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菲蒂，下一次叫我干什么可不要说：‘你不一定非干不可’这样的话。我们要有什么事要干，我就干。不要有这种感觉：我会不干什么事。”
“不过，你有选择的余地。”
“有什么选择？我们在一起干嘛。我可不想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安托尼・菲什先生・拉比托”是个胖乎乎的老练党徒，身高大约5英尺9，体重250磅，一脸的肌肉。他曾经营过海味食品饭店。他是个单身汉，在曼哈顿东五十三大街411号有个寓所。其他的党徒常常带着女朋友到他寓所里逗留一两个小时。他是孙尼的朋友。孙尼说：当你处在，比如说，打仗的时候，你在街道上有事情要干，那么你和拉比托这样的伙计有接触，和他在一起，总是有好处。
流产的谋杀两天过去以后，这天是4月13日，勒菲蒂给我打来了电话。
“多尼，注意听我说，好好听。我要和人出门，连电话也不能打。如果一切进展很顺利的话，你在纽约就是响当当的了。懂吗？”
“是，我懂。”
“你不懂什么意思。”
“我刚刚说懂，你就――”
“这次出门可能要两个星期，也可能很短。这是我出门前最后一次对你说话了，马上我就要上车。不要给另一个人打电话。”
“好的，不给任何人打电话。”
他只要我给一个人打电话，那就是露易斯。他要我一天给她打两次，以免她有什么问题。一次打电话在下午6点，即她下班回家的时候；另一次在晚上11点，她睡觉的时候。还要我给她1，000美元，作为她生活费用。
“你务必要帮我的忙，尽量别走远，这样一旦真有什么事，我们可以知道在哪儿和你联系。换句话说，比如我有事要用一下俱乐部。明白吗？”
“明白。”
“因为我要出街道搞工作。”
我提醒了在纽约的案件特工杰里・罗尔。一个监视组看到了勒菲蒂和露易斯离开了寓所，上了车，开往拉比托的住所大楼。勒菲蒂提着棕色纸袋下了车，进了拉比托寓所。露易斯开车走了。
一直等了5天，勒菲蒂才有电话来。我终于了解到：他们的会谈让我过了关。
“我刚刚从布鲁克林回来，”勒菲蒂说，“一切都很好，我们没事，我们胜利了。”
“好呀，太好了。”
“可是，这些狗娘养的，一个个都在饮酒作乐。他们以为我的力量削弱了，你知道吗？我什么时候有损失？这帮混蛋弄得我精疲力竭。因此，个个都在庆功。”
“他们是疯了还是怎么的？”
“连迈克・沙贝拉也是。他不知道我了解情况。他还在说：‘真可惜。不过我接受了他妻子的珠宝。’”
勒菲蒂把他妻子的珠宝作为抵押贷款。
“他会大吃一惊吧，唔？”我问。
“真想不到，这些混帐。等我明天和布拉克斯坦再谈。他知道他们以为我的力量削弱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事儿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布拉克斯坦就是孙尼・布拉克。
勒菲蒂说：“他们不知道，再过一两个月，他们自己会大大吃惊的。我把消息告诉你，朋友。谁也不会再找你麻烦。等那人一出来，你就会是好样的。”
“啊，是吗？”
“我始终和你在一起。说来实在令人惊讶，他也站在你这一边。”
“是布拉克斯坦？”
“是他。”
“真好。”
“由于我这一个星期做了努力，到今天晚上，你的情况大大地好多了。”
“比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好多了，是吗？”
“局势的变化是没有完了的时候，我不能说得太详细。现在你到处转转，你想打谁的嘴巴，你就打好了。打谁都行，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
“打谁都行？”
“对，打谁都行。我到了你那里，你打了谁就把他指给我看。多尼，你现在可真让人刮目相看啊。布拉克斯坦那股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他要我在迈阿密那里接他。在那里他可以把会谈的结果情况向我作更多的介绍。
“帮我一个忙，”他说，“叫托尼给我带一条领带，一件衬衫。不能穿得像宾夕法尼亚州的乡巴佬，我要穿得笔挺笔挺的。”
他让露易斯接过电话。
“你好，多尼，明天打算干什么？”
“像往常一样过星期天。”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晚餐吃点什么？”
“还不知道呢。”
“明天是复活节呀。”
“我知道。可是，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朋友再在一起过复活节呀，你知道吗？”
“啊，我们来安排。”
我对最近一些电话的内容开始作一番思考。如果勒菲蒂或孙尼再把事情凑到了一起会出现什么情况？在P．J．克拉克饭店那一回，我和拉里・基顿在一起的时候，拉里被人识别出来，暴露了特工的身份，这事有人告诉了勒菲蒂；什么时候他们会得到芝加哥党徒的消息，说托尼・坎特是个特工呢？回头再想一下，在布鲁克林的吉里店铺里，我曾经逮捕的那个家伙会怎么样呢？他会不会在大街上碰到我把我认出来呢？还有代号ABSCAM行动中的那艘船，目前又有罗基这件事。
在党徒里，正是亲密的朋友会杀掉你。我成天和勒菲蒂待在旅馆里，一天24小时不离，稍有一点疏忽就会被觉察。我好比在枪林弹雨之中，时刻要巧妙地躲开。
我和罗西在迈阿密机场接到了勒菲蒂。在谈判中，墨拉及其一伙失利，我很顺利。
“事情了结了，”勒菲蒂说，“不再谈了。他们失败，到处都是失败。纽约、迈阿密、芝加哥――到处都失败。注意罗，我花了5天时间，干了我该干的事，就是为了这个。”
“太好了。孙尼现在高兴吗？”
“别提，高兴得像鲁娜公园大放光彩。是啊，整个事情就是这样，大家都很满意，我很高兴。”
“对了，勒菲蒂，我们忙这么多日子，不就是为了有这么一天吗，对不对？”
“我们受些损害，就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钱不多。但是，我们今天有了权力。我宁可要权而不要钱。这些家伙都弄到了钱，可是他们不知道要钱干什么。他们到哪儿？谁也不受他们管。他们还有他们的副官。可是副官们又找谁啦？”
“那帮人仍然归勒斯蒂管吗？”
“谁都归勒斯蒂管。全国都是这个章程，到处一样。老板只能有一个。”
“是这样吗？”
“谁也代替不了他。”
我们到了悌维尔旅店的钢琴酒吧。勒菲蒂对我们说：他、孙尼、乔伊・马西诺以及尼基・桑多拉在纽约“为委员会”干了一件大事。他说：他们把各方“拧在了一起”；作为回报，委员会对他们明确表示，勒斯蒂将继续当家族老板。
勒菲蒂在那5天中，他究竟“为街道工作”、或是为委员会或者是为类似这样的工作干了些什么，我并不知道。联邦调查局派了监视组对他监视了两三天，没有发现任何情况，因此他们取消了监视――他们的人力有限，并不能对每个人进行长期地监视。我估计这可能与谋杀有关，因为他们所干的事处处都是典型的谋杀做法：街道上行动的诡秘，所有重大问题在会谈中提了出来，然后全都报到了头头那里，并且在事实上得到了解决。最后，整个决定都得到了代表各家族的委员会的认可。我认为，勒菲蒂进拉比托寓所夹带的纸袋里面装着枪支――以这种方式带枪是很普通的做法。
我不好直接问他们。作为一名联络党徒，我大概也有足够的经验，对某些事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分析出别人对我所说的话，而且正如勒菲蒂喜欢说的那样“别理它”。
尽管事事所指都与谋杀有关，但是我并没有想到有什么人失踪，也没有有关尸体的任何消息。
我们坐着听勒菲蒂说话。他谈到家族中各派之间的麻烦事儿，大骂墨拉，以及党徒中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和暴力事件。
“勒菲蒂，”罗西说，“我知道大家都想赚钱，可是当一名老练党徒究竟有什么实惠？”
“你在开玩笑？什么……多尼，难道你什么都没有同这位伙计聊过吗？托尼，当了老练党徒，你可以撒谎、可以欺骗、可以偷盗、还可以杀人――这一切统统都是合法行为。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任何人都不能说三道四。哪个不想成为老练党徒啊？”
纽约那伙人中，有几个到这边来玩一玩。罗西想用投币式公用电话，没有零钱。他问一位伙计，是纽约一个退休的侦探，问他有没有1个美元的零钱。
“就用这些，”那位前警察递给罗西4枚紫铜色金属圆片，大小和25美分硬币相同。“这东西很管用。”他说：纽约那里有几个伙计有大量的这种假货币，全是10美分一枚，多达550美元。
罗西打电话时用了1枚，后来把剩下的3枚交给了联络特工。
第二天下午，我们坐在悌维尔旅馆的游泳池旁。勒菲蒂对我们抱怨不停，说我们工作进展不快。他想在海滩那里搞个娱乐场子，显示气派。他说：“我们立即就动手，因为我老了，累了。”他对什么都埋怨。“答应要搞个赛马场，可是自己给自己下不了台，吹了；答应要搞拉斯维加斯之夜，砸了锅；答应要搞个宾戈赌场，见了鬼。”
罗西到里面去了以后，勒菲蒂抱怨说：罗西工作不带劲，我没有很好地对他督促。他又连续谈了一个小时。大约在4点的时候，他说：“我要上去休息一会儿，这样晚上出门时还有精神。”
几分钟以后，罗西回来了。“你想不到我干了些什么。我打开了空调，把开关切断了。”
“简直是胡闹，”我说，“等会儿他会一路跑一路大吵大叫到这儿来。我又不到他那上面去，因为他又要罗哩嗦一大堆。”
勒菲蒂不喜欢开空调。夏天里，无论是在纽约，或是坦帕，无论在汽车里还是在旅馆里，他都不许我开空调。他经受不了空调吹进的冷风。在最炎热的日子里，我们开车到处跑，只是开车窗。我们经常争执。我要把空调开着，他就要关。我身上大汗淋漓，他根本就没有汗。我说：“待在车里，你怎么就不出汗呢？”他就回答说：“啊，只把车窗开着，用不着开空调。”
住旅馆时，我们总是住在同一套房子，他总要得感冒。有时候，即使是在夏天，他也要把房间的暖气打开。他总是说：“这儿太潮湿。”我说：“勒菲蒂，你妈的真怪，这简直是要人命。我要调个房间。”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英国奥佛香烟。如果他高兴，你可以把房间的窗户打开。
这一次，我们住在顶层公寓的一套房间里，3个人住在一起。后来，我和罗西进了房间。
“多尼，你真混蛋！这是你干的好事！”房间里很凉爽很舒服，可他跺着脚在骂。
“你说什么啦？”
“你把这鬼空调打开了，而且又关不住！”
“勒菲蒂，下午出去以后我根本就没有进房啊。”
“你他妈的偷偷溜进来，干这桩好事，就要弄得我不快活。快叫修理人员来把它关掉！”
“你干吗不关？”
“开关不知弄哪儿去了！”
罗西笑得不亦乐乎。勒菲蒂对我而不是对他大声斥责，他显然看不下去了。
勒菲蒂还在数落：“我简直一刻也不能睡，两个小时冷得我上牙咬下牙！”
“你自己怎么不叫人来修？”
“因为这是你干的事！”
“好，我去叫。”
“今晚你别跟我一起吃饭。”
“不去了，我自个儿吃。”
这时候，罗西爬在地下，从沙发椅子下面把开关拿了出来，说：“在这儿。”他把开关放还原位，关了空调。
房间里烟味太浓，勒菲蒂的盛气太浓，我无法忍受。我出了房间，罗西跟着我也出了门。我们站在大厅里。我说：“托尼，我回去，把那个混蛋一刀捅死。”
“嘿，多――”
“我实在对他忍不下去了。我要把他捅死，然后我们到游泳池那儿去，让别人发现那儿躺着个尸体。他们发现的是个党徒的尸体，谁管啦？”
“咦，多尼，不能性急。”
我有许多事心烦，平时每天还受这种窝囊气。罗西以为我真会那么干。我和勒菲蒂就这么在一起混日子。
5月5日这天早上，我和勒菲蒂通了电话，这是例行公事的电话。从他说话的口气说明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完全属于正常的闲聊。说完就再见。
到了晚上，我按惯例打了电话。露易斯说：勒菲蒂不在，她不知道他去了哪儿。
第二天早上我又打了电话。露易斯说勒菲蒂还没有回家。她仍然一无所知。
我给在纽约的案件特工杰里・罗尔打了电话，对他说：勒菲蒂不知去向。他说：他们接到两个知情人的报告说：3个布拿诺副官头天晚上被打死。3个人是：腓利・鲁克、孙尼・雷德和比格・特林。
这3个人显然是应召到布鲁克林参加“和平会谈”，以弥补分歧，地点在一家有饮食服务的商业单位。我们的情报表明：3个人正是在这儿被害。目前尚未发现尸体。
反对勒斯蒂・拉斯苔尼和孙尼・布拉克的核心人物突然一下子被干掉了。另一个主要反对派凯撒・帮万特由于受到武装指控而被关押在纽约纳塞县的监狱里。不过，有消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