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日本放送出版协会版）：
人群跪在河岸，面向苍穹，把心和手朝向前方，颤声喊道：
"没有勇者出来，从咆哮的河水中――
救出这个男孩吗？"
但，人们颤抖着，只有胆怯，母亲绝望地仰视着苍穹，河上传来男孩微弱的叫声，声音逐渐减弱，最后消失了！
八十高龄的英雄退尔站起来了，听到危急的呼喊，怎能坐视？
绝大的勇气，他投身激流，大胆挥动双臂，在狂涛中前进。
（中略）
他紧抓住男孩，干得出色！
但他感到，手臂最后的力量已经用尽，含笑的一瞥，投向故乡的土地，河水静静地带走了退尔的尸体。
退尔就这样死去！同盟者死去了！
在他的胸中，心脏曾经绝大地跳动过，为了摒弃一切虚伪，为了一切美，为了一切伟大的事物，曾经跳动过！
不但这首格调高迈、韵律优美的诗使我难忘，而且在我的胸中也深深留下了这一难忘的场面。
人的心是难以捉摸的。在面对生死的关键时刻，财富、名声均毫无作用。而人，到了此时此刻，既可能发挥出无限勇敢，也可能显露出丑恶，显露出卑鄙。一个真正的绅士，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决不为地位、体面所动。这完全取决于他面对紧要关头是否胆怯和贪生，是否能洁身自处。卑怯的人，即使他活着，也会"虽生犹死"成为可怜虫。在生死关头，最能表现出剥掉一切，显露出他个人自身的真"我"。
退尔挺身去救助男孩的行为，可以说和佛法中讲的"菩萨"的生活态度一脉相通。退尔八十高龄，犹奋勇去救男孩的这种气概、这一行为给我们的生活态度，带来了一缕清纯的光辉。
尤其是，现在是越来越老龄化的时代，我希望年纪大的人也不应变得软弱无力，不应变成绝望的人生。最好能像退尔那样，保持着做一番更大事业的气概，来实现"所愿满足"的人生。一旦立下信念和信义之道、立下做人的王道，就应当在一生中以气概凛然的态度径直前进，这样的人生才是无限美好的。
忠实于自己
――小林秀雄的"强韧精神"
据说当前社会是"饱食时代"，是"余暇时代"，又是"泄气的时代"、"欺凌的时代"，同时又是"自私与不负责任的时代"。可以说现实情况是：一切方面都弥漫着放纵的时代风气。
人的生活态度每个人都有所不同，我认为这样也未尝不可。只不过，一想到度过这漫长的人生，再也没有比无所作为的一生，更为空虚无聊的了。
《涅经》中说："人命之不停息，过于山水。今日虽存而明日难保。"
这就是说，所谓人的寿命比山上的水滔滔顺流而下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转瞬间就会逝去。今天虽然平安无事，而明天的安稳，谁也难保。在《摩耶经》的一节中讲：人生的旅程是"步步近死地"。一天一天、一步一步和死接近，这就是人生的真相。
同时《法华经》中也有一句有名的经文："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畏怖。"所谓"三界"，如果简单地说，就是凡夫所住的这个现实世界，在那里就像失火时燃烧着的房舍一样，烦恼狠狠地在燃烧，充满了各种苦。正像这节经文所说，人生的确是离不开烦恼。子女的事，家庭的事，工作的事，细想起来，可以说，这一切都充满了烦恼。
那么，这种被无常而又痛苦的烦恼所束缚、所玷污的人生，怎样才能使人转换到不变的"常乐我净"的幸福方向去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解脱对人生、对生命的悲观主义，遵循正确的法则和人生观、以强固的乐观主义来生活下去呢？
这种由"暗"向"明"的转换，才是人生的最大事，我之立足于悠久的生命观，走上信奉佛法的理由也正在这里。从无常的世界向常住世界的转换――可以说这正是有史以来，人类所追求的最大课题。
我曾经会见过文艺家小林秀雄①先生。小林先生对天台宗的佛法十分感兴趣，听说还读过《摩诃止观》。
①小林秀雄（1902-），现代有名的文艺评论家。
小林先生的论著《莫扎特》（《小林秀雄全集第六卷》，新潮社版）中，曾写有如下的一段：
"对于强韧的精神来说，即使恶劣的环境，仍然是实在的环境，这里边既不缺什么也不短什么"，"生命的力量当中具有一种将外的偶然看成是内的必然的能力。这种思想是宗教式的。但是，它并不是空想性的"。
和环境搏斗，去战胜它的人的能力，将外的偶然看作内的必然的精神力量――在这种实际感受并加以发挥的、内在于自己生命之中的无限力量，真实的人之路，就存在于其中。
使其成为可能，毕竟就在于贯彻自身的真挚的一念。
以《罪与罚》而知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当时，俄国正受到法国的二月革命、德国三月革命洪流的冲击，对此，尼古拉一世对国内进行了残暴的镇压。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革命思想产生共鸣，被官宪逮捕。他度过了长达八个月的监狱生活之后，被判死刑，但在即将执行枪决的一瞬间，得到减刑，然后，四年的西伯利亚流放，又服了五年的兵役，这将近十年的期间，他遭受了失去自由的酷苛命运的播弄。虽然如此，但他并未向命运屈服，而且一直坚强地活下去，将那一时期的体验，尖锐地深刻地体现在自己的全部作品当中。这样，他自豪地说："我整个一生，在任何的点上，不管什么事情都越过了界限。"
就这样，不为任何环境所屈，总是忠实于自己，扩充自己，取得了人生的凯歌。从这里边我不禁感到人的伟大足迹。
我经常想：假如这些古今中外被称为伟大的人物懂得了真实的佛法，他们又将会怎样说呢？
佛法中有所谓"梅樱桃李"的原理。
比如梅花吧，它领先于春光到来之初，开出气品高洁的花，然后是樱花开放的季节。樱花也使自己开得极其美丽。桃花、李花也是如此。同样，人也应当使自己的生命开出美好的花朵。不，生命本身内部就足有开出绚烂花朵的力量。
赋与这种力量的，又是什么呢？这就是对自身的"使命"与"责任"的深刻自觉。一方面基于根源的"法则"，始终坚持走实现非自己莫属的使命和责任的生活道路。这样的人，就会和梅花或樱花总是要开出灿烂花朵、放出芳香一样，不断扩充自己的生命。这样，这个人就会获得发挥最大限的人生而感到骄傲、满足和充实。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在这个人世上都是带着某种使命而生的极其宝贵的人。而这种使命，并不体现在和外部的相对立的世界中，而是在和自己搏斗、战胜自己、贯彻自己的信念之中加以实现的。人生的一切，都是自己的生命现象的表露，是自己生命的映射，决不是为外界而活着。我的恩师户田先生经常教导说："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活下去"，这句话，具有深邃的内涵和千钧的分量，指出了人生终极目的的所在。
生命力和幸福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也许再也没有对这一命题的解答更多分歧的了。而且也许再也没有比这一问题更难做出明快的回答和难以做出根本性的回答的了。不过，从根本上说，可以说它的目的在于幸福。
在佛法中，信仰的目的是"一生成佛"，这和意味着永不毁灭的"幸福"是一脉相通的。对于这点，我的老师户田先生认为：幸福也有"相对的幸福"和"绝对的幸福"，并说：
"人生的目的就是确立绝对的幸福。"也就是确立不为情况或环境所左右的、坚定不移而且丰饶的境界。我在前些日子，以担负着下一代使命的高中生为对象，给他们写了一册小说《亚历山大的决断》，在其中提到了亚历山大大王的老师亚里士多德，他的幸福观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很有些地方与户田先生的教诲有一脉相通之处。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最优秀的学生，是精通逻辑学、政治学、诗学等各种学问的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讲义、由其子尼古玛古斯编纂起来的《尼古玛古斯伦理学》，被认为是世界上伦理学学科中第一部系统的著作。其中关于"幸福的实象"一节，含有许多发人深思的丰富内容。
亚里士多德在本书中一方面指出：学问或行为的目的是最高善，即"人的善"（包括其他各种目的在内的终极的善），而这不外是幸福的实现；同时又详细论述了人的aretē（卓越性、美德）和"正义"的问题。
现在根据《尼古玛古斯伦理学》（高田三郎译，岩波文库版），用我个人的体会加以表现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在书中表达了如下的意见，他说：
――所谓幸福，可以这样认为，它是长期性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也不会轻易改变。但是，虽是同一个人也会有走运的时候和不走运的时候，而世上则把它有时认为是幸福的，有时认为是不幸的。这未免太奇怪了。如果我根据走运不走运来判断同一个人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话，那么显然是要把幸福的人当成"一种变色龙，一种无法捉摸的东西"。
走运与不走运，的确是相对的。而真正的幸福，按道理说则只能是绝对的。佛法教导的真正"幸福"，也决不是根据走运与不走运而可以任意变动的、那种低层次的东西。纵然遇上这样那样的苦难，仍能在自己的内部建立起悠然不为所动的超越境界，才是真正的幸福。也就是说，在各自的生命中建立起一种称得起"大丈夫的境界"的强韧的"我"，就会去追求根本的幸福，确立起幸福。所以，我想，决不可为表面的幸与不幸所迷惑，万万不可看不到绝对的幸福的"实象"。
亚里士多德还接着说：――应该说，这种根据走运与不走运来改变看事物的方法本身，原本就是错误的。决不应该根据走运不走运来决定我们的幸与不幸。在人的生活当中，之所以将"运"视为必要，只是附加的看法。对此，对幸福具有决定性力量，只能是按照aretē（卓越性、美德）而进行的活动。反过来说，决定是否不幸，也只能是根据这一准则。
亚里士多德在走运、不走运或表面的幸、不幸这类"附加的"现象的深层，向我们提示出aretē（卓越性、美德）这一根本性的中心命题。
而且，他认为"所谓幸福就是按照终极的卓越性的心灵的某种活动"，并解释说："然而，我们所理解的卓越性不是身体的卓越性而是心灵的卓越性，关于幸福，我们也是把它作为心灵的活动来理解的。"既然幸福是绝对性的幸福，当然会有支撑它的东西，于是亚里士多德主张它应当是心灵的卓越性，这难道不是可以说他在追求佛法中所说的"佛界"的境地吗？
这样，在《尼古玛古斯伦理学》这本书中，详细论述了aretē（卓越性、美德）的内容，阐释了"伦理的卓越性和理智的卓越性"，同时还论及了与佛法中的中道的一部分相通的"中庸"。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卓越性（即美德）里边蕴涵着勇敢、节制、真实、亲爱等多种的内容。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义，它认为只有正义才是最重要的美德、最完美无缺的美德。其理由是，因为正义不只局限在自己的行为上，而且它也能波及到别人身上。也就是说，他指出：给集体或同胞带来幸福或创造出带来幸福条件的行为，就是正义；因为虽在自己身上能发挥出美德，但在对待他人的事情上不能按美德行事的人是很多的。
就这样，亚里士多德把作用于旁人的"正义"作为"完美的美德"，举了出来并在这点上认为人是"社会性的（有组织的）动物"。我认为在这点上显示了他的哲学的精髓。
"社会的动物"――当然社会不会是只有一个人的社会，人与人的结合和协同行动才是社会。对社会，还有对群体的"最高善"的行为，当然成为最高"美德"的表露――这一主张，可以说是和大乘佛教中实践方轨的"自行"与"化他"的逻辑，是一脉相通的。
如果从修行的观点来说，所谓"自行"是指自己为了接受法的利益进行的修行。而"化他"是指为了使他人受到利益来传教佛法，也可称为"利他"。
人，从与生存有关的、属于本能的欲望，到实现自我的欲望，这中间有种种不同层次的欲望。这种能量，在成为追求自身幸福的力量的同时，又会变为束缚自己生命的"我执"。――为了摆脱这个"人"的生命的宿命式相互矛盾的枷锁，使生命获得无限解放，究竟应该抓住什么呢？其关键的一点，就是"利他"的实践。大乘佛教的睿智给我们指出了这点。
我的恩师，关于"生命力与幸福"的问题，经常做过如下的教导：
"能够感到幸福，过着幸福人生的源泉，是我们的生命力。
这种生命力和外界的关系的力量比，称为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幸福的内容。……如果，生命力只是解决家庭事件的一种生命力，那固然不会在家庭中遭到阻碍；但对于解决街道上或全市的事件，则会立刻受到阻碍。"
在许多场合下，不管建成了什么样的家庭内部的幸福，但一遇上社会的惊涛骇浪，幸福就会立即崩溃。而且现实的社会生活，表面
人群跪在河岸，面向苍穹，把心和手朝向前方，颤声喊道：
"没有勇者出来，从咆哮的河水中――
救出这个男孩吗？"
但，人们颤抖着，只有胆怯，母亲绝望地仰视着苍穹，河上传来男孩微弱的叫声，声音逐渐减弱，最后消失了！
八十高龄的英雄退尔站起来了，听到危急的呼喊，怎能坐视？
绝大的勇气，他投身激流，大胆挥动双臂，在狂涛中前进。
（中略）
他紧抓住男孩，干得出色！
但他感到，手臂最后的力量已经用尽，含笑的一瞥，投向故乡的土地，河水静静地带走了退尔的尸体。
退尔就这样死去！同盟者死去了！
在他的胸中，心脏曾经绝大地跳动过，为了摒弃一切虚伪，为了一切美，为了一切伟大的事物，曾经跳动过！
不但这首格调高迈、韵律优美的诗使我难忘，而且在我的胸中也深深留下了这一难忘的场面。
人的心是难以捉摸的。在面对生死的关键时刻，财富、名声均毫无作用。而人，到了此时此刻，既可能发挥出无限勇敢，也可能显露出丑恶，显露出卑鄙。一个真正的绅士，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决不为地位、体面所动。这完全取决于他面对紧要关头是否胆怯和贪生，是否能洁身自处。卑怯的人，即使他活着，也会"虽生犹死"成为可怜虫。在生死关头，最能表现出剥掉一切，显露出他个人自身的真"我"。
退尔挺身去救助男孩的行为，可以说和佛法中讲的"菩萨"的生活态度一脉相通。退尔八十高龄，犹奋勇去救男孩的这种气概、这一行为给我们的生活态度，带来了一缕清纯的光辉。
尤其是，现在是越来越老龄化的时代，我希望年纪大的人也不应变得软弱无力，不应变成绝望的人生。最好能像退尔那样，保持着做一番更大事业的气概，来实现"所愿满足"的人生。一旦立下信念和信义之道、立下做人的王道，就应当在一生中以气概凛然的态度径直前进，这样的人生才是无限美好的。
忠实于自己
――小林秀雄的"强韧精神"
据说当前社会是"饱食时代"，是"余暇时代"，又是"泄气的时代"、"欺凌的时代"，同时又是"自私与不负责任的时代"。可以说现实情况是：一切方面都弥漫着放纵的时代风气。
人的生活态度每个人都有所不同，我认为这样也未尝不可。只不过，一想到度过这漫长的人生，再也没有比无所作为的一生，更为空虚无聊的了。
《涅经》中说："人命之不停息，过于山水。今日虽存而明日难保。"
这就是说，所谓人的寿命比山上的水滔滔顺流而下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转瞬间就会逝去。今天虽然平安无事，而明天的安稳，谁也难保。在《摩耶经》的一节中讲：人生的旅程是"步步近死地"。一天一天、一步一步和死接近，这就是人生的真相。
同时《法华经》中也有一句有名的经文："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畏怖。"所谓"三界"，如果简单地说，就是凡夫所住的这个现实世界，在那里就像失火时燃烧着的房舍一样，烦恼狠狠地在燃烧，充满了各种苦。正像这节经文所说，人生的确是离不开烦恼。子女的事，家庭的事，工作的事，细想起来，可以说，这一切都充满了烦恼。
那么，这种被无常而又痛苦的烦恼所束缚、所玷污的人生，怎样才能使人转换到不变的"常乐我净"的幸福方向去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解脱对人生、对生命的悲观主义，遵循正确的法则和人生观、以强固的乐观主义来生活下去呢？
这种由"暗"向"明"的转换，才是人生的最大事，我之立足于悠久的生命观，走上信奉佛法的理由也正在这里。从无常的世界向常住世界的转换――可以说这正是有史以来，人类所追求的最大课题。
我曾经会见过文艺家小林秀雄①先生。小林先生对天台宗的佛法十分感兴趣，听说还读过《摩诃止观》。
①小林秀雄（1902-），现代有名的文艺评论家。
小林先生的论著《莫扎特》（《小林秀雄全集第六卷》，新潮社版）中，曾写有如下的一段：
"对于强韧的精神来说，即使恶劣的环境，仍然是实在的环境，这里边既不缺什么也不短什么"，"生命的力量当中具有一种将外的偶然看成是内的必然的能力。这种思想是宗教式的。但是，它并不是空想性的"。
和环境搏斗，去战胜它的人的能力，将外的偶然看作内的必然的精神力量――在这种实际感受并加以发挥的、内在于自己生命之中的无限力量，真实的人之路，就存在于其中。
使其成为可能，毕竟就在于贯彻自身的真挚的一念。
以《罪与罚》而知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当时，俄国正受到法国的二月革命、德国三月革命洪流的冲击，对此，尼古拉一世对国内进行了残暴的镇压。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革命思想产生共鸣，被官宪逮捕。他度过了长达八个月的监狱生活之后，被判死刑，但在即将执行枪决的一瞬间，得到减刑，然后，四年的西伯利亚流放，又服了五年的兵役，这将近十年的期间，他遭受了失去自由的酷苛命运的播弄。虽然如此，但他并未向命运屈服，而且一直坚强地活下去，将那一时期的体验，尖锐地深刻地体现在自己的全部作品当中。这样，他自豪地说："我整个一生，在任何的点上，不管什么事情都越过了界限。"
就这样，不为任何环境所屈，总是忠实于自己，扩充自己，取得了人生的凯歌。从这里边我不禁感到人的伟大足迹。
我经常想：假如这些古今中外被称为伟大的人物懂得了真实的佛法，他们又将会怎样说呢？
佛法中有所谓"梅樱桃李"的原理。
比如梅花吧，它领先于春光到来之初，开出气品高洁的花，然后是樱花开放的季节。樱花也使自己开得极其美丽。桃花、李花也是如此。同样，人也应当使自己的生命开出美好的花朵。不，生命本身内部就足有开出绚烂花朵的力量。
赋与这种力量的，又是什么呢？这就是对自身的"使命"与"责任"的深刻自觉。一方面基于根源的"法则"，始终坚持走实现非自己莫属的使命和责任的生活道路。这样的人，就会和梅花或樱花总是要开出灿烂花朵、放出芳香一样，不断扩充自己的生命。这样，这个人就会获得发挥最大限的人生而感到骄傲、满足和充实。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在这个人世上都是带着某种使命而生的极其宝贵的人。而这种使命，并不体现在和外部的相对立的世界中，而是在和自己搏斗、战胜自己、贯彻自己的信念之中加以实现的。人生的一切，都是自己的生命现象的表露，是自己生命的映射，决不是为外界而活着。我的恩师户田先生经常教导说："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活下去"，这句话，具有深邃的内涵和千钧的分量，指出了人生终极目的的所在。
生命力和幸福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也许再也没有对这一命题的解答更多分歧的了。而且也许再也没有比这一问题更难做出明快的回答和难以做出根本性的回答的了。不过，从根本上说，可以说它的目的在于幸福。
在佛法中，信仰的目的是"一生成佛"，这和意味着永不毁灭的"幸福"是一脉相通的。对于这点，我的老师户田先生认为：幸福也有"相对的幸福"和"绝对的幸福"，并说：
"人生的目的就是确立绝对的幸福。"也就是确立不为情况或环境所左右的、坚定不移而且丰饶的境界。我在前些日子，以担负着下一代使命的高中生为对象，给他们写了一册小说《亚历山大的决断》，在其中提到了亚历山大大王的老师亚里士多德，他的幸福观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很有些地方与户田先生的教诲有一脉相通之处。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最优秀的学生，是精通逻辑学、政治学、诗学等各种学问的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讲义、由其子尼古玛古斯编纂起来的《尼古玛古斯伦理学》，被认为是世界上伦理学学科中第一部系统的著作。其中关于"幸福的实象"一节，含有许多发人深思的丰富内容。
亚里士多德在本书中一方面指出：学问或行为的目的是最高善，即"人的善"（包括其他各种目的在内的终极的善），而这不外是幸福的实现；同时又详细论述了人的aretē（卓越性、美德）和"正义"的问题。
现在根据《尼古玛古斯伦理学》（高田三郎译，岩波文库版），用我个人的体会加以表现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在书中表达了如下的意见，他说：
――所谓幸福，可以这样认为，它是长期性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也不会轻易改变。但是，虽是同一个人也会有走运的时候和不走运的时候，而世上则把它有时认为是幸福的，有时认为是不幸的。这未免太奇怪了。如果我根据走运不走运来判断同一个人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话，那么显然是要把幸福的人当成"一种变色龙，一种无法捉摸的东西"。
走运与不走运，的确是相对的。而真正的幸福，按道理说则只能是绝对的。佛法教导的真正"幸福"，也决不是根据走运与不走运而可以任意变动的、那种低层次的东西。纵然遇上这样那样的苦难，仍能在自己的内部建立起悠然不为所动的超越境界，才是真正的幸福。也就是说，在各自的生命中建立起一种称得起"大丈夫的境界"的强韧的"我"，就会去追求根本的幸福，确立起幸福。所以，我想，决不可为表面的幸与不幸所迷惑，万万不可看不到绝对的幸福的"实象"。
亚里士多德还接着说：――应该说，这种根据走运与不走运来改变看事物的方法本身，原本就是错误的。决不应该根据走运不走运来决定我们的幸与不幸。在人的生活当中，之所以将"运"视为必要，只是附加的看法。对此，对幸福具有决定性力量，只能是按照aretē（卓越性、美德）而进行的活动。反过来说，决定是否不幸，也只能是根据这一准则。
亚里士多德在走运、不走运或表面的幸、不幸这类"附加的"现象的深层，向我们提示出aretē（卓越性、美德）这一根本性的中心命题。
而且，他认为"所谓幸福就是按照终极的卓越性的心灵的某种活动"，并解释说："然而，我们所理解的卓越性不是身体的卓越性而是心灵的卓越性，关于幸福，我们也是把它作为心灵的活动来理解的。"既然幸福是绝对性的幸福，当然会有支撑它的东西，于是亚里士多德主张它应当是心灵的卓越性，这难道不是可以说他在追求佛法中所说的"佛界"的境地吗？
这样，在《尼古玛古斯伦理学》这本书中，详细论述了aretē（卓越性、美德）的内容，阐释了"伦理的卓越性和理智的卓越性"，同时还论及了与佛法中的中道的一部分相通的"中庸"。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卓越性（即美德）里边蕴涵着勇敢、节制、真实、亲爱等多种的内容。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义，它认为只有正义才是最重要的美德、最完美无缺的美德。其理由是，因为正义不只局限在自己的行为上，而且它也能波及到别人身上。也就是说，他指出：给集体或同胞带来幸福或创造出带来幸福条件的行为，就是正义；因为虽在自己身上能发挥出美德，但在对待他人的事情上不能按美德行事的人是很多的。
就这样，亚里士多德把作用于旁人的"正义"作为"完美的美德"，举了出来并在这点上认为人是"社会性的（有组织的）动物"。我认为在这点上显示了他的哲学的精髓。
"社会的动物"――当然社会不会是只有一个人的社会，人与人的结合和协同行动才是社会。对社会，还有对群体的"最高善"的行为，当然成为最高"美德"的表露――这一主张，可以说是和大乘佛教中实践方轨的"自行"与"化他"的逻辑，是一脉相通的。
如果从修行的观点来说，所谓"自行"是指自己为了接受法的利益进行的修行。而"化他"是指为了使他人受到利益来传教佛法，也可称为"利他"。
人，从与生存有关的、属于本能的欲望，到实现自我的欲望，这中间有种种不同层次的欲望。这种能量，在成为追求自身幸福的力量的同时，又会变为束缚自己生命的"我执"。――为了摆脱这个"人"的生命的宿命式相互矛盾的枷锁，使生命获得无限解放，究竟应该抓住什么呢？其关键的一点，就是"利他"的实践。大乘佛教的睿智给我们指出了这点。
我的恩师，关于"生命力与幸福"的问题，经常做过如下的教导：
"能够感到幸福，过着幸福人生的源泉，是我们的生命力。
这种生命力和外界的关系的力量比，称为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幸福的内容。……如果，生命力只是解决家庭事件的一种生命力，那固然不会在家庭中遭到阻碍；但对于解决街道上或全市的事件，则会立刻受到阻碍。"
在许多场合下，不管建成了什么样的家庭内部的幸福，但一遇上社会的惊涛骇浪，幸福就会立即崩溃。而且现实的社会生活，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