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游戏，不能见到汤媛，他就像一个丢了魂魄的行尸走肉，整天郁郁寡欢、愁眉不展。王彬和汤媛正处于恋爱的蜜月期。他除了每天为汤媛写一封信，还终日呆在机房里和汤媛聊个没完没了。为了表示郁闷和不幸，王彬把他的网名由“爱吃汤圆”修改为“浪得虚名”，并在个人设置里写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老婆，反而成了个独守空房的光棍。”他的网名和个人简介可算是贴切入微，对现实情况描绘得淋漓尽致。“非典”给他造成的影响从中可见一斑。
“远水解不了近渴”的问题再次出现在王彬的身上。我向王彬建议，“你可以再去试试朱灵君，也许还有希望。”我只是开个玩笑，本意是取笑王彬，可没想到王彬果真去找了朱灵君。不过他去完了一步，朱灵君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
拥有的时候不懂得珍惜，失去以后才觉得珍贵，人尤其是不知足的男人总是爱犯这个毛病。因为朱灵君另有新人的缘故，王彬伤心了好几天。痛心之余，他还特意找朱灵君的新男朋友进行了一次谈话。谈话中，他发自内心、语重心长地嘱托对方一定要好好珍惜朱灵君，不要不负责任。
男人往往会犯下一个通病。在别人的问题上观点明确，而在自己的问题上则放任自由。王彬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如果有人欺骗纯情少女，我会用最恶毒和肮脏的言语去咒骂他；而面对自己欺骗许多少女感情的问题，却能做到问心无愧、视而不见。
像朱灵君一样在“非典”时期“喜结良缘”的单身男女不在少数。“非典”时期的圈进造就最多的就是一对又一对的“泡友”。如果说单身大学生在正常时期还可以寻找异性以外的安慰的话，那么在“非典”时期，他们唯一可以寻找的安慰就是异性。“非典”时期的单身大学生纷纷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下。只要遇到自己感兴趣或是对自己感兴趣的目标，一个目标简单（获得安慰）、内容复杂（男人和女人一切要做的事情）的“互泡”关系便会应运而生。
仅有的一位单身兄弟贺书波也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伴侣。对方不是他追求了一年多时间的陈静，而是我们班的团支书梁海娟。贺书波和梁海娟的结合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们两个在一起完全就是鸾凤倒置。如果把他们的性别更换一下，他们在一起会是一份不错的姻缘。最初得到他们两个恋爱的消息，我甚至怀疑是梁海娟强X的我的兄弟。
我几次三翻在孟萌面前议论贺书波和梁海娟的事情。孟萌嘲笑我说，“别人做和尚，你跟着吃斋干什么？”她还很自信地说，“你根本不用为你的好兄弟担心，他们这种关系往往是最牢固和长久的。”孟萌还为她的论点做出了解释。她说，“男人和女人必须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一个居于附属地位才能永久结合。”她还举例说，“为什么赵欣和韩哲能够一日千里地发展，就是因为赵欣义无返顾地服从韩哲的命令。”听了孟萌的论证，我觉得她的看法虽然独树一帜，但也不无道理。最后，她非常明确地为我指出了未来的方向，“如果你想和我永远在一起，就必须永远呆在附属地位。”
另人匪夷所思的消息接踵而来，继贺书波和梁海娟成双配对，郭燕也在这个时候找到了栖息的“燕窝”。最初我还以为这个消息是不足为信的流言蜚语，因为我无法想象会有人委身与“天下第一丑”（这是我们班的男生为郭燕起的外号，最初是有我提出来的）。我的狂妄和无知，导致我在郭燕的男朋友面前出了洋相。
一天下午，我午睡后来到场，正巧遇到梁海娟和一个陌生的男生打乒乓球。我见一旁站着贺书波，就过去和他们打招呼。经历了爱情的洗礼，梁海娟不再像“大老爷们”（同学们以前在背后对她的称呼）一样粗犷，而是温柔了许多。她热情得问我，“老大，玩会儿乒乓球吧？”
我一点也不客气，从他的手中接过乒乓球拍子。梁海娟大汉凛凛地站到贺书波身旁。贺书波急忙掏出纸巾。两个人一副惺惺相印的默切。我隐约地闻到她身上发出的腋臭的味道，感到一阵恶心，心中也不免为贺书波感到可惜。我的乒乓球技术处于一瓶子不满、半瓶子乱晃的水平。我一边打乒乓球，一边和梁海娟聊天。梁海娟问我，“郭燕找男朋友了，你知道吗？”
我说，“有点耳闻。”接着又说，“也不知道是哪位仁兄瞎了眼看上了她？”
梁海娟不服气地说，“郭燕怎么了？人家哪里不好？”
我自鸣得意地说，“我对郭燕的评价只有一句话，近亲结婚产物的智商，猪八戒传人的长相。”说完，我注释着梁海娟和贺书波，以为他们一定会开怀大笑。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他们不仅没有笑，还用异样的眼光注释着我对面的男生。
该男生道是笑了笑。不过他的笑容比死了亲娘时的哭相还要难看一百倍。他停止了打球，把乒乓球拍子让给贺书波，非常利索地转身离开。该男生走远了以后，梁海娟才告诉我，他就是郭燕的男朋友。我这才知道自己刚刚做了一件比傻B更加傻B的荒唐事。
大学世界里每天都会有人不同程度的坠落。在腐化堕落的环境里，能够保持住自己的本来面貌是件天大的难事。环顾大学数百亩良田，能够“出淤泥而不染”的大学生可能只剩下杨宇一棵独苗了。来到大学两年了，杨宇依然保持着自己初到大学时的“土老帽”本色。
“非典”时期，我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帮助杨宇介绍一个女朋友。可是每次提到这个话题，杨宇总是有借口婉言谢绝。他对女生的态度就像肉食动物对待杂草一样，向来是置之不理。仔细想想，杨宇主动搭讪的女生屈指可数。我和王彬集思广益，编造了一个笑话形容杨宇的龌龊。笑话的内容是：
某年某月某一天的日落西山前，杨宇提着新买的三角X衩和乳X（一件古老样式的白色吊带背心）去学校的澡堂洗澡。
半路上，他遇到了几个本班的女同学。这个时候，他忽然想到了宿舍兄弟们的教导，“见到女生一定要率先打招呼”。而他一时又想不到合适的话题，急得手足失措、手舞足蹈。情急之下，他向女生大声问到，“大姐，请问澡堂的人多吗？”
66 集体同居
六月二十四日，学校解除了封闭状态，照常放暑假。被封闭了两个月以后，我们得以走出学校的大门。我站在学校的门口四处观望，就连曾经最不起眼的公共厕所都让我感到无比亲热。这种感觉可能就是人们长说的“久别胜新欢”。此刻，我最想做两件事情。一件是带着孟萌去一个没有人打扰的地方，好好甜蜜一番。另外一件是约上所有的兄弟找一家饭店大醉一场。
禁闭期间，做爱的地点成为所有情侣最头痛的问题。无奈之余，经常有人在场和花园的隐蔽角落享受做爱的乐趣。本来，我们还可以寄希望于网络工作室。可是关闭校门后不久，后勤公司就把安排给王彬的工作室收了回去。经过一番改造，曾经的网络工作室变成了圈进“非典”疑似病例的病房。同学们中间传出某某男生和某某女生在学校的某个角落做爱的消息不绝于耳。我就此事试探孟萌的意思。孟萌的回答是，“至少要在宿舍里，否则你就取消了那个想法。”
四号楼的男生最值得广大学生们羡慕了。由于四号楼一半是男生宿舍，一半是老师的办公室，所以女生可以自由的出入。四号楼的男生完全可以在值班老师的眼皮子底下，明目张胆地把自己的女朋友带回宿舍。我的一个住在办公楼的老乡介绍了他们宿舍的情况。他们宿舍一共六个人，每个人都有女朋友。为了避免麻烦和尴尬，他们制定了严格的做爱时间表。规定了每个男生和女朋友单独在宿舍的时间。每个人每天至少会有二个小时。这对于我们住在二号楼的男生而言，简直就是天堂一样的生活。
一号楼和三号楼是女生宿舍。宿舍楼里各有六个更年期妇女。她们两个一组，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别说是进去一个男生，就是一个公苍蝇想飞进去，她们也会提前将它X割掉。在其他同学上课的时间，我和孟萌本着试试看的目的，走进了女生宿舍楼。我们主动地走进值班室。我极力扮演一个老实本分角色。
值班老师问我们，“有事吗？”声音冰冷。
孟萌平静地回答，“老师，我的壁橱钥匙丢了。我带同学上去，帮忙把壁橱砸开。”孟萌镇定的表现能力不亚于临危不乱的革命英雄。
值班老师从上到下审视了我一边，然后冷冷地说，“你们快点下来啊。”
我和孟萌异口同声回答说，“是”，然后出了值班室。这么容易就顺利通过，出乎我们的想象。
正当我和孟萌满心欢喜的时候，值班老师紧跟着我们的步伐从值班室里追了出来。她在身后叫住我们，说，“你们等等。”声音让人厌烦和痛恨。
我回过头，问，“怎么了？老师。我们马上就下来。”我想，完了，到头来还是空欢喜一场。
没想到，值班老师却意外地问我们，“你们带工具了吗？”
我这下才放心，从孟萌的背包里掏出早就准备好了的锤子，举着说，“拿着呢。”
我和孟萌顺利上了楼，进了宿舍，可做爱却没有能够在甜蜜中顺利的完成。我和孟萌刚刚找到感觉，就听到值班老师边窍门，边询问，“壁橱打开了吗？要是打开了就快点下去。”由于受到惊吓，我猛地泄了出来。泄的同时还发出“啊”的一声狂叫。值班老师随之加重了窍门声，还大声地问到，“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我垂头丧气地冲着门外喊到，“锤子砸到手上了。”在值班老师的破坏下，我和孟萌在“非典”期间唯一的一次做X被迫在惊吓和失望中度过。
“非典”期间，想要喝酒就更难了。由于屡次出现酒后闹事的事件，学校在餐厅和商店取消了啤酒和白酒的销售。学校还下达通知，如果有人喝酒，将采取与私自离校同样的“开除学籍”的处罚。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些胆大的同学敢于峰作案。在学校真的开除了一批喝酒闹事的学生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向校外的超市老板递钱买酒喝了。
整整两个月，我只喝了一次酒。薛民被学校推荐到了保险公司上班。在他离开学校的前一天晚上，我凭借和商店老板的深厚关系拜托他买了两瓶白酒。
走出学校，没有时间让我去和孟萌甜蜜，也没有时间让我去和兄弟们把酒言欢。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张曼去打医院打孩子。孟萌说她最怕的地方就是医院，所以她不会陪着我和张曼去医院。临去医院，她还特意把我和张曼的胳膊挎在一起，说“这样挎在一起才像夫妻吗？”
我平生第一次以病人的负责家属的身份走进医院。我花了两块钱挂号，带着张曼去了妇科检查。张曼走进女士特区，我则开始了长达一个小时的等待。时间每过一分钟，我就在心里骂一句，“他X的，什么狗屁医院，办事效率比生孩子还慢。”
张曼拿着检查结果出来，满脸歉意地说，“让你久等了。”
我说，“没事。”我心中明白，今天不过是一个开始，以后更多的任务还等着我完成呢。
张曼说，“孩子太大了，医生说不能做流产，要住院进行引产手术。”
我去住院部办了住院手续。尽管住院部的墙上醒目地写着“禁止先亲厚友”，可是通过关系到内厅办理住院的人还是络绎不绝。像我这种在大厅排队的无权无势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心里咒骂医院的“优越性”。
在通往病房的电梯里，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医生问我们，“什么病啊？”
我说，“做引产。”
“几个月啦？”
我说，“四个月。”
“怎么不想要了？”
“刚毕业，没有精力。”这些花都是来医院前准备好的。是我、孟萌和张曼共同总结出来的。
“不想要孩子，怎么不早做，自己找罪受。”看着大夫异样的眼光，我心中暗自憋屈。
女医生不再顾及我和张曼，而是和她的同事议论说，“今天夏天做引产的人怎么这么多？”
另外一个医生回答说，“我看是羊年闹得。”想不到她作为一个医生，居然还有这种思想。
病房是双人间，和我们住一间房的是一位等待切割肿瘤的妇女。她得知张曼要打掉孩子，进行了再三的规劝。她说她老家的一个侄子不能生育，希望张曼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卖给她。如果不是她身边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爱人，我和张曼会把她当成精神病患者。
经过体检和病床观察，医生给张曼打了催产针。在打针之前，我在一系列需要家属签字的文件上签上了名字。处于对自己的保护，我签写了一个假名字。我最容易想到的就是王彬。我把我们两个的名字蹂躏在一起，起了一个“秦彬”的假名字。幸好医院没有让我出示身份证，否则一切都会穿帮。
打针后的第二天下午，张曼有了反应，肚子疼得越来越厉害。我按照医生的指示，把她送到引产室。半个小时以后，张曼的引产顺利完成。医生从手术室出来，对我说，“带你爱人会病房吧。”
我对张曼说，“我用车推你回去吧？”
张曼却说，“不用了，我现在已经没事了。”张曼下了手术台，走出手术室，径直回到病房。她的动作麻利，和正常人一点区别都没有。
手术后的第二天，我在张曼的强
“远水解不了近渴”的问题再次出现在王彬的身上。我向王彬建议，“你可以再去试试朱灵君，也许还有希望。”我只是开个玩笑，本意是取笑王彬，可没想到王彬果真去找了朱灵君。不过他去完了一步，朱灵君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
拥有的时候不懂得珍惜，失去以后才觉得珍贵，人尤其是不知足的男人总是爱犯这个毛病。因为朱灵君另有新人的缘故，王彬伤心了好几天。痛心之余，他还特意找朱灵君的新男朋友进行了一次谈话。谈话中，他发自内心、语重心长地嘱托对方一定要好好珍惜朱灵君，不要不负责任。
男人往往会犯下一个通病。在别人的问题上观点明确，而在自己的问题上则放任自由。王彬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如果有人欺骗纯情少女，我会用最恶毒和肮脏的言语去咒骂他；而面对自己欺骗许多少女感情的问题，却能做到问心无愧、视而不见。
像朱灵君一样在“非典”时期“喜结良缘”的单身男女不在少数。“非典”时期的圈进造就最多的就是一对又一对的“泡友”。如果说单身大学生在正常时期还可以寻找异性以外的安慰的话，那么在“非典”时期，他们唯一可以寻找的安慰就是异性。“非典”时期的单身大学生纷纷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下。只要遇到自己感兴趣或是对自己感兴趣的目标，一个目标简单（获得安慰）、内容复杂（男人和女人一切要做的事情）的“互泡”关系便会应运而生。
仅有的一位单身兄弟贺书波也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伴侣。对方不是他追求了一年多时间的陈静，而是我们班的团支书梁海娟。贺书波和梁海娟的结合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们两个在一起完全就是鸾凤倒置。如果把他们的性别更换一下，他们在一起会是一份不错的姻缘。最初得到他们两个恋爱的消息，我甚至怀疑是梁海娟强X的我的兄弟。
我几次三翻在孟萌面前议论贺书波和梁海娟的事情。孟萌嘲笑我说，“别人做和尚，你跟着吃斋干什么？”她还很自信地说，“你根本不用为你的好兄弟担心，他们这种关系往往是最牢固和长久的。”孟萌还为她的论点做出了解释。她说，“男人和女人必须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一个居于附属地位才能永久结合。”她还举例说，“为什么赵欣和韩哲能够一日千里地发展，就是因为赵欣义无返顾地服从韩哲的命令。”听了孟萌的论证，我觉得她的看法虽然独树一帜，但也不无道理。最后，她非常明确地为我指出了未来的方向，“如果你想和我永远在一起，就必须永远呆在附属地位。”
另人匪夷所思的消息接踵而来，继贺书波和梁海娟成双配对，郭燕也在这个时候找到了栖息的“燕窝”。最初我还以为这个消息是不足为信的流言蜚语，因为我无法想象会有人委身与“天下第一丑”（这是我们班的男生为郭燕起的外号，最初是有我提出来的）。我的狂妄和无知，导致我在郭燕的男朋友面前出了洋相。
一天下午，我午睡后来到场，正巧遇到梁海娟和一个陌生的男生打乒乓球。我见一旁站着贺书波，就过去和他们打招呼。经历了爱情的洗礼，梁海娟不再像“大老爷们”（同学们以前在背后对她的称呼）一样粗犷，而是温柔了许多。她热情得问我，“老大，玩会儿乒乓球吧？”
我一点也不客气，从他的手中接过乒乓球拍子。梁海娟大汉凛凛地站到贺书波身旁。贺书波急忙掏出纸巾。两个人一副惺惺相印的默切。我隐约地闻到她身上发出的腋臭的味道，感到一阵恶心，心中也不免为贺书波感到可惜。我的乒乓球技术处于一瓶子不满、半瓶子乱晃的水平。我一边打乒乓球，一边和梁海娟聊天。梁海娟问我，“郭燕找男朋友了，你知道吗？”
我说，“有点耳闻。”接着又说，“也不知道是哪位仁兄瞎了眼看上了她？”
梁海娟不服气地说，“郭燕怎么了？人家哪里不好？”
我自鸣得意地说，“我对郭燕的评价只有一句话，近亲结婚产物的智商，猪八戒传人的长相。”说完，我注释着梁海娟和贺书波，以为他们一定会开怀大笑。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他们不仅没有笑，还用异样的眼光注释着我对面的男生。
该男生道是笑了笑。不过他的笑容比死了亲娘时的哭相还要难看一百倍。他停止了打球，把乒乓球拍子让给贺书波，非常利索地转身离开。该男生走远了以后，梁海娟才告诉我，他就是郭燕的男朋友。我这才知道自己刚刚做了一件比傻B更加傻B的荒唐事。
大学世界里每天都会有人不同程度的坠落。在腐化堕落的环境里，能够保持住自己的本来面貌是件天大的难事。环顾大学数百亩良田，能够“出淤泥而不染”的大学生可能只剩下杨宇一棵独苗了。来到大学两年了，杨宇依然保持着自己初到大学时的“土老帽”本色。
“非典”时期，我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帮助杨宇介绍一个女朋友。可是每次提到这个话题，杨宇总是有借口婉言谢绝。他对女生的态度就像肉食动物对待杂草一样，向来是置之不理。仔细想想，杨宇主动搭讪的女生屈指可数。我和王彬集思广益，编造了一个笑话形容杨宇的龌龊。笑话的内容是：
某年某月某一天的日落西山前，杨宇提着新买的三角X衩和乳X（一件古老样式的白色吊带背心）去学校的澡堂洗澡。
半路上，他遇到了几个本班的女同学。这个时候，他忽然想到了宿舍兄弟们的教导，“见到女生一定要率先打招呼”。而他一时又想不到合适的话题，急得手足失措、手舞足蹈。情急之下，他向女生大声问到，“大姐，请问澡堂的人多吗？”
66 集体同居
六月二十四日，学校解除了封闭状态，照常放暑假。被封闭了两个月以后，我们得以走出学校的大门。我站在学校的门口四处观望，就连曾经最不起眼的公共厕所都让我感到无比亲热。这种感觉可能就是人们长说的“久别胜新欢”。此刻，我最想做两件事情。一件是带着孟萌去一个没有人打扰的地方，好好甜蜜一番。另外一件是约上所有的兄弟找一家饭店大醉一场。
禁闭期间，做爱的地点成为所有情侣最头痛的问题。无奈之余，经常有人在场和花园的隐蔽角落享受做爱的乐趣。本来，我们还可以寄希望于网络工作室。可是关闭校门后不久，后勤公司就把安排给王彬的工作室收了回去。经过一番改造，曾经的网络工作室变成了圈进“非典”疑似病例的病房。同学们中间传出某某男生和某某女生在学校的某个角落做爱的消息不绝于耳。我就此事试探孟萌的意思。孟萌的回答是，“至少要在宿舍里，否则你就取消了那个想法。”
四号楼的男生最值得广大学生们羡慕了。由于四号楼一半是男生宿舍，一半是老师的办公室，所以女生可以自由的出入。四号楼的男生完全可以在值班老师的眼皮子底下，明目张胆地把自己的女朋友带回宿舍。我的一个住在办公楼的老乡介绍了他们宿舍的情况。他们宿舍一共六个人，每个人都有女朋友。为了避免麻烦和尴尬，他们制定了严格的做爱时间表。规定了每个男生和女朋友单独在宿舍的时间。每个人每天至少会有二个小时。这对于我们住在二号楼的男生而言，简直就是天堂一样的生活。
一号楼和三号楼是女生宿舍。宿舍楼里各有六个更年期妇女。她们两个一组，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别说是进去一个男生，就是一个公苍蝇想飞进去，她们也会提前将它X割掉。在其他同学上课的时间，我和孟萌本着试试看的目的，走进了女生宿舍楼。我们主动地走进值班室。我极力扮演一个老实本分角色。
值班老师问我们，“有事吗？”声音冰冷。
孟萌平静地回答，“老师，我的壁橱钥匙丢了。我带同学上去，帮忙把壁橱砸开。”孟萌镇定的表现能力不亚于临危不乱的革命英雄。
值班老师从上到下审视了我一边，然后冷冷地说，“你们快点下来啊。”
我和孟萌异口同声回答说，“是”，然后出了值班室。这么容易就顺利通过，出乎我们的想象。
正当我和孟萌满心欢喜的时候，值班老师紧跟着我们的步伐从值班室里追了出来。她在身后叫住我们，说，“你们等等。”声音让人厌烦和痛恨。
我回过头，问，“怎么了？老师。我们马上就下来。”我想，完了，到头来还是空欢喜一场。
没想到，值班老师却意外地问我们，“你们带工具了吗？”
我这下才放心，从孟萌的背包里掏出早就准备好了的锤子，举着说，“拿着呢。”
我和孟萌顺利上了楼，进了宿舍，可做爱却没有能够在甜蜜中顺利的完成。我和孟萌刚刚找到感觉，就听到值班老师边窍门，边询问，“壁橱打开了吗？要是打开了就快点下去。”由于受到惊吓，我猛地泄了出来。泄的同时还发出“啊”的一声狂叫。值班老师随之加重了窍门声，还大声地问到，“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我垂头丧气地冲着门外喊到，“锤子砸到手上了。”在值班老师的破坏下，我和孟萌在“非典”期间唯一的一次做X被迫在惊吓和失望中度过。
“非典”期间，想要喝酒就更难了。由于屡次出现酒后闹事的事件，学校在餐厅和商店取消了啤酒和白酒的销售。学校还下达通知，如果有人喝酒，将采取与私自离校同样的“开除学籍”的处罚。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些胆大的同学敢于峰作案。在学校真的开除了一批喝酒闹事的学生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向校外的超市老板递钱买酒喝了。
整整两个月，我只喝了一次酒。薛民被学校推荐到了保险公司上班。在他离开学校的前一天晚上，我凭借和商店老板的深厚关系拜托他买了两瓶白酒。
走出学校，没有时间让我去和孟萌甜蜜，也没有时间让我去和兄弟们把酒言欢。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张曼去打医院打孩子。孟萌说她最怕的地方就是医院，所以她不会陪着我和张曼去医院。临去医院，她还特意把我和张曼的胳膊挎在一起，说“这样挎在一起才像夫妻吗？”
我平生第一次以病人的负责家属的身份走进医院。我花了两块钱挂号，带着张曼去了妇科检查。张曼走进女士特区，我则开始了长达一个小时的等待。时间每过一分钟，我就在心里骂一句，“他X的，什么狗屁医院，办事效率比生孩子还慢。”
张曼拿着检查结果出来，满脸歉意地说，“让你久等了。”
我说，“没事。”我心中明白，今天不过是一个开始，以后更多的任务还等着我完成呢。
张曼说，“孩子太大了，医生说不能做流产，要住院进行引产手术。”
我去住院部办了住院手续。尽管住院部的墙上醒目地写着“禁止先亲厚友”，可是通过关系到内厅办理住院的人还是络绎不绝。像我这种在大厅排队的无权无势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心里咒骂医院的“优越性”。
在通往病房的电梯里，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医生问我们，“什么病啊？”
我说，“做引产。”
“几个月啦？”
我说，“四个月。”
“怎么不想要了？”
“刚毕业，没有精力。”这些花都是来医院前准备好的。是我、孟萌和张曼共同总结出来的。
“不想要孩子，怎么不早做，自己找罪受。”看着大夫异样的眼光，我心中暗自憋屈。
女医生不再顾及我和张曼，而是和她的同事议论说，“今天夏天做引产的人怎么这么多？”
另外一个医生回答说，“我看是羊年闹得。”想不到她作为一个医生，居然还有这种思想。
病房是双人间，和我们住一间房的是一位等待切割肿瘤的妇女。她得知张曼要打掉孩子，进行了再三的规劝。她说她老家的一个侄子不能生育，希望张曼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卖给她。如果不是她身边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爱人，我和张曼会把她当成精神病患者。
经过体检和病床观察，医生给张曼打了催产针。在打针之前，我在一系列需要家属签字的文件上签上了名字。处于对自己的保护，我签写了一个假名字。我最容易想到的就是王彬。我把我们两个的名字蹂躏在一起，起了一个“秦彬”的假名字。幸好医院没有让我出示身份证，否则一切都会穿帮。
打针后的第二天下午，张曼有了反应，肚子疼得越来越厉害。我按照医生的指示，把她送到引产室。半个小时以后，张曼的引产顺利完成。医生从手术室出来，对我说，“带你爱人会病房吧。”
我对张曼说，“我用车推你回去吧？”
张曼却说，“不用了，我现在已经没事了。”张曼下了手术台，走出手术室，径直回到病房。她的动作麻利，和正常人一点区别都没有。
手术后的第二天，我在张曼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