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战争中死亡人户的有主土地划为“官田”，还强行侵夺当地汉人正在耕种的良田，没为“公田”。然后，慷慨至极的蒙古大汗和皇帝们很快把这些田地分赐给宗王、贵族以及寺庙。
这些奴隶主领主，各拥赐地，俨然是独立王国的土皇帝，大的“分地”（蒙古贵族在“赐田”以外还有“分地管辖权”），可广达方圆三千里，户数可达二十万之多。由于“分地”有免役特权，寺庙又免纳租赋，最后一切沉重的负担，均转嫁到所谓的自由民身上。特别在初期，蒙元贵族不喜欢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上万顷的土地被故意抛荒，使之成为他们思慕梦想中故乡的“草原”，以供放牧之用。而在其间，供他们残酷役使的“驱丁”，则完全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奴隶。
在中国南方，除大量人口被掳掠卖到北方做奴隶以外，当地汉族人民要忍受与蒙元上层相勾结的汉族“功臣”或投附地主的压迫。这些人并不因为自己一直身处南方而在剥削方面稍显温情，他们甚至仿效北方那种压榨“驱丁”的方式盘剥佃户。
元朝的佃户与前后朝代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整家整家地可以被田主任意典卖，他们所生的后代仍是男为奴仆女为婢，完全是农奴制的一种另类表现形式。即使在大罗网中星星点点分散些少量的自耕农，仍旧被蒙元沉重的徭役和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无奈之下，他们常常又跌入另一种万劫不复的深渊――向官府以及与官府勾结的色目人借高利贷，即骇人听闻的“翰脱钱”，这种高利贷的利息有个听上去好听的名字：羊羔儿息――一锭银本，十年后即飞翻至一千零二十四锭――比现在入矿股的官员分的息还要多出数倍。
在如此残酷的压榨下，自耕农的破产与逃亡，成为元代社会的常态。
对蒙元帝国大唱赞歌的人们，总是炫耀地声称元代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商品货币关系：纸币交钞是大元帝国惟一合法的通货，在欧亚大陆诸多地区畅行无阻。但是，这种“畅行无阻”，是基于铁火强权和刀锋下的强制。除元初忽必烈时代交钞尚有基本信用外，这种基本上没有准备金的纸币政策只能说明一个事实：蒙元政权贪淫暴政下肆无忌惮的掠夺。
老皇帝忽必烈死后，元朝的通货膨胀一天比一天加剧。红巾乱起后，军费支出增剧，元廷只能天天拼命赶印纸币，最终使得这些“通货”形同废纸。即使是在所谓的“和平年代”，蒙元凭这种纸币形式不断地掠夺人民的资产，除支付军费、征服开支以及维持官僚机构运行外，都是套取现货输往海外，换来一船又一船、一车又一车价值连城的宝石、美酒、金银器、地毯等骇人听闻的奢侈品。
所以，一部分东西方蒙元史家夸夸其谈的横跨欧亚的帝国交通线，最初的本来目的就是便于运输这些帝王贵族的“必需”之物以及能够更快更准确地把帝国军队派往每一处角落镇压任何可能的反抗。至于后世所谓的“加强了世界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非蒙元统治者的原意，他们至死（甚至元朝灭亡），也没什么人会想到这样的“积极意义”。而且，设驿站、铺道路、开漕运的所有这些“方便”，无不是建立在汉族人民的血汗之上。
报应分早晚，元朝的崩溃，最后很大程度上也源自“钞票”这小小的片纸钞币，财政崩垮后，再想维持统治，难比登天。
施行如此残暴而无人性的统治，在冷兵器时代，元朝的灭亡就成为必然。
身为天下至尊，元顺帝整日与十个“倚纳”宠臣在宫中群交滥交，性活动的过程扑朔迷离，骇人心目：各人赤身裸体，脑袋上都戴顶高色黄帽，上缀黄金打制的“佛”字，手执念珠，光屁股列队在大殿内边行走边念咒语。同时，殿内有美女数百人，身穿璎珞流苏遍体的奇装异服，按弦品箫，玉体横陈，高唱《金字经》，四下蹦跃，大跳“雁儿”舞。顺帝等人，又饮酒又服食春药，心醉神迷，大有一日快活敌千年的极乐之感。
不仅自己快乐，顺帝表示“太子苦不晓秘密佛法，此秘戏可以延年益寿呵”，于是他又让秃鲁帖木儿教太子有样学样，“未几，太子亦惑溺于邪道也”。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淫暴如秦始皇、齐显祖、隋炀帝、金海陵，都是自身宣淫，对下一代储君太子皆付名师硕儒教诲，从未听说上述几个爷们让人教儿子也“学坏”的。这一点，元顺帝为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向儿子传授性学古怪大法的皇帝。
当元顺帝浸沉于歌舞享乐的时候，元朝的“叛逆”们力量越来越大。
刘福通于1355年（至正十五年）在亳州立韩林儿为帝建“宋”后，先是打败元朝的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答失不都鲁，并生俘其子孛罗帖木儿。但不久元军发动突袭，又抢回了孛罗帖木儿（此人日后还有“大故事”可说）。同时，元廷调察罕帖木儿等军进攻“宋”军。
刘福通才略不凡，他以进为退，以攻为守，在1356年秋发动三路北伐：李武、崔德率西路军出潼关，直奔晋南；赵均用、毛贵统东路军，由海道攻山东；关铎和潘诚领中路军跨越太行山进攻山西。刘福通本人则率大军转战冀南、豫北地区，大败答失八都鲁。这位元将有勇能战，刘福通又使计，四处派人放出风声，说答失八都鲁与自己暗中讲和。元廷侦之愤怒，下诏严责答失八都鲁，这位骁将竟“忧愤而死”，其子孛罗帖木儿接替他的职位。
刘福通趁元军内部混乱之际，于1358年攻克汴梁。这是一座政治含义极浓的城市，刘福通终于可以以之为都城，想以昔日北宋的首都当招牌，想真正来重开“大宋之天”。
三路北伐军方面，西路军在攻凤翔时失利，一战溃散，诸将散走；东路军开始连连得胜，几乎占据整个山东，并挥师北上，直逼大都。当时，山西的两部元军察罕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正因争地盘窝里斗，打得不可开交。毛贵、赵均用二人如果抓住有利时机，稳扎稳打，很可能一举攻下大都。由于内部不和加上轻敌，红巾军在柳林大败，溃退回济南。不久，内讧发生，赵均用杀毛贵；又过一阵子，赵均用又被毛贵手下杀掉。如此一来，本来是统一部队的山东红巾军分裂成数股散贼；中路军本想进入山西后驰援毛贵进攻大都，中途被元军阻挡，在河北南部战斗一阵，就忽然转攻晋北。
1357年，这支行踪飘忽的中路红巾军竟然一举攻破元朝两都之一的上都，把宫阙尽数焚毁。然后，他们又进攻辽阳。至正十九年，关铎等人又率大军攻入高丽，并攻占高丽都城。高丽王本人使出他们祖辈以来最擅长的功夫：“跑”，一溜烟跑到耽罗躲避。这一支红巾军虽然神勇，可他们的首领皆长着猪脑子，就知道四处指挥兵士辗转征杀，没有任何坚定的政治理念和终极目标。
高丽王逃跑，其手下大臣很贼，重演“装孙子”的好戏，一大帮人跪迎红巾军，纷纷献出自己的女儿、姐妹，分配给红巾军各级将领为妻。
上行下效，红巾军士们纷纷娶高丽女人为大小老婆，恣情往来。转战多年的红巾军乍入温柔乡，天天偎红倚翠吃泡菜，一下子丧失了革命斗志和警惕性，数万人挤在高丽王城中，成日醉了睡，睡了醉。
见时机差不多，一天晚上，在京的高丽大臣和平民忽然接到高丽王命令：立刻进攻，王京内只要是不讲高丽话的，立刻攻杀，一个不留！
事起仓猝，红巾军上下本来都把这些天天把他们伺候周到的高丽男女当成亲人，不时还亲热地“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跟倒茶递水的阿妈妮来几句，忽然之间，石头代替了泡菜缸，大刀片子代替了高丽参，惊愕之余，“革命”战士们脑袋纷纷搬家，主将关铎等人及数万兵士皆一夕被杀，惟独绰号“破头潘”的潘诚手下一名偏将左李命大，驻守城外，最终率一万不到的兵马逃回鸭绿江，向元军投降。
大概交待了刘福通等“红军”和元顺帝，回来再讲朱元璋。
出外走动三年，乞讨三年，阅尽人生冷暖。此时的朱元璋，身在皇觉寺，心在众山间。外间动乱四起，“红军”到处拉杆子占城池，元军打不过“红军”，整日杀掠良民百姓邀赏请功，世道间怎一个乱字了得。
于是，和尚更思人间事，小朱在佛前掷卜三次，终于为自己出去做“贼”找到了心理凭依。至正十二年三月十五日，朱元璋穿件破烂僧服，直抵濠州城下，要见当时占据此城的“城大王”郭子兴。
郭子兴，原籍曹州。其父乃一走方郎中兼算命师傅，年轻时为谋生在定远一带转悠，最后，他娶县中一老财瞎而胖的闺女为妻，家财益饶。腰中有了钱不算，瞎老婆还为老郭生下三个儿子，其中老二就是日后的郭子兴。有个混混爹，郭老二肯定也是棵土豪的苗子，长大后，任侠好施，喜延宾客。如此的惹事精，赶上乱世，定为一方英雄。
乱起之时，郭子兴聚数千青年人，一举攻克濠州（今安徽凤阳），一时间声名大震。与郭子兴同为事头的，还有郭德崖等四个人，五位爷各称“元帅”，这些人谁都不服谁。郭子兴本人土豪出身，另外四位百分百流氓无产者，粗鲁野蛮，日行剽掠，郭子兴很看不起他们。
四人不悦，合谋想搞掉郭子兴。
濠州门兵见朱元璋这样一个粗头大脸的怪和尚要见元帅，以为是间谍，立刻把他五花大绑通禀郭子兴。结果，郭子兴见来人状貌奇伟，聊了几句，很投脾气，大悦之下，把和尚任命为自己的贴身亲兵，立刻就让朱和尚当上十夫长。
日后，凡有攻伐，郭子兴皆让朱元璋打头阵。小朱运气不错，往往旗开得胜。由于当时郭子兴与四帅倾轧，正需贴身卖命的心腹，他很快就把自己的义女马姑娘嫁给朱元璋为妻，正式为他起名为朱元璋，字国瑞。
成为郭元帅的乘龙快婿后，朱元璋在军中地位日益提高，人皆呼之为“朱公子”。至于他的老婆马氏，乃郭子兴老友宿州人马公之女，十余岁时父死，入郭家为义女。
“朱公子”个人事业有成，但当时“红军”的大形势却一派大坏：十月间，元朝丞相脱脱亲率兵马，在徐州大败义军“芝麻李”。赵均用、彭早住两部人马也被击溃，一起窜入濠州。赵彭二人喧宾夺主，入濠州后反而成为郭子兴等“五帅”的首长。
“五帅”见风使舵，郭子兴尊礼彭早住（彭大），孙德崖等人拥推赵均用，各自拉帮结派。城外，脱脱派贾鲁（治河那位爷）率大批元军，把濠州围个水泄不通。
大乱当前，濠州城内诸人互相算计。孙德崖挑拨赵均用，说他眼中只有彭大。赵均用愤怒，设计诱执郭子兴，捆起来准备杀掉。朱元璋当时正在淮北带兵，闻讯大急，忙回濠州向彭大诉怨。彭大也怒，拍胸脯说：“有我在，你岳父肯定无事！”于是，两个人拥兵而行，直冲入赵均用府邸，把浑身枷索的郭子兴放出。
麻秆打狼两头怕，赵均用没敢吱声。只有孙德崖心中暗恨没杀成郭子兴。
还好，濠州被围七个多月后，元军主将贾鲁病死，围解。城内的赵均用和彭大来了精神，一个称永义王，一个称永淮王，关起门当起王爷来。
朱元璋处于“创业”期，很注意招募人才，陆续得淮西二十四将为自己效力，这些人的名字一定要记住，除汤和外，再除去明朝建国前战死的，其余皆在功成后被朱元璋整族诛除。他们是：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材、张赫、周铨、周德兴。
带着这些人，朱元璋南攻定远，软硬兼施，连蒙带骗，收降附近占山据寨的“红军”近三万人，“军威大振”。
不久，定远人冯国用、冯国胜（又名冯胜）兄弟也率众来投。与其他苦大仇深穷棒子不同，冯氏兄弟地主出身，读过书，特别是冯国用，很有政治头脑，向朱元璋建议道：“金陵虎踞龙盘，帝王之都。您应该先拔金陵，定鼎之后，命将四出，救生灵于水火，施仁义于远近，切勿贪妇子玉帛之小利，如此，天下不难定也！”
朱元璋闻言大悦。
继冯氏兄弟之后，定远儒生李善长也来投靠。此人与朱元璋一见倾心，气味相投，马上就被任命为“掌书记”，军政大事，皆咨之而后行。
红红火火之际，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和外甥李文忠也来归。当时李文忠年才十二，牵着二舅的衣服不放，朱元璋感动：“外甥见舅如见母呵。”就把他和沐英等少年兵皆“赐”姓朱，养为义子。每逢大乱之世，诸将皆喜养“义子”自固。日后，朱元璋有“义子”二十余人，有名的除李文忠、沐英外，还有朱文刚、平保儿等人。这些“义子”并非只是充任朱元璋保镖那么简单，日后老朱“生意”做大，义子们又兼“监军”之用，监视诸将。
朱元璋庄稼汉出身，统驭人才很有一手。除“义子”外，他攻下金陵后又实施主将留家眷当“人质”的作法，逐渐成为制度，以防将领叛变。而且，冯氏兄弟、李善长等“知识分子”给予他很大启发，为防止手下大将身边也有“诸葛亮”出谋划策，朱元璋严禁诸将手下置儒生，只允设办事员一类的“吏”来处理公务。
濠州方面，彭大、赵均用二人裹挟郭子兴等人，窜往泗州。其间，彭、赵二人争权，士卒内斗，彭
这些奴隶主领主，各拥赐地，俨然是独立王国的土皇帝，大的“分地”（蒙古贵族在“赐田”以外还有“分地管辖权”），可广达方圆三千里，户数可达二十万之多。由于“分地”有免役特权，寺庙又免纳租赋，最后一切沉重的负担，均转嫁到所谓的自由民身上。特别在初期，蒙元贵族不喜欢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上万顷的土地被故意抛荒，使之成为他们思慕梦想中故乡的“草原”，以供放牧之用。而在其间，供他们残酷役使的“驱丁”，则完全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奴隶。
在中国南方，除大量人口被掳掠卖到北方做奴隶以外，当地汉族人民要忍受与蒙元上层相勾结的汉族“功臣”或投附地主的压迫。这些人并不因为自己一直身处南方而在剥削方面稍显温情，他们甚至仿效北方那种压榨“驱丁”的方式盘剥佃户。
元朝的佃户与前后朝代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整家整家地可以被田主任意典卖，他们所生的后代仍是男为奴仆女为婢，完全是农奴制的一种另类表现形式。即使在大罗网中星星点点分散些少量的自耕农，仍旧被蒙元沉重的徭役和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无奈之下，他们常常又跌入另一种万劫不复的深渊――向官府以及与官府勾结的色目人借高利贷，即骇人听闻的“翰脱钱”，这种高利贷的利息有个听上去好听的名字：羊羔儿息――一锭银本，十年后即飞翻至一千零二十四锭――比现在入矿股的官员分的息还要多出数倍。
在如此残酷的压榨下，自耕农的破产与逃亡，成为元代社会的常态。
对蒙元帝国大唱赞歌的人们，总是炫耀地声称元代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商品货币关系：纸币交钞是大元帝国惟一合法的通货，在欧亚大陆诸多地区畅行无阻。但是，这种“畅行无阻”，是基于铁火强权和刀锋下的强制。除元初忽必烈时代交钞尚有基本信用外，这种基本上没有准备金的纸币政策只能说明一个事实：蒙元政权贪淫暴政下肆无忌惮的掠夺。
老皇帝忽必烈死后，元朝的通货膨胀一天比一天加剧。红巾乱起后，军费支出增剧，元廷只能天天拼命赶印纸币，最终使得这些“通货”形同废纸。即使是在所谓的“和平年代”，蒙元凭这种纸币形式不断地掠夺人民的资产，除支付军费、征服开支以及维持官僚机构运行外，都是套取现货输往海外，换来一船又一船、一车又一车价值连城的宝石、美酒、金银器、地毯等骇人听闻的奢侈品。
所以，一部分东西方蒙元史家夸夸其谈的横跨欧亚的帝国交通线，最初的本来目的就是便于运输这些帝王贵族的“必需”之物以及能够更快更准确地把帝国军队派往每一处角落镇压任何可能的反抗。至于后世所谓的“加强了世界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非蒙元统治者的原意，他们至死（甚至元朝灭亡），也没什么人会想到这样的“积极意义”。而且，设驿站、铺道路、开漕运的所有这些“方便”，无不是建立在汉族人民的血汗之上。
报应分早晚，元朝的崩溃，最后很大程度上也源自“钞票”这小小的片纸钞币，财政崩垮后，再想维持统治，难比登天。
施行如此残暴而无人性的统治，在冷兵器时代，元朝的灭亡就成为必然。
身为天下至尊，元顺帝整日与十个“倚纳”宠臣在宫中群交滥交，性活动的过程扑朔迷离，骇人心目：各人赤身裸体，脑袋上都戴顶高色黄帽，上缀黄金打制的“佛”字，手执念珠，光屁股列队在大殿内边行走边念咒语。同时，殿内有美女数百人，身穿璎珞流苏遍体的奇装异服，按弦品箫，玉体横陈，高唱《金字经》，四下蹦跃，大跳“雁儿”舞。顺帝等人，又饮酒又服食春药，心醉神迷，大有一日快活敌千年的极乐之感。
不仅自己快乐，顺帝表示“太子苦不晓秘密佛法，此秘戏可以延年益寿呵”，于是他又让秃鲁帖木儿教太子有样学样，“未几，太子亦惑溺于邪道也”。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淫暴如秦始皇、齐显祖、隋炀帝、金海陵，都是自身宣淫，对下一代储君太子皆付名师硕儒教诲，从未听说上述几个爷们让人教儿子也“学坏”的。这一点，元顺帝为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向儿子传授性学古怪大法的皇帝。
当元顺帝浸沉于歌舞享乐的时候，元朝的“叛逆”们力量越来越大。
刘福通于1355年（至正十五年）在亳州立韩林儿为帝建“宋”后，先是打败元朝的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答失不都鲁，并生俘其子孛罗帖木儿。但不久元军发动突袭，又抢回了孛罗帖木儿（此人日后还有“大故事”可说）。同时，元廷调察罕帖木儿等军进攻“宋”军。
刘福通才略不凡，他以进为退，以攻为守，在1356年秋发动三路北伐：李武、崔德率西路军出潼关，直奔晋南；赵均用、毛贵统东路军，由海道攻山东；关铎和潘诚领中路军跨越太行山进攻山西。刘福通本人则率大军转战冀南、豫北地区，大败答失八都鲁。这位元将有勇能战，刘福通又使计，四处派人放出风声，说答失八都鲁与自己暗中讲和。元廷侦之愤怒，下诏严责答失八都鲁，这位骁将竟“忧愤而死”，其子孛罗帖木儿接替他的职位。
刘福通趁元军内部混乱之际，于1358年攻克汴梁。这是一座政治含义极浓的城市，刘福通终于可以以之为都城，想以昔日北宋的首都当招牌，想真正来重开“大宋之天”。
三路北伐军方面，西路军在攻凤翔时失利，一战溃散，诸将散走；东路军开始连连得胜，几乎占据整个山东，并挥师北上，直逼大都。当时，山西的两部元军察罕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正因争地盘窝里斗，打得不可开交。毛贵、赵均用二人如果抓住有利时机，稳扎稳打，很可能一举攻下大都。由于内部不和加上轻敌，红巾军在柳林大败，溃退回济南。不久，内讧发生，赵均用杀毛贵；又过一阵子，赵均用又被毛贵手下杀掉。如此一来，本来是统一部队的山东红巾军分裂成数股散贼；中路军本想进入山西后驰援毛贵进攻大都，中途被元军阻挡，在河北南部战斗一阵，就忽然转攻晋北。
1357年，这支行踪飘忽的中路红巾军竟然一举攻破元朝两都之一的上都，把宫阙尽数焚毁。然后，他们又进攻辽阳。至正十九年，关铎等人又率大军攻入高丽，并攻占高丽都城。高丽王本人使出他们祖辈以来最擅长的功夫：“跑”，一溜烟跑到耽罗躲避。这一支红巾军虽然神勇，可他们的首领皆长着猪脑子，就知道四处指挥兵士辗转征杀，没有任何坚定的政治理念和终极目标。
高丽王逃跑，其手下大臣很贼，重演“装孙子”的好戏，一大帮人跪迎红巾军，纷纷献出自己的女儿、姐妹，分配给红巾军各级将领为妻。
上行下效，红巾军士们纷纷娶高丽女人为大小老婆，恣情往来。转战多年的红巾军乍入温柔乡，天天偎红倚翠吃泡菜，一下子丧失了革命斗志和警惕性，数万人挤在高丽王城中，成日醉了睡，睡了醉。
见时机差不多，一天晚上，在京的高丽大臣和平民忽然接到高丽王命令：立刻进攻，王京内只要是不讲高丽话的，立刻攻杀，一个不留！
事起仓猝，红巾军上下本来都把这些天天把他们伺候周到的高丽男女当成亲人，不时还亲热地“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跟倒茶递水的阿妈妮来几句，忽然之间，石头代替了泡菜缸，大刀片子代替了高丽参，惊愕之余，“革命”战士们脑袋纷纷搬家，主将关铎等人及数万兵士皆一夕被杀，惟独绰号“破头潘”的潘诚手下一名偏将左李命大，驻守城外，最终率一万不到的兵马逃回鸭绿江，向元军投降。
大概交待了刘福通等“红军”和元顺帝，回来再讲朱元璋。
出外走动三年，乞讨三年，阅尽人生冷暖。此时的朱元璋，身在皇觉寺，心在众山间。外间动乱四起，“红军”到处拉杆子占城池，元军打不过“红军”，整日杀掠良民百姓邀赏请功，世道间怎一个乱字了得。
于是，和尚更思人间事，小朱在佛前掷卜三次，终于为自己出去做“贼”找到了心理凭依。至正十二年三月十五日，朱元璋穿件破烂僧服，直抵濠州城下，要见当时占据此城的“城大王”郭子兴。
郭子兴，原籍曹州。其父乃一走方郎中兼算命师傅，年轻时为谋生在定远一带转悠，最后，他娶县中一老财瞎而胖的闺女为妻，家财益饶。腰中有了钱不算，瞎老婆还为老郭生下三个儿子，其中老二就是日后的郭子兴。有个混混爹，郭老二肯定也是棵土豪的苗子，长大后，任侠好施，喜延宾客。如此的惹事精，赶上乱世，定为一方英雄。
乱起之时，郭子兴聚数千青年人，一举攻克濠州（今安徽凤阳），一时间声名大震。与郭子兴同为事头的，还有郭德崖等四个人，五位爷各称“元帅”，这些人谁都不服谁。郭子兴本人土豪出身，另外四位百分百流氓无产者，粗鲁野蛮，日行剽掠，郭子兴很看不起他们。
四人不悦，合谋想搞掉郭子兴。
濠州门兵见朱元璋这样一个粗头大脸的怪和尚要见元帅，以为是间谍，立刻把他五花大绑通禀郭子兴。结果，郭子兴见来人状貌奇伟，聊了几句，很投脾气，大悦之下，把和尚任命为自己的贴身亲兵，立刻就让朱和尚当上十夫长。
日后，凡有攻伐，郭子兴皆让朱元璋打头阵。小朱运气不错，往往旗开得胜。由于当时郭子兴与四帅倾轧，正需贴身卖命的心腹，他很快就把自己的义女马姑娘嫁给朱元璋为妻，正式为他起名为朱元璋，字国瑞。
成为郭元帅的乘龙快婿后，朱元璋在军中地位日益提高，人皆呼之为“朱公子”。至于他的老婆马氏，乃郭子兴老友宿州人马公之女，十余岁时父死，入郭家为义女。
“朱公子”个人事业有成，但当时“红军”的大形势却一派大坏：十月间，元朝丞相脱脱亲率兵马，在徐州大败义军“芝麻李”。赵均用、彭早住两部人马也被击溃，一起窜入濠州。赵彭二人喧宾夺主，入濠州后反而成为郭子兴等“五帅”的首长。
“五帅”见风使舵，郭子兴尊礼彭早住（彭大），孙德崖等人拥推赵均用，各自拉帮结派。城外，脱脱派贾鲁（治河那位爷）率大批元军，把濠州围个水泄不通。
大乱当前，濠州城内诸人互相算计。孙德崖挑拨赵均用，说他眼中只有彭大。赵均用愤怒，设计诱执郭子兴，捆起来准备杀掉。朱元璋当时正在淮北带兵，闻讯大急，忙回濠州向彭大诉怨。彭大也怒，拍胸脯说：“有我在，你岳父肯定无事！”于是，两个人拥兵而行，直冲入赵均用府邸，把浑身枷索的郭子兴放出。
麻秆打狼两头怕，赵均用没敢吱声。只有孙德崖心中暗恨没杀成郭子兴。
还好，濠州被围七个多月后，元军主将贾鲁病死，围解。城内的赵均用和彭大来了精神，一个称永义王，一个称永淮王，关起门当起王爷来。
朱元璋处于“创业”期，很注意招募人才，陆续得淮西二十四将为自己效力，这些人的名字一定要记住，除汤和外，再除去明朝建国前战死的，其余皆在功成后被朱元璋整族诛除。他们是：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材、张赫、周铨、周德兴。
带着这些人，朱元璋南攻定远，软硬兼施，连蒙带骗，收降附近占山据寨的“红军”近三万人，“军威大振”。
不久，定远人冯国用、冯国胜（又名冯胜）兄弟也率众来投。与其他苦大仇深穷棒子不同，冯氏兄弟地主出身，读过书，特别是冯国用，很有政治头脑，向朱元璋建议道：“金陵虎踞龙盘，帝王之都。您应该先拔金陵，定鼎之后，命将四出，救生灵于水火，施仁义于远近，切勿贪妇子玉帛之小利，如此，天下不难定也！”
朱元璋闻言大悦。
继冯氏兄弟之后，定远儒生李善长也来投靠。此人与朱元璋一见倾心，气味相投，马上就被任命为“掌书记”，军政大事，皆咨之而后行。
红红火火之际，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和外甥李文忠也来归。当时李文忠年才十二，牵着二舅的衣服不放，朱元璋感动：“外甥见舅如见母呵。”就把他和沐英等少年兵皆“赐”姓朱，养为义子。每逢大乱之世，诸将皆喜养“义子”自固。日后，朱元璋有“义子”二十余人，有名的除李文忠、沐英外，还有朱文刚、平保儿等人。这些“义子”并非只是充任朱元璋保镖那么简单，日后老朱“生意”做大，义子们又兼“监军”之用，监视诸将。
朱元璋庄稼汉出身，统驭人才很有一手。除“义子”外，他攻下金陵后又实施主将留家眷当“人质”的作法，逐渐成为制度，以防将领叛变。而且，冯氏兄弟、李善长等“知识分子”给予他很大启发，为防止手下大将身边也有“诸葛亮”出谋划策，朱元璋严禁诸将手下置儒生，只允设办事员一类的“吏”来处理公务。
濠州方面，彭大、赵均用二人裹挟郭子兴等人，窜往泗州。其间，彭、赵二人争权，士卒内斗，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