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的关键是文告中提出的那几条和谈的前提――维护宪政，确保国体，继续法统，保存军队，民生自由――这些条件在一年之前或许还有商量的余地，可现在已经被人家打得没有还手之力了再发出如此呼吁，共产党恐怕是不肯答应的。
“不管怎么样，和平的信号总算是发出来了，双方应该会暂且收兵、至少象征性地停火一阵吧”，蔡智诚一相情愿地这么想。
也许是受了“和平文告”的影响，原本谨小慎微秦老汉们也变得胆大了许多。第二天一大早，趁蔡智诚还在睡觉的时候，他们居然成群结对地跑出去买粮食，而且公然在码头上就和别人讨价还价起来，结果被国军的执法队用一根绳子全都捆了去，连累着冯家的长子也被关进了大牢。
惊闻噩耗，冯家人全都慌了神。蔡智诚急忙带着冯老掌柜赶往兵营。
说起来，蔡智诚其实并不愿意和驻军打交道。在五河县的这些日子里，虽然早已经知道当地的部队就是39军103师，但他却始终没有透露过自己的底细、也没有向上级报告过自己的行踪。他原本的打算是等办完了粮食的事情就悄悄溜回贵州老家去，最好不要惊动任何人，但事到如今，由于自己的一时疏忽给冯家老小惹来了这么大的麻烦，他也只好改变韬光养晦的低调做派、出头露面去找门路。
五河县的粮行大多集中在顺河街、中兴街和大中市附近，这一带属于39军兵站的管辖范围。所谓的“执法队”其实就是兵站的警卫连，但“执法官”的权力却大得不得了，按照《军事戒严法》的规定，警备部队执掌维护秩序的职能，可以对妨碍军务的人犯随行处置，想抓就抓想杀就杀，就象阎王爷一样。这时候，39军103师正在五河县实行军粮统购，各粮店的老板全都被押到兵站当人质，执法队又在大街小巷抓了不少搞“走私”的贩子，于是乎，场院内外到处是绳索、铁链和木头囚笼，搞得兵站简直成了个监狱，哭爹叫娘、鸣冤喊屈、求情告饶的声音响成了一团。
执法队长的办公室就是办案的大堂，法官老爷高坐在堂上喝酒吃螃蟹，对点头哈腰的平民百姓根本懒得瞧上一眼。五河螃蟹的个头大、营养高、味道很好，曾经被朱元璋皇帝赞誉为“天下极品”，冬季里的螃蟹就更加难得，不是一般人能够吃得上的。可执法队的这位上尉长官却不象个品尝美味的材料，他的嘴唇缺了半边，喝酒的时候滴汤漏水、吃肉的时候掉粉落渣，好好的一堆螃蟹被他啃得乱七八糟，完全是暴殄天物。大堂下的老百姓在这位豁嘴老爷的面前战战兢兢，但蔡智诚却觉得这家伙的相貌有些儿面熟，他试探着喊了一声“罗烟杆！”，结果，那小子立刻放下酒杯抬起头：“啊――是谁喊我？”
五河兵站执法队的这位队长还真是松山战斗中给蔡智诚当助手的那个贵州老兵。
抗战胜利之后，罗烟杆一直就留在103师。说起来，黔军杂牌103师的战斗力其实很一般，但它的运气却好得出奇。解放战争期间，这支部队先后受辖于李弥兵团、侯镜如兵团和李延年兵团，隶属过华东剿总、华北剿总和东北剿总，参加过全面进攻、重点进攻、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去过胶东的烟台、锦州的葫芦岛和塘沽天津卫，甚至还搞过两栖作战、从许世友的手里抢占过渤海湾上的长山列岛……国民党“五大主力”被共军歼灭的时候103师全都在边上，可次次都让它给逃脱了，这伙人马从北边折腾到南边，一直搞到49年10月在广东三水举行起义，最后被编入了解放军第4兵团的14军（李成芳部），并于1950年由云南进藏――扳起指头数一数，打满内战全场却没有遭到过重创的国民党军部队，好象还真只有他们这蝎子拉屎的独一份。
所谓千年的妖怪万年的精，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先前的“王牌”全部死翘翘了，二流的货色也就升格为了一流的宝贝。49年元旦期间，103师正在安徽蚌埠一线实施“攻势防御”，这时候的他们全套美式装备，是李延年兵团的绝对主力，而当初的那个不招人待见的老兵油子罗烟杆，如今也俨然成了军需处的上尉连长。
熟人见了面，事情自然好办。蔡智诚把情况给罗烟杆一说，这位执法队长立刻十分爽快地答应放人：“大水冲了龙王庙，蔡四爷的朋友需要粮食，尽管从我这里拿！”，并且还十分热情地建议说：“程副军长也在五河口，你要不要见他一见？”
罗烟杆提到的程鹏是贵州毕节人，当时正担任39军副军长兼103师师长（后升任军长，逃往台湾），抗战期间，程鹏是103师307团的团长，曾经与王光炜、陈永思和蔡智诚一起在松山打过仗，彼此间的关系还算是不错的。但蔡智诚在这时候却没有他乡遇故知的兴致，他一边敷衍说：“军座的公务太繁忙，改天再去打扰……”，一边赶紧领着冯家人和秦老汉们开溜了。
蔡智诚不愿意在战场附近接触当官的朋友，更不愿意在这个时候重返军队。五河口兵站的凶神恶煞的国军官兵和那些失魂落魄的老百姓们使他想起了解放区支前军民的踊跃和热情，国共双方的巨大差距如此清晰地摆在面前，蔡智诚根本就不希望自己和这场战争再有任何的牵连。
但是，他不去招惹别人，别人却会主动上门叨扰。
第二天上午，两辆吉普车忽啦啦地开到冯家药铺的门外，前面带路的是上尉连长罗烟杆，后面跟着103师副师长曾元三（贵州铜仁人，后任103师师长，49年10月率部起义）和师参谋长牟龙光（贵州遵义人，49年起义），几位老乡一进屋子就大声地嚷嚷：“蔡老弟啊，到五河了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虽说战事很紧张，但接风酒还是应该喝一杯的嘛……”
曾副师长此番登门的目的是要带蔡中校到蚌埠的39军军部去开会，蔡智诚当然不乐意接受这样的“盛情邀请”，他连连推脱、死活也不肯去。
“走吧走吧！谷正纲部长亲自点了你的大名。我们39军的面子你可以不给，叔常（谷正纲的字）先生的话总不能不听吧……”
于是乎，蔡智诚的“回家计划”只好泡汤，他逃过了共党的盘查，却终究没能逃出乡党的罗网，最后只得在一帮亲朋故旧的引领下悻悻然地坐上了开往蚌埠的军车――但这个场景却让躲在厢房里的秦老汉们惊得目瞪口呆，那些本分老实的乡下百姓怎么也想不明白：给桑树治病的小蔡先生怎么会和国民党的军官们混得如此亲热。
临出发的时候，蔡智诚再三叮嘱一定要照顾好那十几位宿县的民夫，“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罗烟杆当即爽快地保证：“蔡四爷的恩人就是我罗某的恩人，豁出性命也是要帮忙的”――这罗某人的誓言并没有落空。两天之后，他亲自把民夫们送过了封锁线，但就在返回的途中，该“执法队长”遇上了江淮军区的游击队（孙传家部），头一粒子弹就把这家伙给打死了。
1949年元月4号，蔡智诚跟着103师的一帮人抵达了距离五河口六十多公里远的蚌埠市。
蚌埠原本是第8绥靖区（夏威）的所在地，驻扎有桂系46军（谭何易部）。淮海战役期间，商丘的第4绥靖区（刘汝明兵团）和海州的第9绥靖区（李延年兵团）相继“转进”到这里，再加上从徐州“转进”而来的刘峙司令长官部，这座小小的城市顿时就变成了大兵营。当时，39军的军部设在蚌埠六安街（今建国路）的“汇中烟厂”，这个工厂的主打产品是“真善美”牌香烟，名字十分好听，但国民党的军官们抽着这个玩意的时候却显得愁眉苦脸，丝毫也感觉不出“善”和“美”的味道来。
（顺便说一句：蚌埠解放后，“汇中烟厂”与解放军三野的“东海烟厂”合并，“真善美”烟卷从此改名为“渡江”牌）
投入淮海战场的39军隶属于李延年第6兵团，下辖103师、147师和91师。其中91师和147师都是48年以后新组建的队伍，只有103师还保存着抗战时期的基本实力。蔡智诚赶到39军军部的时候，国民党的“中央慰问团”正在蚌埠前线视察，慰问团的团长是社会部长谷正纲|奇*_*书^_^网|，副团长是南京市长滕杰，另外还有个头衔为“孔圣奉祭官”的“衍圣公”孔德成。
在国民党的官场中，“谷氏三杰”是相当有名的，老大谷正伦、老三谷正纲和老四谷正鼎，同胞三兄弟同为“中常委”，政坛上除了陈门两兄弟、蒋家两公子、宋氏三姐妹之外还没有哪一家能更出其右。这谷正纲是德国柏林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双料高材生，当年的考试成绩比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学厉害得太多，可如今，这位理学博士却在政治形势面前傻了眼，声嘶力竭了老半天，啥道理也讲不出来。
还真是没道理可讲。
1949年元旦，蒋介石总统提出了停战谈判的请求。呼吁发出了好几天，共产党那边没有反应、世界各国也不见表态――这也难怪，战争或者和平都是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总要容领袖们好好地想一想。
想想就想想，但战场上的局势却让国军将士琢磨不透――华北那边，林彪困住了北平和天津，可他只在外面敲打却不开始攻城；华中这边，刘伯承和陈毅堵住了杜聿明，可他们只是围着喊话却没有痛下杀手；就连蚌埠这里也透着蹊跷，隔着淮河大桥，每天都能看到解放军在对面河岸上晃来晃去，可他们既不朝前冲也不往回撤，就这么对峙着――这可真让大伙犯了难。说不打吧，自己是人家砧板上的肉，谁知道共军是不是在调整布署、养精蓄锐，万一等别人攒足了力气再剁你一刀，到时候连哭都来不及；要说开打吧，上级已经在呼吁和平了，别说是打不赢，就算是打赢了也逃脱不了“破坏和谈”的干系，弄不好国共两党全都拿你来出气，到时候跑到哪里都要挨枪毙……因此所以，如此这般，平津那边只能干耗着、陈官庄这边只能干等着、蚌埠这里只能干看着，大家都在听候共军的消息，都在心里嘀咕着：“共产党会不会放我们一马？”
共产党那边到底是什么打算还不知道，可国民党这边却已经有人发话了。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副长官程潜和张轸联名呼吁蒋介石下台，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江西、安徽各省纷纷响应。一时间，李宗仁在南京宣布政见、李济深在香港发表通电，都在抢着当总统――瞧那意思，还不必等人家共产党打过来，蒋家王朝就已然要完蛋了。
从南京来的“中央慰问团”拼命给前线官兵们打气。孔圣人的玄孙子说：“仁者无敌，克己复礼”，谷正纲部长说：“蒋总统才是真正的党国领袖，即便下野了也还是国民党的总裁”，南京市长滕杰说：“不必计较战场上的一时胜负，我们可以和共产党比赛搞建设，看看是共产主义管用还是三民主义管用”，这位黄埔军校步兵科和明治大学经济系的双料学生心里清楚自己打起仗来肯定搞不过林彪，于是就决心放弃“武斗”、和他的同班同学比一比文的。
长官们的学识都很高深，但发表的讲话却尽是无的放矢，在蔡智诚看来，这些个“圣人”或者“博士”的号召力甚至无法与共产党的基层干部相比。但话又说回来了，即便这几位官员真的具有口吐莲花的能耐，他们也无法解决国军部队目前所面临的难题。
安徽属于国民党桂系的势力范围。自从李宗仁于1938年担任安徽省主席之后，继任的廖磊、李品仙、夏威也都是广西人，安徽各市县的管理权完全由桂系把持着，就连当地人也无法插足。淮海战役期间，桂系和蒋系正在闹内讧，蒋军所到之处，各地不提供粮草、不提供住所、不提供运输工具，甚至连政府的医院也不愿意接纳伤员，地方官员索性一走了之，害得“中央军”征集物资的时候只有自己派兵到处乱抓，用103师的话说，“就好象是在外国打仗一样”。
白崇禧通电“倒蒋”之后，安徽省主席夏威立刻就把省政府从合肥迁到了安庆，并且把桂系的第10兵团（辖46军和126军）也撤到了长江以南。江北的大片区域顿时全都成了共产党游击队的天下，淮北一带只剩下刘汝明和李延年兵团还孤零零地悬在蚌埠，前有虎后有狼，腹背受敌，四面楚歌。
“李宗仁是想和共产党搞划江而治，但守江必守淮，和谈是要靠实力说话的，象他们这样乱拆台，即便是想演南北朝也很难办到！”――国民党军官都明白这个道理，但事到如今却已是无可奈何。刘峙、滕杰等人经过商议之后，决定向南京方向靠拢，将刘、李两个兵团撤退到苏皖交界处的滁州。
大家在1月4日的军事会议上讨论了部队的后撤事宜，39军的意见是除了炸毁淮河大桥、防止共军追击之外，蚌埠的电厂、烟厂、面粉厂、织布厂、航运驳船和公私建筑一律不做破坏，并且留下警察人员维持秩序，以和平的方式退出城市。这个建议得到了各个单位的支持――毕竟是在打内战，谁也不愿意在前途未卜的时候把事情做得太过分了。
当天晚上，39军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聚会，既是为了欢迎谷正纲部长到战地视察，也是为了庆祝蔡智诚从绝境里脱险归来。出席聚会的大多是贵州老乡，有39军军长王伯勋（贵州安顺人，49年12月起义）、程鹏、曾元三、牟龙光
“不管怎么样，和平的信号总算是发出来了，双方应该会暂且收兵、至少象征性地停火一阵吧”，蔡智诚一相情愿地这么想。
也许是受了“和平文告”的影响，原本谨小慎微秦老汉们也变得胆大了许多。第二天一大早，趁蔡智诚还在睡觉的时候，他们居然成群结对地跑出去买粮食，而且公然在码头上就和别人讨价还价起来，结果被国军的执法队用一根绳子全都捆了去，连累着冯家的长子也被关进了大牢。
惊闻噩耗，冯家人全都慌了神。蔡智诚急忙带着冯老掌柜赶往兵营。
说起来，蔡智诚其实并不愿意和驻军打交道。在五河县的这些日子里，虽然早已经知道当地的部队就是39军103师，但他却始终没有透露过自己的底细、也没有向上级报告过自己的行踪。他原本的打算是等办完了粮食的事情就悄悄溜回贵州老家去，最好不要惊动任何人，但事到如今，由于自己的一时疏忽给冯家老小惹来了这么大的麻烦，他也只好改变韬光养晦的低调做派、出头露面去找门路。
五河县的粮行大多集中在顺河街、中兴街和大中市附近，这一带属于39军兵站的管辖范围。所谓的“执法队”其实就是兵站的警卫连，但“执法官”的权力却大得不得了，按照《军事戒严法》的规定，警备部队执掌维护秩序的职能，可以对妨碍军务的人犯随行处置，想抓就抓想杀就杀，就象阎王爷一样。这时候，39军103师正在五河县实行军粮统购，各粮店的老板全都被押到兵站当人质，执法队又在大街小巷抓了不少搞“走私”的贩子，于是乎，场院内外到处是绳索、铁链和木头囚笼，搞得兵站简直成了个监狱，哭爹叫娘、鸣冤喊屈、求情告饶的声音响成了一团。
执法队长的办公室就是办案的大堂，法官老爷高坐在堂上喝酒吃螃蟹，对点头哈腰的平民百姓根本懒得瞧上一眼。五河螃蟹的个头大、营养高、味道很好，曾经被朱元璋皇帝赞誉为“天下极品”，冬季里的螃蟹就更加难得，不是一般人能够吃得上的。可执法队的这位上尉长官却不象个品尝美味的材料，他的嘴唇缺了半边，喝酒的时候滴汤漏水、吃肉的时候掉粉落渣，好好的一堆螃蟹被他啃得乱七八糟，完全是暴殄天物。大堂下的老百姓在这位豁嘴老爷的面前战战兢兢，但蔡智诚却觉得这家伙的相貌有些儿面熟，他试探着喊了一声“罗烟杆！”，结果，那小子立刻放下酒杯抬起头：“啊――是谁喊我？”
五河兵站执法队的这位队长还真是松山战斗中给蔡智诚当助手的那个贵州老兵。
抗战胜利之后，罗烟杆一直就留在103师。说起来，黔军杂牌103师的战斗力其实很一般，但它的运气却好得出奇。解放战争期间，这支部队先后受辖于李弥兵团、侯镜如兵团和李延年兵团，隶属过华东剿总、华北剿总和东北剿总，参加过全面进攻、重点进攻、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去过胶东的烟台、锦州的葫芦岛和塘沽天津卫，甚至还搞过两栖作战、从许世友的手里抢占过渤海湾上的长山列岛……国民党“五大主力”被共军歼灭的时候103师全都在边上，可次次都让它给逃脱了，这伙人马从北边折腾到南边，一直搞到49年10月在广东三水举行起义，最后被编入了解放军第4兵团的14军（李成芳部），并于1950年由云南进藏――扳起指头数一数，打满内战全场却没有遭到过重创的国民党军部队，好象还真只有他们这蝎子拉屎的独一份。
所谓千年的妖怪万年的精，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先前的“王牌”全部死翘翘了，二流的货色也就升格为了一流的宝贝。49年元旦期间，103师正在安徽蚌埠一线实施“攻势防御”，这时候的他们全套美式装备，是李延年兵团的绝对主力，而当初的那个不招人待见的老兵油子罗烟杆，如今也俨然成了军需处的上尉连长。
熟人见了面，事情自然好办。蔡智诚把情况给罗烟杆一说，这位执法队长立刻十分爽快地答应放人：“大水冲了龙王庙，蔡四爷的朋友需要粮食，尽管从我这里拿！”，并且还十分热情地建议说：“程副军长也在五河口，你要不要见他一见？”
罗烟杆提到的程鹏是贵州毕节人，当时正担任39军副军长兼103师师长（后升任军长，逃往台湾），抗战期间，程鹏是103师307团的团长，曾经与王光炜、陈永思和蔡智诚一起在松山打过仗，彼此间的关系还算是不错的。但蔡智诚在这时候却没有他乡遇故知的兴致，他一边敷衍说：“军座的公务太繁忙，改天再去打扰……”，一边赶紧领着冯家人和秦老汉们开溜了。
蔡智诚不愿意在战场附近接触当官的朋友，更不愿意在这个时候重返军队。五河口兵站的凶神恶煞的国军官兵和那些失魂落魄的老百姓们使他想起了解放区支前军民的踊跃和热情，国共双方的巨大差距如此清晰地摆在面前，蔡智诚根本就不希望自己和这场战争再有任何的牵连。
但是，他不去招惹别人，别人却会主动上门叨扰。
第二天上午，两辆吉普车忽啦啦地开到冯家药铺的门外，前面带路的是上尉连长罗烟杆，后面跟着103师副师长曾元三（贵州铜仁人，后任103师师长，49年10月率部起义）和师参谋长牟龙光（贵州遵义人，49年起义），几位老乡一进屋子就大声地嚷嚷：“蔡老弟啊，到五河了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虽说战事很紧张，但接风酒还是应该喝一杯的嘛……”
曾副师长此番登门的目的是要带蔡中校到蚌埠的39军军部去开会，蔡智诚当然不乐意接受这样的“盛情邀请”，他连连推脱、死活也不肯去。
“走吧走吧！谷正纲部长亲自点了你的大名。我们39军的面子你可以不给，叔常（谷正纲的字）先生的话总不能不听吧……”
于是乎，蔡智诚的“回家计划”只好泡汤，他逃过了共党的盘查，却终究没能逃出乡党的罗网，最后只得在一帮亲朋故旧的引领下悻悻然地坐上了开往蚌埠的军车――但这个场景却让躲在厢房里的秦老汉们惊得目瞪口呆，那些本分老实的乡下百姓怎么也想不明白：给桑树治病的小蔡先生怎么会和国民党的军官们混得如此亲热。
临出发的时候，蔡智诚再三叮嘱一定要照顾好那十几位宿县的民夫，“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罗烟杆当即爽快地保证：“蔡四爷的恩人就是我罗某的恩人，豁出性命也是要帮忙的”――这罗某人的誓言并没有落空。两天之后，他亲自把民夫们送过了封锁线，但就在返回的途中，该“执法队长”遇上了江淮军区的游击队（孙传家部），头一粒子弹就把这家伙给打死了。
1949年元月4号，蔡智诚跟着103师的一帮人抵达了距离五河口六十多公里远的蚌埠市。
蚌埠原本是第8绥靖区（夏威）的所在地，驻扎有桂系46军（谭何易部）。淮海战役期间，商丘的第4绥靖区（刘汝明兵团）和海州的第9绥靖区（李延年兵团）相继“转进”到这里，再加上从徐州“转进”而来的刘峙司令长官部，这座小小的城市顿时就变成了大兵营。当时，39军的军部设在蚌埠六安街（今建国路）的“汇中烟厂”，这个工厂的主打产品是“真善美”牌香烟，名字十分好听，但国民党的军官们抽着这个玩意的时候却显得愁眉苦脸，丝毫也感觉不出“善”和“美”的味道来。
（顺便说一句：蚌埠解放后，“汇中烟厂”与解放军三野的“东海烟厂”合并，“真善美”烟卷从此改名为“渡江”牌）
投入淮海战场的39军隶属于李延年第6兵团，下辖103师、147师和91师。其中91师和147师都是48年以后新组建的队伍，只有103师还保存着抗战时期的基本实力。蔡智诚赶到39军军部的时候，国民党的“中央慰问团”正在蚌埠前线视察，慰问团的团长是社会部长谷正纲|奇*_*书^_^网|，副团长是南京市长滕杰，另外还有个头衔为“孔圣奉祭官”的“衍圣公”孔德成。
在国民党的官场中，“谷氏三杰”是相当有名的，老大谷正伦、老三谷正纲和老四谷正鼎，同胞三兄弟同为“中常委”，政坛上除了陈门两兄弟、蒋家两公子、宋氏三姐妹之外还没有哪一家能更出其右。这谷正纲是德国柏林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双料高材生，当年的考试成绩比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学厉害得太多，可如今，这位理学博士却在政治形势面前傻了眼，声嘶力竭了老半天，啥道理也讲不出来。
还真是没道理可讲。
1949年元旦，蒋介石总统提出了停战谈判的请求。呼吁发出了好几天，共产党那边没有反应、世界各国也不见表态――这也难怪，战争或者和平都是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总要容领袖们好好地想一想。
想想就想想，但战场上的局势却让国军将士琢磨不透――华北那边，林彪困住了北平和天津，可他只在外面敲打却不开始攻城；华中这边，刘伯承和陈毅堵住了杜聿明，可他们只是围着喊话却没有痛下杀手；就连蚌埠这里也透着蹊跷，隔着淮河大桥，每天都能看到解放军在对面河岸上晃来晃去，可他们既不朝前冲也不往回撤，就这么对峙着――这可真让大伙犯了难。说不打吧，自己是人家砧板上的肉，谁知道共军是不是在调整布署、养精蓄锐，万一等别人攒足了力气再剁你一刀，到时候连哭都来不及；要说开打吧，上级已经在呼吁和平了，别说是打不赢，就算是打赢了也逃脱不了“破坏和谈”的干系，弄不好国共两党全都拿你来出气，到时候跑到哪里都要挨枪毙……因此所以，如此这般，平津那边只能干耗着、陈官庄这边只能干等着、蚌埠这里只能干看着，大家都在听候共军的消息，都在心里嘀咕着：“共产党会不会放我们一马？”
共产党那边到底是什么打算还不知道，可国民党这边却已经有人发话了。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副长官程潜和张轸联名呼吁蒋介石下台，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江西、安徽各省纷纷响应。一时间，李宗仁在南京宣布政见、李济深在香港发表通电，都在抢着当总统――瞧那意思，还不必等人家共产党打过来，蒋家王朝就已然要完蛋了。
从南京来的“中央慰问团”拼命给前线官兵们打气。孔圣人的玄孙子说：“仁者无敌，克己复礼”，谷正纲部长说：“蒋总统才是真正的党国领袖，即便下野了也还是国民党的总裁”，南京市长滕杰说：“不必计较战场上的一时胜负，我们可以和共产党比赛搞建设，看看是共产主义管用还是三民主义管用”，这位黄埔军校步兵科和明治大学经济系的双料学生心里清楚自己打起仗来肯定搞不过林彪，于是就决心放弃“武斗”、和他的同班同学比一比文的。
长官们的学识都很高深，但发表的讲话却尽是无的放矢，在蔡智诚看来，这些个“圣人”或者“博士”的号召力甚至无法与共产党的基层干部相比。但话又说回来了，即便这几位官员真的具有口吐莲花的能耐，他们也无法解决国军部队目前所面临的难题。
安徽属于国民党桂系的势力范围。自从李宗仁于1938年担任安徽省主席之后，继任的廖磊、李品仙、夏威也都是广西人，安徽各市县的管理权完全由桂系把持着，就连当地人也无法插足。淮海战役期间，桂系和蒋系正在闹内讧，蒋军所到之处，各地不提供粮草、不提供住所、不提供运输工具，甚至连政府的医院也不愿意接纳伤员，地方官员索性一走了之，害得“中央军”征集物资的时候只有自己派兵到处乱抓，用103师的话说，“就好象是在外国打仗一样”。
白崇禧通电“倒蒋”之后，安徽省主席夏威立刻就把省政府从合肥迁到了安庆，并且把桂系的第10兵团（辖46军和126军）也撤到了长江以南。江北的大片区域顿时全都成了共产党游击队的天下，淮北一带只剩下刘汝明和李延年兵团还孤零零地悬在蚌埠，前有虎后有狼，腹背受敌，四面楚歌。
“李宗仁是想和共产党搞划江而治，但守江必守淮，和谈是要靠实力说话的，象他们这样乱拆台，即便是想演南北朝也很难办到！”――国民党军官都明白这个道理，但事到如今却已是无可奈何。刘峙、滕杰等人经过商议之后，决定向南京方向靠拢，将刘、李两个兵团撤退到苏皖交界处的滁州。
大家在1月4日的军事会议上讨论了部队的后撤事宜，39军的意见是除了炸毁淮河大桥、防止共军追击之外，蚌埠的电厂、烟厂、面粉厂、织布厂、航运驳船和公私建筑一律不做破坏，并且留下警察人员维持秩序，以和平的方式退出城市。这个建议得到了各个单位的支持――毕竟是在打内战，谁也不愿意在前途未卜的时候把事情做得太过分了。
当天晚上，39军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聚会，既是为了欢迎谷正纲部长到战地视察，也是为了庆祝蔡智诚从绝境里脱险归来。出席聚会的大多是贵州老乡，有39军军长王伯勋（贵州安顺人，49年12月起义）、程鹏、曾元三、牟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