远的那个山坡上看，张化东知道那里一定有情况，说不定……急忙快步跑过去，并高声说：“里面有人吗？快出来！再不出来就开枪了！”有些士兵还故意“哗啦哗啦”地拉动着枪栓。身陷重围的蒋介石，看看四面楚歌，自己完全成了孤家寡人，再也无处可躲了，这才弓着腰，垂头丧气地扶着那块大石头慢慢钻了出来。那时，西北风正呼呼地刮着，加之又地处山野，就是穿着棉衣都还冷呢，可是只顾逃命的委员长此刻却只穿一件单薄的绛紫色的睡衣，白单裤，光着两只脚，他面容枯槁，两腮深陷，由于连惊带吓，再加天气寒冷，他早已冻得浑身发抖。
但是，当他发现抓他的不是共产党的游击队（最初他以为是从山里下来的游击队干的），而是东北军时，便又强硬起来：“我是领袖，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张化东（卫队营中一军官）向他说明是东北军，是奉命来请他进城，领导抗日的。这时，他却坐下来不走了，说：“我要见你们的长官。”张化东说：“我就是长官。”催他赶快下山，他仍不肯挪步。张化东急了，据他后来写的回忆临潼捉蒋的文章谈：“那时时间紧迫，哪能容他耍赖，所以我不由分说，命令两名战士架着他走，他还是赖着不走，我火了，踢了他两脚，这才把他死拖活拖，架下山来。”⒂
孙铭九对这个场面的回顾是：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将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陈思孝（有人说叫陈至孝，卫队营一个班长――引者）喊着：“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四面包围着拥挤在左右。发现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象有人在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
“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
“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
“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
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
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扶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⒃
商同昌（卫队二营代理营长），还特别谈了蒋孝先之死，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他说：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深夜，卫二营营长孙铭九从西安到十里铺向我说：“赶快集合部队，到临潼华清池扣蒋介石。”我立即集合了部队。但因为两辆大汽车夜间怕冻坏水箱，把水箱动水放掉了，这时没有天明，找不到水，部队上了车，不能开动，孙铭九营长带第七连先走了。我和司机找来水，装外水箱，带第八连后行。就在这个当儿，从西安方面来一辆小汽车，因为我们的大汽车和部队挡住了马路，停下了。我上前一看，上边坐着两个人（加司机共三个人）。我问：“你们是哪里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干什么？”中间一个人说：“我是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要紧事。这一位是蒋和昌（也是蒋介石侄儿，当时担任侍从室会计――编者注）。”即构出一张名片送给我。上边印着两个头衔――一行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卫长，一行是宪兵第三团团长。下面三个字是蒋孝先。我看了以后说：“对不起，蒋团长！我们也是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紧要事，车马上就开。”我同蒋孝先说话以后就把营政治指导员张××（忘了名字）找来，我告诉他说：“这车上坐的是蒋孝先，你带两个士兵坐在蒋的车上，别让他跑了，跟着我的车后边走，扣完蒋介石再处理他。”我又领着张指导员和两个手枪兵向蒋孝先说：“蒋团长，我们人多，车坐不下，叫三个人坐在你的车上。”这时，蒋孝先和蒋和昌面如土色，一声也没有吭。张指导员叫卫兵缴了他们的枪，以后就上了车。这时大汽车已上好水，我乘兵车先行，张指导员押着蒋孝先后边跟着走。
我到华清池时，孙铭九带着第七连王协一部已经冲进大门，正和蒋介石的卫士、宪兵交战，我即加入了扣蒋的战斗。战斗结束时，我问张指导员：“蒋孝先在哪里？”
张说：“你们加入战斗以后，因子弹乱飞，我们下汽车在山坡下隐蔽，蒋孝先突然拔脚逃跑，我把他抓了回来，看见刘（多荃）师长和另外几个人，我们问怎么办？他们说，把蒋孝先交给他们，我把蒋交给他们以后，他们就把他打死在小花园里了。⒄
这就是举世瞩目的临潼扣蒋的事实真相，所引资料，大抵皆为当事人的耳闻目睹，而在许多关键场合，他们又都是扣蒋的实际执行者，所以这些材料的可靠性比较高，应该说是如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的一些重要过节的。但也无可讳言，对此多年来人们看法并不一致，蒋介石本人的记述也有明显的倾向性，如在他的《西安半月记》中，他惊慌失措、东躲西藏的情况一点也看不见了，倒成了镇定自若、从容以对的英雄，据说在听到枪声后，他即知“此决非局部之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乱，遂决计仍回辕再作计较。乃只身疾行下山。”还有什么“今日之事，尔有武器，我有正气”等等。曾几何时，不是枪声一响，就吓得连衣服都顾不得穿，夺路奔逃，何来的“决计回辕”？不是一闻枪声，由于过于紧张，跳墙逃跑时摔伤了腰，是由卫士背着上的骊山吗？何来的“只身疾行下山”？由此，使我不由得想起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为“维护”“最高领袖”的尊严，并为蒋挽回点面子，曾把蒋介石后来离开西安的日子定为“民族复兴节”，蒋介石在骊山藏身的虎畔石，取名为“民族复兴石”，还在那附近修了个钢筋水泥结构的亭子，名曰“民族复兴亭”，又名“正气亭”。全国解放后，人们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把纪念亭的名字改为“捉蒋亭”，现在改为“兵谏亭”。同时，也很自然使我联想到当时南京当局所谓西安事变是“叛乱”、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说法，这都是颠倒是非的。蒋介石所说的“反动派”，实际是“革命派”，他的政治字典太陈旧了，要修改一下，将“反动派”改为“革命派”较为妥当。这是当年毛泽东同志说的。他谈得很好。我想，同样，对于所谓“正气”云云，也只能从反面去看，因其源盖出于蒋氏那过于陈旧的政治字典，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不过，我也仍然认为，这些还是留给历史学家去研究判断吧，我们还是继续讲我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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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多荃：《扣蒋前夕》，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６年１２月出版。
② 魏基智：《蒋介石在华清池》，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③ 杨中州：《西安事变》，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④⑤ 汪：《刘桂五扣蒋纪实》，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⑥⑦ 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见《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４月出版。
⑧ 张贤亮语，见《小说月报增刊》，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
⑨ 引自《西安晚报》登载的有关张学良轶事。
⑩⑾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编：《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⑿⒃ 孙铭九：《临潼扣蒋》，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⒀ 王玉瓒：《扣蒋回忆》，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⒁ 常国宾：《白凤翔临潼扣蒋》，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⒂ 张化东：《华清池捉蒋回忆》，载《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６月出版。
⒄ 商同昌：《扣蒋回忆》，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张学良传--西京之变
西京之变
现在，我们的目光从临潼转移过来，转到事变当天的另一条战线，即西安市和张、杨部队的整个防区。而其中象被扣后的蒋介石情况如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那些国民党军政大员是怎样被扣押的？还有据说在张、杨军队内部也有对事变有异议、甚至公开叛变的，这又是谁？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制止了没有等，也许更是人们密切注意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当中的激烈、复杂而又离奇的斗争，并不比临潼扣蒋逊色。
关于蒋氏被扣西安的情况，特别是他由惊恐到终于安定下来，并在停止内战和抗日问题上开始有所转变，然而又有不少保留等情节，过去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真正经得起推敲的专论、专著和详尽确凿的文史资料却并不多，比较起来，当年在新城大楼负责看管蒋介石的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的回忆文章倒还算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些真实的历史状况，而是任何歪曲、粉饰诸如《西安半月记》之类的文章所无法相比的。
宋文主要是写他所经历的西安事变，重在记实，所写全是实实在在的事，不夸大，不缩小，不随便添枝加叶，但却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是很难得的。他写道：
十二月十二日清晨八时三十分，我奉张、杨两将军命令，在新城大楼负责看管蒋介石。我带领部队刚将大楼东厢房作了严密检查，并把电线、电灯全部去掉后，孙铭九营长和唐君尧旅长也恰巧把蒋介石送到了。蒋因惊惶过度，不能步行，我和孙铭九只好共同搀扶着把他送到房里。
蒋介石面色苍白，赤脚着鹿皮底圆口便鞋，左右足踝处都有荆棘划伤的血痕。因翻墙跌伤，腰直不起来……
当时气候严寒，但蒋的面部尚有汗珠。他坐在椅子上，把右腿架在左膝上，不断出声长吁。我为了缓和他的神志，曾劝他镇静，但他俯首不答。我继续劝说，并给他水喝。在十分钟内，他一共喝了十多杯开水。我告诉他：“等一会儿，张副司令就来见你。”
九时三十分左右，张学良将军来了，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