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应该明白了，跟我说：“商业上的事情我注意的不多，杂志社规模小，先就按你的计划办吧，以后我们想办法。”
回头我拿钱给苏安和，是现金五千元。
他说太多了，我说：“这是要的，既然要做大，没必要只在一种杂志上死嗑，我有更好的东西，保证可以横扫东南亚地区。”
“什么东西？”
“漫画！”
1979年高达已经出了第一部，日本正准备往这方面投人投钱。抢先在他们前面占领制高点比较稳妥。漫画这玩意娱乐性强，但十分简单，日本人模仿能力远近闻名，估计优势的保持时间不会太长。没在《世界月刊》做漫画期刊不是因为国内不允许，而是我不想《世界月刊》做大，以后不好控制，在大陆一本原创画刊做的两千万每月我都相信。
苏安和走前，我甩给他一本卷了边的《**选集》，告诉他不懂的问题可以在里面找。
我目送苏安和出酒店，如果他知道我正在想怎么谋划控制他的杂志，估计脸色不会太好看。
策反一个资本主义旗帜下长大的知识分子真不容易。
********************************
第二天，巴金带着我们坐车从深圳回国，在边防站，我们办手续花了大半天的时间，路上的颠簸让巴老累得够呛，深圳在1979年还是个农村，但它已经是个“市”了，市区的房子不高过四层，象是李梅轰炸后的东京，街上的人很少，城市显得空旷。
傍晚，我们住进了一所三层楼的招待所，巴老晚上发了烧，急得团里上串下跳，好不容易找到阿司匹林让巴老服下退了烧，大家到深夜才睡着。翌日早上，巴老起了床，精神很好，团里的人反而病了几个，昨天受了风寒，都躺在床上哼哼唧唧，艾青说，那病毒是围点打援。巴老大笑，决定延后一天走人，深圳市的市长就把他们二老领着参观去了。
我和赛可没呆在招待所里，跑到大街上乱逛。走到深圳市蛇口，人才逐渐增多，码头上有人在摆摊，买地是私货，别针到电视应有尽有。赛可没来过这种地方，很惊奇，每个摊位停下来看看。这里都是日本和香港淘汰的产品，但大陆的公民很少人见过。
很快走到码头尽头了，我叹口气，往回走，有人抱着一台三菱电视机走来，我让开到路边，那人说了声谢谢，我闻声一看，激动的心脏猛得一跳。
第二十六章
三十年前，我见到身前这个人时，他属于死胖子的类型，今天站在面前的人抱电视机的手臂上青筋凸起，头发留到了耳根，身上穿着件很脏的白衬衫，走到码头市场的最后面，把电视往地上一放，找个石头，吹走上面的灰坐下，从口袋里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红塔山，点了一根烟在那里悠闲地抽着。
我带着赛可到他的摊位，假意地摆弄几下那台彩色电视机，拍拍手上的灰，说：“同志，电视机怎么卖？”
他右手伸出大拇指和食指，说：“八百。”
赛可拉拉我的袖子，我没理，摸了摸电视按妞，说：“这种电视机日本人是丢在街上的货，他们政府又不准垃圾站收电器，买给中国人正好，算上运费不过六百，您说是吗。”
他把烟含在口里，手伸过来和我一握，说：“我叫吕蒙，哥们怎么称呼。”
“王喜，喜欢的喜。”我说。
“《黑板》的作者？”
我点点头，微笑地摆摆手拒绝他递过来的烟，我不抽烟第七章就讲过。
我认识的吕蒙会在这时说。
会抽烟的动物叫男人
“会抽烟的动物叫男人。”
我爽快地接过烟点燃，是我两世里第二次抽烟，点烟时我捏着火柴，在火柴盒边玩个花式点燃，赛可鼓起掌。
吕蒙笑着说：“兄弟在船上呆过。”
二十一世纪，小孩子们用地是ZIPPO，吕蒙玩地是火柴，那手绝活艳羡了我们，是他跑船时学会的，那种一年到头见不到陆地的生活，什么东西都被他们玩得很精。
“没有，有个长辈在船上呆过，学来显摆的。”
“玩得很熟嘛。”吕蒙说：“电视机就五百五吧。你是名人啊，回去跟朋友还可以炫耀。”
貌似忠厚的笑脸骗过不少人，这电视最多三百，他还是净赚了，我的目的不为此，拿出一叠十元的人民币，夹着很多的粮递给他，现在的粮票是等价与人民币的地位，吕蒙手抓着一把钱数了半天，数完了，他退还多的一些钱。
我要他帮我把电视送到住处，吕蒙看看我和赛可同意了。
老小子一壁走一壁试图找赛可搭讪。
“我叫吕蒙，请问女同志贵姓。”他说。
“赛可，赛跑的赛，可以的可。”
“好名字，听你的口音象北方人，女同志，北方哪里的。”
“内蒙古。”赛可毫无戒心地说。
“噫，我也是内蒙古人，老乡啊。”
惯用伎俩了，问小姑娘的故乡，冒充老乡，反正跑船去的地方多，有些时候比那些小妞更了解她们的家乡。不过吕蒙这次没有说谎，他在蒙古出生，大连长大，身为北方人，出人意料的会水，还是横渡长江那种，让我很不爽。
“你内蒙古哪里的。”
“我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儿子，飞得最远的鹰。”吕蒙挺起胸膛，手没抓稳，电视机差点摔到地上。
“真巧，我也在那里长大，还真是老乡。”赛可乐呵呵地说，她都没有这么和颜悦色地跟我说过话。
“赛可？赛可――――是不是蒙古语里春天的鲜花，真美，名字是名副其实，实质明归了”吕蒙还是有点文化，还会用两三个成语。
赛可低下头，窃笑地说：“哪有，我生在春天，阿妈应景取得名字而已。”
吕蒙累了，放下电视，坐在路边休息。赛可把她的手帕给吕蒙檫汗，吕蒙象藏族人捧海达一样，迎回来。
我抱臂望着他们，心中深深地鄙视，同样的招数，吕蒙用了整整几十年，在女人面前乖如狗，只是因为过去成功过一两次。
三个人走走停停半小时才到招待所，我跟吕蒙一起把电视机抬到房间，这次是六人间，那几个还在床上躺着的人见我们搬来台电视，精神头来了，凑过来摸摸看看，吕蒙把红塔山的烟撒完了，这群人叼着烟，完全看不出是在生病，电视节目是每天晚上六点才有，一个台――――中央电视台。
电视屏幕都是雪花，我们还是一频道一频道的按了，乐此不疲。
吕蒙说：“要是有台录象机就好了，可以看看香港的武打片。”
“你那有卖的？”我问
“没有，我同事那有一台，是什么什么尼。”
“索尼。”
“对就这名字，他跑日本线的，往中国运大米，过几天才能见到他人。那台录象机很贵的――――起码两千。”
“你是跑什么线。”我问他。
“以前也是日本线，现在往深圳运建筑材料之类的东西。”
1979年日本首度表示对华提供日元贷款以来，后来十几年，它一直是中国最大援助国，是日本大平正芳首相提出的援助计划，运用日本的ODA（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简称），中国建起了电气化铁道、港湾、机场、水利设施等许多基础设施，也带动许多日本企业的发展，在中国很多的生产线都是日产的，满街的日本产品，使很多的日方企业赢了利。二十世纪末期，中国经济飞速的发展，日本鹰派首先在各种政治场合和媒体上对对华援助提出了疑问，提出“中国得到援助却一点也不感谢”、“中国接受日本援助来增强军事”、“中国接受日本援助，却还援助其他国家”等说法，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莫忘对在改革开放最困难时期热心帮助我国的日本友人道声谢。
朋友来了，我们好酒好菜，豺狼来了，我们有猎枪。
“那台录象机，我要了，但是我没有那么多现金。”其实我还有一万多块。
吕蒙说：“这可不行，现金交易。”
我笑了，说：“明天我就走了，录象机我也拿不到，要不这样――――我先付给你一千，你找时间把东西送来，我把剩下的钱给你，而且――――我现在还只有八百多，我想拿样东西跟你抵。”
从自己的行李箱把剩下的三十几件衣裳全掏出来，说：“你看这些成吗？”
吕蒙拿起一条牛仔裤，仔细地摩挲，团里的人都拿几件瞅，看样子都很喜欢。
“不怕我骗你。”吕蒙说。
“怕，怎么不怕，只是你不来，是你的损失。”中国人做走私生意是不老实出名，但我对他有信心。
吕蒙收下了钱和衣服，卖了一件T恤给团里人，价钱是十元一条，看起来是赚了。
临走前，我在一张纸上写了自己地址和居委会电话，要他来之前打个电话，私下跟他说：“知道我是《世界月刊》的副主编吧。”
“知道。”
小心地悄悄地用大拇指指向赛可：“那女孩是我杂志社的编辑，很多人追。”事实上我在骗他。
吕蒙心领神会地走了，赛可问我刚才说什么，我实话实说他想追你，我跟他介绍。
赛可不信了，呸一口，说：“狗嘴吐不出象牙，阿蒙是好人，就你使坏。”
哎，时代不同了，我泡妞那套还在历史的**游弋。
想让赛可到武汉来，她当场没同意，我开出的条件是月薪八十，可以把家人接到武汉来。她心有些动了，毕竟是小姑娘，心里还是想家里人，没当场答应，等实习以后，口上说地很硬气“王喜你的为人，我不能放心，这事我还要到你杂志社看过了再说”。
小丫头，真是被卖了还帮我数钱的主。我心中充满纯粹的恶。
第二十七章
“到今天我十分佩服驴客精神了，那种比狗更强的忍耐力，知道狗是遇肉吃肉，遇那什么就吃那什么了，而且跟刺猬冬眠消耗一样低。所以我说没钱就别到处跑在家呆着多好。”
我喋喋不休地跟赛可嚼着话，她显得很气馁，我晶晶姐说过绿皮火车是所有自助游旅客最大的噩梦，他们宁愿花三倍以上的钱去坐奢侈的航空工具。
第二天凌晨，队伍坐车到广州，一部分人回各自的单位，分道扬镳，巴金他们进京汇报情况，赛可北上回家看她的父母。我们下午坐火车，和火车站的人商量电视机托运的事情，虽然昨天晚上我们围着彩色电视机看得很开心，但还是觉得电视机太累赘，火车的工作人员只把电视机当普通货物放在行李厢，我虽然有些钱，但也没勇气把五百块钱不当回事情，费点口舌说电视机是易碎品，还拿了点钱出来，他们没有理会。巴金亲自说了说，铁路工作人员礼貌地讲照章办事。
我有些恼了，说：“我爸爸就是武汉铁路局的，不能通融吗？”
他们问：“你爸爸是谁？”
电视机被搬到乘务员车厢，我千恩万谢了。怪不得有人眼红铁路的铁饭碗，一句“我是铁路职工家属”，票都可以不买，我爷爷真强大。
傍晚没别的火车了，只一辆绿皮，大家说说笑笑地走上绿皮火车，刚上车，有座位我感觉还可以，只是人多了点，稍稍有点味道，到晚上，大家都睡着了，睡着睡着不对劲了，在香港气温全年二十度左右，我们穿地是衬衫，这还没出广东省呢，怎么越来越冷，冷得睡不着，气温大概几度的模样，赶紧把身上的毛毯往巴金、艾青身上缠，赛可身上都有三条毯子，真有点早知如此不该当初了，早该知道这不是暖气车厢，没把衣服给吕蒙多好。
望着其他人冻得牙齿打颤，我开玩笑：“都别睡着了，小心别睡过去。”
话说出口就后悔了，这话把自己都给吓到了，拿出所有的衣服盖在身上，和他们挤在一起一边取暖一边不停地和赛可说着话。
我看过一部美国电影叫《逢凶化吉满天飞》，男主角罗嗦地让机长自了杀，更甚与唐僧。现在地情况有点相似，我讲了一夜的废话，赛可就这么听了一夜。
她说：“感觉你明天就要死了，把一生的话一晚上倒干净了，所以我没到明天也死了。”
我这次笑得很歉意。
第二天，艾青老先生幸灾乐祸地问我们昨天睡得好不好，早上起来我浑身象散了架，全身酸疼，尿意突然象早潮般上涨，跟他们号召上厕所，没有列宁的感染，希特勒的吼叫，众人哄应，赛可也羞答答地举起手。站起身才发现火车过道坐着站着的人坚实地象混凝土墙，我们一点点往厕所挪，
回头我拿钱给苏安和，是现金五千元。
他说太多了，我说：“这是要的，既然要做大，没必要只在一种杂志上死嗑，我有更好的东西，保证可以横扫东南亚地区。”
“什么东西？”
“漫画！”
1979年高达已经出了第一部，日本正准备往这方面投人投钱。抢先在他们前面占领制高点比较稳妥。漫画这玩意娱乐性强，但十分简单，日本人模仿能力远近闻名，估计优势的保持时间不会太长。没在《世界月刊》做漫画期刊不是因为国内不允许，而是我不想《世界月刊》做大，以后不好控制，在大陆一本原创画刊做的两千万每月我都相信。
苏安和走前，我甩给他一本卷了边的《**选集》，告诉他不懂的问题可以在里面找。
我目送苏安和出酒店，如果他知道我正在想怎么谋划控制他的杂志，估计脸色不会太好看。
策反一个资本主义旗帜下长大的知识分子真不容易。
********************************
第二天，巴金带着我们坐车从深圳回国，在边防站，我们办手续花了大半天的时间，路上的颠簸让巴老累得够呛，深圳在1979年还是个农村，但它已经是个“市”了，市区的房子不高过四层，象是李梅轰炸后的东京，街上的人很少，城市显得空旷。
傍晚，我们住进了一所三层楼的招待所，巴老晚上发了烧，急得团里上串下跳，好不容易找到阿司匹林让巴老服下退了烧，大家到深夜才睡着。翌日早上，巴老起了床，精神很好，团里的人反而病了几个，昨天受了风寒，都躺在床上哼哼唧唧，艾青说，那病毒是围点打援。巴老大笑，决定延后一天走人，深圳市的市长就把他们二老领着参观去了。
我和赛可没呆在招待所里，跑到大街上乱逛。走到深圳市蛇口，人才逐渐增多，码头上有人在摆摊，买地是私货，别针到电视应有尽有。赛可没来过这种地方，很惊奇，每个摊位停下来看看。这里都是日本和香港淘汰的产品，但大陆的公民很少人见过。
很快走到码头尽头了，我叹口气，往回走，有人抱着一台三菱电视机走来，我让开到路边，那人说了声谢谢，我闻声一看，激动的心脏猛得一跳。
第二十六章
三十年前，我见到身前这个人时，他属于死胖子的类型，今天站在面前的人抱电视机的手臂上青筋凸起，头发留到了耳根，身上穿着件很脏的白衬衫，走到码头市场的最后面，把电视往地上一放，找个石头，吹走上面的灰坐下，从口袋里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红塔山，点了一根烟在那里悠闲地抽着。
我带着赛可到他的摊位，假意地摆弄几下那台彩色电视机，拍拍手上的灰，说：“同志，电视机怎么卖？”
他右手伸出大拇指和食指，说：“八百。”
赛可拉拉我的袖子，我没理，摸了摸电视按妞，说：“这种电视机日本人是丢在街上的货，他们政府又不准垃圾站收电器，买给中国人正好，算上运费不过六百，您说是吗。”
他把烟含在口里，手伸过来和我一握，说：“我叫吕蒙，哥们怎么称呼。”
“王喜，喜欢的喜。”我说。
“《黑板》的作者？”
我点点头，微笑地摆摆手拒绝他递过来的烟，我不抽烟第七章就讲过。
我认识的吕蒙会在这时说。
会抽烟的动物叫男人
“会抽烟的动物叫男人。”
我爽快地接过烟点燃，是我两世里第二次抽烟，点烟时我捏着火柴，在火柴盒边玩个花式点燃，赛可鼓起掌。
吕蒙笑着说：“兄弟在船上呆过。”
二十一世纪，小孩子们用地是ZIPPO，吕蒙玩地是火柴，那手绝活艳羡了我们，是他跑船时学会的，那种一年到头见不到陆地的生活，什么东西都被他们玩得很精。
“没有，有个长辈在船上呆过，学来显摆的。”
“玩得很熟嘛。”吕蒙说：“电视机就五百五吧。你是名人啊，回去跟朋友还可以炫耀。”
貌似忠厚的笑脸骗过不少人，这电视最多三百，他还是净赚了，我的目的不为此，拿出一叠十元的人民币，夹着很多的粮递给他，现在的粮票是等价与人民币的地位，吕蒙手抓着一把钱数了半天，数完了，他退还多的一些钱。
我要他帮我把电视送到住处，吕蒙看看我和赛可同意了。
老小子一壁走一壁试图找赛可搭讪。
“我叫吕蒙，请问女同志贵姓。”他说。
“赛可，赛跑的赛，可以的可。”
“好名字，听你的口音象北方人，女同志，北方哪里的。”
“内蒙古。”赛可毫无戒心地说。
“噫，我也是内蒙古人，老乡啊。”
惯用伎俩了，问小姑娘的故乡，冒充老乡，反正跑船去的地方多，有些时候比那些小妞更了解她们的家乡。不过吕蒙这次没有说谎，他在蒙古出生，大连长大，身为北方人，出人意料的会水，还是横渡长江那种，让我很不爽。
“你内蒙古哪里的。”
“我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儿子，飞得最远的鹰。”吕蒙挺起胸膛，手没抓稳，电视机差点摔到地上。
“真巧，我也在那里长大，还真是老乡。”赛可乐呵呵地说，她都没有这么和颜悦色地跟我说过话。
“赛可？赛可――――是不是蒙古语里春天的鲜花，真美，名字是名副其实，实质明归了”吕蒙还是有点文化，还会用两三个成语。
赛可低下头，窃笑地说：“哪有，我生在春天，阿妈应景取得名字而已。”
吕蒙累了，放下电视，坐在路边休息。赛可把她的手帕给吕蒙檫汗，吕蒙象藏族人捧海达一样，迎回来。
我抱臂望着他们，心中深深地鄙视，同样的招数，吕蒙用了整整几十年，在女人面前乖如狗，只是因为过去成功过一两次。
三个人走走停停半小时才到招待所，我跟吕蒙一起把电视机抬到房间，这次是六人间，那几个还在床上躺着的人见我们搬来台电视，精神头来了，凑过来摸摸看看，吕蒙把红塔山的烟撒完了，这群人叼着烟，完全看不出是在生病，电视节目是每天晚上六点才有，一个台――――中央电视台。
电视屏幕都是雪花，我们还是一频道一频道的按了，乐此不疲。
吕蒙说：“要是有台录象机就好了，可以看看香港的武打片。”
“你那有卖的？”我问
“没有，我同事那有一台，是什么什么尼。”
“索尼。”
“对就这名字，他跑日本线的，往中国运大米，过几天才能见到他人。那台录象机很贵的――――起码两千。”
“你是跑什么线。”我问他。
“以前也是日本线，现在往深圳运建筑材料之类的东西。”
1979年日本首度表示对华提供日元贷款以来，后来十几年，它一直是中国最大援助国，是日本大平正芳首相提出的援助计划，运用日本的ODA（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简称），中国建起了电气化铁道、港湾、机场、水利设施等许多基础设施，也带动许多日本企业的发展，在中国很多的生产线都是日产的，满街的日本产品，使很多的日方企业赢了利。二十世纪末期，中国经济飞速的发展，日本鹰派首先在各种政治场合和媒体上对对华援助提出了疑问，提出“中国得到援助却一点也不感谢”、“中国接受日本援助来增强军事”、“中国接受日本援助，却还援助其他国家”等说法，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莫忘对在改革开放最困难时期热心帮助我国的日本友人道声谢。
朋友来了，我们好酒好菜，豺狼来了，我们有猎枪。
“那台录象机，我要了，但是我没有那么多现金。”其实我还有一万多块。
吕蒙说：“这可不行，现金交易。”
我笑了，说：“明天我就走了，录象机我也拿不到，要不这样――――我先付给你一千，你找时间把东西送来，我把剩下的钱给你，而且――――我现在还只有八百多，我想拿样东西跟你抵。”
从自己的行李箱把剩下的三十几件衣裳全掏出来，说：“你看这些成吗？”
吕蒙拿起一条牛仔裤，仔细地摩挲，团里的人都拿几件瞅，看样子都很喜欢。
“不怕我骗你。”吕蒙说。
“怕，怎么不怕，只是你不来，是你的损失。”中国人做走私生意是不老实出名，但我对他有信心。
吕蒙收下了钱和衣服，卖了一件T恤给团里人，价钱是十元一条，看起来是赚了。
临走前，我在一张纸上写了自己地址和居委会电话，要他来之前打个电话，私下跟他说：“知道我是《世界月刊》的副主编吧。”
“知道。”
小心地悄悄地用大拇指指向赛可：“那女孩是我杂志社的编辑，很多人追。”事实上我在骗他。
吕蒙心领神会地走了，赛可问我刚才说什么，我实话实说他想追你，我跟他介绍。
赛可不信了，呸一口，说：“狗嘴吐不出象牙，阿蒙是好人，就你使坏。”
哎，时代不同了，我泡妞那套还在历史的**游弋。
想让赛可到武汉来，她当场没同意，我开出的条件是月薪八十，可以把家人接到武汉来。她心有些动了，毕竟是小姑娘，心里还是想家里人，没当场答应，等实习以后，口上说地很硬气“王喜你的为人，我不能放心，这事我还要到你杂志社看过了再说”。
小丫头，真是被卖了还帮我数钱的主。我心中充满纯粹的恶。
第二十七章
“到今天我十分佩服驴客精神了，那种比狗更强的忍耐力，知道狗是遇肉吃肉，遇那什么就吃那什么了，而且跟刺猬冬眠消耗一样低。所以我说没钱就别到处跑在家呆着多好。”
我喋喋不休地跟赛可嚼着话，她显得很气馁，我晶晶姐说过绿皮火车是所有自助游旅客最大的噩梦，他们宁愿花三倍以上的钱去坐奢侈的航空工具。
第二天凌晨，队伍坐车到广州，一部分人回各自的单位，分道扬镳，巴金他们进京汇报情况，赛可北上回家看她的父母。我们下午坐火车，和火车站的人商量电视机托运的事情，虽然昨天晚上我们围着彩色电视机看得很开心，但还是觉得电视机太累赘，火车的工作人员只把电视机当普通货物放在行李厢，我虽然有些钱，但也没勇气把五百块钱不当回事情，费点口舌说电视机是易碎品，还拿了点钱出来，他们没有理会。巴金亲自说了说，铁路工作人员礼貌地讲照章办事。
我有些恼了，说：“我爸爸就是武汉铁路局的，不能通融吗？”
他们问：“你爸爸是谁？”
电视机被搬到乘务员车厢，我千恩万谢了。怪不得有人眼红铁路的铁饭碗，一句“我是铁路职工家属”，票都可以不买，我爷爷真强大。
傍晚没别的火车了，只一辆绿皮，大家说说笑笑地走上绿皮火车，刚上车，有座位我感觉还可以，只是人多了点，稍稍有点味道，到晚上，大家都睡着了，睡着睡着不对劲了，在香港气温全年二十度左右，我们穿地是衬衫，这还没出广东省呢，怎么越来越冷，冷得睡不着，气温大概几度的模样，赶紧把身上的毛毯往巴金、艾青身上缠，赛可身上都有三条毯子，真有点早知如此不该当初了，早该知道这不是暖气车厢，没把衣服给吕蒙多好。
望着其他人冻得牙齿打颤，我开玩笑：“都别睡着了，小心别睡过去。”
话说出口就后悔了，这话把自己都给吓到了，拿出所有的衣服盖在身上，和他们挤在一起一边取暖一边不停地和赛可说着话。
我看过一部美国电影叫《逢凶化吉满天飞》，男主角罗嗦地让机长自了杀，更甚与唐僧。现在地情况有点相似，我讲了一夜的废话，赛可就这么听了一夜。
她说：“感觉你明天就要死了，把一生的话一晚上倒干净了，所以我没到明天也死了。”
我这次笑得很歉意。
第二天，艾青老先生幸灾乐祸地问我们昨天睡得好不好，早上起来我浑身象散了架，全身酸疼，尿意突然象早潮般上涨，跟他们号召上厕所，没有列宁的感染，希特勒的吼叫，众人哄应，赛可也羞答答地举起手。站起身才发现火车过道坐着站着的人坚实地象混凝土墙，我们一点点往厕所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