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日后发生的事实，李绶武之言居然奇验无比：同年九月二十九日，田中角荣和周恩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交，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国府”亦随即宣布与日断绝外交关系。就在台湾各界再度发起抵制日语日商日货日药日服……的期间，驹正春已回到东京街头、再度拦下富田利明的计程车，道：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并授之以李绶武所交付的那张名片。富田利明显然会心同意，点了点头，以中文说道：前次不知道您和咱们‘帮朋大老’也是朋友，多有得罪了。”
“不妨。”驹正春道，“当时我为‘周鸿庆’一事深自不安，也忒莽撞了。你我且免了客套，可否请将当年的情况赐告呢？”
富田利明应声答道：“军情原本很单纯。八九月间，祖宗家门有在情治单位任事的光棍，向老爷子密呈了一条机密情报，说是有敌后工作同志，搜得舟山群岛和山东半岛两地共军兵力分布图，于‘反攻大业’极有助益。只知此人九月底要随一个机械考察团到日本，有关方面会安排他在东京停留期间投奔‘国府’，得到政治庇护。换言之，只要此人进了大使馆，‘反攻大陆’就胜券在握了。这，自然是桩好事。可祖宗家门却有不一样的看法。到了十月初，‘老爷子’居然亲自给我打了个电话，把前情说了，还传下‘旨谕’，要我务必阻挠此事，否则国共两方一旦开打，不知又要枉送多少无辜百姓的性命。我是赶大香堂磕了几千个头拜师入门的光棍，不能不遵从‘老爷子’的‘旨谕’――”
“可是我听那位‘周鸿庆’说，他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只是个联络暗号，并不是真的‘投诚’。”
“这就是不单纯的方面了。”富田利明摇摇头，道，“前一次先生您拦我的车，也许看见我带着重孝。”
“是的，我记得。”
“那是给祖宗家‘老爷子’带的。他老人家差我干下那勾当之后，就叫情治单位给盯上了。人家暗里收拾罗织，具足一应事证，过了一年十个月，便把‘老爷子’当叛党叛国分子给处置了。”
“从政府方面的立场来看，这是制裁，而且是合情合理的，不是吗？”
“不瞒您说，‘老爷子’如若不死，我心里也一直犯嘀咕；可他忽然间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才回头想出个蹊跷来。万一――万一这桩勾当从头到尾就是个计谋呢？”
“这又怎么说？”
“回想当时，‘周鸿庆’从下榻的旅馆出门，我把车迎了上去，一开门他便说了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试以常理度之，他若真要拦车去大使馆，岂便一上车就说中文？这是头一个可疑之处。其次一点，当时我只一心完成任务，慌慌张张加油上路，他又连说了几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又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先生您方才说的联络暗号么？”富田利明接着说道，“帮会中人往来交接，倘或系陌生人，必须反复盘查。你问一句，我答一句；我再问一句，你也答一句。如此答问，事先必有约定，多可至几十句，彼此才能放心。我日后回想起当日情景，越觉内中可疑：‘周鸿庆’一再追问‘你怎么说？’分明就是与人事先约定，有那么一套盘问应答的‘讲头’，可我接到的‘旨谕’里没有这套机关，哪里应答得出？只好硬着头皮把车开入使馆区，照‘老爷子’吩咐，把他送到苏联大使馆去。从头到尾，我只在‘周鸿庆’下车的时候对他说了两句话：‘有什么要说的，去同里头的人说去。’这小子当然不死心，进了苏联大使馆还嚷嚷着‘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哪里还有生路？可是中计的不只他一个，连我们‘老爷子’恐怕也不免遭人唬弄，成了人家‘借刀杀人’的刽子手。”
“这又从何说起呢？”
“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两份兵力分布图哇！”富田利明道，“听说这小子一进去，就给扒光了冲水，连他身上的皴皮都没放过一块，赤条条给审了七八十天，翻来覆去只说上当，人已经疯癫了。”
驹正春闻言至此，已大略知其首尾，忽然有一种落寞无助之感。如果富田利明所言不虚，则的确很可能正是那个暗中出资千万美元、款通大陆当局的人士在幕后操盘，两面放出消息――一则让“国府”最高层相信确有“周鸿庆”其人携带军情、假道日本、前来投靠；另方面则将部分联络暗号泄露给“老爷子”，假老漕帮厌兵恶战之手以除之，最后牺牲掉一个“周鸿庆”，进一步再借“老头子”的不测之威整肃了“老爷子”。
“你既然是李老前辈的朋友，我私下劝你一句话：此案不必再查下去了――再查，是会送命的。早在你前一次找上我之前一年――也就是‘周鸿庆’被押回大陆之后没几个月――‘太子爷’已经派过一个神秘人物来日本调查了一趟。原本可能只是想找回那两份兵力图，结果却有了别的发现……”
无论富田利明或者驹正春，原先都不知道“太子爷”派的这个人就是魏三爷在我临行之前提到的龙芳。
和几乎所有早年政府所培植的电影制片人一样，龙芳也是行伍出身，毕业于中央警官学校，在大陆时代曾经参加过政治大学人事行政班的训练课程，而后遭逢抗战，分别在南京和重庆的“力行社”外围组织干过特务工作。抗战末期联勤总部设有特勤署，龙芳身兼总务、人事两科科长――一手抓钱、一手抓人，这是特务组织中常见的情况，主要还是保密所需，能将权责集于最少数的自己人最好。民国三十六年，龙芳率领联勤康乐队到台湾。未几，该队便改隶“国防部”总政治部，成立康乐总队，龙芳是为总队长。从改隶、扩编到任官，可以说全是“太子爷”身居幕后、一手促成，队中上上下下――包括厨丁车夫在内――通通都是情报人员；表面上嬉笑唱做、自娱娱人的歌舞演员所事者充其量可称之为“文宣工作”，实则他们正是“太子爷”效法戴笠所栽培出来的耳目。
龙芳之所以会投身电影界，有两个背景。其一，早年政府旗下最重要的电影机构――“中央”电影制片厂（后改为公司）――的董事长、常董，皆与“太子爷”所亲近的领导人物有关，如王新公（衡）、马星野、戴安国、俞国华等。此外康乐总队本身也拍过些载歌载舞的所谓“康乐片”，颇受苦无视听之娱的军士们喜爱。龙芳遂知此中学问大矣，乃向“太子爷”自荐，愿“常在电影界效力”。
他的确不是因为看上了银幕所敷衍的浮华声色而自甘绝意仕途、成为影人的。务实其说，龙芳自一九五五年出为台湾省新闻处电影制片厂厂长伊始，就肩负起“吸引华侨投资、拉拢海外人才”的任务，也看准了电影之为一种潜移默化的深度思想工具，自然亦有其重要的影响力。一九五六年拍国、台语双声带的《炎黄子孙》，请京剧名伶戴绮霞演一名化解小学生之间省籍争执的女教师、最后下嫁草地郎。虽然是个说教故事，在当时，还的确以简化的方式纾解了表面上不同省籍人士之间的紧张冲突。一九六二年，龙芳更筹拍第一部彩色剧情长片《吴凤》，目的自然还是宣扬族群融合的精神，可是龙芳特别从香港请来了大导演卜万苍，起用在地新人张美瑶，摄影师山中晋、灯光师关川次郎皆自日本礼聘，全部底片也送到日本冲印，可见其大手笔。连香港电影界巨擘邵逸夫都说：“龙芳我佩服，他比电影人更像电影人。”这句赞，语带玄机。其实邵逸夫知音者也――他明白，龙芳“一日特务／终身特务”的根骨，拍电影、干制片，都是为了情报工作。
如果把驹正春引自富田利明的描述放在龙芳的背景上一核对，自不难勾勒出来一些隐情。一九六四年三四月之间，龙芳在没有知会任何媒体的情况下只身赴日近月，返回后则对外说明：是为了和日本东宝电影公司谈合作，出借张美瑶拍一部叫《东京红杏》的谍报片才有此一行的――此片终于在同年年底拍成，不过片名改了，叫《香港白蔷薇》。虽只易“东京”为“香港”、改“红杏”为“白蔷薇”，但是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事却完全不同了。当年龙芳受香港电懋方面托付，要我改编郭嗣汾《红叶》。龙芳当时正忙着整治行囊，电话里匆匆交代两句，并嘱：“未必要忠于原著。”人便去了日本。我知他性豪爽、重然诺，一言既出，便不会“片儿汤”。遂于匝月间把《红叶》剧本大纲赶出，算好日子，俟龙芳一回国，大纲便寄到台制他的办公室去。不出两日，他翩然而至，出现在中华日报楼下的会客室里，要言不烦地说：“《红叶》没问题了，秦羽他们搞了个审查小组，人人都说精简得好，而且不八股。成了。”说着，从上衣内袋里掏出几张手写字纸来，上书“东京红杏故事大纲”八字，接着道：“你给看一看，这，成不成？”
坦白说，故事细节如何，我连一个字都不记得了。只依稀知道是个女间谍误陷“共匪”网罗的故事。我一览之下，只给了个一答一问：“糟透了。你写的？”
对于我的问题，龙芳不置可否，但是表情却十分凝重地说：“再糟也得拍，只有拍出来，众目睽睽之下，才有公论。”说完这话，龙芳便起身告辞――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过了一个多月，他和电懋老板陆运涛搭乘的民航公司客机空中爆炸，尸骨无存。
可是这位在东京待了将近一个月的“神秘人物”毕竟非等闲特务。一抵埠，他便透过东宝公司剧务系统的关系，找上了出租汽车工会，再循线寻着富田利明，递上了“李绶武”的名片，包下他的车，作了为期十天的明察暗访。据富田利明粗略的描述，这位始终未曾自报姓名的“神秘人物”在东宝公司要员的陪同下，几乎是一步一脚印地重新走了一遍数月前大陆“油压机械友好访问考察团”的行脚所过之处，每有人问其所事，便以“拍摄映画”、“勘察实景”为辞，连东宝方面都未必能深知究竟。
然而，龙芳到底查到了什么？连日日充任司机的富田利明都不知道。直到飞机爆炸消息传出，台湾方面――应该就是老漕帮一系人马――给他寄了一份剪报，上头赫然刊登了龙芳的照片。富田利明也才据之对驹正春提出了警告。此后一切归于沉寂，此前所拼凑成形的一些梗概轮廓也随时间之消逝而黯淡下来。当局与日本中止“外交”关系之后的一年又七个月――一九七四年四月，连日航和华航的班机也宣布停航，“所有日本的飞机和航空器均严禁飞越‘中华民国’飞航情报区，否则视同不明飞行体处理”――直到“老头子”去世，方始恢复。
“然则这些同那《肉笔浮世绘》又有什么关系？”我忍不住问道。
“这就得从另一头说起了。”驹正春气定神闲地啜饮了第三杯，道：几年前东宝电影公司清仓，准备实施物流作业管理电脑化，整出一大批早年因为不知如何分类而闲置的书本、图籍等文献资料。之所以不知如何分类，乃是因为有些资料纯供道具使用，作假乱真；有些非但是真品，还具有古董价值；有些在两可之间，却是某导演公器私藏或私物公用而来；不论怎么说，都是文化财。其中就跑出来这么一本《肉笔浮世绘》，是明治年间刊行的一部集画画册。倒不是什么古籍，但是行家一眼看出，做电影的人持之必有用处，因为画册中的许多幅绘图虽然可说是‘春宫’，然而画工们工笔精绘，十分讲究背景细节。倘若要拍时代剧，大可以参考摹拟，非常好用。
“不过，此书扉页上随笔写了我的名字、电话号码和办公地址，这就让东宝的人不得不审慎从事了――万一书的所有人是‘驹正春’，如果擅行处置，则有窃占他人财物之嫌。于是他们派专人据址查察，发现我已经调了差，人在台湾高雄，只好暂且搁置。直到我重回外务省，接到通知，才拿到了书。这是前年的事了。书，当然不是我的，可是书中玄机却唤起了我的记忆――我相信高阳兄也一定会有兴趣的。”
此后，驹正春再也没往深处说什么了。我微觉其意：该知道的，都在《肉笔浮世绘》书中。当下不必细表，闲说了些清酒温饮的好处以及酿制的讲究，又相约次日共赴东京时得同去一部东宝出品的名片《鱼河岸的石松》背景实地吃鱼喝酒。不知是否我不胜酒力之故，接下来只记得一个话题，便是那富田利明与驹正春告别之际，驹正春告曰：“家父早年曾在天津塘沽一带行医，我的乳母是保定府人，我也是‘吃中国人奶水长大的’，富田先生可否将中国姓名赐告呢？”殊不料对方闻言而凝咽良久，最后竟以日语答道：“既是个逃家去国之人，哪里还能称名道姓？多少年来、多少年后，我便只是富田利明了罢！”
走笔至此，本该直说那《肉笔浮世绘》机关；然而是夜与驹正春临别一景，不可不随手一记。不过彼时应已烂醉如泥，所闻所见都如一梦，竟是写到当下才恍然想起，竟有些真幻难辨之感。
驹正春会过钞，同那着和服的美妇又行了个近九十度鞠躬礼，踅回小室来，亦向我一鞠躬，道：“明日你我各乘新干线去东京，座位不在一起，高阳兄也不必特意寻我，总之在东京车站自有人替你打点囊，高阳兄只须看顾‘它’便是了。”所谓它，指的当然是我座下那本书了。我诺诺应之，掀开蒲垫和榻榻米，果见下
“不妨。”驹正春道，“当时我为‘周鸿庆’一事深自不安，也忒莽撞了。你我且免了客套，可否请将当年的情况赐告呢？”
富田利明应声答道：“军情原本很单纯。八九月间，祖宗家门有在情治单位任事的光棍，向老爷子密呈了一条机密情报，说是有敌后工作同志，搜得舟山群岛和山东半岛两地共军兵力分布图，于‘反攻大业’极有助益。只知此人九月底要随一个机械考察团到日本，有关方面会安排他在东京停留期间投奔‘国府’，得到政治庇护。换言之，只要此人进了大使馆，‘反攻大陆’就胜券在握了。这，自然是桩好事。可祖宗家门却有不一样的看法。到了十月初，‘老爷子’居然亲自给我打了个电话，把前情说了，还传下‘旨谕’，要我务必阻挠此事，否则国共两方一旦开打，不知又要枉送多少无辜百姓的性命。我是赶大香堂磕了几千个头拜师入门的光棍，不能不遵从‘老爷子’的‘旨谕’――”
“可是我听那位‘周鸿庆’说，他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只是个联络暗号，并不是真的‘投诚’。”
“这就是不单纯的方面了。”富田利明摇摇头，道，“前一次先生您拦我的车，也许看见我带着重孝。”
“是的，我记得。”
“那是给祖宗家‘老爷子’带的。他老人家差我干下那勾当之后，就叫情治单位给盯上了。人家暗里收拾罗织，具足一应事证，过了一年十个月，便把‘老爷子’当叛党叛国分子给处置了。”
“从政府方面的立场来看，这是制裁，而且是合情合理的，不是吗？”
“不瞒您说，‘老爷子’如若不死，我心里也一直犯嘀咕；可他忽然间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才回头想出个蹊跷来。万一――万一这桩勾当从头到尾就是个计谋呢？”
“这又怎么说？”
“回想当时，‘周鸿庆’从下榻的旅馆出门，我把车迎了上去，一开门他便说了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试以常理度之，他若真要拦车去大使馆，岂便一上车就说中文？这是头一个可疑之处。其次一点，当时我只一心完成任务，慌慌张张加油上路，他又连说了几句：‘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又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先生您方才说的联络暗号么？”富田利明接着说道，“帮会中人往来交接，倘或系陌生人，必须反复盘查。你问一句，我答一句；我再问一句，你也答一句。如此答问，事先必有约定，多可至几十句，彼此才能放心。我日后回想起当日情景，越觉内中可疑：‘周鸿庆’一再追问‘你怎么说？’分明就是与人事先约定，有那么一套盘问应答的‘讲头’，可我接到的‘旨谕’里没有这套机关，哪里应答得出？只好硬着头皮把车开入使馆区，照‘老爷子’吩咐，把他送到苏联大使馆去。从头到尾，我只在‘周鸿庆’下车的时候对他说了两句话：‘有什么要说的，去同里头的人说去。’这小子当然不死心，进了苏联大使馆还嚷嚷着‘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哪里还有生路？可是中计的不只他一个，连我们‘老爷子’恐怕也不免遭人唬弄，成了人家‘借刀杀人’的刽子手。”
“这又从何说起呢？”
“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两份兵力分布图哇！”富田利明道，“听说这小子一进去，就给扒光了冲水，连他身上的皴皮都没放过一块，赤条条给审了七八十天，翻来覆去只说上当，人已经疯癫了。”
驹正春闻言至此，已大略知其首尾，忽然有一种落寞无助之感。如果富田利明所言不虚，则的确很可能正是那个暗中出资千万美元、款通大陆当局的人士在幕后操盘，两面放出消息――一则让“国府”最高层相信确有“周鸿庆”其人携带军情、假道日本、前来投靠；另方面则将部分联络暗号泄露给“老爷子”，假老漕帮厌兵恶战之手以除之，最后牺牲掉一个“周鸿庆”，进一步再借“老头子”的不测之威整肃了“老爷子”。
“你既然是李老前辈的朋友，我私下劝你一句话：此案不必再查下去了――再查，是会送命的。早在你前一次找上我之前一年――也就是‘周鸿庆’被押回大陆之后没几个月――‘太子爷’已经派过一个神秘人物来日本调查了一趟。原本可能只是想找回那两份兵力图，结果却有了别的发现……”
无论富田利明或者驹正春，原先都不知道“太子爷”派的这个人就是魏三爷在我临行之前提到的龙芳。
和几乎所有早年政府所培植的电影制片人一样，龙芳也是行伍出身，毕业于中央警官学校，在大陆时代曾经参加过政治大学人事行政班的训练课程，而后遭逢抗战，分别在南京和重庆的“力行社”外围组织干过特务工作。抗战末期联勤总部设有特勤署，龙芳身兼总务、人事两科科长――一手抓钱、一手抓人，这是特务组织中常见的情况，主要还是保密所需，能将权责集于最少数的自己人最好。民国三十六年，龙芳率领联勤康乐队到台湾。未几，该队便改隶“国防部”总政治部，成立康乐总队，龙芳是为总队长。从改隶、扩编到任官，可以说全是“太子爷”身居幕后、一手促成，队中上上下下――包括厨丁车夫在内――通通都是情报人员；表面上嬉笑唱做、自娱娱人的歌舞演员所事者充其量可称之为“文宣工作”，实则他们正是“太子爷”效法戴笠所栽培出来的耳目。
龙芳之所以会投身电影界，有两个背景。其一，早年政府旗下最重要的电影机构――“中央”电影制片厂（后改为公司）――的董事长、常董，皆与“太子爷”所亲近的领导人物有关，如王新公（衡）、马星野、戴安国、俞国华等。此外康乐总队本身也拍过些载歌载舞的所谓“康乐片”，颇受苦无视听之娱的军士们喜爱。龙芳遂知此中学问大矣，乃向“太子爷”自荐，愿“常在电影界效力”。
他的确不是因为看上了银幕所敷衍的浮华声色而自甘绝意仕途、成为影人的。务实其说，龙芳自一九五五年出为台湾省新闻处电影制片厂厂长伊始，就肩负起“吸引华侨投资、拉拢海外人才”的任务，也看准了电影之为一种潜移默化的深度思想工具，自然亦有其重要的影响力。一九五六年拍国、台语双声带的《炎黄子孙》，请京剧名伶戴绮霞演一名化解小学生之间省籍争执的女教师、最后下嫁草地郎。虽然是个说教故事，在当时，还的确以简化的方式纾解了表面上不同省籍人士之间的紧张冲突。一九六二年，龙芳更筹拍第一部彩色剧情长片《吴凤》，目的自然还是宣扬族群融合的精神，可是龙芳特别从香港请来了大导演卜万苍，起用在地新人张美瑶，摄影师山中晋、灯光师关川次郎皆自日本礼聘，全部底片也送到日本冲印，可见其大手笔。连香港电影界巨擘邵逸夫都说：“龙芳我佩服，他比电影人更像电影人。”这句赞，语带玄机。其实邵逸夫知音者也――他明白，龙芳“一日特务／终身特务”的根骨，拍电影、干制片，都是为了情报工作。
如果把驹正春引自富田利明的描述放在龙芳的背景上一核对，自不难勾勒出来一些隐情。一九六四年三四月之间，龙芳在没有知会任何媒体的情况下只身赴日近月，返回后则对外说明：是为了和日本东宝电影公司谈合作，出借张美瑶拍一部叫《东京红杏》的谍报片才有此一行的――此片终于在同年年底拍成，不过片名改了，叫《香港白蔷薇》。虽只易“东京”为“香港”、改“红杏”为“白蔷薇”，但是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事却完全不同了。当年龙芳受香港电懋方面托付，要我改编郭嗣汾《红叶》。龙芳当时正忙着整治行囊，电话里匆匆交代两句，并嘱：“未必要忠于原著。”人便去了日本。我知他性豪爽、重然诺，一言既出，便不会“片儿汤”。遂于匝月间把《红叶》剧本大纲赶出，算好日子，俟龙芳一回国，大纲便寄到台制他的办公室去。不出两日，他翩然而至，出现在中华日报楼下的会客室里，要言不烦地说：“《红叶》没问题了，秦羽他们搞了个审查小组，人人都说精简得好，而且不八股。成了。”说着，从上衣内袋里掏出几张手写字纸来，上书“东京红杏故事大纲”八字，接着道：“你给看一看，这，成不成？”
坦白说，故事细节如何，我连一个字都不记得了。只依稀知道是个女间谍误陷“共匪”网罗的故事。我一览之下，只给了个一答一问：“糟透了。你写的？”
对于我的问题，龙芳不置可否，但是表情却十分凝重地说：“再糟也得拍，只有拍出来，众目睽睽之下，才有公论。”说完这话，龙芳便起身告辞――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过了一个多月，他和电懋老板陆运涛搭乘的民航公司客机空中爆炸，尸骨无存。
可是这位在东京待了将近一个月的“神秘人物”毕竟非等闲特务。一抵埠，他便透过东宝公司剧务系统的关系，找上了出租汽车工会，再循线寻着富田利明，递上了“李绶武”的名片，包下他的车，作了为期十天的明察暗访。据富田利明粗略的描述，这位始终未曾自报姓名的“神秘人物”在东宝公司要员的陪同下，几乎是一步一脚印地重新走了一遍数月前大陆“油压机械友好访问考察团”的行脚所过之处，每有人问其所事，便以“拍摄映画”、“勘察实景”为辞，连东宝方面都未必能深知究竟。
然而，龙芳到底查到了什么？连日日充任司机的富田利明都不知道。直到飞机爆炸消息传出，台湾方面――应该就是老漕帮一系人马――给他寄了一份剪报，上头赫然刊登了龙芳的照片。富田利明也才据之对驹正春提出了警告。此后一切归于沉寂，此前所拼凑成形的一些梗概轮廓也随时间之消逝而黯淡下来。当局与日本中止“外交”关系之后的一年又七个月――一九七四年四月，连日航和华航的班机也宣布停航，“所有日本的飞机和航空器均严禁飞越‘中华民国’飞航情报区，否则视同不明飞行体处理”――直到“老头子”去世，方始恢复。
“然则这些同那《肉笔浮世绘》又有什么关系？”我忍不住问道。
“这就得从另一头说起了。”驹正春气定神闲地啜饮了第三杯，道：几年前东宝电影公司清仓，准备实施物流作业管理电脑化，整出一大批早年因为不知如何分类而闲置的书本、图籍等文献资料。之所以不知如何分类，乃是因为有些资料纯供道具使用，作假乱真；有些非但是真品，还具有古董价值；有些在两可之间，却是某导演公器私藏或私物公用而来；不论怎么说，都是文化财。其中就跑出来这么一本《肉笔浮世绘》，是明治年间刊行的一部集画画册。倒不是什么古籍，但是行家一眼看出，做电影的人持之必有用处，因为画册中的许多幅绘图虽然可说是‘春宫’，然而画工们工笔精绘，十分讲究背景细节。倘若要拍时代剧，大可以参考摹拟，非常好用。
“不过，此书扉页上随笔写了我的名字、电话号码和办公地址，这就让东宝的人不得不审慎从事了――万一书的所有人是‘驹正春’，如果擅行处置，则有窃占他人财物之嫌。于是他们派专人据址查察，发现我已经调了差，人在台湾高雄，只好暂且搁置。直到我重回外务省，接到通知，才拿到了书。这是前年的事了。书，当然不是我的，可是书中玄机却唤起了我的记忆――我相信高阳兄也一定会有兴趣的。”
此后，驹正春再也没往深处说什么了。我微觉其意：该知道的，都在《肉笔浮世绘》书中。当下不必细表，闲说了些清酒温饮的好处以及酿制的讲究，又相约次日共赴东京时得同去一部东宝出品的名片《鱼河岸的石松》背景实地吃鱼喝酒。不知是否我不胜酒力之故，接下来只记得一个话题，便是那富田利明与驹正春告别之际，驹正春告曰：“家父早年曾在天津塘沽一带行医，我的乳母是保定府人，我也是‘吃中国人奶水长大的’，富田先生可否将中国姓名赐告呢？”殊不料对方闻言而凝咽良久，最后竟以日语答道：“既是个逃家去国之人，哪里还能称名道姓？多少年来、多少年后，我便只是富田利明了罢！”
走笔至此，本该直说那《肉笔浮世绘》机关；然而是夜与驹正春临别一景，不可不随手一记。不过彼时应已烂醉如泥，所闻所见都如一梦，竟是写到当下才恍然想起，竟有些真幻难辨之感。
驹正春会过钞，同那着和服的美妇又行了个近九十度鞠躬礼，踅回小室来，亦向我一鞠躬，道：“明日你我各乘新干线去东京，座位不在一起，高阳兄也不必特意寻我，总之在东京车站自有人替你打点囊，高阳兄只须看顾‘它’便是了。”所谓它，指的当然是我座下那本书了。我诺诺应之，掀开蒲垫和榻榻米，果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