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凤至久慕沪滨之胜，偕二弟学敏及一荻诸人，由南京到上海一游，住沧洲饭店。王晓籁等于华懋饭店设宴招待，独一荻只身留在‘沧州’不许抛头露面。她在外受乃父严谴，内被于凤至摆布的忍气吞声情况下，对张学良的感情不但没有心灰意懒，相反地更为积极，生一男孩，由于代为抚养。”①由此不难看到，在她初到沈阳时，日子并不是那么顺心。她孤独，她寂寞，甚至受冷遇，遭奚落，处在她那样的地位，在张学良那样一个还颇为封建的家庭里，她的遭遇并不为过。但说她被于凤至摆布的忍气吞声，似乎象小媳妇似的，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那也不是。当然，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使于凤至有些不快，甚至产生过一些怨恨的情绪，这也自在情理之中。但于凤至是个博学多才而又非常贤慧的女性，对此事她采取了克制和宽容的态度，既未同张学良争吵过，也没有虐待过这位远道而来的赵四姑娘。特别是后来，“当她和赵一荻相识在北陵，并亲自把她接回帅府以后，那个曾经在头脑中萦绕的妖冶娇矜的天津姑娘，逐渐被一位举止端庄、处事谨慎的善良小妹妹所代替。女人的心都是相通的。当于凤至得知赵一荻如何冒然出走、与父亲断绝关系以后，她的心头不知不觉地滋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同情和怜悯，她与她之间的芥蒂在逐渐消除。”②她的处境也日益好转了。这原因固然是由于人们出于对少帅的尊重，但更主要的还是赵四小姐的平等待人与善良。如果说因此她终于取得了于凤至和帅府内各方亲眷的谅解与信任，那末，赵四小姐在随后的东北易帜和诛杀杨、常这些大事上的聪明果断，就更赢得了张家上上下下的好感。
赵四小姐在东北易帜问题上是支持少帅的，杨、常居功自傲，处处与少帅作对，她和于凤至也都亲眼看见，均甚愤慨。所以在掷银元以卜吉凶时，他俩也都在场，那还真有点紧张呢：
张学良对此（杨、常的专横――引者）虽也如梗在喉，但他念及杨、常的才干和他们追随大帅的功绩，总是心存余虑，委决不下。最后，于凤至为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在大帅灵前占卜算命，以求天意。
一天傍晚，少夫人着人布置好灵堂，摆好桌案，点起香炉，然后请来赵四，讲明原委，于是张学良手执一块银元开始卜算。他们约定，连抛三次，若是三次银元的袁大头都朝下，就谋杀杨、常；如果朝上，便不宜杀戮。卜卦时，于凤至站在方桌旁极为紧张。张学良抛了一次，朝下；第二次，依然朝下；待抛第三次时，银元啷一声，落到了桌子底下，于凤至随眼望去，心头倏然一惊，原是大头朝上落在了地板上。这时，只见站在桌子对面的赵四弯下腰，去捡拾银元，于凤至望着她心里怦怦直跳。赵四看了于凤至一眼，待放到桌面上时，仍是大头朝下！于是，于凤至高声叫起来：“又是朝下！”
张学良见此结果，回转身朝大帅灵堂深深一躬：“这乃是天意！”于是，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张学良便以“破坏统一，阻挠新政”的罪名，枪杀了杨、常……
这两桩大事之后，于凤至渐渐对赵四产生了好感。看出她不仅耿耿忠心，全力扶佐张学良，而且柔中有刚，具有中国帷幄之才。她觉得张学良年少气盛，身边的确需要这么一个既精明又贴己的人物。在日常生活上，于凤至通过细细观察，也认定赵四的投奔张学良，的确是倾心钟爱，人家身为大家闺秀，处在这种不明不白的情妇地位，既无怨言，又能宽容忍让。赵四的这种脾气秉性，逐渐地赢得了于凤至的敬重和喜爱。她觉得，赵四的很多才干，是自己所不能取代的，如果自己能和赵四配合起来，一内一外，自己管帅府内务，让她帮助汉卿协理政务，二人一心，鼎力相助，这不仅可以使张学良免去内顾之忧，更会帮助他的事业龙腾虎跃的！③
赵四小姐的聪明和虔诚（赵四小姐初入帅府的境遇，父亲声明使她精神受到的打击，也使张学良深感不安，但为保持家庭的和睦，似乎也无法作出其他的选择，他早也说过，他们的结合“将没有夫人名义，对外国称她为自己的秘书；对中国人称之为侍从小姐。”这些她都不计较，对爱情毫不动摇），得到了令人欣慰的报偿，从此以后她不再顾影自怜，过那种深居简出的幽居生活了，而是在大帅府终于有了一席之地，算是初步站住了脚。而且，处境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这以后，也还遇到过一些风波和困难，但她对张学良却始终是情有所钟，坚定不移。从这时起，直到西安事变前的七八年间，她与于凤至一直同张学良生活在一起，再也没有分离。① 王益知：《张学良外纪》，载《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５年第３期。② 赵春江、窦应泰：《少帅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出版。③ 赵云声：《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九・一八”，“九・一八”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张学良喜欢跳舞，爱看戏，对音乐、歌曲并无多大兴趣。但这支凄切、哀婉的歌，却真正拨动了他的心弦。那字字血、声声泪的歌词，那满含深情、悲壮苍凉和令人心碎的曲调，常使他歌未罢，热泪流。
是的，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忘不了，忘不了，他永远忘不了那个阴暗的秋季，那个风云突变的最黑暗的夜晚……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令人震惊的民族大浩劫的开始，是中国人民的空前严重的国难。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非自三十年代始，早在上个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时就开始了。他们对台湾、澎湖列岛的霸占，对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的掠夺，对无辜的中国居民的血腥屠杀，就已将他们的狰狞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１９２８年的皇姑屯事件，他们用阴谋手段炸死张作霖，实际是武装吞并东北的信号，是欲乘乱占领东三省，只是由于当时东北当局的镇静，制造了张氏轻伤未死的假象；同时日本统治集团也没有完全准备好，才未酿成大乱。
但日本人鲸吞东北、亡我中华之心未死，在此之后，它仍继续加紧扩军备战，准备进行新的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加之自东北易主，由少帅张学良执政后，始终奉行反日爱国政策，他“修建与‘满铁’（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的简称）并行的铁路，以期夺回失去的铁路权益，改青天白日旗，拥护统一。这些爱国行动，在日本军阀看来，都是反对和伤害日本的具体表现，是绝对不能允许和容忍的。乃下决心采取措施干掉张学良，把中国的统治权驱逐出东北，实现其侵略野心。”①另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１９２９年末，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持续较久的经济危机，日本首当其冲，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混乱，民怨沸腾，为了摆脱自身的困境，它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悍然于１９３１年秋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罪魁祸首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是无异的；而蒋介石的妥协退让，一再下令不许抵抗，终于铸成大错，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但他却总是错误归别人，功劳归自己，甚至让张学良当他的替罪羊，这当然是很不公平的。但大敌当前，军人守土有责，张学良始而经不住蒋的拉拢引诱，不顾东北存在的危险状态，移兵关内，造成东北边防空虚，留下后患；继而完全听命于蒋介石，领兵入关，卷入内战的漩涡，长期远离自己的根据地，进驻北平，乐不思蜀，也是不能辞其咎的；说他是迫不得已，完全是奉命行事，丢失东北似乎是莫可耐何，有苦难言，无可指责，把过失全推到客观方面，显然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当然，话又说回来，对此也不能绝对化、简单化。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以及“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从维护国家统一、避免战乱、以利于人民休养生息这个角度看，还是应当肯定的；对于他在这方面的积极的贡献，完全抹煞，也是欠妥的。同时，也还要看到，张学良在这个时期虽然有些消沉，但他的爱国思想并未泯灭。在那个多事之秋，尽管他身患重病，一直住在北平的一所医院里，但他对家乡、对地处边陲的东北地区的局势，特别是日本人的动向，仍然是密切注意的。不料，蒋介石却反其道而行之，竟指示对日军的任何挑衅不许抵抗，这不能不使他大惑不解，甚为惊诧。与日本帝国主义誓不两立、对他们的挑衅和侵略行径一向深恶痛绝的张学良，怎能设想让他在敌人的进攻面前打不还手、甚至干那种委曲求全、妥协退让的可耻勾当呢？可是蒋介石的指示和电报就放在他面前，正所谓白纸黑字，军令如山，作为军人，又怎能违抗上级命令？所以一个时期以来，他的病情虽有好转，但思想上的苦闷，却更加重了。赵四小姐看他精神萎靡，郁郁寡欢，怕这会使他的病再加重，所以总想法劝慰，有时也陪他出去走一走，以求散心解闷。可是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东北时局不稳，就象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上，他的心情怎能舒畅得起来呢！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这时，蒋介石要在石家庄与他会见，张学良只好乘车前往。
这次会见不是在宾馆，而是在列车上进行的。当时，蒋、张二人的专车并停在一处，张即下车，独自登上蒋的专车。
说起来似乎有些难以置信，然而实际却是千真万确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冷冷清清的火车站的一角，在一节很不显眼、不大为人注意的车厢里，蒋介石向张学良面授机宜，进行了一次不寻常的谈话。
读者也许会问：此话怎讲？回答也简单，说它不寻常，主要是指这次会见的突然性和他对时间地点的选择，而谈话的内容却并没有多少新东西，蒋介石无非是对张学良放心不下，提醒他日本人很可能挑起更大的冲突，但我们绝对不能打，并把他那套“战必亡”的论调重述一遍，给张学良再打一次“防疫针”而已。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国弱民穷，不论在哪些方面都是不能与日本人相比的，不抵抗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如若抵抗，就会家破国亡。所以，日本人是万万得罪不得的，并特别强调对日本的侵略“我们不要还手”，“如果我们还手，在国际上就讲不清了。我们不还手，让他打，在国际联盟里好说话。”这使张学良颇感为难。他唯蒋之命是从吧，实在于心不忍，同时也会落下骂名，甚至成为历史的罪人；如果拒绝听从，就是违背中央命令，得罪了蒋介石不说，还会使东北军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所以，这次在石家庄的匆忙的会见，他从蒋那里没有得到什么摆脱困境的妙策，反而更加重了他的不安。赵四小姐见他自打从石家庄回来后，就心神不宁，总象有什么心事似的，就关心地问：“汉卿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张学良摇摇头，却不说话。
赵四小姐是何等聪明的人，她的眼睛比镜子还明亮，张学良有什么心事，怎能瞒得过她？她这时虽然不能完全猜准，但也知道了个十之七八，她认为这肯定与石家庄之行有关，所以，又问道：“那你是怎么了？是不是东三省出事了？”
张学良不想把事情说破，只摇头苦笑，象有什么难言之隐。
赵四小姐见他这样，越发觉得事关重大，而必须让他把实情讲出来，也好有个商量，所以进一步询问道：“在石家庄委员长跟你谈了些什么，是不是挨了他的训了？”
“挨训，不，不，”因对前不久的那次谈话想不通，这些天一直忧心忡忡的张学良见赵四小姐单刀直入地把问题挑明了，才不得不停住脚步，谈论这个使他很不愉快的话题：“委员长要是真的给我个下马威，要是他真的因我抗日不力而训斥我，那我倒高兴了，可现在事情刚好正相反！”
“相反？是怎么回事？”
“哼，一提这事我就冒火！”张学良愤慨地说，“他找我谈话不是鼓励我杀敌报国，而是怕我感情用事不听命令，原来他害怕日本人，怕我抗日，怕我在东北给他捅了漏子，不好收拾。”
“啊，原来是这样？！”赵四小姐觉得问题复杂了，她立即产生了许多疑问，“那么，现在形势到底如何？日本人打的什么主意？难道他们真的要挑起战争吗？”
“是的。”张学良心情沉重地说，“现在日本人在东北调兵遣将，磨刀霍霍，看来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
“既然如此，就得早作准备。”赵四小姐也疑虑重重地说，“我甚至还觉得，这次会见是有点反常的，他早不见你，晚不见你，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你找去，这会是偶然的吗？”“嗯，有道理。”张学良好象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说：“关于东北局势严重的事，他提到了，只是说得较为含糊，或者也可说是有所暗示。但是对于不抵抗问题却三令五申，生怕我一时冲动同日本人发生冲突。”
赵四小姐听他这么说，联想到蒋介石在张学良病入医院后发来的《铣电》，以及最近一个时期频繁的指示，匆忙的召见，这一切显然都不是孤立的，说不定东北要有什么麻烦，还是让他果断决策为好，所以
赵四小姐在东北易帜问题上是支持少帅的，杨、常居功自傲，处处与少帅作对，她和于凤至也都亲眼看见，均甚愤慨。所以在掷银元以卜吉凶时，他俩也都在场，那还真有点紧张呢：
张学良对此（杨、常的专横――引者）虽也如梗在喉，但他念及杨、常的才干和他们追随大帅的功绩，总是心存余虑，委决不下。最后，于凤至为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在大帅灵前占卜算命，以求天意。
一天傍晚，少夫人着人布置好灵堂，摆好桌案，点起香炉，然后请来赵四，讲明原委，于是张学良手执一块银元开始卜算。他们约定，连抛三次，若是三次银元的袁大头都朝下，就谋杀杨、常；如果朝上，便不宜杀戮。卜卦时，于凤至站在方桌旁极为紧张。张学良抛了一次，朝下；第二次，依然朝下；待抛第三次时，银元啷一声，落到了桌子底下，于凤至随眼望去，心头倏然一惊，原是大头朝上落在了地板上。这时，只见站在桌子对面的赵四弯下腰，去捡拾银元，于凤至望着她心里怦怦直跳。赵四看了于凤至一眼，待放到桌面上时，仍是大头朝下！于是，于凤至高声叫起来：“又是朝下！”
张学良见此结果，回转身朝大帅灵堂深深一躬：“这乃是天意！”于是，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张学良便以“破坏统一，阻挠新政”的罪名，枪杀了杨、常……
这两桩大事之后，于凤至渐渐对赵四产生了好感。看出她不仅耿耿忠心，全力扶佐张学良，而且柔中有刚，具有中国帷幄之才。她觉得张学良年少气盛，身边的确需要这么一个既精明又贴己的人物。在日常生活上，于凤至通过细细观察，也认定赵四的投奔张学良，的确是倾心钟爱，人家身为大家闺秀，处在这种不明不白的情妇地位，既无怨言，又能宽容忍让。赵四的这种脾气秉性，逐渐地赢得了于凤至的敬重和喜爱。她觉得，赵四的很多才干，是自己所不能取代的，如果自己能和赵四配合起来，一内一外，自己管帅府内务，让她帮助汉卿协理政务，二人一心，鼎力相助，这不仅可以使张学良免去内顾之忧，更会帮助他的事业龙腾虎跃的！③
赵四小姐的聪明和虔诚（赵四小姐初入帅府的境遇，父亲声明使她精神受到的打击，也使张学良深感不安，但为保持家庭的和睦，似乎也无法作出其他的选择，他早也说过，他们的结合“将没有夫人名义，对外国称她为自己的秘书；对中国人称之为侍从小姐。”这些她都不计较，对爱情毫不动摇），得到了令人欣慰的报偿，从此以后她不再顾影自怜，过那种深居简出的幽居生活了，而是在大帅府终于有了一席之地，算是初步站住了脚。而且，处境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这以后，也还遇到过一些风波和困难，但她对张学良却始终是情有所钟，坚定不移。从这时起，直到西安事变前的七八年间，她与于凤至一直同张学良生活在一起，再也没有分离。① 王益知：《张学良外纪》，载《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５年第３期。② 赵春江、窦应泰：《少帅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出版。③ 赵云声：《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九・一八”，“九・一八”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张学良喜欢跳舞，爱看戏，对音乐、歌曲并无多大兴趣。但这支凄切、哀婉的歌，却真正拨动了他的心弦。那字字血、声声泪的歌词，那满含深情、悲壮苍凉和令人心碎的曲调，常使他歌未罢，热泪流。
是的，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忘不了，忘不了，他永远忘不了那个阴暗的秋季，那个风云突变的最黑暗的夜晚……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令人震惊的民族大浩劫的开始，是中国人民的空前严重的国难。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非自三十年代始，早在上个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时就开始了。他们对台湾、澎湖列岛的霸占，对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的掠夺，对无辜的中国居民的血腥屠杀，就已将他们的狰狞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１９２８年的皇姑屯事件，他们用阴谋手段炸死张作霖，实际是武装吞并东北的信号，是欲乘乱占领东三省，只是由于当时东北当局的镇静，制造了张氏轻伤未死的假象；同时日本统治集团也没有完全准备好，才未酿成大乱。
但日本人鲸吞东北、亡我中华之心未死，在此之后，它仍继续加紧扩军备战，准备进行新的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加之自东北易主，由少帅张学良执政后，始终奉行反日爱国政策，他“修建与‘满铁’（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的简称）并行的铁路，以期夺回失去的铁路权益，改青天白日旗，拥护统一。这些爱国行动，在日本军阀看来，都是反对和伤害日本的具体表现，是绝对不能允许和容忍的。乃下决心采取措施干掉张学良，把中国的统治权驱逐出东北，实现其侵略野心。”①另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１９２９年末，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持续较久的经济危机，日本首当其冲，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混乱，民怨沸腾，为了摆脱自身的困境，它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悍然于１９３１年秋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罪魁祸首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是无异的；而蒋介石的妥协退让，一再下令不许抵抗，终于铸成大错，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但他却总是错误归别人，功劳归自己，甚至让张学良当他的替罪羊，这当然是很不公平的。但大敌当前，军人守土有责，张学良始而经不住蒋的拉拢引诱，不顾东北存在的危险状态，移兵关内，造成东北边防空虚，留下后患；继而完全听命于蒋介石，领兵入关，卷入内战的漩涡，长期远离自己的根据地，进驻北平，乐不思蜀，也是不能辞其咎的；说他是迫不得已，完全是奉命行事，丢失东北似乎是莫可耐何，有苦难言，无可指责，把过失全推到客观方面，显然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当然，话又说回来，对此也不能绝对化、简单化。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以及“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从维护国家统一、避免战乱、以利于人民休养生息这个角度看，还是应当肯定的；对于他在这方面的积极的贡献，完全抹煞，也是欠妥的。同时，也还要看到，张学良在这个时期虽然有些消沉，但他的爱国思想并未泯灭。在那个多事之秋，尽管他身患重病，一直住在北平的一所医院里，但他对家乡、对地处边陲的东北地区的局势，特别是日本人的动向，仍然是密切注意的。不料，蒋介石却反其道而行之，竟指示对日军的任何挑衅不许抵抗，这不能不使他大惑不解，甚为惊诧。与日本帝国主义誓不两立、对他们的挑衅和侵略行径一向深恶痛绝的张学良，怎能设想让他在敌人的进攻面前打不还手、甚至干那种委曲求全、妥协退让的可耻勾当呢？可是蒋介石的指示和电报就放在他面前，正所谓白纸黑字，军令如山，作为军人，又怎能违抗上级命令？所以一个时期以来，他的病情虽有好转，但思想上的苦闷，却更加重了。赵四小姐看他精神萎靡，郁郁寡欢，怕这会使他的病再加重，所以总想法劝慰，有时也陪他出去走一走，以求散心解闷。可是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东北时局不稳，就象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上，他的心情怎能舒畅得起来呢！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这时，蒋介石要在石家庄与他会见，张学良只好乘车前往。
这次会见不是在宾馆，而是在列车上进行的。当时，蒋、张二人的专车并停在一处，张即下车，独自登上蒋的专车。
说起来似乎有些难以置信，然而实际却是千真万确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冷冷清清的火车站的一角，在一节很不显眼、不大为人注意的车厢里，蒋介石向张学良面授机宜，进行了一次不寻常的谈话。
读者也许会问：此话怎讲？回答也简单，说它不寻常，主要是指这次会见的突然性和他对时间地点的选择，而谈话的内容却并没有多少新东西，蒋介石无非是对张学良放心不下，提醒他日本人很可能挑起更大的冲突，但我们绝对不能打，并把他那套“战必亡”的论调重述一遍，给张学良再打一次“防疫针”而已。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国弱民穷，不论在哪些方面都是不能与日本人相比的，不抵抗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如若抵抗，就会家破国亡。所以，日本人是万万得罪不得的，并特别强调对日本的侵略“我们不要还手”，“如果我们还手，在国际上就讲不清了。我们不还手，让他打，在国际联盟里好说话。”这使张学良颇感为难。他唯蒋之命是从吧，实在于心不忍，同时也会落下骂名，甚至成为历史的罪人；如果拒绝听从，就是违背中央命令，得罪了蒋介石不说，还会使东北军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所以，这次在石家庄的匆忙的会见，他从蒋那里没有得到什么摆脱困境的妙策，反而更加重了他的不安。赵四小姐见他自打从石家庄回来后，就心神不宁，总象有什么心事似的，就关心地问：“汉卿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张学良摇摇头，却不说话。
赵四小姐是何等聪明的人，她的眼睛比镜子还明亮，张学良有什么心事，怎能瞒得过她？她这时虽然不能完全猜准，但也知道了个十之七八，她认为这肯定与石家庄之行有关，所以，又问道：“那你是怎么了？是不是东三省出事了？”
张学良不想把事情说破，只摇头苦笑，象有什么难言之隐。
赵四小姐见他这样，越发觉得事关重大，而必须让他把实情讲出来，也好有个商量，所以进一步询问道：“在石家庄委员长跟你谈了些什么，是不是挨了他的训了？”
“挨训，不，不，”因对前不久的那次谈话想不通，这些天一直忧心忡忡的张学良见赵四小姐单刀直入地把问题挑明了，才不得不停住脚步，谈论这个使他很不愉快的话题：“委员长要是真的给我个下马威，要是他真的因我抗日不力而训斥我，那我倒高兴了，可现在事情刚好正相反！”
“相反？是怎么回事？”
“哼，一提这事我就冒火！”张学良愤慨地说，“他找我谈话不是鼓励我杀敌报国，而是怕我感情用事不听命令，原来他害怕日本人，怕我抗日，怕我在东北给他捅了漏子，不好收拾。”
“啊，原来是这样？！”赵四小姐觉得问题复杂了，她立即产生了许多疑问，“那么，现在形势到底如何？日本人打的什么主意？难道他们真的要挑起战争吗？”
“是的。”张学良心情沉重地说，“现在日本人在东北调兵遣将，磨刀霍霍，看来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
“既然如此，就得早作准备。”赵四小姐也疑虑重重地说，“我甚至还觉得，这次会见是有点反常的，他早不见你，晚不见你，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你找去，这会是偶然的吗？”“嗯，有道理。”张学良好象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说：“关于东北局势严重的事，他提到了，只是说得较为含糊，或者也可说是有所暗示。但是对于不抵抗问题却三令五申，生怕我一时冲动同日本人发生冲突。”
赵四小姐听他这么说，联想到蒋介石在张学良病入医院后发来的《铣电》，以及最近一个时期频繁的指示，匆忙的召见，这一切显然都不是孤立的，说不定东北要有什么麻烦，还是让他果断决策为好，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