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过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两句话说得有多好啊！脍炙人口，一代一代就这么传了下来，鼓舞着炎黄子孙们去和残酷的命运搏斗，去战胜千难万险，去争取最后的胜利。国友同志们！后面我还要宣布项目组的重要决定，在宣布之前，我想来段小插曲，就是让周明同志给我们讲一段小故事。这故事很感人，是昨晚他讲给我听的。现在，还是由他来讲给大家听吧。大家欢迎！”
掌声过后，周明给大家讲叙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座的各位国友们，这段往事发生在我家，年代已经很久远了，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故事中的主人翁周元和胡桂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父亲先去世，母亲是前不久去世的。我这个不孝的儿子没有给老人家送到终，现在，就让我用这段小故事来缅怀我的先辈吧。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大山坳里。外祖父是个下无寸土上无片瓦的石匠。凭着自己的石匠手艺，外祖父总算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后来他又有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这唯一的女儿就是我的母亲胡桂花。山里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外祖父不得不让才五岁的女儿做了童养媳。我祖父家也很穷，因而没有一个儿子读过书。我父亲在四兄弟中排行老三，是祖母怀孕七个月早产的，所以自小身体不好。瘦弱单薄的父亲看来是干不了农活的，祖父便好歹让三儿子读了二年私塾，稍大便送三儿子到南城市的一个小印刷店做了学徒。按照老年的规矩，父亲学徒三年后又无报酬地帮师三年。六年的日子总算熬出了头，祖父便让我父母圆房结了婚。
那年的春节就要到了，熬过六年的父亲第一次从老板那儿领到了两块大洋。父亲捧着这非同寻常的两块大洋一宿未眠。他看了又看，擦了又擦，听了又听，只盼快点天亮，好带着这浸透汗水和希望的两块大洋回家过年。天终于亮了，父亲匆匆地踏上了回家的路。那时的南滨江全靠大木船摆渡。渡口并没有什么像样的码头，只是来往的人多了，便将这岸边的斜坡称之为码头。年关时的渡口人自然比较多，父亲随争先恐后拥挤的人群上了船，船渐渐离开了渡口。父亲本能地摸了一下口袋，突然大惊失色，发现那珍贵的两块大洋不见了。他紧张地将全身上下搜了个遍，仍然没有找到大洋。一个已经实现，只待与全家人分享幸福的梦，突然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了，年轻的父亲难过地蹲在船上，手捂着脸哭了起来。船上许多善良的乘客自觉地帮着在船中寻找起来，然而希望渺茫。这时摆渡的老船家叹息了一声说：
“我说后生家，这钱别找了，上船时我见你从口袋中搜东西，不小心丢在岸边了。”
乘客中立即轰动了起来。一位年青农民气愤地质问：
“你看见人家丢了钱，当时为什么不说？亏你现在还好意思说出来！你在江边摆了这么多年的渡，这点做人的道理都不懂？”
老船家羞愧地说：“不是我故意不说，当时，我不知道你丢的是这么多钱，是两块现洋，只道是两个毫子，算不了什么。再说，我一时确实起了恻隐之心，便没有点破那个见钱后立即用脚踩住的穷汉。没想到帮了他，却害了你。”老船家后悔地摇着头继续说：“只怪这世道太不公，需要救助的穷人太多了！那个穷汉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听别人喊他九癫子。前不久，九癫子才五岁的独生仔做狗（生重病），家中没钱治疗，硬是给耽误死了。九癫子的女人悲伤之下万念俱灰，便在儿子死去的当天夜里投了南滨江。后来，竟连尸身都没有找到。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九癫子便真的成了半疯半傻的人。他破衣褴衫，有一顿没一顿，时常出没在江边。听人说，他不死心，还在江边寻找自己女人的尸体。眼见年关又到了，年关年关，富人过年穷人过关。我思量九癫子好歹总是个大活人吧，年关来了总不能空着肚子过年，所以，当我看见九癫子用赤脚踩着掉在地上的钱时便没有做声。”花白头发的老船家又抱歉地对我爸说：“后生人，我对不住你了！这样吧，我把这船人送过江，再同你回头去找九癫子，好歹将钱追些回来，你回家也好与家里人过个高高兴兴的年。”
听了老船家的叙述，我父亲再没有言语，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船一靠岸便空着双手回了家。他如实的将发生的事告诉了妻子和我的祖父，家中没一个人责怪他。祖父乐呵呵地说：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一家人团团圆圆在一起就是高兴的。”
我母亲也安慰父亲：“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日子还长着呢。老天爷让你做善事，好哇，是好事！”
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周明一段简短的故事，终于解开了个别人心中的疙瘩。陆誉民总经理接着宣布了项目组的几项决定：
一.为了相互关照和便于撤退，邻近的兄弟单位二八零工程项目组，十余名留守人员将合并到二八八工程项目组来。
二.立即派人与留在波罗汉公司暂时无法撤回的同志们联系，并设法送去应急的粮食。据周明反映，那边没有储备多少粮食，我们不能遗忘一个同胞。
三.集中现有的资金，紧急采购必须的粮食和用品。
四.从现在开始，实行计划用粮，每天改供应两顿。
五.成立以党员和复员退伍军人为核心的自救小组，确保在突变或冲散情况下的自救生存能力。
八月七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下令美国军队开往沙特阿拉伯，海湾大战势在必发。任胖子和周明受项目组委派，同工地的小王、小李去科威特城市区购买粮食和必备的物品。所有的食品商场门前拥挤着抢购的人群，尽管物价已飞涨到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步，但生命比钱更重要。高昂的物价对一贯富裕的科威特人来说，压力还不算大，真正受到严重威胁的是那些背井离乡的亚洲契约劳工。任胖子等四人好不容易才买到一些粮食和副食品，但谁也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在此后的很长日子里竟无食品可买。
就在四人准备返回项目组时，迎面走来二名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伊拉克巡逻兵。两名伊军似乎特别对外国人感兴趣，其中一名用冲锋枪对着周明等人，领头的伊军示意要搜查。任胖子用熟练的阿拉伯语对他说：
“我们是中国人，是二八八工程项目组的，出来采购粮食和副食品。”
“你有证件吗？”伊军问。
“有！我们都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任胖子回答。
伊军检查过四人的护照后，任胖子说：
“我们可以走了吗？”
领头的伊军脸上露出贪婪而狡诈的神色说：“不行！我得检查一下你们身上是否带有非法的物品。”
周明很不高兴地用阿语顶撞了一句：“我们是外国人，你们办事应该有点分寸，证件不是验过了吗！为什么还不放行？”
“外国人怎么样？我说不行就是不行！现在是战争非常时期。”伊军傲慢地把头一扬。
任胖子较有经验，他和往常一样灿烂地一笑说：
“好了，不用争执，你想怎么检查？”
“全身都必须搜查，包括每一个口袋。”伊军说。
周明还想抗争，任胖子用国语阻止了他：“不要以小失大，小不忍则乱大谋，别忘了我们出来的任务。”
伊军搜遍了四个人的每一个口袋，没有他们所希望的美金和贵重物品，少许购买粮食后剩下的零钱他们也不感兴趣。失望之际，领头的伊军突然发现任胖子手腕上的进口喔米加手表，眼睛突然一亮，说：
“你这里面是否有秘密装置？必须脱下来检查！”
周明气得用中国话骂道：“他妈的！这家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究竟想干什么？”
领头的伊军虽没听懂，但觉察到了周明的不满，便眼睛一瞪说：“你说什么？我警告你！老实一点，别自找麻烦。”
任胖子立即圆场说：“他说可以检查，没别的意思。”说完，他便脱下了手上的喔米加手表。
领头的伊军接过手表，故意在手中左看右看地摆弄了一会儿才傲慢地说：“现在我没有仪器，无法查看这表中的问题，必须带回去检查。就这样，你们可以走了。”
周明再按捺不住，也用阿语抗议：“我抗议！你们这样做是非法没收私人财产，是违法的行为，我相信你们的军纪也是不能容忍的。”
伊军不禁笑了起来：“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让你走还不走。现在是战争，非常时期，懂吗？我就是枪毙人也不犯法，没人会追查。”
另一名伊军也插嘴说：“你再不走，我就把你们的大米，食品全倒在地上检查一遍。”
任胖子无可奈何地对周明说：“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忍字心上一把刀，再难受也得忍。不就是一块手表吗！千金散尽还复来。算了吧！周明，我们走，项目组正等着我们的粮食呢，这是大事。”
巡逻的伊军终于扬长而去了。街上已没有公交车，的士也几乎没有，周明等四人只得扛着粮食步行回项目组。往日的和平景象已经消失，到处是战争的气氛，军车、坦克、炮车一路都可看见。走到市区的边缘地带，有许多人在挖工事，四周站立了不少监视工作的伊军。从外表上看，那些挖工事的人都是临时抓来的劳工，有本地人，也有外籍人员。周明还没看清楚，就听到里面有人喊：
“周明！周明！我是贺春华，出来与项目组联系时，被伊军抓来挖工事了。你们快想办法救我出去。”
看守的伊军听见有人喊叫，立即用枪比着贺春华说：“不许大喊大叫，再叫，我毙了你！”
贺春华见到了国友亲人，根本不理会伊军的威胁，竟不顾一切地从坑中跳了出来。伊军朝天鸣枪警告，贺春华不听警告，冒险向任胖子、周明奔了过来。伊军开始举枪瞄准贺春华，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任胖子、周明等四人几乎同时用阿语、英语和中国话喊了起来：
“不许开枪！我们是中国人，他是我们的同胞。”
伊军终于放下了枪。贺春华跑了过来，立即有四五名伊军将周明等人围住。大家已经放下了扛着的粮食。任翻译这次脸上再没有灿烂的笑容，他非常严肃而理直气壮地举着手中的护照说：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各国的公民，在二八八工程项目组工作。你们没有任何理由抓我们的人做劳工。中国和伊拉克是友好国家，你们不能这样做！”
伊军士兵都带有檐帽，身穿战斗迷彩服，只有军官穿深绿色军服，头带贝雷帽。一位军官走过来验看了任翻译等人的护照，微微地点了点头又说：
“你们是中国人，朋友。”他又用手指了指贺春华问：“他为什么没有护照？什么身份证件都没有。”
任胖子回答：“军官先生，刚才你已经看了我的护照，我是中国项目组的翻译，你是可以相信我的。中国在科威特的工程人员约有近五千人，其中大部分是工人。他们每天都要外出工作，甚至要爬上高空作业，证件放在身上是很容易丢失的，所以大都采取由项目组统一保管护照的办法。最近，因为战事发生，才将护照发到个人手中。我们这位同胞叫贺春华，在波罗汉公司工作。那个公司还有我们好几名工人，因离项目组太远，战争时期又无法联系，所以他们都暂时没拿到护照。贺春华是受大家委托出来与项目组联系的，被你们误抓了。现在情况都与你们解释清楚了，我们要把人领回去。”
说到这儿，为了缓和一下紧张气氛，任胖子掏出自己的香烟给周围的伊军散了一圈。士兵们开始不敢接，得到军官的默许后，才纷纷点起香烟来。
伊军官并不多说废话，用手一挥说：“好了，你们都可以走了。”
贺春华激动地和国友们拥抱起来。这时周明才知道，波罗汉公司的老板在这非常时期，已扔下公司所有外籍劳工溜走了，所欠的工资也没有结算。剩下的中国工人只有一个办法，立即撤回项目组。
伊军占领科威特已经一个星期了，人们每天只能从英国PPC电台知道国际社会的反映。项目组与国内的电话、电报、信件等一切联系渠道都已中断。大使馆通知在科威特的各项目组要耐心等待，要坚持和克服眼前存在的一切困难，祖国外交部门和大使馆正在与伊方交涉，撤退回国只是时间问题，要坚定信念，相信祖国。
粮食越来越缺乏了，而且没办法补给，二八八项目组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节食措施，每天改吃两顿稀饭。发电用的柴油没有了，空调也无法再开。在炎热高温正值酷暑的科威特，项目组的人白天尽量不出门，晚上也只能将钢丝床搬到院中的露天来睡。因为工地所处地段比较偏僻，伊军也知道这一带是建筑工地，平时也很少来骚扰。反之，工地上的人对外面发生的事也很少知道，就是伊占领军发布了宵禁令也不知道。这天晚上，被热煎熬不过的周明和七、八名国友和往日一样，又将各自的钢丝床搬到院中，一边乘凉一边聊天。工地的四周都用铁丝网围着，网内停着一辆装货用的大卡车及一辆工程车，网外不远处便是通往海滨的公路。聊着聊着不知不便到了深夜近两点钟，大部分人都疲倦地睡着了，只有周明和贺春华意犹未尽，还在谈论眼前发生的战争，分析势态可能会如何发展。周明突然停住话题，提醒贺春华：
“小贺！你听，公路上好像有马达的声音，是朝我们这个方
掌声过后，周明给大家讲叙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座的各位国友们，这段往事发生在我家，年代已经很久远了，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故事中的主人翁周元和胡桂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父亲先去世，母亲是前不久去世的。我这个不孝的儿子没有给老人家送到终，现在，就让我用这段小故事来缅怀我的先辈吧。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大山坳里。外祖父是个下无寸土上无片瓦的石匠。凭着自己的石匠手艺，外祖父总算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后来他又有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这唯一的女儿就是我的母亲胡桂花。山里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外祖父不得不让才五岁的女儿做了童养媳。我祖父家也很穷，因而没有一个儿子读过书。我父亲在四兄弟中排行老三，是祖母怀孕七个月早产的，所以自小身体不好。瘦弱单薄的父亲看来是干不了农活的，祖父便好歹让三儿子读了二年私塾，稍大便送三儿子到南城市的一个小印刷店做了学徒。按照老年的规矩，父亲学徒三年后又无报酬地帮师三年。六年的日子总算熬出了头，祖父便让我父母圆房结了婚。
那年的春节就要到了，熬过六年的父亲第一次从老板那儿领到了两块大洋。父亲捧着这非同寻常的两块大洋一宿未眠。他看了又看，擦了又擦，听了又听，只盼快点天亮，好带着这浸透汗水和希望的两块大洋回家过年。天终于亮了，父亲匆匆地踏上了回家的路。那时的南滨江全靠大木船摆渡。渡口并没有什么像样的码头，只是来往的人多了，便将这岸边的斜坡称之为码头。年关时的渡口人自然比较多，父亲随争先恐后拥挤的人群上了船，船渐渐离开了渡口。父亲本能地摸了一下口袋，突然大惊失色，发现那珍贵的两块大洋不见了。他紧张地将全身上下搜了个遍，仍然没有找到大洋。一个已经实现，只待与全家人分享幸福的梦，突然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了，年轻的父亲难过地蹲在船上，手捂着脸哭了起来。船上许多善良的乘客自觉地帮着在船中寻找起来，然而希望渺茫。这时摆渡的老船家叹息了一声说：
“我说后生家，这钱别找了，上船时我见你从口袋中搜东西，不小心丢在岸边了。”
乘客中立即轰动了起来。一位年青农民气愤地质问：
“你看见人家丢了钱，当时为什么不说？亏你现在还好意思说出来！你在江边摆了这么多年的渡，这点做人的道理都不懂？”
老船家羞愧地说：“不是我故意不说，当时，我不知道你丢的是这么多钱，是两块现洋，只道是两个毫子，算不了什么。再说，我一时确实起了恻隐之心，便没有点破那个见钱后立即用脚踩住的穷汉。没想到帮了他，却害了你。”老船家后悔地摇着头继续说：“只怪这世道太不公，需要救助的穷人太多了！那个穷汉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听别人喊他九癫子。前不久，九癫子才五岁的独生仔做狗（生重病），家中没钱治疗，硬是给耽误死了。九癫子的女人悲伤之下万念俱灰，便在儿子死去的当天夜里投了南滨江。后来，竟连尸身都没有找到。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九癫子便真的成了半疯半傻的人。他破衣褴衫，有一顿没一顿，时常出没在江边。听人说，他不死心，还在江边寻找自己女人的尸体。眼见年关又到了，年关年关，富人过年穷人过关。我思量九癫子好歹总是个大活人吧，年关来了总不能空着肚子过年，所以，当我看见九癫子用赤脚踩着掉在地上的钱时便没有做声。”花白头发的老船家又抱歉地对我爸说：“后生人，我对不住你了！这样吧，我把这船人送过江，再同你回头去找九癫子，好歹将钱追些回来，你回家也好与家里人过个高高兴兴的年。”
听了老船家的叙述，我父亲再没有言语，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船一靠岸便空着双手回了家。他如实的将发生的事告诉了妻子和我的祖父，家中没一个人责怪他。祖父乐呵呵地说：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一家人团团圆圆在一起就是高兴的。”
我母亲也安慰父亲：“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日子还长着呢。老天爷让你做善事，好哇，是好事！”
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周明一段简短的故事，终于解开了个别人心中的疙瘩。陆誉民总经理接着宣布了项目组的几项决定：
一.为了相互关照和便于撤退，邻近的兄弟单位二八零工程项目组，十余名留守人员将合并到二八八工程项目组来。
二.立即派人与留在波罗汉公司暂时无法撤回的同志们联系，并设法送去应急的粮食。据周明反映，那边没有储备多少粮食，我们不能遗忘一个同胞。
三.集中现有的资金，紧急采购必须的粮食和用品。
四.从现在开始，实行计划用粮，每天改供应两顿。
五.成立以党员和复员退伍军人为核心的自救小组，确保在突变或冲散情况下的自救生存能力。
八月七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下令美国军队开往沙特阿拉伯，海湾大战势在必发。任胖子和周明受项目组委派，同工地的小王、小李去科威特城市区购买粮食和必备的物品。所有的食品商场门前拥挤着抢购的人群，尽管物价已飞涨到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步，但生命比钱更重要。高昂的物价对一贯富裕的科威特人来说，压力还不算大，真正受到严重威胁的是那些背井离乡的亚洲契约劳工。任胖子等四人好不容易才买到一些粮食和副食品，但谁也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在此后的很长日子里竟无食品可买。
就在四人准备返回项目组时，迎面走来二名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伊拉克巡逻兵。两名伊军似乎特别对外国人感兴趣，其中一名用冲锋枪对着周明等人，领头的伊军示意要搜查。任胖子用熟练的阿拉伯语对他说：
“我们是中国人，是二八八工程项目组的，出来采购粮食和副食品。”
“你有证件吗？”伊军问。
“有！我们都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任胖子回答。
伊军检查过四人的护照后，任胖子说：
“我们可以走了吗？”
领头的伊军脸上露出贪婪而狡诈的神色说：“不行！我得检查一下你们身上是否带有非法的物品。”
周明很不高兴地用阿语顶撞了一句：“我们是外国人，你们办事应该有点分寸，证件不是验过了吗！为什么还不放行？”
“外国人怎么样？我说不行就是不行！现在是战争非常时期。”伊军傲慢地把头一扬。
任胖子较有经验，他和往常一样灿烂地一笑说：
“好了，不用争执，你想怎么检查？”
“全身都必须搜查，包括每一个口袋。”伊军说。
周明还想抗争，任胖子用国语阻止了他：“不要以小失大，小不忍则乱大谋，别忘了我们出来的任务。”
伊军搜遍了四个人的每一个口袋，没有他们所希望的美金和贵重物品，少许购买粮食后剩下的零钱他们也不感兴趣。失望之际，领头的伊军突然发现任胖子手腕上的进口喔米加手表，眼睛突然一亮，说：
“你这里面是否有秘密装置？必须脱下来检查！”
周明气得用中国话骂道：“他妈的！这家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究竟想干什么？”
领头的伊军虽没听懂，但觉察到了周明的不满，便眼睛一瞪说：“你说什么？我警告你！老实一点，别自找麻烦。”
任胖子立即圆场说：“他说可以检查，没别的意思。”说完，他便脱下了手上的喔米加手表。
领头的伊军接过手表，故意在手中左看右看地摆弄了一会儿才傲慢地说：“现在我没有仪器，无法查看这表中的问题，必须带回去检查。就这样，你们可以走了。”
周明再按捺不住，也用阿语抗议：“我抗议！你们这样做是非法没收私人财产，是违法的行为，我相信你们的军纪也是不能容忍的。”
伊军不禁笑了起来：“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让你走还不走。现在是战争，非常时期，懂吗？我就是枪毙人也不犯法，没人会追查。”
另一名伊军也插嘴说：“你再不走，我就把你们的大米，食品全倒在地上检查一遍。”
任胖子无可奈何地对周明说：“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忍字心上一把刀，再难受也得忍。不就是一块手表吗！千金散尽还复来。算了吧！周明，我们走，项目组正等着我们的粮食呢，这是大事。”
巡逻的伊军终于扬长而去了。街上已没有公交车，的士也几乎没有，周明等四人只得扛着粮食步行回项目组。往日的和平景象已经消失，到处是战争的气氛，军车、坦克、炮车一路都可看见。走到市区的边缘地带，有许多人在挖工事，四周站立了不少监视工作的伊军。从外表上看，那些挖工事的人都是临时抓来的劳工，有本地人，也有外籍人员。周明还没看清楚，就听到里面有人喊：
“周明！周明！我是贺春华，出来与项目组联系时，被伊军抓来挖工事了。你们快想办法救我出去。”
看守的伊军听见有人喊叫，立即用枪比着贺春华说：“不许大喊大叫，再叫，我毙了你！”
贺春华见到了国友亲人，根本不理会伊军的威胁，竟不顾一切地从坑中跳了出来。伊军朝天鸣枪警告，贺春华不听警告，冒险向任胖子、周明奔了过来。伊军开始举枪瞄准贺春华，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任胖子、周明等四人几乎同时用阿语、英语和中国话喊了起来：
“不许开枪！我们是中国人，他是我们的同胞。”
伊军终于放下了枪。贺春华跑了过来，立即有四五名伊军将周明等人围住。大家已经放下了扛着的粮食。任翻译这次脸上再没有灿烂的笑容，他非常严肃而理直气壮地举着手中的护照说：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各国的公民，在二八八工程项目组工作。你们没有任何理由抓我们的人做劳工。中国和伊拉克是友好国家，你们不能这样做！”
伊军士兵都带有檐帽，身穿战斗迷彩服，只有军官穿深绿色军服，头带贝雷帽。一位军官走过来验看了任翻译等人的护照，微微地点了点头又说：
“你们是中国人，朋友。”他又用手指了指贺春华问：“他为什么没有护照？什么身份证件都没有。”
任胖子回答：“军官先生，刚才你已经看了我的护照，我是中国项目组的翻译，你是可以相信我的。中国在科威特的工程人员约有近五千人，其中大部分是工人。他们每天都要外出工作，甚至要爬上高空作业，证件放在身上是很容易丢失的，所以大都采取由项目组统一保管护照的办法。最近，因为战事发生，才将护照发到个人手中。我们这位同胞叫贺春华，在波罗汉公司工作。那个公司还有我们好几名工人，因离项目组太远，战争时期又无法联系，所以他们都暂时没拿到护照。贺春华是受大家委托出来与项目组联系的，被你们误抓了。现在情况都与你们解释清楚了，我们要把人领回去。”
说到这儿，为了缓和一下紧张气氛，任胖子掏出自己的香烟给周围的伊军散了一圈。士兵们开始不敢接，得到军官的默许后，才纷纷点起香烟来。
伊军官并不多说废话，用手一挥说：“好了，你们都可以走了。”
贺春华激动地和国友们拥抱起来。这时周明才知道，波罗汉公司的老板在这非常时期，已扔下公司所有外籍劳工溜走了，所欠的工资也没有结算。剩下的中国工人只有一个办法，立即撤回项目组。
伊军占领科威特已经一个星期了，人们每天只能从英国PPC电台知道国际社会的反映。项目组与国内的电话、电报、信件等一切联系渠道都已中断。大使馆通知在科威特的各项目组要耐心等待，要坚持和克服眼前存在的一切困难，祖国外交部门和大使馆正在与伊方交涉，撤退回国只是时间问题，要坚定信念，相信祖国。
粮食越来越缺乏了，而且没办法补给，二八八项目组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节食措施，每天改吃两顿稀饭。发电用的柴油没有了，空调也无法再开。在炎热高温正值酷暑的科威特，项目组的人白天尽量不出门，晚上也只能将钢丝床搬到院中的露天来睡。因为工地所处地段比较偏僻，伊军也知道这一带是建筑工地，平时也很少来骚扰。反之，工地上的人对外面发生的事也很少知道，就是伊占领军发布了宵禁令也不知道。这天晚上，被热煎熬不过的周明和七、八名国友和往日一样，又将各自的钢丝床搬到院中，一边乘凉一边聊天。工地的四周都用铁丝网围着，网内停着一辆装货用的大卡车及一辆工程车，网外不远处便是通往海滨的公路。聊着聊着不知不便到了深夜近两点钟，大部分人都疲倦地睡着了，只有周明和贺春华意犹未尽，还在谈论眼前发生的战争，分析势态可能会如何发展。周明突然停住话题，提醒贺春华：
“小贺！你听，公路上好像有马达的声音，是朝我们这个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