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离，不难解决。’”(22)
从张学良这封措辞委婉的信中，人们分明看到，在公与私、忠与孝，以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固然反映出他的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他对郭氏举兵的理解与同情，也情不自禁地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他提出的停止军事行动，用磋商的办法来解决争端的建议，也都是从以大局为重、同时也是从爱护郭松龄的角度出发的。最后当他得知和谈不成，而不得不“自己人打自己人”时，他是很不情愿地走上战场的。而当郭氏兵败被俘、眼看生命难保之际，他又极力设法营救，甚至不惜冒着很大的风险，准备送郭出国，可谓仁至义尽矣。然而，事与愿违，当张学良这一切努力均告落空时，他是无限痛惜的，致使他“感慨多端，不免藉物消愁，同时夜以继日的奔劳，于是藉刺激为使精神振奋，因而为阿芙蓉所染。”
(23)这也有力地说明，这件事对他是一个多么大的刺激！
但张学良并没有消极，痛定思痛，他从悲愤中奋起了！这也就是说，郭松龄的“血并没有白流，张学良又走上了郭松龄之路，而且走得更远。张学良用‘兵谏’影响乃父，促使张作霖逐渐生长反日反内战的趋向，用武力制止了杨宇霆穷兵黩武的道路，完成了郭松龄未完成的遗志。历史辩证法的道路，简直使人眼花缭乱，惊叹不已。”(24)
是的，郭松龄之变是被平定了，但它的影响却是积极而又深远的。有人以为经过残酷镇压，就不会有人再存二心了，实际不然，觉醒了的志士仁人是不怕压的，他们不仅不会被屠杀所吓倒，压力反而会成为新的更激烈的反抗的动力。同郭松龄一样具有民主思想的爱国军人张学良，这个奉军中的新的郭松龄，不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上掀起了更大的波涛、创造了更加引人注目的光辉业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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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⒀⒁ 杨大群：《东北王世家》，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出版。
② 任松、武育文：《郭松龄》，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③ 武育文：《郭松龄将军传略》，《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１９８５年３月出版。
④ 司马桑敦等著：《张老帅与张少帅》〔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出版。
⑤ 李坚白：《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⑥ 常城主编：《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９月出版。
⑦⑧⒇(21)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１９８６年７月出版。
⑨ 王之佑：《张作霖击败郭松龄之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３５辑。
⑩⒂ 赵毅：《郭松龄的崛起》，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⑾⒄ 何柱国：《郭松龄反奉失败原因之我见》，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⑿ 《在滦州誓师反奉通电》编者注，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⒃ 殷汝耕：《半载回忆录》，１９２６年７月―８月《满洲报》第一版连载。
⒅ 硕夫：《郭松龄失败之重大意义》，《向导》１４０期。
⒆ 武育文：《郭松龄将军传略》，《沈阳文史资料》第１０辑，１９８５年６月出版。
(22)(23)(24) 张德良：《千古功臣张学良》，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论文，未刊稿。
张学良传--皇姑屯风云
皇姑屯风云
１９２８年春天，当时坐镇北京、做了中华民国陆军大元帅和安国军总司令的张作霖，由于内政、外交陷于绝境，致使北洋军阀的这个末代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初，国民党南京政府以实现国内统一为名，调动蒋、冯、阎、桂所辖的第一、二、三、四集团军，沿京浦、京绥各线北开，向张作霖在河南和京津地区的防地进逼。面对北伐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奉军三、四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杨宇霆认为对方兵多将广，且又是胜利之师，与之对抗，是不明智的，主张因势利导，退兵言和，并一再向张作霖进谏，以便保存实力，免生后患。张作霖经过再三考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发表了主张和平的佳电，表示愿与国民军息争对外，退兵休战，一场眼看又要爆发的更大规模的战争制止了。这本是好事，不料却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驻京津一带的日军，连日来调兵遣将，企图以武力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但由于张作霖的撤退，加之美、英等国也暗中支持国民军的行动，所以日本人也无可奈何。
但是，日本人并未认输，军事行动失败了，就转向外交讹诈，声称，他们允许国民军进驻平津，但必须平静地交接，不得诉诸武力；对张作霖，则由日本驻华公使芳泽递交了《觉书》，促其撤回东北。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让张作霖继续统治东北，而是计划在张退返东北的途中，迫令奉军交械，解除武装，逼张作霖下台；或者把他作为傀儡，而由他们作为东北的实际统治者。日本在《觉书》中狂妄宣称：“中国动乱行将波及京津，满洲地方亦有蒙受扰乱之虞。大日本帝国具有维持满洲治安之责任，一旦发生事故，帝国即将采取有效措施……”
从这杀机毕露的言词来看，日本当局对张作霖已不再抱什么幻想，这个所谓“有效措施”，不就是表明，如再不听他们的，他们就要诉诸武力，甚至不惜要用暴力手段干掉张作霖吗？
人们也许会问：张作霖原来同日本人的关系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会闹到这种地步？实际这是不奇怪的。不错，长时期以来，张作霖与日本人有交往，他在建立东三省政权、两次直奉战争、以及打败郭松龄等重大事件中，都曾得到过日本人的支持。而日本人其所以如此卖力地讨好对方，说穿了，不还是为了要确保他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地位吗？但由于日本人贪得无厌，需求无已，而张作霖又是从征战杀伐中起家的军阀，不甘心受制于人，任人摆布；加之，北洋军阀体系的瓦解，北伐大革命的兴起，以及日益发展的工农运动的冲击，都不能不使张作霖的独立性的观念日渐增强，对日本人的态度开始变得强硬起来，看到日本人对中国如此傲慢无礼，也很不满，常气愤地说：“日本人也太霸道了，他们已经得到了那么多的好处，还不满足，还在到处伸手，连中国打回仗，他们都要干涉，也管得太宽了，这两年我张某虽然运气不好，可我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他们休想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我老张也不是那么好惹的！”他觉得日本居心不良，对《觉书》想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但张学良和他的顾问们则认为，对此不能意气用事，对日本人的指手划脚可以拒绝接受，但他们提出的关于撤退东北的要求，还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他这才同意召集会议，研究《觉书》，共商对策。
经反复会商，张作霖和他的谋士们认为，北京政府的局面确难继续支撑了，采取退回东北的策略是明智的。当然，这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不能由日本人指挥，所以他们于５月２５日发表《北京政府正式宣言》复照日本政府，指出：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济南惨案，则予以谴责，提出“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措置”。当然，他们对日本也还留有余地，如在照会中也表示，他们将考虑日方要求，准备撤回东北。
当时，日本的这个蛮横的《觉书》，也曾递交南京政府，可那时正热衷于与日本拉关系的蒋介石，哪敢同日本人交锋呢，所以对此露骨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竟也装聋作哑，一声不吭，只悄悄致电南京在日本的官员张群，让他转告日本政府，说什么“嘱作霖及时下野，自动退出京津，移驻关外，则全国之统一可不用兵，更何须出兵远征？”南京政府为了掩人耳目，后来虽然发表了一份有关《觉书》的对日照会，但用词婉转，软弱无力。这样一来，也更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他们对张作霖软硬兼施，勒索敲诈，以便在东北取得更多的特权，并尽快实现其占领满蒙的计划。原来，日本政府早在１９１５年，就曾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这当中有七条是霸占东北的内容。后来，段祺瑞又与日本勾结，搞了西原借款，其中有个交换条件，即中国需承认日本有权在东北修筑四条铁路。但由于中国人民始终强烈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二十一条和西原借款都未实现。但日本人并不死心，前些年他们之所以支持张作霖，目的还是想把二十一条和西原借款中一些条款变为现实。而这当中，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东三省的路权问题，他们要垄断铁路修建权。张作霖和张学良却要打破这种垄断，自办铁路，先后修了奉（天）海（龙）路和大（虎山）通（辽）路，日本人对此大为不满，张氏父子不予理睬。后来，日本人要求修吉（林）会（朝鲜会宁）等路，张作霖也总是含糊其词，能推就推，能拖就拖，致使日本吞并东北的计划无法实现。不仅如此，连１９２８年３月，张作霖为从日本人那里得到军费、与日军签订的《吉敦铁路延长垫款合同》，因后来决定不再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也单方面把这个合同取消了，并还有企图摆脱日本人、欲与英美等国联系、寻求新的出路的意向，比如“他热心开始与英国、特别是与美国人交往，在他自己身边引进美国军事顾问”，并吸收美国银行投资，提议让美国人在东北修筑铁路等。这就更加激怒了日本人。以致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等漏夜晋谒，几番拜访，试探之不足，复加以威胁，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把张作霖也惹得火冒三丈，二人唇枪舌箭，发生了激烈冲突。张怀英（张作霖的二女儿）如今还清楚记得：“从北京出发前，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还找我父亲签字（签定‘日张秘约’，即履行郭松龄倒戈时所允诺的条件），谈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这事在成玄的《张作霖演义》中也有记述，据说作者早年有机会接触到张家父子，并广泛搜集了有关资料，虽为演义，但是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下面，我们姑引部分片断，权作了解这段历史的一个参考材料。书中载道：
正在反日运动高涨之际，芳泽又来会见张作霖，气势汹汹地问道：“满蒙形势日趋混乱，阁下怎样对待这一问题？”
老张说：“老百姓这样强烈地反对贵国，我嘛，我只能觉得很遗憾。”
芳泽说：“阁下应该断然加以制止才对。”
老张说：“我看，我们的谈判暂停一下，事情也就可以平息了。”
芳泽面色不悦：“这么说，阁下不是有意姑息这次暴乱吗？”
老张也沉脸说：“请不要误会。现在老百姓很不好对付，如果强行制止，恐怕事态越闹越大了。”
芳泽以威胁的口气说：“此次田中首相决心解决满蒙诸悬案，如果再行拖延，恐怕大大有碍我们的‘友好邦交’，对阁下也大大不利！”
老张眨眨眼，故作糊涂：“唔？还有许多悬案？这我不很清楚。既然是东北的问题，就请阁下先回奉天，与交涉总署谈谈吧！”说罢端茶送客。
芳泽捋捋小胡，冷笑一声：“阁下这样缺乏诚意，本公使非常遗憾！”说罢愤然离去。
日本人见张作霖居然态度强硬起来，当然不能就此罢休。但一时却也无可奈何，只好把这一次谈判暂时停顿下来，另作打算。
北京政府反对日本干涉声明发表之后，芳泽立即通知张作霖，约定当晚会谈。老张料到一场当面冲突已难避免，为了故示镇静，晚饭后他邀来梁士诒、李宣成等几位客人，在纯一斋里打牌消遣。麻将刚打过两圈，承启官进来报告：“芳泽公使来拜访大元帅，现在大客厅等候。”梁士诒等把手中麻将推倒，站起身说：“雨帅有重要公事，我们改日再玩吧。”老张挽留说：“我和这个日本鬼子没什么可谈的了，应酬几句就完，回头咱们接着打。”
芳泽在客厅等得很不耐烦，暗道好个张作霖如今连外交礼貌都不讲了。半晌老张才慢慢腾腾地走了进来，点点头说：“对不起。”
会谈开始便针锋相对。芳泽沉着脸说：“阁下发表的声明，本公使深感遗憾。”
老张白了公使一眼说：“贵国政府发表什么觉书，也让人很不痛快。”
芳泽说：“帝国政府的警告完全必要！”
老张说：“未免管得忒宽了吧？”
芳泽摇着头说：“阁下如不反省改变态度，继续与帝国合作，恐怕后果很不好吧？”
老张说：“我从前和你们合作得够多了！谁吃亏谁占便宜都心里有数，我是打落门牙合血吞！”
芳泽龇牙一笑：“正因为阁下曾和我们合作得很好，所以十分关心此次战乱，对双方发出警告。”
老张说：“好个双方，连我也被警告了，这还算什么朋友！”
芳泽说：“请不要误会，我们对阁下
从张学良这封措辞委婉的信中，人们分明看到，在公与私、忠与孝，以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固然反映出他的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他对郭氏举兵的理解与同情，也情不自禁地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他提出的停止军事行动，用磋商的办法来解决争端的建议，也都是从以大局为重、同时也是从爱护郭松龄的角度出发的。最后当他得知和谈不成，而不得不“自己人打自己人”时，他是很不情愿地走上战场的。而当郭氏兵败被俘、眼看生命难保之际，他又极力设法营救，甚至不惜冒着很大的风险，准备送郭出国，可谓仁至义尽矣。然而，事与愿违，当张学良这一切努力均告落空时，他是无限痛惜的，致使他“感慨多端，不免藉物消愁，同时夜以继日的奔劳，于是藉刺激为使精神振奋，因而为阿芙蓉所染。”
(23)这也有力地说明，这件事对他是一个多么大的刺激！
但张学良并没有消极，痛定思痛，他从悲愤中奋起了！这也就是说，郭松龄的“血并没有白流，张学良又走上了郭松龄之路，而且走得更远。张学良用‘兵谏’影响乃父，促使张作霖逐渐生长反日反内战的趋向，用武力制止了杨宇霆穷兵黩武的道路，完成了郭松龄未完成的遗志。历史辩证法的道路，简直使人眼花缭乱，惊叹不已。”(24)
是的，郭松龄之变是被平定了，但它的影响却是积极而又深远的。有人以为经过残酷镇压，就不会有人再存二心了，实际不然，觉醒了的志士仁人是不怕压的，他们不仅不会被屠杀所吓倒，压力反而会成为新的更激烈的反抗的动力。同郭松龄一样具有民主思想的爱国军人张学良，这个奉军中的新的郭松龄，不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上掀起了更大的波涛、创造了更加引人注目的光辉业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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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⒀⒁ 杨大群：《东北王世家》，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出版。
② 任松、武育文：《郭松龄》，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③ 武育文：《郭松龄将军传略》，《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１９８５年３月出版。
④ 司马桑敦等著：《张老帅与张少帅》〔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出版。
⑤ 李坚白：《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⑥ 常城主编：《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９月出版。
⑦⑧⒇(21)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１９８６年７月出版。
⑨ 王之佑：《张作霖击败郭松龄之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３５辑。
⑩⒂ 赵毅：《郭松龄的崛起》，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⑾⒄ 何柱国：《郭松龄反奉失败原因之我见》，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⑿ 《在滦州誓师反奉通电》编者注，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⒃ 殷汝耕：《半载回忆录》，１９２６年７月―８月《满洲报》第一版连载。
⒅ 硕夫：《郭松龄失败之重大意义》，《向导》１４０期。
⒆ 武育文：《郭松龄将军传略》，《沈阳文史资料》第１０辑，１９８５年６月出版。
(22)(23)(24) 张德良：《千古功臣张学良》，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论文，未刊稿。
张学良传--皇姑屯风云
皇姑屯风云
１９２８年春天，当时坐镇北京、做了中华民国陆军大元帅和安国军总司令的张作霖，由于内政、外交陷于绝境，致使北洋军阀的这个末代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初，国民党南京政府以实现国内统一为名，调动蒋、冯、阎、桂所辖的第一、二、三、四集团军，沿京浦、京绥各线北开，向张作霖在河南和京津地区的防地进逼。面对北伐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奉军三、四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杨宇霆认为对方兵多将广，且又是胜利之师，与之对抗，是不明智的，主张因势利导，退兵言和，并一再向张作霖进谏，以便保存实力，免生后患。张作霖经过再三考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发表了主张和平的佳电，表示愿与国民军息争对外，退兵休战，一场眼看又要爆发的更大规模的战争制止了。这本是好事，不料却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驻京津一带的日军，连日来调兵遣将，企图以武力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但由于张作霖的撤退，加之美、英等国也暗中支持国民军的行动，所以日本人也无可奈何。
但是，日本人并未认输，军事行动失败了，就转向外交讹诈，声称，他们允许国民军进驻平津，但必须平静地交接，不得诉诸武力；对张作霖，则由日本驻华公使芳泽递交了《觉书》，促其撤回东北。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让张作霖继续统治东北，而是计划在张退返东北的途中，迫令奉军交械，解除武装，逼张作霖下台；或者把他作为傀儡，而由他们作为东北的实际统治者。日本在《觉书》中狂妄宣称：“中国动乱行将波及京津，满洲地方亦有蒙受扰乱之虞。大日本帝国具有维持满洲治安之责任，一旦发生事故，帝国即将采取有效措施……”
从这杀机毕露的言词来看，日本当局对张作霖已不再抱什么幻想，这个所谓“有效措施”，不就是表明，如再不听他们的，他们就要诉诸武力，甚至不惜要用暴力手段干掉张作霖吗？
人们也许会问：张作霖原来同日本人的关系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会闹到这种地步？实际这是不奇怪的。不错，长时期以来，张作霖与日本人有交往，他在建立东三省政权、两次直奉战争、以及打败郭松龄等重大事件中，都曾得到过日本人的支持。而日本人其所以如此卖力地讨好对方，说穿了，不还是为了要确保他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地位吗？但由于日本人贪得无厌，需求无已，而张作霖又是从征战杀伐中起家的军阀，不甘心受制于人，任人摆布；加之，北洋军阀体系的瓦解，北伐大革命的兴起，以及日益发展的工农运动的冲击，都不能不使张作霖的独立性的观念日渐增强，对日本人的态度开始变得强硬起来，看到日本人对中国如此傲慢无礼，也很不满，常气愤地说：“日本人也太霸道了，他们已经得到了那么多的好处，还不满足，还在到处伸手，连中国打回仗，他们都要干涉，也管得太宽了，这两年我张某虽然运气不好，可我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他们休想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我老张也不是那么好惹的！”他觉得日本居心不良，对《觉书》想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但张学良和他的顾问们则认为，对此不能意气用事，对日本人的指手划脚可以拒绝接受，但他们提出的关于撤退东北的要求，还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他这才同意召集会议，研究《觉书》，共商对策。
经反复会商，张作霖和他的谋士们认为，北京政府的局面确难继续支撑了，采取退回东北的策略是明智的。当然，这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不能由日本人指挥，所以他们于５月２５日发表《北京政府正式宣言》复照日本政府，指出：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济南惨案，则予以谴责，提出“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措置”。当然，他们对日本也还留有余地，如在照会中也表示，他们将考虑日方要求，准备撤回东北。
当时，日本的这个蛮横的《觉书》，也曾递交南京政府，可那时正热衷于与日本拉关系的蒋介石，哪敢同日本人交锋呢，所以对此露骨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竟也装聋作哑，一声不吭，只悄悄致电南京在日本的官员张群，让他转告日本政府，说什么“嘱作霖及时下野，自动退出京津，移驻关外，则全国之统一可不用兵，更何须出兵远征？”南京政府为了掩人耳目，后来虽然发表了一份有关《觉书》的对日照会，但用词婉转，软弱无力。这样一来，也更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他们对张作霖软硬兼施，勒索敲诈，以便在东北取得更多的特权，并尽快实现其占领满蒙的计划。原来，日本政府早在１９１５年，就曾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这当中有七条是霸占东北的内容。后来，段祺瑞又与日本勾结，搞了西原借款，其中有个交换条件，即中国需承认日本有权在东北修筑四条铁路。但由于中国人民始终强烈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二十一条和西原借款都未实现。但日本人并不死心，前些年他们之所以支持张作霖，目的还是想把二十一条和西原借款中一些条款变为现实。而这当中，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东三省的路权问题，他们要垄断铁路修建权。张作霖和张学良却要打破这种垄断，自办铁路，先后修了奉（天）海（龙）路和大（虎山）通（辽）路，日本人对此大为不满，张氏父子不予理睬。后来，日本人要求修吉（林）会（朝鲜会宁）等路，张作霖也总是含糊其词，能推就推，能拖就拖，致使日本吞并东北的计划无法实现。不仅如此，连１９２８年３月，张作霖为从日本人那里得到军费、与日军签订的《吉敦铁路延长垫款合同》，因后来决定不再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也单方面把这个合同取消了，并还有企图摆脱日本人、欲与英美等国联系、寻求新的出路的意向，比如“他热心开始与英国、特别是与美国人交往，在他自己身边引进美国军事顾问”，并吸收美国银行投资，提议让美国人在东北修筑铁路等。这就更加激怒了日本人。以致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等漏夜晋谒，几番拜访，试探之不足，复加以威胁，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把张作霖也惹得火冒三丈，二人唇枪舌箭，发生了激烈冲突。张怀英（张作霖的二女儿）如今还清楚记得：“从北京出发前，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还找我父亲签字（签定‘日张秘约’，即履行郭松龄倒戈时所允诺的条件），谈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这事在成玄的《张作霖演义》中也有记述，据说作者早年有机会接触到张家父子，并广泛搜集了有关资料，虽为演义，但是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下面，我们姑引部分片断，权作了解这段历史的一个参考材料。书中载道：
正在反日运动高涨之际，芳泽又来会见张作霖，气势汹汹地问道：“满蒙形势日趋混乱，阁下怎样对待这一问题？”
老张说：“老百姓这样强烈地反对贵国，我嘛，我只能觉得很遗憾。”
芳泽说：“阁下应该断然加以制止才对。”
老张说：“我看，我们的谈判暂停一下，事情也就可以平息了。”
芳泽面色不悦：“这么说，阁下不是有意姑息这次暴乱吗？”
老张也沉脸说：“请不要误会。现在老百姓很不好对付，如果强行制止，恐怕事态越闹越大了。”
芳泽以威胁的口气说：“此次田中首相决心解决满蒙诸悬案，如果再行拖延，恐怕大大有碍我们的‘友好邦交’，对阁下也大大不利！”
老张眨眨眼，故作糊涂：“唔？还有许多悬案？这我不很清楚。既然是东北的问题，就请阁下先回奉天，与交涉总署谈谈吧！”说罢端茶送客。
芳泽捋捋小胡，冷笑一声：“阁下这样缺乏诚意，本公使非常遗憾！”说罢愤然离去。
日本人见张作霖居然态度强硬起来，当然不能就此罢休。但一时却也无可奈何，只好把这一次谈判暂时停顿下来，另作打算。
北京政府反对日本干涉声明发表之后，芳泽立即通知张作霖，约定当晚会谈。老张料到一场当面冲突已难避免，为了故示镇静，晚饭后他邀来梁士诒、李宣成等几位客人，在纯一斋里打牌消遣。麻将刚打过两圈，承启官进来报告：“芳泽公使来拜访大元帅，现在大客厅等候。”梁士诒等把手中麻将推倒，站起身说：“雨帅有重要公事，我们改日再玩吧。”老张挽留说：“我和这个日本鬼子没什么可谈的了，应酬几句就完，回头咱们接着打。”
芳泽在客厅等得很不耐烦，暗道好个张作霖如今连外交礼貌都不讲了。半晌老张才慢慢腾腾地走了进来，点点头说：“对不起。”
会谈开始便针锋相对。芳泽沉着脸说：“阁下发表的声明，本公使深感遗憾。”
老张白了公使一眼说：“贵国政府发表什么觉书，也让人很不痛快。”
芳泽说：“帝国政府的警告完全必要！”
老张说：“未免管得忒宽了吧？”
芳泽摇着头说：“阁下如不反省改变态度，继续与帝国合作，恐怕后果很不好吧？”
老张说：“我从前和你们合作得够多了！谁吃亏谁占便宜都心里有数，我是打落门牙合血吞！”
芳泽龇牙一笑：“正因为阁下曾和我们合作得很好，所以十分关心此次战乱，对双方发出警告。”
老张说：“好个双方，连我也被警告了，这还算什么朋友！”
芳泽说：“请不要误会，我们对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