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8点钟，我是说星期四早上。”
“你在哪里？”
“和其他五个证人一起，我藏在了一个阳台上，那里可以看见发生的一切。”
“发生了什么？”
“根据被告人的要求，她……”
埃特纳说：“哎，我反对证人证实这些传闻。”
梅森轻轻地拉了一下埃特纳的衣角，示意他坐下。
“我们不谈技术性问题，”梅森提出，“我认为，被告人要求在停车场被释放，而埃特纳先生可以去那里接她，这点绝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根本不想做什么可以拿上法庭作为证据的事情。”
马迪法官首肯地点了点头。
埃特纳慢慢坐下。
梅森低声对他说：“这是他们的炸弹，他们以为我们被炸倒了。不要让起诉人把它当作是有什么含意的。如果我们不在乎，他们就会着急，会认为我们有对付的手段，他们就会使出所有的手段。总之，这是我们想在预审中达到的目的……让他们把知道的东西都抖落出来，当陪审团参加审判时，他们就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惊奇了。”
“接着说。”汉米尔顿・伯格对证人说。
“好的。当她发现周围就她一人时，她就在停着的那些警车中搜寻，寻找把她带到警察局来的那辆车。那些车上都印着号码……嗯，她在找7号车。”
马迪法官打断他的话说：“我很欣赏被告方的态度，但是，丹尼先生，你已经证明了结果了。就说说你看到的情况吧。”
“好的，”丹尼说，“根据安排，两个人离开了可能被她看到的地方。然后，把他们安排到停车场的另一边。这样，被告人就看不见有任何人在监视她了。”
“那么，发生了什么事？”伯格问。
“她向两辆警车走去，找着号码。当她走到第三辆车前时，正好是7号车，就是把她带到警察局的那辆车。她打开车门，掀起座垫，拿出了这张支票。”
“你如何知道她拿出的就是这张支票？你看到了？”
“支票是叠着的。我能看见是一张纸。”
“你如何知道是一张支票的？”
“在释放她的10分钟前，我检查了这辆车。那时，这张支票是放在车后排座的座垫下面的。被告人一离开，我和其他五位证人一起返回车旁，经检查，发现支票不见了。”
“有没有看不见那辆车的时间？”
“没有，先生。那时，我们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辆车。”
“你可以提问了。”伯格说。
梅森打了个呵欠，瞥了一眼钟表，说：“没有疑问。”
“啊！”伯格吃惊地叫道。
“好的。”马迪法官说，“你还有别的证人吗，伯格先生？”
伯格若有所思，迷惑地看了梅森一眼。
埃特纳向前弯着身子向他低声说话，但是，梅森在桌子底下轻轻地踢了他一下，让他直起腰来。
梅森的想法很明显，他认为这些证据都无关宏旨。
马迪法官看了看泰然自若的这位辩护律师，又看了看汉米尔顿・伯格，他正和金斯伯格激动地小声商量着。
“传你的下一个证人，地方检查官先生。”马迪法官说。
“传弗兰克・卡明斯。”
卡明斯证明说，他是那位女看守的弟弟，是司法长官助理。星期四早上，他陪同女看守一起去约瑟芬・凯姆波顿的公寓。女看守自己进了房间，她有凯姆波顿夫人的房间钥匙。女看守取了几件衣服带回给了被告人。证人卡明斯在门上的气窗上钻了个小洞，他穿着衣裤相连的工作服，在外面的走廊里放了一个梯子。当被告人释放后回到公寓时，证人开始在梯子上工作，装作修理走廊里的电线。当被告人一进了房间，关上门，从里面锁上，证人马上就把梯子移到门口，爬上梯子，透过气窗上的小洞往里窥视。他看见被告人撩起裙子，从长筒袜的最上端拿出一张折叠着的纸，走到书架旁，打开一本书，并把它放在了桌子上。她用苏格兰胶带把支票粘在了书里面的一页上，然后把书又放回了书橱。
证人说，他马上移开梯子，把梯子搬到了走廊的最顶头，等着被告从房间里出来后，他就进了房间，翻开书中的有问题的那一页，取出那张纸。
“那张纸是什么东西？”汉米尔顿・伯格问。
证人笑了笑。“是一张25000美元的银行本票，就是作为物证的这张。”
“提问。”伯格说。
梅森带着宽恕的微笑打量着这个人。
“不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你都没有权利进入房间，对吗？”
“是的，先生。”
“你第二次进房间时钥匙是从哪儿来的？”
“我复制了一把。”
“没有逮捕令或主人的允许，你无权搜查房间，难道你不知道吗？”
证人扫了汉米尔顿・伯格一眼。“那时，我没有想到这一点。”
“你现在想到了，不是吗？”
“是的，先生。”
“在成为司法助理之前，你应该研究过有关搜查方面的法律条文，不是吗？”
“是的，先生。”
“你的所作所为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如果你要这么认为，那就算是吧。”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梅森说，“就这些，对这个证人我没什么问题可问了。”
下一个证人是动物园的一个官员，他说是被电话叫到斯通亨格的。谋杀发生的那天晚上他到达时，发现大猩猩都是自由的，为了检查本杰明・埃迪科斯的大猩猩试验情况，他以前曾经到这个地方来过几次。他对大猩猩的数目及其习性都很熟悉，在他的监督下，大猩猩回到了笼子。他又检查了一下看它们身上是否溅上了血，结果发现一只也没溅上。
“提问。”伯格说。
“你说检查‘溅上了血’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它们的皮毛都被仔细检查过了，看看是否能够发现血滴。”
“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是地方检察官要求这样做的。”
“为了节约时间，”汉米尔顿・伯格说，“我向法庭和辩护人传唤我的下一个证人，一位病理学家，他将会告诉你，使本杰明・埃迪科斯致死的伤口，可能是颈部的伤口流血过多，这是一个致命的伤口。那么，造成这个伤口的人的身上一定会溅上血。”
“噢，我明白了。”梅森说，“接着讲。”
“我说完了。”伯格说，“你可以提问了。”
“这些大猩猩身上连一点血迹也没有吗？”
“没有，身上一点也没有……噢，等一下，一只大猩猩的身上有一片血污，不是血点，而是一片。这片血来自它脚上的伤口，很明显，它踩在尖玻璃上扎破了脚。”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在大猩猩的脚上还插着一块扇形的玻璃碎片。”
“那玻璃是什么制成的？”
“啊，就是普遍的玻璃。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制成的。”
“谁把它拨出来的？”
“我拨的。”
“你把它从大猩猩的脚里拨出来的？”
“是的。”
“大猩猩感到痛苦了吗？”
“当时，它睡着了。为了制服它们，给它吃了掺有强效安眠药的水果。我发现大猩猩们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连极其凶猛的警犬都乱做一团，大猩猩们太兴奋了。警报声、狗叫声和异常的嘈杂声伴随而来的环境变化，它们知道它们打乱了这里的秩序。”
“它们怎么知道的？”
“因为它们已经被从笼子里放出来了。大猩猩的智商很高，它知道什么时候该在笼子里，什么时候出来是违犯纪律的。”
“完了。”梅森说。
伯格说：“我们现在传唤莫提默・赫谢作我们的证人。”
“赫谢站在证人席上，宣了誓。他证实说，大约在发生谋杀前的两个星期，本杰明・埃迪科斯正在谋划一笔大生意的合同，但是，合同的细节只有他自己心里有数，证人只知道一点儿细节，对报酬却一无所知。埃迪科斯总是掌握着报酬，而且完全是由他定价。”
发生谋杀的那个星期四晚间的晚些时候，埃迪科斯召集内森・福朗和莫提默・赫谢开了个会，他告诉他们，他想制定一份新的遗嘱，他想用法律的形式使它更庄严，正如他所说的以后更‘具备法律色彩’。自从他打定主意要让家务井然有序后，他就想立一个新遗嘱。
“他告诉你遗嘱的条款了吗？”
“没有，先生。他没讲，他只是说对约瑟芬・凯姆波顿的误解是他的错误，丢失的东西被戏剧性地找到了，这说明她是清白的。他想对她作出补偿。”
“对这个补偿，你们谈过了吗？”
“他只是说想作补偿。”
“除此之外，他还给你说过遗嘱的其他内容了吗？”
“没有，先生，他没说。他只是告诉我们让我们注意他又立了个遗嘱，而且是他亲笔写的。他让我把遗嘱和其他文件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他把遗嘱放在了一个信封里，封了口，他让我和福朗先生在信封上签了名。”
“你签了？”
“是的，先生。”
“你们俩都签了？”
“是的，先生。”
“星期三我们开始出去巡视……嗯，这不是一般的巡视，是出去收款。”
“你这是什么意思？”
“有些支票是签发给埃迪科斯先生的，有些是给我的，还有些是给内森・福朗的。我们把支票送到一些与我们无经济往来的团体，把支票换成现金。”
“你星期三晚上返回时带了多少钱？”
“那天晚上我没有返回，我和我朋友们在圣巴巴拉。星期四早上大概7点钟我得到了埃迪科斯先生死亡的消息，我马上驱车赶到了斯通亨格，并和当局取得了联系，然后又和埃迪科斯先生的律师哈德威克取得了联系，他是卡尔森和利汀事务所的。”
“你收的支票款有多少？”
“大概有85000多美元。”
“是现金？”
“是的，先生。”
“你把钱交给了哈德威克先生？”
“是的，先生。”
“我认为你可以提问。”汉米尔顿・伯格说，然后，又顺便向法庭解释说，“法官阁下，我传唤这些证人，只是让法庭对事件的背景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很好。”马迪法官说。
梅森微笑着对赫谢说：“赫谢先生，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你为收款而作的旅行是完全不正常的吗？”
“很对。”
“埃迪科斯先生活着的时候经常派你做这种旅行吗？”
“是的，先生。”
“现金是怎么回事？”
“我想，几乎埃迪科斯的每一次商业往来，我指的是主要的那些，写在合同里的报酬都不是确切的数字。”
“怎么个不确切法？”
“我认为，报酬的数额还要大。”
“那又怎么样呢？”
“嗯，我认为埃迪科斯先生能得到现金回扣，但是，我不能肯定。”
“我们可以认为，”汉米尔顿・伯格说，“埃迪科斯先生操纵着相当复杂的生意，而这生意正如它表现的那样，是非常不合规定的。”
“你能把你的话再解释清楚点吗？”梅森问证人。
“好的。如果埃迪科斯先生要买100，000美元的石油产品，他就会要求要50，000美元的报酬后付，其中25，000美元要现金，或者30，000美元的现金。”
“但是，这30，000美元是不会付的。”
“是的，当然了，我这纯粹是做一个假设。”
“我明白了，接着说。”
“按惯例在这样的交易中，先付50，000美元的现金，其他的50，000美元后付，这样就挣了数以万计的美元。”
“但合同上显示只有30，000美元的报酬，对吗？”
“是的，先生。”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先生，除非在做生意时他能另定一份协议，显示出所得报酬比他付出的多。”
“但是，合同中另一部分的所得税怎么办？”
“我想，先生，他们的帐本中只显示100，000美元，尽管签订的合同并不是这个数字。由于这些数字不统一，所以经常有麻烦。”
“换句话说，说白了吧，本杰明・埃迪科斯是想逃所得税吗？”
赫谢犹豫了一下说，“我想不是的，梅森先生。我本人起初也这么想，后来，我明白了，这是另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我认为，埃迪科斯先生一度结了婚，而且那个妻子还活着，没有离婚。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这个做过他的妻子的女人愿意的话，那么，所有这些巨额财产就归他们共有。”
“因此，埃迪科斯先生的帐目中显示的利润相对要少一些，这样，与他个人单独的财产相比，他就可以对共同财产的数目提出疑问。”
“完毕。”梅森说。
“我的下一个证人是内森・福朗。”伯格说。
内森・福朗的证词与赫谢的相似，只是他明显地对他的前雇主有一种憎恨之情。
“发生谋杀的那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内华达的拉斯维加斯。”
“你在那里干什么？”
“按排耍弄银行的钱，以便使埃迪科斯先生浑水摸鱼，逃避所得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