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远些的车里。那辆白色的希姆卡一从胡同里开出来，这两辆车便不紧不慢地交叉着跟了上去。
希姆卡车中的每个人似乎都毫不在意。他们往西沿七号公路驶去，一路上也没有采取什么规避战术，径直便驶进了飞机场。车放到停车场后，阿雅德。斯尔菲特便领着那5个年轻的阿拉伯人进了候机大楼，然后去中东航空公司的柜台前取了6张预订好的飞机票。
半小时后，这6个人都登上了一架飞往贝鲁特的波音707班机，飞机很快便冲上蓝天，从对此都束手无策。
第十九章
午前，在拉马克住宅的上层平台上召开了一次情况分析会。参加人员有：拉马克、亨特、山斯基、乌里和佛兰克。卢西。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阿雅德。斯尔菲特跟那5个阿拉伯年轻人要匆忙撤走？他们提出了各种解释，但无一令人满意。最合逻辑的一种解释大家却都敏感地避而不谈。
屋里的电话铃响了。奥黛尔出来说是打给乌里的电话。乌里进屋去了。过了一会儿，他从屋里出来，两条结实的腿稳稳地立着，看着亨特说：“我的人从伊朗特工那里得到消息说，那帮从马赛往尼斯来的游击队又回去了。”
这么一来，那个最合逻辑的解释就不得不提出来了。“看起来，”卢西审慎地说。“那个家伙似乎是在收兵了。无论他想干什么，他发觉有人已盯得太紧，便放弃了原来的打算。”
山斯基可不愿意事情就这么了结了。因为这样一来，就再也没事情可干了，亨特也就不再需要他了。“我不信事情就这样完了。”他一脸痛苦的神情。这张脸又老了，显得比拉马克还老。
亨特沉思着――竭力揣摸贝尔・加拉的动机。“我也不相信。要是他歇手不干了，那么他也应该撤走。在两次行动失败之后，欧洲已经没他立足之地了。他应该跟那些人一起登上那架去贝鲁特的飞机才对。”
“也许他要另寻一条撤退的路线，”奥黛尔不肯定地说。“以免被人发现。”
“他没理由担这种心，”她的父亲指出。“任何人都没有理由逮捕他。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而且，如果当时他突然在机场出现并登上飞机，想绑架他也是来不及的。”
乌里点点头。“也有可能斯尔菲特和那5个阿拉伯人是参预另一个行动的，与贝尔・加拉无关。阿拉伯人的活动在法国南部还有许多。”
“这一点当然是肯定的。”卢西同意道。
亨特摇摇头。“那也过于凑巧了。”他一边沉思，一边慢慢说道：“还有另外的可能：贝尔・加拉觉察有人在注意他了。但他不知道我们是谁，不知道我们了解多少情况。他要我们认为他已放弃了计划，不管是什么计划。于是他就当着众人的面将那些人送走了。”
拉马克幡然猛醒：“他完全可以马上再把他们带进来。明天。换个地点：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德国。然后带上新的证件再乘汽车到这儿。这样一来，贝尔・加拉明晚或后天晚上的行动计划照样可以由这些人来实施。”
卢西还是将信将疑的样子，然而山斯基的脸上却回过点颜色来了。他站起身来，迫不及待地说：“要是这样，――我们找他去。”
他们又将尼斯城细细地搜了一遍。然而，在这剩下的31个小时内，贝尔・加拉是不打算再在尼斯一带露面了。
亨特在早些时候的预言是正确的：动用了这么多情报关系，没有一点反馈是不可能的。
一名法国缉毒特工认出了贝尔・加拉的照片。他在传给佛兰克。卢西的情报上说，数年前他在摩洛哥见过贝尔・加拉，有好几次见他跟一个欧洲美女出入一家公司。经查那个女人就是海伦娜。雷吉安尼。线索到此为止。
麦克英尼斯从慕尼黑给亨特打电话，说他在慕尼黑将贝尔・加拉的照片给一个熟人看，那人确信约在一年前在慕尼黑见过贝尔・加拉，就在那次著名的“奥林匹克大屠杀”之前不久。麦克英尼斯说他将按这个线索在慕尼黑一带作深入调查，争取查出点情况来。亨特对此并不报什么希望，但还是谢谢他的努力。
山斯基的一名联系人也肯定贝尔・加拉就是他一年半以前在弗拉岬和蒙特卡洛一带见过的人，又是跟海伦娜。雷吉安尼在一起。那人同意再去这两处地方查一查――但很快也就断了线。
一位住在卡诺尔斯的海关官员对拉马克说，他完全肯定照片上的贝尔・加拉就是他昨晚溜狗时见到的一个男人，那人当时正在圣约瑟夫教堂附近的一间电话亭里打电话。这条情报就有用多了，因为时间很靠近。乌里派了一些人去卡诺尔斯搜寻贝尔・加拉，但可惜的是，这个地方贝尔・加拉也是不打算再露面的了。
弗雷德。里沃斯从戛纳给亨特来电话。他刚在那儿与一位老相好吃过午餐，那女人是为每年在那儿举行的电影节工作的。她看了贝尔・加拉的照片后认出了他。
“这女人有一双钩子眼，专钩小白脸。”里沃斯刻薄地说。“所以她敢肯定两年前在电影节上见过他。当时贝尔・加拉正与她认识的一个愚蠢的好莱坞制片人在喝酒。那家伙叫慕雷罗曼。他们喝酒的地方是卡尔通饭店露台酒吧。她一眼看见了你那个小伙子，便迷上了他。于是她过去与慕雷・罗曼搭讪，以便趁机结识贝尔・加拉。如今她已不记得贝尔・加拉这个名字了，但却牢牢记住了那杂种的脸蛋。”
里沃斯顿了一下，然后说：“麻烦的是……她后来再也没见过他，也不清楚他后来做的事，甚至连他当时住在戛纳什么地方都没弄清楚。”
“这也是条线索吧，”亨特的语气中并没有高兴的意思。“两年了――也说明不了什么。”
“我知道，我知道……但我搞到的情况就这个，我得告诉你呀。”
亨特问道：“到哪儿能找到那个慕雷・罗曼？”
“这又是一件麻烦事。我这个小妞儿也不知道。好象他打算在里维埃拉拍一部电影，因资金不足，老拍不完。所以他在戛纳电影节前后找人游说，筹集资金。但仍没有搞到。后来破产了，身后跟了一大帮债主。从那以后就不见了。”
“妙极了，”亨特恨恨地咕噜了一句。挂上电话后，他恼火地想，这个经济拮据的电影制片人曾与贝尔・加拉呆在一块儿，但这事已过去两年了。他并不很重视这个情报，但既然没有更好的线索，他就不能放弃任何一种可能性。所以，虽然他认为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他还是给加利福尼亚洛杉矶警察局局长约瑟夫。比安科打了个电话。
1小时后比安科给他回电话了。他了解的情况完全跟里沃斯从他女友那儿了解到的一样：慕雷・罗曼已经回到美国一段时间了。债主在满世界追他，包括国内的财务部门。作为一种格外的协助，比安科同意请国际刑警组织将他作为一个逃税人来搜寻。亨特自己也通过国务院向世界各地的美国使馆和领事馆提出了协助调查的请求。
但亨特仍认为这起不了太大作用，不过是例行程序罢了。
保险公司的保安员基尔伯特・苏马格勒下午花了两个小时来捡查瓦拉西领地的情况，以保证作好明天晚上招待会的安全保卫工作。他35岁，身板宽厚，表情冷竣，使人望而生畏。大多数保安人员都是警察出身，但他却不是。他先前做贴身保镖，慢慢才熬到今天的地位。他是个一丝不苟的人，从没有失职误过事。
苏马格勒在瓦拉西的私人秘书朱丽叶・夏尔的陪同下慢慢地在领地中转悠。来到领地临海的边缘时，他以一个老贼的眼光打量着峭壁下面交错的礁石。他注意到，峭壁虽然很陡，却不算高，于是他心里算计着明晚要把手下四人中的一个安排在这里站岗。他没想到这个措施不够得力，是因为他料不到这儿将遭到一帮训练有素的杀手全付武装的袭击。用一个带枪的警卫来对付一伙藏头缩尾的盗贼本来是绰绰有余的。
他转身离开峭壁边沿，突然瞥见德兹索・瓦拉西坐在修道院残迹中的半截坍塔内。这位老画家坐在他的画架后面，佝偻着瘦高的身躯，塌着衰老的双肩，长脸上轮廓分明的嘴唇紧闭着，棕色的秃头上扣一顶黑色的海员帽。朱丽叶・夏尔警告性地看了苏马格勒一眼，将一根手指放到嘴上。其实苏马格勒并不需要这种警告。由于常年在名人中间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已习惯了尊重他们的私事。
于是他从废墟边上绕了过去。这样一来他就没有发现那个堵塞了一半的地下室。即使看到了，他会不会感兴趣，就更不得而知了。无论如何，就因为怕打搅画家的工作，他没能注意到地下室。一直走到瓦拉西的听力之外，他才开口与朱丽叶・夏尔说话。
虽然德兹索・瓦拉西看上去是专心致志于面前的画板，其实他是知道他们在那儿的。通常情况下，在他工作的时候，任何人靠近他――即便是悄悄地，也会使他恼怒。理由很简单，他名气愈大，就愈害怕自己正创作的画不成功；这种令人焦虑的压力只有在每件作品完成后才能得以解除。所以，在作品没完成时，他从不让人观看他工作。
但对基尔伯特・苏马格勒的靠近，他却没有生气。这位保险公司官员的出现使他常有的种精神恐惧得以减轻。如果明晚有人偷他的珠宝或客人的钱物，他会毫不在乎。甚到，即使有人挖走了他埋藏在住宅下面的金币（有头脑的匈牙利农夫怕纸币贬值，都这么干），他也能容忍。
他担心的是会有人偷走或毁坏他的作品。这是种精神上的恐怖，但却是从他过去的经历混生而来的。他曾在巴黎作画7年。德国用闪电战袭击了法国。那时瓦拉西还是一个著名的共产党人，为党的事业做过一些宣传画。他遗弃了画室和所有作品，逃出了巴黎。但纳粹在法国南部发现了他，亏得巴索。巴里诺夫和娜塔莎・克里切夫斯基将他藏起来，救了他一命。他遗留在巴黎画室中的作品――7年的心血――被德国人一把火烧掉了。那时的瓦拉西还只是小有名气，德国人没料到他的作品有一天会价值连城。
战争结束后，瓦拉西去了莫斯科，在更适合他的共产主义环境中重新开始他的创作活动。两年后，苏联政府对他不那么青睐了，因为他对某些政府官员做过善意的批评。有人宣布他是反革命分子，并说他散布西方的毒素，腐蚀了青年一代。于是他被迫再次逃走，所有作品又被遗弃了。他不知道那些作品的命运如何，也许又被烧掉了，也许被扫入某个地窖中，任凭它们腐烂。
逃出苏联后，他在法国南部作画，名声大振。他时时担心他的作品会再度消失――就如没有画过它们一样。但这个保安官员的出现，却暂时抹去了那无时不在的恐惧感。
瓦拉西拂去这种思绪，自己笑了笑。你毕竟是老了，他对自己说，然后拿起一管朱红颜料，挤了一大团在旁边桌上的玻璃调色板中央，又在角上挤了一点熟赭色。他拿起一枝20号画笔，小心地蘸了一点熟赭色，将它混到朱红色颜料中去调和。
调好所需的颜色后，德兹索・瓦拉西离开桌子，用笔在画布中间稳稳地涂了一笔。白色帆布上这一笔宽宽的亮色使他感到一种悦目的冲动。
瓦拉西微笑了。活跃的色彩，丰富的食物，还有老朋友――他毕竟还能欣赏到这些情感。
基尔伯特・苏马格勒完成了室外巡视，与朱丽叶。夏乐一起回到了住宅中。他一边注意倾听夏尔讲述坐位、娱乐和膳食方面的安排，一边观察房屋后面的地形。他已经有了一份膳食公司人员的名单，知道了每个人的姓名和背景。
现在朱丽叶・夏尔又给了他一份宾客的名单。他坐在游廊上，与夏尔小姐一起将名单过目。有许多名字他都知道，但也有一些瓦拉西的老朋友他不认识。于是朱丽叶简要地向他作着说明。
当看到安德鲁。科特瓦这个名字时，她解释说这是她很早以前结识的一个商人――也是一个老朋友。她并没有向苏马格勒说明贝尔・加拉――即安德鲁。科特瓦――是她自己的老朋友，而不是瓦拉西的老朋友，因为她认为自己的私生活不关他的事。
同样，她也没有告诉他有关约旦国王和美国国务卿的事，因为对这两位特殊客人出席招待会的消息要保密到最后一刻。
下午4时许，岗塞尔・底特里奇开始对天气担忧起来。天气一直到下午3时都挺好，阳光灿烂，风平浪静，风力约只有1级。3小时以后，一股极低的气压笼罩了科特达祖尔，这种稠密的气压使人烦躁不安。没有一丝云，没有一丝风；大海镜面一样平，死一般寂静。灼热的阳光仍在不断地蒸发着大地和海面的水汽；水汽被低气压逼住，无路可走。到4点钟时，山间和海上的雾霭便愈低愈厚地铺展开来了。
即使是在清朗的夜晚，又有雷达的帮助，两条小艇要在望不见海岸的海面上相互寻找也是件难事，更甭说有雾了，这就是底特里奇担心的原由。如果雾气再浓下去――他觉得大半会的――那么贝尔・加拉要求的海上转接就得被延误几个小时。
底特里奇并不知道贝尔・加拉的计划是什么――他只明白自己在其中的任务：今晚的转运、登陆和明晚的接应。但他明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巴歇尔已经说得很清楚。而凡是重要的事，底特里奇可耽误不起，[奇+书+网]跟这些阿拉伯人共事，尤其不可失手，否则他会失去比金钱更为重要的
希姆卡车中的每个人似乎都毫不在意。他们往西沿七号公路驶去，一路上也没有采取什么规避战术，径直便驶进了飞机场。车放到停车场后，阿雅德。斯尔菲特便领着那5个年轻的阿拉伯人进了候机大楼，然后去中东航空公司的柜台前取了6张预订好的飞机票。
半小时后，这6个人都登上了一架飞往贝鲁特的波音707班机，飞机很快便冲上蓝天，从对此都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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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的电话铃响了。奥黛尔出来说是打给乌里的电话。乌里进屋去了。过了一会儿，他从屋里出来，两条结实的腿稳稳地立着，看着亨特说：“我的人从伊朗特工那里得到消息说，那帮从马赛往尼斯来的游击队又回去了。”
这么一来，那个最合逻辑的解释就不得不提出来了。“看起来，”卢西审慎地说。“那个家伙似乎是在收兵了。无论他想干什么，他发觉有人已盯得太紧，便放弃了原来的打算。”
山斯基可不愿意事情就这么了结了。因为这样一来，就再也没事情可干了，亨特也就不再需要他了。“我不信事情就这样完了。”他一脸痛苦的神情。这张脸又老了，显得比拉马克还老。
亨特沉思着――竭力揣摸贝尔・加拉的动机。“我也不相信。要是他歇手不干了，那么他也应该撤走。在两次行动失败之后，欧洲已经没他立足之地了。他应该跟那些人一起登上那架去贝鲁特的飞机才对。”
“也许他要另寻一条撤退的路线，”奥黛尔不肯定地说。“以免被人发现。”
“他没理由担这种心，”她的父亲指出。“任何人都没有理由逮捕他。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而且，如果当时他突然在机场出现并登上飞机，想绑架他也是来不及的。”
乌里点点头。“也有可能斯尔菲特和那5个阿拉伯人是参预另一个行动的，与贝尔・加拉无关。阿拉伯人的活动在法国南部还有许多。”
“这一点当然是肯定的。”卢西同意道。
亨特摇摇头。“那也过于凑巧了。”他一边沉思，一边慢慢说道：“还有另外的可能：贝尔・加拉觉察有人在注意他了。但他不知道我们是谁，不知道我们了解多少情况。他要我们认为他已放弃了计划，不管是什么计划。于是他就当着众人的面将那些人送走了。”
拉马克幡然猛醒：“他完全可以马上再把他们带进来。明天。换个地点：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德国。然后带上新的证件再乘汽车到这儿。这样一来，贝尔・加拉明晚或后天晚上的行动计划照样可以由这些人来实施。”
卢西还是将信将疑的样子，然而山斯基的脸上却回过点颜色来了。他站起身来，迫不及待地说：“要是这样，――我们找他去。”
他们又将尼斯城细细地搜了一遍。然而，在这剩下的31个小时内，贝尔・加拉是不打算再在尼斯一带露面了。
亨特在早些时候的预言是正确的：动用了这么多情报关系，没有一点反馈是不可能的。
一名法国缉毒特工认出了贝尔・加拉的照片。他在传给佛兰克。卢西的情报上说，数年前他在摩洛哥见过贝尔・加拉，有好几次见他跟一个欧洲美女出入一家公司。经查那个女人就是海伦娜。雷吉安尼。线索到此为止。
麦克英尼斯从慕尼黑给亨特打电话，说他在慕尼黑将贝尔・加拉的照片给一个熟人看，那人确信约在一年前在慕尼黑见过贝尔・加拉，就在那次著名的“奥林匹克大屠杀”之前不久。麦克英尼斯说他将按这个线索在慕尼黑一带作深入调查，争取查出点情况来。亨特对此并不报什么希望，但还是谢谢他的努力。
山斯基的一名联系人也肯定贝尔・加拉就是他一年半以前在弗拉岬和蒙特卡洛一带见过的人，又是跟海伦娜。雷吉安尼在一起。那人同意再去这两处地方查一查――但很快也就断了线。
一位住在卡诺尔斯的海关官员对拉马克说，他完全肯定照片上的贝尔・加拉就是他昨晚溜狗时见到的一个男人，那人当时正在圣约瑟夫教堂附近的一间电话亭里打电话。这条情报就有用多了，因为时间很靠近。乌里派了一些人去卡诺尔斯搜寻贝尔・加拉，但可惜的是，这个地方贝尔・加拉也是不打算再露面的了。
弗雷德。里沃斯从戛纳给亨特来电话。他刚在那儿与一位老相好吃过午餐，那女人是为每年在那儿举行的电影节工作的。她看了贝尔・加拉的照片后认出了他。
“这女人有一双钩子眼，专钩小白脸。”里沃斯刻薄地说。“所以她敢肯定两年前在电影节上见过他。当时贝尔・加拉正与她认识的一个愚蠢的好莱坞制片人在喝酒。那家伙叫慕雷罗曼。他们喝酒的地方是卡尔通饭店露台酒吧。她一眼看见了你那个小伙子，便迷上了他。于是她过去与慕雷・罗曼搭讪，以便趁机结识贝尔・加拉。如今她已不记得贝尔・加拉这个名字了，但却牢牢记住了那杂种的脸蛋。”
里沃斯顿了一下，然后说：“麻烦的是……她后来再也没见过他，也不清楚他后来做的事，甚至连他当时住在戛纳什么地方都没弄清楚。”
“这也是条线索吧，”亨特的语气中并没有高兴的意思。“两年了――也说明不了什么。”
“我知道，我知道……但我搞到的情况就这个，我得告诉你呀。”
亨特问道：“到哪儿能找到那个慕雷・罗曼？”
“这又是一件麻烦事。我这个小妞儿也不知道。好象他打算在里维埃拉拍一部电影，因资金不足，老拍不完。所以他在戛纳电影节前后找人游说，筹集资金。但仍没有搞到。后来破产了，身后跟了一大帮债主。从那以后就不见了。”
“妙极了，”亨特恨恨地咕噜了一句。挂上电话后，他恼火地想，这个经济拮据的电影制片人曾与贝尔・加拉呆在一块儿，但这事已过去两年了。他并不很重视这个情报，但既然没有更好的线索，他就不能放弃任何一种可能性。所以，虽然他认为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他还是给加利福尼亚洛杉矶警察局局长约瑟夫。比安科打了个电话。
1小时后比安科给他回电话了。他了解的情况完全跟里沃斯从他女友那儿了解到的一样：慕雷・罗曼已经回到美国一段时间了。债主在满世界追他，包括国内的财务部门。作为一种格外的协助，比安科同意请国际刑警组织将他作为一个逃税人来搜寻。亨特自己也通过国务院向世界各地的美国使馆和领事馆提出了协助调查的请求。
但亨特仍认为这起不了太大作用，不过是例行程序罢了。
保险公司的保安员基尔伯特・苏马格勒下午花了两个小时来捡查瓦拉西领地的情况，以保证作好明天晚上招待会的安全保卫工作。他35岁，身板宽厚，表情冷竣，使人望而生畏。大多数保安人员都是警察出身，但他却不是。他先前做贴身保镖，慢慢才熬到今天的地位。他是个一丝不苟的人，从没有失职误过事。
苏马格勒在瓦拉西的私人秘书朱丽叶・夏尔的陪同下慢慢地在领地中转悠。来到领地临海的边缘时，他以一个老贼的眼光打量着峭壁下面交错的礁石。他注意到，峭壁虽然很陡，却不算高，于是他心里算计着明晚要把手下四人中的一个安排在这里站岗。他没想到这个措施不够得力，是因为他料不到这儿将遭到一帮训练有素的杀手全付武装的袭击。用一个带枪的警卫来对付一伙藏头缩尾的盗贼本来是绰绰有余的。
他转身离开峭壁边沿，突然瞥见德兹索・瓦拉西坐在修道院残迹中的半截坍塔内。这位老画家坐在他的画架后面，佝偻着瘦高的身躯，塌着衰老的双肩，长脸上轮廓分明的嘴唇紧闭着，棕色的秃头上扣一顶黑色的海员帽。朱丽叶・夏尔警告性地看了苏马格勒一眼，将一根手指放到嘴上。其实苏马格勒并不需要这种警告。由于常年在名人中间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已习惯了尊重他们的私事。
于是他从废墟边上绕了过去。这样一来他就没有发现那个堵塞了一半的地下室。即使看到了，他会不会感兴趣，就更不得而知了。无论如何，就因为怕打搅画家的工作，他没能注意到地下室。一直走到瓦拉西的听力之外，他才开口与朱丽叶・夏尔说话。
虽然德兹索・瓦拉西看上去是专心致志于面前的画板，其实他是知道他们在那儿的。通常情况下，在他工作的时候，任何人靠近他――即便是悄悄地，也会使他恼怒。理由很简单，他名气愈大，就愈害怕自己正创作的画不成功；这种令人焦虑的压力只有在每件作品完成后才能得以解除。所以，在作品没完成时，他从不让人观看他工作。
但对基尔伯特・苏马格勒的靠近，他却没有生气。这位保险公司官员的出现使他常有的种精神恐惧得以减轻。如果明晚有人偷他的珠宝或客人的钱物，他会毫不在乎。甚到，即使有人挖走了他埋藏在住宅下面的金币（有头脑的匈牙利农夫怕纸币贬值，都这么干），他也能容忍。
他担心的是会有人偷走或毁坏他的作品。这是种精神上的恐怖，但却是从他过去的经历混生而来的。他曾在巴黎作画7年。德国用闪电战袭击了法国。那时瓦拉西还是一个著名的共产党人，为党的事业做过一些宣传画。他遗弃了画室和所有作品，逃出了巴黎。但纳粹在法国南部发现了他，亏得巴索。巴里诺夫和娜塔莎・克里切夫斯基将他藏起来，救了他一命。他遗留在巴黎画室中的作品――7年的心血――被德国人一把火烧掉了。那时的瓦拉西还只是小有名气，德国人没料到他的作品有一天会价值连城。
战争结束后，瓦拉西去了莫斯科，在更适合他的共产主义环境中重新开始他的创作活动。两年后，苏联政府对他不那么青睐了，因为他对某些政府官员做过善意的批评。有人宣布他是反革命分子，并说他散布西方的毒素，腐蚀了青年一代。于是他被迫再次逃走，所有作品又被遗弃了。他不知道那些作品的命运如何，也许又被烧掉了，也许被扫入某个地窖中，任凭它们腐烂。
逃出苏联后，他在法国南部作画，名声大振。他时时担心他的作品会再度消失――就如没有画过它们一样。但这个保安官员的出现，却暂时抹去了那无时不在的恐惧感。
瓦拉西拂去这种思绪，自己笑了笑。你毕竟是老了，他对自己说，然后拿起一管朱红颜料，挤了一大团在旁边桌上的玻璃调色板中央，又在角上挤了一点熟赭色。他拿起一枝20号画笔，小心地蘸了一点熟赭色，将它混到朱红色颜料中去调和。
调好所需的颜色后，德兹索・瓦拉西离开桌子，用笔在画布中间稳稳地涂了一笔。白色帆布上这一笔宽宽的亮色使他感到一种悦目的冲动。
瓦拉西微笑了。活跃的色彩，丰富的食物，还有老朋友――他毕竟还能欣赏到这些情感。
基尔伯特・苏马格勒完成了室外巡视，与朱丽叶。夏乐一起回到了住宅中。他一边注意倾听夏尔讲述坐位、娱乐和膳食方面的安排，一边观察房屋后面的地形。他已经有了一份膳食公司人员的名单，知道了每个人的姓名和背景。
现在朱丽叶・夏尔又给了他一份宾客的名单。他坐在游廊上，与夏尔小姐一起将名单过目。有许多名字他都知道，但也有一些瓦拉西的老朋友他不认识。于是朱丽叶简要地向他作着说明。
当看到安德鲁。科特瓦这个名字时，她解释说这是她很早以前结识的一个商人――也是一个老朋友。她并没有向苏马格勒说明贝尔・加拉――即安德鲁。科特瓦――是她自己的老朋友，而不是瓦拉西的老朋友，因为她认为自己的私生活不关他的事。
同样，她也没有告诉他有关约旦国王和美国国务卿的事，因为对这两位特殊客人出席招待会的消息要保密到最后一刻。
下午4时许，岗塞尔・底特里奇开始对天气担忧起来。天气一直到下午3时都挺好，阳光灿烂，风平浪静，风力约只有1级。3小时以后，一股极低的气压笼罩了科特达祖尔，这种稠密的气压使人烦躁不安。没有一丝云，没有一丝风；大海镜面一样平，死一般寂静。灼热的阳光仍在不断地蒸发着大地和海面的水汽；水汽被低气压逼住，无路可走。到4点钟时，山间和海上的雾霭便愈低愈厚地铺展开来了。
即使是在清朗的夜晚，又有雷达的帮助，两条小艇要在望不见海岸的海面上相互寻找也是件难事，更甭说有雾了，这就是底特里奇担心的原由。如果雾气再浓下去――他觉得大半会的――那么贝尔・加拉要求的海上转接就得被延误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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