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克拉伦斯，在为酒店客人专设的酒吧跟伯诺不期而遇，他正跟几个朋友饮酒闲聊。碰到他，我一时手足无措，但他涵养够好的，生生把怒火压了下去。我居然住在他酒店最好的套间里，似乎也给他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
我用一轮酒稳住这伙人，然后就音乐、格拉斯哥、酒店咨询顾问的孤单生活之类大侃特侃一通。记忆所及，对于我编造的酒店咨询顾问职业，最刁钻的问题就是一脸困惑的伯诺提出来的。我使劲把话题往不那么凶险的领域拉，最后实在顶不住，踉踉跄跄回房睡觉，分手之际这帮人明显地松了口气。
出逃都柏林的新鲜感日渐消退后，我便着手实施获取信用卡的新招数。我开始定期挪地儿，在一家酒店停留一两周，然后搬到下一家。每换一处，凭我跟信用卡公司胡诌的新故事，信用卡就会追在我屁股后面源源而来。
我会变成一位仁慈的叔叔，热心帮侄子艾略特•卡斯特罗一把，这个粗心孩子丢了钱包，正困在都柏林一家酒店。我希望立即安排快递一张信用卡给他，好解他燃眉之急，卡挂在我账号下就行。隔天我就会接到前台一个电话，然后下楼踱进大堂，在快递司机单据上签个字，信用卡到手，美滋滋回到客房。
以这种伎俩收到几张信用卡后，我就会换一家酒店，以免引起怀疑；有时则会实施在监狱那些不眠之夜构思的一系列出国旅游。一开始我满足于去欧洲短暂逗留，柏林、马德里、巴黎等地是我常去之地，通常在希思罗机场转机。这些短途旅行挺让人开心，订票一般都通过Expedia网站。
有时我也会找机会从希思罗机场飞苏格兰短暂一游，并开始为此而使用爱丁堡机场。爱丁堡地方较小，不知怎么感觉比格拉斯哥舒服，我可以在这个首府逗留一下午或一晚上，然后赶回巴特菲尔德老家看看。
野心不断膨胀后，我为自己预订了一份价值不菲的迪拜之游套餐。在从都柏林飞往希思罗机场途中，我满脑子装的都是这次旅行和送我去迪拜的头等舱。这应该是继加拿大之后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旅行，奇Qīsuu.сom书但到达希思罗机场后，才发现情况并没有那么美妙。在能看到换票柜台的一个电话亭里，我给订票部打了个防范电话。
“订这张票的人正在我们安全监控中，”一位女职员回答，然后急迫地问：“乘客在您那儿吗？”
“没有，不在这儿。”我挺难过地回答，挂断电话。
没法子，只好直接搭下一趟爱尔兰航空公司航班飞回都柏林。我一方面为自己构建的防范体系派上用场而欣喜，另一方面又为旅行计划泡汤而气馁。闲来无聊，我随手拿起一本机上杂志翻阅，不经意间，一个目的地跃然眼前。我曾极度渴望前往纽约，但又担心自己的犯罪记录会引起美国移民局过分关注。
不过，从杂志上我了解到，移民检查实际上是在乘客登机前，在都柏林机场进行的。一旦抵达美国，海关方面挥挥手就让你过去。我决定冒一次险。飞机在都柏林着陆后，我径直走进爱尔兰航空公司办事处，用最新到手的信用卡刷掉数千欧元，预订了第二天的一张头等舱往返机票，随后到机场旅馆休息了一晚。第二天上午，我轻松通过海关检查，又一次坐到飞机上，被兜里那些奇妙的塑料卡片送上了天。
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载我的出租车司机是个身材矮小、性情活泼的印度人。他帮我把行李放好，一边把车开出停车场，一边问我旅途情况，还跟我说他喜欢《勇敢的心》。这个可怜家伙还不知道我的厉害，等进入城里峡谷般的街道时，他已经被我折磨得唇干舌燥了。
越逼近曼哈顿，我连珠炮似的问题越加大了频度。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股脑儿向他轰去：城市天际线（他让我待会儿自己看）、地理信息（他知道的还不如我多）、对去年9.11恐怖袭击的印象（有限――他当时正在纽约肯尼迪机场的停车场）。
我想尽量多看些景致，于是夺过对前进路线的控制权，大声嚷出一个个要去的地名。司机一边骂娘，一边伸长脖子从后视镜里张望，在车流里上演大回环。我无法抑制对周遭事物的好奇和兴趣，想到接下来几天一掷千金的阔佬式消费，更是兴奋无比。
我下榻哈德森酒店，Expedia网站称该酒店和我的老伙计圣马丁酒店同属一家连锁店。我预订的是一套豪华单间。时差意味着这会儿正是中午刚过，我几乎跑着回到酒店前厅，叫了一辆出租车便直奔第五大道。以一叠信用卡和现金为武装，我在社交阶梯上节节攀升，尽管时而还会发出紧张的一两声干咳。
现在要让我把挥霍的所有金钱都算出来，可不那么容易；但我估计，在首次纽约之旅的三天中，我在第五大道店面的消费就高达15,000美元。通过杂志、报纸、广告牌，我对那些渗透了奢侈的名牌货早就耳熟能详，而这些品牌中，没有一家在第五大道没有分店。
顾客群有两类：富人和梦想者。我算是兼而有之吧。我在店里指点店员拿东拿西，外面，电影里常见的黄色计程车正冲着一辆加长轿车一个劲儿按喇叭，后者猛一打轮在店门口嘎然停下，吐出一班雍容华贵的人物。销售人员个个英俊潇洒，看去与演员和流行歌星一般无二，但一瞧我从钱包里一张张往外掏信用卡，便笑开了花，谦恭之态可掬。
最初，我的纽约的夜生活并不顺当。头天晚上，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人拦住我检查身份证，这可不在计划之中。要知道我是一大名鼎鼎的国际诈骗犯，满衣柜新置办的名牌服装，居然却没人肯卖啤酒给我，只因我年仅19岁。后来实在不得已，我流落到格林威治村一家毫不起眼，名叫“白痴”的酒吧。一个变性人侍者为我斟了几杯免费饮料，我闷头独坐，嚼着花生打发时光。
这完全不符合我对不眠之城所抱的美妙幻想，太败兴了。第二天购物回来，我悄悄塞给门卫100美元，嘱他帮我物色几家玩乐场所。这天晚上，等我返回酒店大厅，门卫便给我列出三家夜总会，都有响当当的名头，在航空公司或时尚杂志上常常露脸。他还问我要不要安排一辆豪华轿车，我当然再乐意不过。
那天晚上，一位热情的年轻司机载着我畅游曼哈顿。等我逛完头两个夜总会，他殷勤地招呼我上车。都瞧了些啥？上车后，他这样问我，还告诉我每个夜总会都有哪些大名鼎鼎的人士光顾过。可我当时完全沉醉在享受中，根本没想过要去辨认谁。两个夜总会都塞满了魅力四射的人群，在我看来，应该夜总会付钱给他们才对，他们往那儿一戳就让空气中充满自信――在这种气氛中，我只能缩头乌龟般躲在角落里。
来到第三个夜总会前，我已经灌下好几杯鸡尾酒，所以，当一位女士大叫喜欢我的鞋时，我就本能地凑了上去。时至今日，每次看到《欲望都市》，不管是那一集，我不由得就会想起那晚与我同桌的三位女性。她们从事的工作都跟时尚沾边，我们聊服装、聊苏格兰、聊我杜撰的酒店顾问职业，很有点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味道。
这几个天生尤物于不着痕迹之中，浑身上下透着时髦气，不过我的老外身份和虚构职业也还能替我抵挡一阵。1000美元一瓶的香槟，我眼都不眨就刷信用卡买下，她们居然毫无反应。这种环境、这帮妙人让我心旌摇荡，到后来她们问我要不要参加一个派对，我便高叫道“坐我的豪华加长车去，就在外面！”她们中一个笑说：“太棒了。”
派对所在是一个公寓，其面积之大，放到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感觉有些过头。那天清晨我正巧在报上读到，在纽约，一个公寓单间就能卖到100万美元。这么大的公寓，一般人绝对无法问津。一扇巨大的窗户俯瞰大片树丛，我发现那正是中央公园，一时激动不已。我向一个人打探这家公寓的主人是谁，大伙儿都笑了，答曰“那人。”在巴特菲尔德的派对上可不能这样说话，但在这里，却似乎恰到好处。
一位DJ在角落里掌管音乐，身穿白色晚礼服的侍者端着盛放鸡尾酒和香槟的银色托盘来回穿梭。我跟随一些人走上长长的楼梯，发现自己来到屋顶上。尽头处砌着一堵矮墙，望下去仍然是中央公园；四周，霓虹灯和月光交相辉映，绵延不绝的城市楼群熠熠闪亮。角落上有张桌子，一个微笑的胖男人和两个金发碧眼美女围桌而坐。
听到我的口音，他们招呼我坐下，为我要了一杯饮料，然后就忙不迭谈论起他们最喜欢的英国景点来。他们提到的几乎每个名字――酒店、酒吧、夜总会、精品店，都给了我贡献自己独到见解的机会。
我略显鄙夷地评价了英国一家著名酒店的客房服务，金发碧眼女士中的一位张大了嘴巴。“没错！我一直就这么说。”虽然大受欢迎，得意洋洋，我还是决定见好就收，于是起身在公寓里四处溜达。与人四目相接时，对方或微笑，或点头致意，或虽然无所表示却传达对我认可的信息。回到街上，我在一排亮闪闪的车中搜寻我的豪华轿车。突然，司机从座位上跳将起来。
“看哪，”他边说边指着一个我在派对上见过的人，那家伙正朝停在我们前面的一辆车走去。他穿着一身不错的西装，能认出是阿玛尼。挽在他手臂上的，是位身材有如橱窗中人体模型的女人。
“你认出他了吧，伙计？”司机问，他的声音因吃惊而显得十分孩子气。
我并没有，不过那无关紧要。此人走过来为同伴开车门，就在这时我窥测到了别的什么。我打量他走路的样子，他的做派似乎轻而易举就使周围的空气带上了电荷。我打量他的服饰和他穿衣的方式。在他略为转头的一瞬，我瞥见了他的脸，眼神中是小人得志的沾沾自喜。这可逃不过我的眼睛。很难说具体是什么；毋宁说，是他利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的方式。他看起来就像我。
在从纽约返回的飞机上，我从别人手里借了本杂志看，上面有一篇对一位前英国军情五处特工的专访。据他说，任务在身的军情五处特工经常对朋友说在国防部工作，自以为这样就不至于因向周围的人撒谎而心存愧疚了。
因为撒谎而内疚？我才不干这种傻事呢，但酒店顾问一职总会让人问个没完没了，弄不好就会露馅。所以，有一天在都柏林一家酒吧，我碰到一个名叫德蒙特，举止优雅的小伙子，而对方说开着一家保安公司时，我就脸不红心不跳地插了进去……
“噢，有意思，我就在英国国防部工作。”
在都柏林的酒吧里，还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个英国间谍，只有白痴才会这么做，但德蒙特一点不起疑就信了我的话。他是个招人喜欢、风趣幽默的小伙子，正千方百计让公司起飞。我对奋发向上的人总是敬仰有加的，于是热情洋溢地和他探讨起了发展大计。
很快，我便每天早晨离开900英镑一晚的客房，吃过早餐，缓缓步行到德蒙特小小的办公室。他和他母亲会热情接待我，然后我会花一两个钟头向他们传授自己非同凡响的安全工作经历。我会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不时查看一下各种文件。我手持文件靠在椅背上，眉头紧锁，像模像样地读一阵子，然后为他们指点迷津。过不了多久我会感觉无聊，于是抽身走开，约好晚些时在酒吧与德蒙特会合，听取他一天工作后的汇报。
信不信由您，对这种安排我们俩一点儿也没觉得古怪。我起先就告诉过他我的工作就是在都柏林搞研究，但可研究的东西却少之又少。德蒙特似乎很喜欢有我做伴，在办公室里偶尔我还真能帮上忙，特别是清洁键盘之类，我对此道的擅长还多亏在女王陛下辛德利监狱办公室当差的经历。对我来说，既有了伴儿，又能打发时间，还能体味体味过正常人生活的妙处，下午时分再去观赏那些劳力士手表也不迟。
一天早上在办公室里，德蒙特的母亲提到要去都柏林机场买一张10月份的票，准备去曼彻斯特旅游。当时才8月，但她没有信用卡，所以想提前预订。我听后一跃而起，调出一大堆网站，然后告诉她，我会马上替她搞定需要的航班。机票订好了，她打开钱包，把现金如数付给我。
我从她手中接过了钱……
我想放慢点，在这儿稍为停一下。我曾试图理性地阐释一下这一时刻，却总不成功。在我曲折的犯罪道路上有过许多刺眼的罪恶场景，但这一刻或许是最刺目的一次。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自己到底中了什么邪，但对于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倒是记得清清楚楚。总而言之……
第六章 游走三大洲（1）
一周后，我坐在悉尼一家酒吧里，喝着咖啡，看外面大雨倾盆，淅淅沥沥浇打在悉尼歌剧院墙上。离开英国时还是盛夏，飞行二十二个钟头后，我来到世界另一端，已然置身冬季。不管怎样，又一个景点从我单子上勾掉了――母亲曾经跟我说起的，盖得像个贝壳的这座建筑物。
那天，我坐在头等舱软皮座椅上风头十足，有空姐围着转，一天的飞行还算差强人意。我翻完一本旅游指南又读了一本小说，每隔一会儿就按按头顶上的召唤按钮。不久按钮就遭了殃，我老习惯性地去按，脑中却是一片空白，直到空姐站在面前才想到要点什么。最后我终于在印度洋上空某处沉沉入梦，空姐们一定暗自庆幸。
毋庸赘
我用一轮酒稳住这伙人，然后就音乐、格拉斯哥、酒店咨询顾问的孤单生活之类大侃特侃一通。记忆所及，对于我编造的酒店咨询顾问职业，最刁钻的问题就是一脸困惑的伯诺提出来的。我使劲把话题往不那么凶险的领域拉，最后实在顶不住，踉踉跄跄回房睡觉，分手之际这帮人明显地松了口气。
出逃都柏林的新鲜感日渐消退后，我便着手实施获取信用卡的新招数。我开始定期挪地儿，在一家酒店停留一两周，然后搬到下一家。每换一处，凭我跟信用卡公司胡诌的新故事，信用卡就会追在我屁股后面源源而来。
我会变成一位仁慈的叔叔，热心帮侄子艾略特•卡斯特罗一把，这个粗心孩子丢了钱包，正困在都柏林一家酒店。我希望立即安排快递一张信用卡给他，好解他燃眉之急，卡挂在我账号下就行。隔天我就会接到前台一个电话，然后下楼踱进大堂，在快递司机单据上签个字，信用卡到手，美滋滋回到客房。
以这种伎俩收到几张信用卡后，我就会换一家酒店，以免引起怀疑；有时则会实施在监狱那些不眠之夜构思的一系列出国旅游。一开始我满足于去欧洲短暂逗留，柏林、马德里、巴黎等地是我常去之地，通常在希思罗机场转机。这些短途旅行挺让人开心，订票一般都通过Expedia网站。
有时我也会找机会从希思罗机场飞苏格兰短暂一游，并开始为此而使用爱丁堡机场。爱丁堡地方较小，不知怎么感觉比格拉斯哥舒服，我可以在这个首府逗留一下午或一晚上，然后赶回巴特菲尔德老家看看。
野心不断膨胀后，我为自己预订了一份价值不菲的迪拜之游套餐。在从都柏林飞往希思罗机场途中，我满脑子装的都是这次旅行和送我去迪拜的头等舱。这应该是继加拿大之后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旅行，奇Qīsuu.сom书但到达希思罗机场后，才发现情况并没有那么美妙。在能看到换票柜台的一个电话亭里，我给订票部打了个防范电话。
“订这张票的人正在我们安全监控中，”一位女职员回答，然后急迫地问：“乘客在您那儿吗？”
“没有，不在这儿。”我挺难过地回答，挂断电话。
没法子，只好直接搭下一趟爱尔兰航空公司航班飞回都柏林。我一方面为自己构建的防范体系派上用场而欣喜，另一方面又为旅行计划泡汤而气馁。闲来无聊，我随手拿起一本机上杂志翻阅，不经意间，一个目的地跃然眼前。我曾极度渴望前往纽约，但又担心自己的犯罪记录会引起美国移民局过分关注。
不过，从杂志上我了解到，移民检查实际上是在乘客登机前，在都柏林机场进行的。一旦抵达美国，海关方面挥挥手就让你过去。我决定冒一次险。飞机在都柏林着陆后，我径直走进爱尔兰航空公司办事处，用最新到手的信用卡刷掉数千欧元，预订了第二天的一张头等舱往返机票，随后到机场旅馆休息了一晚。第二天上午，我轻松通过海关检查，又一次坐到飞机上，被兜里那些奇妙的塑料卡片送上了天。
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载我的出租车司机是个身材矮小、性情活泼的印度人。他帮我把行李放好，一边把车开出停车场，一边问我旅途情况，还跟我说他喜欢《勇敢的心》。这个可怜家伙还不知道我的厉害，等进入城里峡谷般的街道时，他已经被我折磨得唇干舌燥了。
越逼近曼哈顿，我连珠炮似的问题越加大了频度。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股脑儿向他轰去：城市天际线（他让我待会儿自己看）、地理信息（他知道的还不如我多）、对去年9.11恐怖袭击的印象（有限――他当时正在纽约肯尼迪机场的停车场）。
我想尽量多看些景致，于是夺过对前进路线的控制权，大声嚷出一个个要去的地名。司机一边骂娘，一边伸长脖子从后视镜里张望，在车流里上演大回环。我无法抑制对周遭事物的好奇和兴趣，想到接下来几天一掷千金的阔佬式消费，更是兴奋无比。
我下榻哈德森酒店，Expedia网站称该酒店和我的老伙计圣马丁酒店同属一家连锁店。我预订的是一套豪华单间。时差意味着这会儿正是中午刚过，我几乎跑着回到酒店前厅，叫了一辆出租车便直奔第五大道。以一叠信用卡和现金为武装，我在社交阶梯上节节攀升，尽管时而还会发出紧张的一两声干咳。
现在要让我把挥霍的所有金钱都算出来，可不那么容易；但我估计，在首次纽约之旅的三天中，我在第五大道店面的消费就高达15,000美元。通过杂志、报纸、广告牌，我对那些渗透了奢侈的名牌货早就耳熟能详，而这些品牌中，没有一家在第五大道没有分店。
顾客群有两类：富人和梦想者。我算是兼而有之吧。我在店里指点店员拿东拿西，外面，电影里常见的黄色计程车正冲着一辆加长轿车一个劲儿按喇叭，后者猛一打轮在店门口嘎然停下，吐出一班雍容华贵的人物。销售人员个个英俊潇洒，看去与演员和流行歌星一般无二，但一瞧我从钱包里一张张往外掏信用卡，便笑开了花，谦恭之态可掬。
最初，我的纽约的夜生活并不顺当。头天晚上，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人拦住我检查身份证，这可不在计划之中。要知道我是一大名鼎鼎的国际诈骗犯，满衣柜新置办的名牌服装，居然却没人肯卖啤酒给我，只因我年仅19岁。后来实在不得已，我流落到格林威治村一家毫不起眼，名叫“白痴”的酒吧。一个变性人侍者为我斟了几杯免费饮料，我闷头独坐，嚼着花生打发时光。
这完全不符合我对不眠之城所抱的美妙幻想，太败兴了。第二天购物回来，我悄悄塞给门卫100美元，嘱他帮我物色几家玩乐场所。这天晚上，等我返回酒店大厅，门卫便给我列出三家夜总会，都有响当当的名头，在航空公司或时尚杂志上常常露脸。他还问我要不要安排一辆豪华轿车，我当然再乐意不过。
那天晚上，一位热情的年轻司机载着我畅游曼哈顿。等我逛完头两个夜总会，他殷勤地招呼我上车。都瞧了些啥？上车后，他这样问我，还告诉我每个夜总会都有哪些大名鼎鼎的人士光顾过。可我当时完全沉醉在享受中，根本没想过要去辨认谁。两个夜总会都塞满了魅力四射的人群，在我看来，应该夜总会付钱给他们才对，他们往那儿一戳就让空气中充满自信――在这种气氛中，我只能缩头乌龟般躲在角落里。
来到第三个夜总会前，我已经灌下好几杯鸡尾酒，所以，当一位女士大叫喜欢我的鞋时，我就本能地凑了上去。时至今日，每次看到《欲望都市》，不管是那一集，我不由得就会想起那晚与我同桌的三位女性。她们从事的工作都跟时尚沾边，我们聊服装、聊苏格兰、聊我杜撰的酒店顾问职业，很有点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味道。
这几个天生尤物于不着痕迹之中，浑身上下透着时髦气，不过我的老外身份和虚构职业也还能替我抵挡一阵。1000美元一瓶的香槟，我眼都不眨就刷信用卡买下，她们居然毫无反应。这种环境、这帮妙人让我心旌摇荡，到后来她们问我要不要参加一个派对，我便高叫道“坐我的豪华加长车去，就在外面！”她们中一个笑说：“太棒了。”
派对所在是一个公寓，其面积之大，放到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感觉有些过头。那天清晨我正巧在报上读到，在纽约，一个公寓单间就能卖到100万美元。这么大的公寓，一般人绝对无法问津。一扇巨大的窗户俯瞰大片树丛，我发现那正是中央公园，一时激动不已。我向一个人打探这家公寓的主人是谁，大伙儿都笑了，答曰“那人。”在巴特菲尔德的派对上可不能这样说话，但在这里，却似乎恰到好处。
一位DJ在角落里掌管音乐，身穿白色晚礼服的侍者端着盛放鸡尾酒和香槟的银色托盘来回穿梭。我跟随一些人走上长长的楼梯，发现自己来到屋顶上。尽头处砌着一堵矮墙，望下去仍然是中央公园；四周，霓虹灯和月光交相辉映，绵延不绝的城市楼群熠熠闪亮。角落上有张桌子，一个微笑的胖男人和两个金发碧眼美女围桌而坐。
听到我的口音，他们招呼我坐下，为我要了一杯饮料，然后就忙不迭谈论起他们最喜欢的英国景点来。他们提到的几乎每个名字――酒店、酒吧、夜总会、精品店，都给了我贡献自己独到见解的机会。
我略显鄙夷地评价了英国一家著名酒店的客房服务，金发碧眼女士中的一位张大了嘴巴。“没错！我一直就这么说。”虽然大受欢迎，得意洋洋，我还是决定见好就收，于是起身在公寓里四处溜达。与人四目相接时，对方或微笑，或点头致意，或虽然无所表示却传达对我认可的信息。回到街上，我在一排亮闪闪的车中搜寻我的豪华轿车。突然，司机从座位上跳将起来。
“看哪，”他边说边指着一个我在派对上见过的人，那家伙正朝停在我们前面的一辆车走去。他穿着一身不错的西装，能认出是阿玛尼。挽在他手臂上的，是位身材有如橱窗中人体模型的女人。
“你认出他了吧，伙计？”司机问，他的声音因吃惊而显得十分孩子气。
我并没有，不过那无关紧要。此人走过来为同伴开车门，就在这时我窥测到了别的什么。我打量他走路的样子，他的做派似乎轻而易举就使周围的空气带上了电荷。我打量他的服饰和他穿衣的方式。在他略为转头的一瞬，我瞥见了他的脸，眼神中是小人得志的沾沾自喜。这可逃不过我的眼睛。很难说具体是什么；毋宁说，是他利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的方式。他看起来就像我。
在从纽约返回的飞机上，我从别人手里借了本杂志看，上面有一篇对一位前英国军情五处特工的专访。据他说，任务在身的军情五处特工经常对朋友说在国防部工作，自以为这样就不至于因向周围的人撒谎而心存愧疚了。
因为撒谎而内疚？我才不干这种傻事呢，但酒店顾问一职总会让人问个没完没了，弄不好就会露馅。所以，有一天在都柏林一家酒吧，我碰到一个名叫德蒙特，举止优雅的小伙子，而对方说开着一家保安公司时，我就脸不红心不跳地插了进去……
“噢，有意思，我就在英国国防部工作。”
在都柏林的酒吧里，还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个英国间谍，只有白痴才会这么做，但德蒙特一点不起疑就信了我的话。他是个招人喜欢、风趣幽默的小伙子，正千方百计让公司起飞。我对奋发向上的人总是敬仰有加的，于是热情洋溢地和他探讨起了发展大计。
很快，我便每天早晨离开900英镑一晚的客房，吃过早餐，缓缓步行到德蒙特小小的办公室。他和他母亲会热情接待我，然后我会花一两个钟头向他们传授自己非同凡响的安全工作经历。我会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不时查看一下各种文件。我手持文件靠在椅背上，眉头紧锁，像模像样地读一阵子，然后为他们指点迷津。过不了多久我会感觉无聊，于是抽身走开，约好晚些时在酒吧与德蒙特会合，听取他一天工作后的汇报。
信不信由您，对这种安排我们俩一点儿也没觉得古怪。我起先就告诉过他我的工作就是在都柏林搞研究，但可研究的东西却少之又少。德蒙特似乎很喜欢有我做伴，在办公室里偶尔我还真能帮上忙，特别是清洁键盘之类，我对此道的擅长还多亏在女王陛下辛德利监狱办公室当差的经历。对我来说，既有了伴儿，又能打发时间，还能体味体味过正常人生活的妙处，下午时分再去观赏那些劳力士手表也不迟。
一天早上在办公室里，德蒙特的母亲提到要去都柏林机场买一张10月份的票，准备去曼彻斯特旅游。当时才8月，但她没有信用卡，所以想提前预订。我听后一跃而起，调出一大堆网站，然后告诉她，我会马上替她搞定需要的航班。机票订好了，她打开钱包，把现金如数付给我。
我从她手中接过了钱……
我想放慢点，在这儿稍为停一下。我曾试图理性地阐释一下这一时刻，却总不成功。在我曲折的犯罪道路上有过许多刺眼的罪恶场景，但这一刻或许是最刺目的一次。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自己到底中了什么邪，但对于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倒是记得清清楚楚。总而言之……
第六章 游走三大洲（1）
一周后，我坐在悉尼一家酒吧里，喝着咖啡，看外面大雨倾盆，淅淅沥沥浇打在悉尼歌剧院墙上。离开英国时还是盛夏，飞行二十二个钟头后，我来到世界另一端，已然置身冬季。不管怎样，又一个景点从我单子上勾掉了――母亲曾经跟我说起的，盖得像个贝壳的这座建筑物。
那天，我坐在头等舱软皮座椅上风头十足，有空姐围着转，一天的飞行还算差强人意。我翻完一本旅游指南又读了一本小说，每隔一会儿就按按头顶上的召唤按钮。不久按钮就遭了殃，我老习惯性地去按，脑中却是一片空白，直到空姐站在面前才想到要点什么。最后我终于在印度洋上空某处沉沉入梦，空姐们一定暗自庆幸。
毋庸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