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注意，不要伤害委员长。”⑤
上面讲的，是作者根据当时刘桂五所谈情况写的，应该说是比较可靠的。当然，也有些说法讲的与此不完全相同。如有的谈到刘桂五十二月十日是由张学良亲自带领着去见蒋的，张对蒋说，刘是我部下的一个团长，他是热河人，有爱国心，一心想要抗日，我说服不了他，请委员长直接教训教训。经蒋回意，张即把刘带进蒋住室，令刘认清蒋的面貌，将来包围时如蒋逃走好便于捕获。⑥还谈到，在派兵捉蒋之前的那次见蒋，是有些冒险的，“后来刘桂五到马占山东北挺进军时，亲自对我讲：副司令（指张）胆子真大，他把我介绍给蒋后就出去了，到别的屋里和那些侍从们闲谈。如果我当时向蒋告密，这件大事不就全完了吗？”⑦是的，象许多传奇人物一样，张学良胆子大，敢作敢为，这一点刘桂五没有说错。其实，这不正是他的长处吗？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必须苦干，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光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还不够，还要敢干，要有些想象力，“艺术家最重要的素质是勇敢。
你如果带着顾虑从事艺术，那是不行的，你去当小公务员好了。”⑧这里所强调的不正是那种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和胆略吗？不难想象，假如张学良是个逆来顺受、明哲保身和胆小怕事的人，他能会冒这样大的风险、去发动这场震惊中外的伟大事变吗？
是的，他有时重然诺，讲义气，易于动感情，甚至存在着轻信和处理问题比较简单等弱点，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还是胆大心细而又非常机敏的。报载：１９３４年张学良任武汉行辕主任时，鄂西一带土匪为患，东北军一支部队前往剿匪。有一次，他们消灭了一股土匪，并将匪首也活捉了，部队写了公文呈报张学良，准备将匪首处决。呈文是无可挑剔的，可是，天下竟有这般巧事，别看此人多行不义，恶贯满盈，名字却还讲究，他也叫张学良，跟少帅同名同姓，一字不差！张学良看罢呈文，似有不悦，但他略一沉吟，立刻在“匪首张学良”的“良”字的旁边加了一个“犭”字旁，使其名字成为“张学狼”⑨这改得多妙呀，而以眼前他引刘桂五见蒋这事来说，也是很大胆的，而他故意回避，让蒋与刘单独交谈，这固然是出于他对部下的信任，从另方面来看，他用合法手段，让自己的部下进入戒备森严的华清池，对暴戾、多疑的蒋介石作一次最后的“火力侦察”，不也是一种出其不意的奇袭和别出心裁的安排吗？还有，也就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前夕，在１２月１１日晚上，他和杨虎城还特地在新城大楼宴请随蒋来西安的军政大员，尽量稳住他们，不也说明他很有心计吗？当然，那时蒋介石对他也抓得很紧，１２月１１日这天，从白天到晚上，蒋介石在华清池一直在开军事会议，会后又会餐。杨虎城因为要宴请来陕的各方大员，未参加。但张学良是一直呆在蒋身边的。所以当晚新城大楼的宴会他迟到了。他一面向宾客表示歉意，一面频频举杯敬酒，谈笑风生，若无其事。那些聚集西安的军政大员，也都开怀畅饮，一个个都喝得醉眼朦胧，已有些飘飘然了。这些志大才疏、养尊处优的达官显贵，同样是一些主观唯心论者，当然不会想到这是定心丸、鸿门宴，不会想到西安已处于暴风雨的前夕。
“昨为座上客，今作阶下囚”，这对他们来说，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既然紧跟蒋介石，不事抗日，专搞剿共，逆历史潮流而动，历史跟他们开个小小的玩笑，把他们警告一下，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且不谈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就从他们本身来说，这场“虚惊”也并没有什么坏处。至于个别人企图逃跑，误中流弹而丧生，那是咎由自取，另当别论。
新城大楼的宴会结束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张学良、杨虎城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后，便匆匆返回各自公馆，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即将采取的重要军事行动：
张学良回公馆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宣布十二日凌晨举行兵谏。部署停当以后，又召集东北军在西安的高级将领和幕僚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五十七军军长缪流、一○五师师长刘多荃、总参议鲍文樾、西北“剿总”秘书长吴家象、办公厅主任洪钫、第四处处长卢广绩、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和营长孙铭九（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临时未找到）等人宣布兵谏决定。他对大家说：“我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了不抵抗的骂名，为全国人民所不谅解，这几年的闷气，我们实在受够了。究竟是谁不抵抗？‘九・一八’时，就是委员长来电报不准我们抵抗。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不抵抗是根本错误的。十月间在西安，十一月在洛阳，最近在临潼，我多次向委员长痛切陈词，反复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领导全国抗战；只有先抗日，然后才能统一，不能先安内而后攘外；
只要抗日，共产党和红军的问题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这些请求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并且受到他声色俱厉的斥责。现在他硬逼着我们去打内战，不服从他的命令就要把我们调离西北而后消灭掉。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已经和杨主任商定，明晨六时临潼、西安同时行动，用强制手段请委员长到西安城里，逼他抗日。我的指挥部设在新城，与杨主任共同指挥。”接着宣布了具体行动的安排。张学良讲完后，大家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只有于学忠问：“抓到以后，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回答说：“局面如何收拾，要看委员长怎么办了，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⑩
话虽这么说，将领们心里仍不是很踏实，如缪流就提出：
“副司令是否决定把这事进行到底？”
“是的，我是不干则已，要干起来当然就不会半途而废，是一定要干到底，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张学良语气肯定、同时也是满怀信心地说。当然，对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风险，他也并不隐讳，并坦率地承认：“我们是逼上梁山，不得不对他先礼而后兵的。至于更详细的计划还没有，我们第一步是拥蒋抗日，第二、第三步还得走着瞧，要见机行事。”
那天深夜，张学良对整个临潼方面的军事行动作了统一部署后，又特地命令孙铭九和王玉瓒配合白凤翔，刘桂五等前往临潼捉蒋。
杨虎城当晚的军事行动同样是有条不紊的：
杨虎城当晚也召集十七路军在西安的主要将领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警备第二旅旅长孔从周等举行紧急会议。杨虎城宣布了兵谏计划，并说：“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这次到西安来，表面上是要打共产党，实际是想一箭双雕，也要消灭十七路军和东北军。
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必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因此，我已经和张副司令共同决定采取行动，扣留蒋介石，逼他抗日。”大家都表示同意。随即按计划分头部署，待命行动。此外，还决定成立戒严司令部，孙蔚如任戒严司令；赶寿山兼公安局长；孙蔚如并负责拟定十七路军所属各部队的布防及向西安集结的计划；命令驻大荔的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迅速袭占潼关；警备第三旅袭占咸阳，解除中央军万耀煌部两个团的武装。⑾
张、杨两将军分别向部属下达了兵谏命令后，即各率部分高级将领汇集于新城大楼兵谏总指挥部，商定由黎天才、卢广绩、高崇民、王菊人、应德田、洪钫等组成临时秘书处，负责起草此次兵谏的通电。
１２月１２日凌晨２时左右，风寒天冷，大地一片昏黑，古城西安亦正在沉睡中。奉命直接担负扣蒋任务的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王玉瓒等分乘汽车、摩托车，急匆匆向临潼进发了。
有关当事人孙铭九对事变当天黎明扣蒋经过的记载是：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二时整，我和白凤翔、刘桂五一同登车，沿着去临潼的道路上急驰而去。
两点半钟之前，我们到达卫队营派出队伍的宿营地（即西安东郊灞桥附近的十里铺，卫队营的两个连是十一日上午在此地一所小学集结待命的。他们只知道有紧急任务，但究竟到哪里去，干什么，却并不清楚――引者），这时商亚东和王协一已将全队集合完毕，整装待发。
我与商、王说明情况后，即对官兵讲话，说明了任务。
在当时，我对政治是无深刻认识的，在理论上讲不出什么，只认为卫队营的官兵都是也应该是忠实于张学良的，因此我便从这个角度上进行了简短的动员：“今天我们到华清池去，是为了救副司令。委员长不抗日，也不叫我们东北军抗日，我们副司令向他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把我们副司令扣押起来。我们今天去华清池，是要把委员长扣起来，逼他抗日，营救我们的副司令出险。保护副司令的安全是我们卫队营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一定要扣押住委员长！但要注意，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当时群情激愤异常。
向战士动员之后，我请示白凤翔怎样行动，白叫我领卫队营先冲进去，他们随后跟进……⑿
王玉瓒主要讲了张学良如何向他布置扣蒋任务和他怎样在临潼打响第一枪的情况：
十一日下午四点多钟，张副司令在华清池同蒋介石谈完话出来，走到头道门时，我正在那里值勤。他对我说：“王营长，跟我回城里一趟”“是！”我立即回答。说完，他上汽车走了。我随后乘三轮摩托跟去。我跟到金家巷一号门外下车，走进院中就停下来。他看我没跟上来，就说：“来！”我这才跟着他走进客厅。
我光顾跟他走，竟忘记了带门。他对我说：“关上门。”
我关门后，立正站在那里。屋内就我们两人。他上下打量我一下，目光严峻，态度镇静地对我说：“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我立即坚定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蒋的侍卫二三十人，池外宪兵也不过数十人，我以步、骑两连三百多人的兵力包围之，保证扣来。”他满意地瞧了瞧我，并以深沉的口气说：
“明天，你死我死都说不定，要有思想准备，要作好行动部署。你和孙铭九要互相协助，作好这件事……”
翌晨――１２日早２时许，我乘摩托先到十里铺，叫醒骑兵连邵连长，传达了扣蒋命令……有人问：“我排有一班与宪兵住里外屋，怎么办？”我说：“先下他们的枪，然后派人看守，不许他们出屋。”
在华清池西侧的禹王庙住着一些宪兵，我令（一连――引者）王连长派人收缴他们的枪支。与此同时，我率领马体玉等人进入头道门（头道门的哨兵是马体玉排的战士）。在门外的战士就哗啦哗啦地装子弹。我怕院内有人发觉，就小声对马排长说：“别让他们先上子弹，听我枪响，再动作也赶趟。”
此时，约在凌晨四时许。临潼大地，风寒天冷，一片寂静。我朝二道门那边看，只见一个蒋的步哨来回走动。我举起手枪，连打三枪，命令我营战士开始进攻，并有意通知从灞桥镇前进的卫队第二营官兵迅速前进。于是，我由一位保卫蒋介石安全的营长变成一名扣蒋的先行官了。当我率王世民、马体玉等多人冲进二道门时，蒋的侍卫长跑出房门，连喊带问：“什么事？什么事？”我们哪里理他，几枪把他们击倒在地。顿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蒋之侍卫惊醒后，凭借门窗拼命抵抗。我营战士奋勇进攻。这时孙铭九带领卫队第二营官兵五十余人也已到来，加入了战斗。
这时各种枪声和手榴弹响彻骊山，我和王世民连长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过荷花池，绕道贵妃池，跃到五间厅门前平台上。一见蒋住的三号厅门半开着，我们就飞步闯进卧室。发现床上无人，被子掀着，伏看床底下也没人。但衣帽，假牙、黑斗篷大衣俱在，而人去室空……⒀
蒋介石在华清池的住室――一座宫殿式的五开间的古建筑物“五间厅”，并非等闲之地，这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为逃到西安避难的慈禧太后建造的御汤，因为它是蒋氏下榻之处，所以成为这次攻取的主要目标。经过黎明前的激战，这个严密警戒的“堡垒”倒是被攻占了，可是受到张学良重托，白、刘、王、孙等一批军官也立下军令状定要生擒活捉的那个人，却无影无踪了。
王玉瓒所碰到的“人去室空”的情景，其他几位同样负有扣蒋使命的人，也都碰到了。其时，白凤翔在院中看见钱大钧，“钱已负伤，拉住白师长的手问：“瑞麟（白的字），是怎么回事？”白说：“西门已让共军占了，张副司令派我来保护委员长进城，委员长哪里去了？”钱说：“夜间我还和委员长在一起吃点心，以后就不知道了。”⒁其实，有的不是还摸了摸他的被窝亦尚有余温吗？可见是仓惶出逃，而且离开的时间并不长。这样，人们当然不禁要问：蒋介石藏到哪里去了？难道他真的会象某些神话小说所讲的施展了什么魔法，居然冲出重围，远走高飞了吗？
不，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是悄悄乘汽车，从包围圈的缝隙里溜掉了？这种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后来检查了一下华清池的汽车，却是一辆也不少。论时间（距离开枪的时间），他跑不远；按体力，他跑不动；论地形，可能就在附近
上面讲的，是作者根据当时刘桂五所谈情况写的，应该说是比较可靠的。当然，也有些说法讲的与此不完全相同。如有的谈到刘桂五十二月十日是由张学良亲自带领着去见蒋的，张对蒋说，刘是我部下的一个团长，他是热河人，有爱国心，一心想要抗日，我说服不了他，请委员长直接教训教训。经蒋回意，张即把刘带进蒋住室，令刘认清蒋的面貌，将来包围时如蒋逃走好便于捕获。⑥还谈到，在派兵捉蒋之前的那次见蒋，是有些冒险的，“后来刘桂五到马占山东北挺进军时，亲自对我讲：副司令（指张）胆子真大，他把我介绍给蒋后就出去了，到别的屋里和那些侍从们闲谈。如果我当时向蒋告密，这件大事不就全完了吗？”⑦是的，象许多传奇人物一样，张学良胆子大，敢作敢为，这一点刘桂五没有说错。其实，这不正是他的长处吗？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必须苦干，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光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还不够，还要敢干，要有些想象力，“艺术家最重要的素质是勇敢。
你如果带着顾虑从事艺术，那是不行的，你去当小公务员好了。”⑧这里所强调的不正是那种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和胆略吗？不难想象，假如张学良是个逆来顺受、明哲保身和胆小怕事的人，他能会冒这样大的风险、去发动这场震惊中外的伟大事变吗？
是的，他有时重然诺，讲义气，易于动感情，甚至存在着轻信和处理问题比较简单等弱点，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还是胆大心细而又非常机敏的。报载：１９３４年张学良任武汉行辕主任时，鄂西一带土匪为患，东北军一支部队前往剿匪。有一次，他们消灭了一股土匪，并将匪首也活捉了，部队写了公文呈报张学良，准备将匪首处决。呈文是无可挑剔的，可是，天下竟有这般巧事，别看此人多行不义，恶贯满盈，名字却还讲究，他也叫张学良，跟少帅同名同姓，一字不差！张学良看罢呈文，似有不悦，但他略一沉吟，立刻在“匪首张学良”的“良”字的旁边加了一个“犭”字旁，使其名字成为“张学狼”⑨这改得多妙呀，而以眼前他引刘桂五见蒋这事来说，也是很大胆的，而他故意回避，让蒋与刘单独交谈，这固然是出于他对部下的信任，从另方面来看，他用合法手段，让自己的部下进入戒备森严的华清池，对暴戾、多疑的蒋介石作一次最后的“火力侦察”，不也是一种出其不意的奇袭和别出心裁的安排吗？还有，也就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前夕，在１２月１１日晚上，他和杨虎城还特地在新城大楼宴请随蒋来西安的军政大员，尽量稳住他们，不也说明他很有心计吗？当然，那时蒋介石对他也抓得很紧，１２月１１日这天，从白天到晚上，蒋介石在华清池一直在开军事会议，会后又会餐。杨虎城因为要宴请来陕的各方大员，未参加。但张学良是一直呆在蒋身边的。所以当晚新城大楼的宴会他迟到了。他一面向宾客表示歉意，一面频频举杯敬酒，谈笑风生，若无其事。那些聚集西安的军政大员，也都开怀畅饮，一个个都喝得醉眼朦胧，已有些飘飘然了。这些志大才疏、养尊处优的达官显贵，同样是一些主观唯心论者，当然不会想到这是定心丸、鸿门宴，不会想到西安已处于暴风雨的前夕。
“昨为座上客，今作阶下囚”，这对他们来说，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既然紧跟蒋介石，不事抗日，专搞剿共，逆历史潮流而动，历史跟他们开个小小的玩笑，把他们警告一下，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且不谈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就从他们本身来说，这场“虚惊”也并没有什么坏处。至于个别人企图逃跑，误中流弹而丧生，那是咎由自取，另当别论。
新城大楼的宴会结束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张学良、杨虎城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后，便匆匆返回各自公馆，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即将采取的重要军事行动：
张学良回公馆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宣布十二日凌晨举行兵谏。部署停当以后，又召集东北军在西安的高级将领和幕僚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五十七军军长缪流、一○五师师长刘多荃、总参议鲍文樾、西北“剿总”秘书长吴家象、办公厅主任洪钫、第四处处长卢广绩、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和营长孙铭九（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临时未找到）等人宣布兵谏决定。他对大家说：“我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了不抵抗的骂名，为全国人民所不谅解，这几年的闷气，我们实在受够了。究竟是谁不抵抗？‘九・一八’时，就是委员长来电报不准我们抵抗。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不抵抗是根本错误的。十月间在西安，十一月在洛阳，最近在临潼，我多次向委员长痛切陈词，反复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领导全国抗战；只有先抗日，然后才能统一，不能先安内而后攘外；
只要抗日，共产党和红军的问题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这些请求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并且受到他声色俱厉的斥责。现在他硬逼着我们去打内战，不服从他的命令就要把我们调离西北而后消灭掉。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已经和杨主任商定，明晨六时临潼、西安同时行动，用强制手段请委员长到西安城里，逼他抗日。我的指挥部设在新城，与杨主任共同指挥。”接着宣布了具体行动的安排。张学良讲完后，大家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只有于学忠问：“抓到以后，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回答说：“局面如何收拾，要看委员长怎么办了，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⑩
话虽这么说，将领们心里仍不是很踏实，如缪流就提出：
“副司令是否决定把这事进行到底？”
“是的，我是不干则已，要干起来当然就不会半途而废，是一定要干到底，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张学良语气肯定、同时也是满怀信心地说。当然，对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风险，他也并不隐讳，并坦率地承认：“我们是逼上梁山，不得不对他先礼而后兵的。至于更详细的计划还没有，我们第一步是拥蒋抗日，第二、第三步还得走着瞧，要见机行事。”
那天深夜，张学良对整个临潼方面的军事行动作了统一部署后，又特地命令孙铭九和王玉瓒配合白凤翔，刘桂五等前往临潼捉蒋。
杨虎城当晚的军事行动同样是有条不紊的：
杨虎城当晚也召集十七路军在西安的主要将领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警备第二旅旅长孔从周等举行紧急会议。杨虎城宣布了兵谏计划，并说：“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这次到西安来，表面上是要打共产党，实际是想一箭双雕，也要消灭十七路军和东北军。
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必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因此，我已经和张副司令共同决定采取行动，扣留蒋介石，逼他抗日。”大家都表示同意。随即按计划分头部署，待命行动。此外，还决定成立戒严司令部，孙蔚如任戒严司令；赶寿山兼公安局长；孙蔚如并负责拟定十七路军所属各部队的布防及向西安集结的计划；命令驻大荔的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迅速袭占潼关；警备第三旅袭占咸阳，解除中央军万耀煌部两个团的武装。⑾
张、杨两将军分别向部属下达了兵谏命令后，即各率部分高级将领汇集于新城大楼兵谏总指挥部，商定由黎天才、卢广绩、高崇民、王菊人、应德田、洪钫等组成临时秘书处，负责起草此次兵谏的通电。
１２月１２日凌晨２时左右，风寒天冷，大地一片昏黑，古城西安亦正在沉睡中。奉命直接担负扣蒋任务的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王玉瓒等分乘汽车、摩托车，急匆匆向临潼进发了。
有关当事人孙铭九对事变当天黎明扣蒋经过的记载是：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二时整，我和白凤翔、刘桂五一同登车，沿着去临潼的道路上急驰而去。
两点半钟之前，我们到达卫队营派出队伍的宿营地（即西安东郊灞桥附近的十里铺，卫队营的两个连是十一日上午在此地一所小学集结待命的。他们只知道有紧急任务，但究竟到哪里去，干什么，却并不清楚――引者），这时商亚东和王协一已将全队集合完毕，整装待发。
我与商、王说明情况后，即对官兵讲话，说明了任务。
在当时，我对政治是无深刻认识的，在理论上讲不出什么，只认为卫队营的官兵都是也应该是忠实于张学良的，因此我便从这个角度上进行了简短的动员：“今天我们到华清池去，是为了救副司令。委员长不抗日，也不叫我们东北军抗日，我们副司令向他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把我们副司令扣押起来。我们今天去华清池，是要把委员长扣起来，逼他抗日，营救我们的副司令出险。保护副司令的安全是我们卫队营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一定要扣押住委员长！但要注意，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当时群情激愤异常。
向战士动员之后，我请示白凤翔怎样行动，白叫我领卫队营先冲进去，他们随后跟进……⑿
王玉瓒主要讲了张学良如何向他布置扣蒋任务和他怎样在临潼打响第一枪的情况：
十一日下午四点多钟，张副司令在华清池同蒋介石谈完话出来，走到头道门时，我正在那里值勤。他对我说：“王营长，跟我回城里一趟”“是！”我立即回答。说完，他上汽车走了。我随后乘三轮摩托跟去。我跟到金家巷一号门外下车，走进院中就停下来。他看我没跟上来，就说：“来！”我这才跟着他走进客厅。
我光顾跟他走，竟忘记了带门。他对我说：“关上门。”
我关门后，立正站在那里。屋内就我们两人。他上下打量我一下，目光严峻，态度镇静地对我说：“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我立即坚定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蒋的侍卫二三十人，池外宪兵也不过数十人，我以步、骑两连三百多人的兵力包围之，保证扣来。”他满意地瞧了瞧我，并以深沉的口气说：
“明天，你死我死都说不定，要有思想准备，要作好行动部署。你和孙铭九要互相协助，作好这件事……”
翌晨――１２日早２时许，我乘摩托先到十里铺，叫醒骑兵连邵连长，传达了扣蒋命令……有人问：“我排有一班与宪兵住里外屋，怎么办？”我说：“先下他们的枪，然后派人看守，不许他们出屋。”
在华清池西侧的禹王庙住着一些宪兵，我令（一连――引者）王连长派人收缴他们的枪支。与此同时，我率领马体玉等人进入头道门（头道门的哨兵是马体玉排的战士）。在门外的战士就哗啦哗啦地装子弹。我怕院内有人发觉，就小声对马排长说：“别让他们先上子弹，听我枪响，再动作也赶趟。”
此时，约在凌晨四时许。临潼大地，风寒天冷，一片寂静。我朝二道门那边看，只见一个蒋的步哨来回走动。我举起手枪，连打三枪，命令我营战士开始进攻，并有意通知从灞桥镇前进的卫队第二营官兵迅速前进。于是，我由一位保卫蒋介石安全的营长变成一名扣蒋的先行官了。当我率王世民、马体玉等多人冲进二道门时，蒋的侍卫长跑出房门，连喊带问：“什么事？什么事？”我们哪里理他，几枪把他们击倒在地。顿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蒋之侍卫惊醒后，凭借门窗拼命抵抗。我营战士奋勇进攻。这时孙铭九带领卫队第二营官兵五十余人也已到来，加入了战斗。
这时各种枪声和手榴弹响彻骊山，我和王世民连长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过荷花池，绕道贵妃池，跃到五间厅门前平台上。一见蒋住的三号厅门半开着，我们就飞步闯进卧室。发现床上无人，被子掀着，伏看床底下也没人。但衣帽，假牙、黑斗篷大衣俱在，而人去室空……⒀
蒋介石在华清池的住室――一座宫殿式的五开间的古建筑物“五间厅”，并非等闲之地，这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为逃到西安避难的慈禧太后建造的御汤，因为它是蒋氏下榻之处，所以成为这次攻取的主要目标。经过黎明前的激战，这个严密警戒的“堡垒”倒是被攻占了，可是受到张学良重托，白、刘、王、孙等一批军官也立下军令状定要生擒活捉的那个人，却无影无踪了。
王玉瓒所碰到的“人去室空”的情景，其他几位同样负有扣蒋使命的人，也都碰到了。其时，白凤翔在院中看见钱大钧，“钱已负伤，拉住白师长的手问：“瑞麟（白的字），是怎么回事？”白说：“西门已让共军占了，张副司令派我来保护委员长进城，委员长哪里去了？”钱说：“夜间我还和委员长在一起吃点心，以后就不知道了。”⒁其实，有的不是还摸了摸他的被窝亦尚有余温吗？可见是仓惶出逃，而且离开的时间并不长。这样，人们当然不禁要问：蒋介石藏到哪里去了？难道他真的会象某些神话小说所讲的施展了什么魔法，居然冲出重围，远走高飞了吗？
不，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是悄悄乘汽车，从包围圈的缝隙里溜掉了？这种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后来检查了一下华清池的汽车，却是一辆也不少。论时间（距离开枪的时间），他跑不远；按体力，他跑不动；论地形，可能就在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