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成大人，而是使自己的行为接近少年时的表现。"
①约翰・赫伊津哈――荷兰历史学家。
"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正在出现一种最令人忧虑的'判断力减弱的症状'"。（《在明天的阴影中》，藤绳千草译，河出书房新社版）。五十年前，在法西斯主义的阴云笼罩下，他敏锐地发觉了全体主义完全抹杀个性的危险倾向，做出上述断言。他当时的这番话，可以说完全适用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不断追求新的信息，追随时髦潮流，因而正在变成无法确认自己存在的时代。所以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大众化的社会中，永远把握一个准确的尺度，永远不要忘记实际的现实世界。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现代社会，可以叫"没有哲学的时代"。今天社会遇到的一切难题，究其原因就在于一些人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失去了哲学。人类过去出现过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众多思想家、哲学家，还有众多的宗教家。他们在各个时代留下足迹。但是，到了今天，文明得到迅速发展，哲学反倒全都失去自己的力量。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没有哲学，恰恰证明这是个不幸的时代。因为没有哲学的人不懂得人生的真正价值。只是一味地延续不稳定的、没有价值标准的、广漠的时间与空间。于是，懒惰出现、堕落发生。人们沉浸在安逸与享乐之中。反过来，懂得深刻哲理的人，才能真正懂得人生的妙处。深刻的哲理能够逐步在人们内心深处，发射出耀眼的光茫。在这个不断追求相对的高价值的社会里，得到一种哲学，让它在自己心中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念，就显得十分重要。
我的恩师户田先生是个数学家。我认为他也是通晓万般道理的大学问家。另外他还是少有的佛法实践者。对先生来说，思索即实践。或许应当说是实践转成对人生的深刻思索。
能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生之师，我感到无上光荣。
先生曾引用一个最通俗的事例来解释哲学的概念。他们：
"最通俗的哲学是在水户光（黄门）的漫游记中。有一天，水户在农村向一位老妇人要水喝，并且坐在她的米袋上。老妇人一见申斥道：'这是要向水户老爷交纳的大米，怎么能坐在屁股下面呢！'光只好低头认错。听起来是个滑稽的故事。
可是，那老妇人虽然没有学问，却有信念，有对自己职业的骄傲，心中有哲学。"而且，"不管别人说什么，却无法改变她的信念，这就是哲学。具有哲学的人是强有力的。"
这是个描写封建时代的故事，对故事本身该如何看，且不去管它，故事里反映出一个道理：不管任何时代，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是必须具备稳固的"价值观"与"秩序观念"，离开它们，人类便无法生存，社会便无法发展。
我认为"哲学"应扎根于民众实际生活之中，又是实际生活的反映。不管如何抽象化，如何具有高深的理论体系，只要是名副其实的"哲学"，它就必须从民众的土壤中吸收养分，生枝育叶、开出鲜花。因此，越是"没有哲学的时代"，越应不断注视民众心灵深处蕴藏的深刻人性和抵抗强权的情感，以及各种实际感觉。在大众化、信息化社会里，能否取得领导者地位，就在于此吧。
第二节 开化的家庭与教育
志同道合的美满夫妻
――廖承志夫妇的恩爱锁链
一九七九年五月，我在东京会见了率领"中日友好之船"来到日本的、中日友好协会的已故会长廖承志先生及夫人。廖先生是我五年前初次访华时，第一个在北京迎接我的中国朋友。那次是深夜到达北京机场，我刚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来。带着温和微笑的廖先生，就率先走上来与我握手。那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这次在日本我们是久别重逢。会见这天，廖先生先到会场。在和我欢谈之时，他满面笑容十分愉快，还不时喷吐出香烟的烟雾。正在此时夫人经普椿女士走来，不声不响地把丈夫手中香烟拿去，在烟缸上捻灭。廖先生耸了耸高大的肩膀，顽皮地笑了。原来夫人这是对他进行健康管制。大家都知道廖先生心赃不佳。不光如此，他年事已高，身材又过于高大，甚至有"大象"之雅号。所以周恩来总理生前对他的健康十分关心，曾"严令"经夫人对廖先生施行健康管制。
经夫人是个稳重、谨慎的人，感情从不外露。这一点与开朗的、用清晰的日语谈笑风生的廖先生形成鲜明对比。这个廖先生此时却象做了什么顽皮的事，受到母亲的管束一样，令人笑逐颜开。夫人自然是希望他健康长寿，多为人民作些贡献。这是个极自然、平常的场面，我却觉得由此窥视到一对同志式夫妇的深厚情谊。
经夫人当时身处中日友好协会理事要职；廖先生是活跃在中国革命第一线上的人物。廖先生的父亲在革命中被杀，他本人也参加过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廖氏夫妇是在相互理解和爱情中建立起共同信念和目的的夫妇，由此我深深感到经历过苦难的夫妇间的恩爱锁链是多么坚固。
经夫人对丈夫的健康管理十分严厉，但另一方面她心地却十分善良。一九七八年秋，我第四次访华结束时，在北海公园内举行答谢中日友协各位的宴会。席上，我们的一个年轻团员用中文唱了一首"怀念周总理"的歌。唱完之后，我看到与我同桌的、一向冷静的经夫人眼中闪着泪水。她并且哽咽着对周围的人说："我想起了已故的周总理，周总理真是为人民贡献一生的人，他是非常好的人。"此情此景鲜明地印在我的脑中。
可以说给我最深印象的是：与丈夫志同道合的妻子最为刚强，也最美丽。日莲大圣人曾在书中写道："大凡女人必是跟从别人，又使别人跟从自己之人。"跟随丈夫的同时，妻子还必须有明确的方针――使丈夫带领自己朝着好的方向、幸福的方向走去。妇女应是家庭安定与社会团结的积极骨干。
我认为丈夫与妻子不应只是互相关联、互相依存的关系，而更应是朝着人生大目标前进的、同一主体，是共同的建设者。也许夫妇这一深奥的内在含义就往于此吧。夫妻的这种恩爱锁链和他们共同的汗水与辛劳创造出的成果，必将筑起雄伟的、坚实的人生高塔。
体谅、关怀之心
――夏目漱石的《路边草》
每当思考家庭问题时，我常想到一句名言："不论是王公还是庶民，在自己的家中看到和平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家庭的基础首先在于夫妇的关系。不管是小家庭，还是大家庭都是一样。在我国，孩子生下之后，家庭的重心便移向孩子。丈夫改称为"爸爸"、"父亲"，妻子也改称为"妈妈"、"母亲"。尽管如此，夫妇关系的好坏仍是家庭的基础。
提起夏目漱石，人所共知，他是登上日本近代文学最高峰的文豪。因此他能和当时的高官――贵族院书记官的长女结婚。不过，他的婚后生活似乎并不幸福。
据说他晚年的小说《路边草》是自传性质的作品，在那里可以看到他那不幸的婚后生活的影子。
漱石化身的小说主人公健三是个三十多岁的大学教师。
妻子名叫阿住，是位高官的女儿。他们的婚姻当然是受到人们祝福的结合。但是两人之间很难相互理解，内心总是产生各种误解与分歧。《路边草》正是漱石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创作的作品，是一部描写夫妻间纠葛的名著。
小说中，有个令人难忘的场面：
健三为了补充家庭开支，用现在的话说，业余干了点兼职工作。他一心希望妻子能过上更加宽裕一些的日子。但是当他把挣来的钱交给妻子时，"当时妻子并未显出高兴的神色"。
漱石这样描写了当时两人的心情：
阿住想："如果丈夫给我钱时说上几句温情的话，我一定会高高兴兴地接过来。"
而健三却想："如果妻子能高高兴兴地接过钱去，我肯定会说出温情的话来。"
这真是把人物心理描写得惟妙惟肖。不愧为文豪的生花妙笔，令人佩服。凡事都是如此，彼此之间，只要求对方，指责对方，而不反省自己，体谅别人，这只能日益加深彼此间的沟坎吧。
不只夫妻关系如此，家庭成员间、亲戚朋友交往之中，都须牢记这点，至关重要。
还有这么一个场面：一个星期天，阿住外出回来迟了，健三一个人吃了饭，躲进屋里。阿住回到家，只说了一声"我回来了"，并没有对自己回来晚了表示一点歉意。这种傲慢态度使健三很不高兴。所以他只回头望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也许健三产生这种心情是有道理的。只要说一声"我回来晚了"，丈夫的心情就会舒服一点。然而不知是自命清高，还是由于与健三的关系冷淡使她的心也变冷了的缘故，阿住口中竟没有说出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来。健三却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竟然一句话也没答理。
接着他又描写道："这样一来，这件事又在妻子的心头投下了暗影，妻子也一声不吭地径直走向客厅。于是在二人之间，便失去了说话的机会。"
丈夫的不开口又使妻子心中不快，两人关系变得愈发冷淡。说起来事情的发生只是由于妻子没有诚恳地说出一句普通的实话来。
要说是小事，可能确实是小事。但是有时小事就能成为左右现实的"大事"。一天的喜怒感情也常常为这些小事情所支配。
人的心是极纤细的物质，如同几个传送装置接在一起，互相牵动旋转一样，微妙细小的心理活动，总是一瞬一瞬地相互重叠活动的。决不可忽视这种心理上的精细、敏捷状况。越是出色的领导人越懂得这种人心的特点。
我见到过许多世界性的领导人物，在政治家当中，中国的周恩来总理称得起是这种类型的领导人。
同时我又感到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语言"是极重要的工具。人的一句话，既可以引起争斗，也可以促成和好。一句话可以造成终生伤痛，也可以变成难忘的人生转机。一句话具有一颗心。因此我认为重视语言，就是重视人的心。我希望自己永远是语言美的人。因为充满真挚的美丽语言虽然平凡，却能抓住人的心，使人紧紧团结起来。
健三夫妇由于内心的点滴误解，竟导致两人关系的破裂。
漱石写道：
"两人都感到已成为再不能互相彻底交谈的男女。因此两人都未想到应当改变现在的自己。"
的确，通过这个作品使人看到了人们普遍存在的不能正视自己的倾向。这种弱点将影响一生。可以说，不能变革自己的人，结果一生都要受到命运的摆布。
人考虑问题时，总是以自己为中心，经过相当的修炼之后才能站在对方立场多方考虑。如同世界是以自己为中心旋转一样，如果在考虑人际关系时，也用这种"天动说"，那就太幼稚了。在认识人、认识社会的过程中，能控制自己的感情，能够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问题，这是人类成长方面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懂得人心"决不是多多留意就可以做得到的。这是一个人完全成熟的证明。说明他成为脱离自我世界、胸怀更大世界的巨大生命力量。
成熟的家庭
――揭示家庭之含义的《娜拉》
任何人不可能自己诞生，也不可能只靠自己长大成人，必然是在家庭中诞生，在家庭中成长。可以说夫妇、父子、母子、兄弟之间都是由一种无形的锁链联结着。这正是"不断创造人类"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土壤吧。
我对于最近几年人们呼吁的"家庭崩溃"现象深感忧虑。
因为我认为这种现象与"人类崩溃"是互为表里的。
著名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娜拉》（矢崎源九郎译，新潮文库版）是一部描写主人公娜拉为谋求"自身的独立"而离家出走的剧本，这早已驰名世界。《娜拉》的最后一幕最为精彩。在这一幕，娜拉对丈夫的虚伪和自己过去的空虚生活痛感绝望，毅然宣布分手。她的告别也是宣布立志"要作真正的人"的开始。她的丈夫赫尔梅想使她回心转意，对她说：
"难道我在你的心中永远不能成为超过别人的人啦？"对此，娜拉只回答了一句："那必须是出现奇迹中的奇迹。"
赫尔梅："什么是奇迹中的奇迹呢？"
娜拉："那是在你和我都发生了变化之后――不，我已经不相信会有那种奇迹了。"
赫尔梅："可是，我相信。你快说，我们俩都发生变化之后呢？"
娜拉："那时我们俩的共同生活，就会象真正的夫妻生活了吧。啊，再见吧。"（走出门去）
于是，赫尔梅叹息着，呼喊着娜拉的名字，"啊，这奇迹中的奇迹！？"他这样发出最后的带有一线希望的呼喊之后，幕落。
易卜生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主题，并不是要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改革。他在一封信中曾写过："真正需要的是人的精神上的革命。"（《易卜生》，原千代海著，玉川大学出版社版）这句话正是他的思想核心，是贯穿全作品的"意愿"。易卜生找到了能够创造新时代的家庭的钥匙。它不是存在于环境的变化之中，而是在人的自身变革之中。
本来组合成家庭的锁链应当是爱情，是纯洁的心。但是，一旦这锁链是由阻挡彼此成长的依赖性、惰性和表面形式结合而成时，
①约翰・赫伊津哈――荷兰历史学家。
"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正在出现一种最令人忧虑的'判断力减弱的症状'"。（《在明天的阴影中》，藤绳千草译，河出书房新社版）。五十年前，在法西斯主义的阴云笼罩下，他敏锐地发觉了全体主义完全抹杀个性的危险倾向，做出上述断言。他当时的这番话，可以说完全适用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不断追求新的信息，追随时髦潮流，因而正在变成无法确认自己存在的时代。所以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大众化的社会中，永远把握一个准确的尺度，永远不要忘记实际的现实世界。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现代社会，可以叫"没有哲学的时代"。今天社会遇到的一切难题，究其原因就在于一些人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失去了哲学。人类过去出现过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众多思想家、哲学家，还有众多的宗教家。他们在各个时代留下足迹。但是，到了今天，文明得到迅速发展，哲学反倒全都失去自己的力量。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没有哲学，恰恰证明这是个不幸的时代。因为没有哲学的人不懂得人生的真正价值。只是一味地延续不稳定的、没有价值标准的、广漠的时间与空间。于是，懒惰出现、堕落发生。人们沉浸在安逸与享乐之中。反过来，懂得深刻哲理的人，才能真正懂得人生的妙处。深刻的哲理能够逐步在人们内心深处，发射出耀眼的光茫。在这个不断追求相对的高价值的社会里，得到一种哲学，让它在自己心中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念，就显得十分重要。
我的恩师户田先生是个数学家。我认为他也是通晓万般道理的大学问家。另外他还是少有的佛法实践者。对先生来说，思索即实践。或许应当说是实践转成对人生的深刻思索。
能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生之师，我感到无上光荣。
先生曾引用一个最通俗的事例来解释哲学的概念。他们：
"最通俗的哲学是在水户光（黄门）的漫游记中。有一天，水户在农村向一位老妇人要水喝，并且坐在她的米袋上。老妇人一见申斥道：'这是要向水户老爷交纳的大米，怎么能坐在屁股下面呢！'光只好低头认错。听起来是个滑稽的故事。
可是，那老妇人虽然没有学问，却有信念，有对自己职业的骄傲，心中有哲学。"而且，"不管别人说什么，却无法改变她的信念，这就是哲学。具有哲学的人是强有力的。"
这是个描写封建时代的故事，对故事本身该如何看，且不去管它，故事里反映出一个道理：不管任何时代，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是必须具备稳固的"价值观"与"秩序观念"，离开它们，人类便无法生存，社会便无法发展。
我认为"哲学"应扎根于民众实际生活之中，又是实际生活的反映。不管如何抽象化，如何具有高深的理论体系，只要是名副其实的"哲学"，它就必须从民众的土壤中吸收养分，生枝育叶、开出鲜花。因此，越是"没有哲学的时代"，越应不断注视民众心灵深处蕴藏的深刻人性和抵抗强权的情感，以及各种实际感觉。在大众化、信息化社会里，能否取得领导者地位，就在于此吧。
第二节 开化的家庭与教育
志同道合的美满夫妻
――廖承志夫妇的恩爱锁链
一九七九年五月，我在东京会见了率领"中日友好之船"来到日本的、中日友好协会的已故会长廖承志先生及夫人。廖先生是我五年前初次访华时，第一个在北京迎接我的中国朋友。那次是深夜到达北京机场，我刚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来。带着温和微笑的廖先生，就率先走上来与我握手。那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这次在日本我们是久别重逢。会见这天，廖先生先到会场。在和我欢谈之时，他满面笑容十分愉快，还不时喷吐出香烟的烟雾。正在此时夫人经普椿女士走来，不声不响地把丈夫手中香烟拿去，在烟缸上捻灭。廖先生耸了耸高大的肩膀，顽皮地笑了。原来夫人这是对他进行健康管制。大家都知道廖先生心赃不佳。不光如此，他年事已高，身材又过于高大，甚至有"大象"之雅号。所以周恩来总理生前对他的健康十分关心，曾"严令"经夫人对廖先生施行健康管制。
经夫人是个稳重、谨慎的人，感情从不外露。这一点与开朗的、用清晰的日语谈笑风生的廖先生形成鲜明对比。这个廖先生此时却象做了什么顽皮的事，受到母亲的管束一样，令人笑逐颜开。夫人自然是希望他健康长寿，多为人民作些贡献。这是个极自然、平常的场面，我却觉得由此窥视到一对同志式夫妇的深厚情谊。
经夫人当时身处中日友好协会理事要职；廖先生是活跃在中国革命第一线上的人物。廖先生的父亲在革命中被杀，他本人也参加过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廖氏夫妇是在相互理解和爱情中建立起共同信念和目的的夫妇，由此我深深感到经历过苦难的夫妇间的恩爱锁链是多么坚固。
经夫人对丈夫的健康管理十分严厉，但另一方面她心地却十分善良。一九七八年秋，我第四次访华结束时，在北海公园内举行答谢中日友协各位的宴会。席上，我们的一个年轻团员用中文唱了一首"怀念周总理"的歌。唱完之后，我看到与我同桌的、一向冷静的经夫人眼中闪着泪水。她并且哽咽着对周围的人说："我想起了已故的周总理，周总理真是为人民贡献一生的人，他是非常好的人。"此情此景鲜明地印在我的脑中。
可以说给我最深印象的是：与丈夫志同道合的妻子最为刚强，也最美丽。日莲大圣人曾在书中写道："大凡女人必是跟从别人，又使别人跟从自己之人。"跟随丈夫的同时，妻子还必须有明确的方针――使丈夫带领自己朝着好的方向、幸福的方向走去。妇女应是家庭安定与社会团结的积极骨干。
我认为丈夫与妻子不应只是互相关联、互相依存的关系，而更应是朝着人生大目标前进的、同一主体，是共同的建设者。也许夫妇这一深奥的内在含义就往于此吧。夫妻的这种恩爱锁链和他们共同的汗水与辛劳创造出的成果，必将筑起雄伟的、坚实的人生高塔。
体谅、关怀之心
――夏目漱石的《路边草》
每当思考家庭问题时，我常想到一句名言："不论是王公还是庶民，在自己的家中看到和平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家庭的基础首先在于夫妇的关系。不管是小家庭，还是大家庭都是一样。在我国，孩子生下之后，家庭的重心便移向孩子。丈夫改称为"爸爸"、"父亲"，妻子也改称为"妈妈"、"母亲"。尽管如此，夫妇关系的好坏仍是家庭的基础。
提起夏目漱石，人所共知，他是登上日本近代文学最高峰的文豪。因此他能和当时的高官――贵族院书记官的长女结婚。不过，他的婚后生活似乎并不幸福。
据说他晚年的小说《路边草》是自传性质的作品，在那里可以看到他那不幸的婚后生活的影子。
漱石化身的小说主人公健三是个三十多岁的大学教师。
妻子名叫阿住，是位高官的女儿。他们的婚姻当然是受到人们祝福的结合。但是两人之间很难相互理解，内心总是产生各种误解与分歧。《路边草》正是漱石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创作的作品，是一部描写夫妻间纠葛的名著。
小说中，有个令人难忘的场面：
健三为了补充家庭开支，用现在的话说，业余干了点兼职工作。他一心希望妻子能过上更加宽裕一些的日子。但是当他把挣来的钱交给妻子时，"当时妻子并未显出高兴的神色"。
漱石这样描写了当时两人的心情：
阿住想："如果丈夫给我钱时说上几句温情的话，我一定会高高兴兴地接过来。"
而健三却想："如果妻子能高高兴兴地接过钱去，我肯定会说出温情的话来。"
这真是把人物心理描写得惟妙惟肖。不愧为文豪的生花妙笔，令人佩服。凡事都是如此，彼此之间，只要求对方，指责对方，而不反省自己，体谅别人，这只能日益加深彼此间的沟坎吧。
不只夫妻关系如此，家庭成员间、亲戚朋友交往之中，都须牢记这点，至关重要。
还有这么一个场面：一个星期天，阿住外出回来迟了，健三一个人吃了饭，躲进屋里。阿住回到家，只说了一声"我回来了"，并没有对自己回来晚了表示一点歉意。这种傲慢态度使健三很不高兴。所以他只回头望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也许健三产生这种心情是有道理的。只要说一声"我回来晚了"，丈夫的心情就会舒服一点。然而不知是自命清高，还是由于与健三的关系冷淡使她的心也变冷了的缘故，阿住口中竟没有说出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来。健三却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竟然一句话也没答理。
接着他又描写道："这样一来，这件事又在妻子的心头投下了暗影，妻子也一声不吭地径直走向客厅。于是在二人之间，便失去了说话的机会。"
丈夫的不开口又使妻子心中不快，两人关系变得愈发冷淡。说起来事情的发生只是由于妻子没有诚恳地说出一句普通的实话来。
要说是小事，可能确实是小事。但是有时小事就能成为左右现实的"大事"。一天的喜怒感情也常常为这些小事情所支配。
人的心是极纤细的物质，如同几个传送装置接在一起，互相牵动旋转一样，微妙细小的心理活动，总是一瞬一瞬地相互重叠活动的。决不可忽视这种心理上的精细、敏捷状况。越是出色的领导人越懂得这种人心的特点。
我见到过许多世界性的领导人物，在政治家当中，中国的周恩来总理称得起是这种类型的领导人。
同时我又感到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语言"是极重要的工具。人的一句话，既可以引起争斗，也可以促成和好。一句话可以造成终生伤痛，也可以变成难忘的人生转机。一句话具有一颗心。因此我认为重视语言，就是重视人的心。我希望自己永远是语言美的人。因为充满真挚的美丽语言虽然平凡，却能抓住人的心，使人紧紧团结起来。
健三夫妇由于内心的点滴误解，竟导致两人关系的破裂。
漱石写道：
"两人都感到已成为再不能互相彻底交谈的男女。因此两人都未想到应当改变现在的自己。"
的确，通过这个作品使人看到了人们普遍存在的不能正视自己的倾向。这种弱点将影响一生。可以说，不能变革自己的人，结果一生都要受到命运的摆布。
人考虑问题时，总是以自己为中心，经过相当的修炼之后才能站在对方立场多方考虑。如同世界是以自己为中心旋转一样，如果在考虑人际关系时，也用这种"天动说"，那就太幼稚了。在认识人、认识社会的过程中，能控制自己的感情，能够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问题，这是人类成长方面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懂得人心"决不是多多留意就可以做得到的。这是一个人完全成熟的证明。说明他成为脱离自我世界、胸怀更大世界的巨大生命力量。
成熟的家庭
――揭示家庭之含义的《娜拉》
任何人不可能自己诞生，也不可能只靠自己长大成人，必然是在家庭中诞生，在家庭中成长。可以说夫妇、父子、母子、兄弟之间都是由一种无形的锁链联结着。这正是"不断创造人类"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土壤吧。
我对于最近几年人们呼吁的"家庭崩溃"现象深感忧虑。
因为我认为这种现象与"人类崩溃"是互为表里的。
著名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娜拉》（矢崎源九郎译，新潮文库版）是一部描写主人公娜拉为谋求"自身的独立"而离家出走的剧本，这早已驰名世界。《娜拉》的最后一幕最为精彩。在这一幕，娜拉对丈夫的虚伪和自己过去的空虚生活痛感绝望，毅然宣布分手。她的告别也是宣布立志"要作真正的人"的开始。她的丈夫赫尔梅想使她回心转意，对她说：
"难道我在你的心中永远不能成为超过别人的人啦？"对此，娜拉只回答了一句："那必须是出现奇迹中的奇迹。"
赫尔梅："什么是奇迹中的奇迹呢？"
娜拉："那是在你和我都发生了变化之后――不，我已经不相信会有那种奇迹了。"
赫尔梅："可是，我相信。你快说，我们俩都发生变化之后呢？"
娜拉："那时我们俩的共同生活，就会象真正的夫妻生活了吧。啊，再见吧。"（走出门去）
于是，赫尔梅叹息着，呼喊着娜拉的名字，"啊，这奇迹中的奇迹！？"他这样发出最后的带有一线希望的呼喊之后，幕落。
易卜生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主题，并不是要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改革。他在一封信中曾写过："真正需要的是人的精神上的革命。"（《易卜生》，原千代海著，玉川大学出版社版）这句话正是他的思想核心，是贯穿全作品的"意愿"。易卜生找到了能够创造新时代的家庭的钥匙。它不是存在于环境的变化之中，而是在人的自身变革之中。
本来组合成家庭的锁链应当是爱情，是纯洁的心。但是，一旦这锁链是由阻挡彼此成长的依赖性、惰性和表面形式结合而成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