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宗为庐陵王。裴炎定策有功，被封爵河东县侯。
睿宗李旦即位，朝臣甚为欣慰。然而，临朝理政的仍不是皇帝而是太后，这就大大出乎朝臣乃至天下意料之外。本来，武后理政并非今日之举，在先帝高宗麟德年后的二十几年间，其朝政几乎都在武后的掌控之下，被朝臣称之谓“二圣”，只不过当时高宗患疾，她只是以辅佐高宗的身份出现，形式上并没有直接取代皇帝，虽然她的作为也曾引起过朝臣的非议，受到其子李弘、李贤两任太子的抵制和反对，造成过一些周折，但还处于朝臣可以接受的范畴，并未出现多大的动荡。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武后通过自己的作为，从一个侧面和更大的空间为大唐集聚了人才，也为她自己开辟了人脉，积累了治国理政的经验，朝臣由此领教了她的才华与风范，在既成的事实面前，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当时的朝政格局，出现了包括裴炎在内的一批折服于她的大臣。如今的武后。不是在幕后辅佐皇帝，而是以太后之身走上前台代替皇帝理政。这种一反常态的举动，直接剥夺了皇帝的权力。中断了朝臣与皇帝之间法定的依存关系，变本加厉地打破了整个大唐皇室的朝政格局。引起了朝臣的不安；对于裴炎这帮扶持睿宗李旦上台，一个个以“废昏立明”功臣自居、踌躇满志的大臣来说，更是泼了一瓢冷水。裴延一帮大臣废弃李显，原本是要让李旦能够自主理政，做一个名正言顺的皇帝；他们完全相信李旦，更认为武后也应该完全相信才是。然而，朝臣哪里会想到，由于中宗李显桀骜不逊的行为。也由于裴炎这帮大臣“废昏立明”的举动，武后对皇帝、对大臣的不信任比以往更为严重。
一代重臣，裴炎忠于大唐皇室，对辅佐皇室更是躬身尽力。调露二年，他以黄门侍郎身份，奉诏与中书侍郎薛元超、御史大夫高智周等协助武后废弃章怀太子李贤之后，对新任太子李显寄予厚望。
像许多顾命大臣一样，他把辅佐太子看成是皇室对自己的器重，因而十分珍重这份神圣职责。在高宗、武后东巡洛阳期间，他与大臣刘仁轨、薛元超留守长安。悉心辅佐太子处理朝政，让太子尽快熟悉朝纲，提高理政能力。还不时以圣贤之道鞭策和匡正太子的行为，可谓呕心沥血。
然而，太子李显并不买他的账，也同样不买母后的账；特别是登上皇位后，那近似疯狂的无知和高傲，还有那急于摆脱掣肘自行其事的举动，令裴炎这帮顾命大臣大失所望，也令武后大为不满。李显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大唐明君，很难传承大唐祖业。当中宗李显容不得他们的时候。裴炎他们毫不犹豫地通过武后废弃了这个同样不能容忍母后的皇帝。
睿宗李旦继位，重新燃起了裴炎安邦治国的希望。他知道这是一个弱势皇帝。其气势和才华远不能与其母后相比，更不能同其先祖相提并论。但他的人品却远远超过中宗李显。裴延看重李旦的人品，自认为作为一个守成之君，皇帝的人品和风范更胜于皇帝的作为。
裴炎恪守为臣之道，十分在乎皇帝麾下名正言顺的大臣名分。他知道李旦是一个难断朝纲有作为的皇帝，但皇帝的柔弱又不失为他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留名青史创造难得的机会。名正言顺求得功名，是他进入仕途孜孜追求的目标，也是他最终的精神归宿。
他有这种自信，也不乏雄才大略。正是凭着这种自信和超凡才华，他可以鳌居群首，敢做敢为，赢得应有的威望和尊严。他可以与武后合作，共同辅佐皇帝，却不甘心不愿意看到一个有能力有作为的母亲代替儿子亲理朝政。
在此之前，裴炎一直敬重武后，十分敬佩武后的才华和作为，在武后实际掌握皇权期间，他与武后的合作是真诚的，也是很有作为的，并由此赢得了武后的充分信任，但那时的所作所为都是在辅佐先帝高宗、维护大唐江山社稷的名义下进行的，共同的目标和责任，使他们气息相通，心心相印，他们均得到先帝的信任和认可。他深明君臣之道，相信天子的权力是上天所赋予，愿意在皇帝面前俯首称臣，却不能理解武后现在的所作所为。
像所有正统的大臣一样，他所遵守的是一个大臣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他要维护的是以皇权为要旨、为权威的朝纲，他要守住的是作为朝中大臣的那份尊严；
当武后临朝理政、皇帝的权力被剥夺的时候，就自觉他所坚守的那块阵地在渐渐地失去，天子门庭下的大臣名分和尊严无形之中在被扭曲、被剥夺，一种被愚弄被抛弃的屈辱感油然而生。
他开始厌倦与武后的合作，虽然没有表现出直接的对抗，但却不时对武后的行为提出非议甚至责难。
武后的侄子武承嗣请立武氏七庙及追王父祖，武后欲要许可，他出面进谏干涉：“皇太后为天下之母，当以圣德临朝，以至公之心示天下，不宜偏私追王自家父祖。”
见武后不以为然，他进而言道，“太后岂不知吕后是怎么失败的吗？为臣的恐怕后代看今天。就像今天看昔日的吕后一样。”这出言不逊的态度，分明是在对太后发泄不满，也是在有意抵触太后的行为。
本来。直言进谏是大臣的本份，如果裴炎不说出昔日吕后的那番话来。武后似乎可以接受；一旦被他说了出来，即令武后震惊，甚至愤怒。武后反驳道：“吕后是分封在世的亲戚而失败；我只是追尊已故的祖先，岂可同日而言？”裴炎坚持：“事当防微杜渐，不可长尔。”
武后不再与他争辩，立庙、追封父祖之事由皇帝李旦下诏得以实现。从这里，武后也多少看出了裴炎的心思,彼此的隔阂就此产生，彼此结怨也由此开始。一件突发事件。最终导致裴炎同武后的彻底决裂。
事件发生在光宅元年的扬州兵变。这是由前眉州刺史、英公爵李敬业发动，有其弟前周至县令李敬猷，还有前给事中唐之奇，前长安主簿骆宾王，前太子宫詹事府司直杜求仁等共同参与的一场叛乱。他们在十天之内聚齐十万之众，矛头直指武后，其声势威震朝野。
事情的起因是，李敬业等均因对武后控制皇权又重用武姓子弟发泄强烈不满而结怨武后，由此受到朝廷指控。李敬业贬任柳州司马；唐之奇贬任括苍令；骆宾王贬任临海令；杜求仁贬任黝县丞；李敬猷也受牵连被贬官。
当时，他们都客居扬州。由于各人都对受到的惩罚耿耿于怀。又对武后擅权愤愤不平，于是不谋而合地乃以拥护庐陵王李显复位为号召，阴谋发动兵变。
他们先是捏造扬州长史陈敬之阴谋叛变。串通并假意报告在朝廷的同党、御史薛璋，通过御史薛璋火速将陈敬之追捕下狱；在完成一系列部署之后，李敬业又假造皇帝命令杀害了陈敬之。
而在扬州官府面前，李敬业则自称新任扬州司马前来当差，又谓奉太后密旨，调兵讨伐高州蛮族酋长冯子猷谋反，并以此为由，打开府库；命令参军李宗臣释放囚犯、役工几百人，发给他们兵器；宰反对他们的录事参军孙处行示众立威。紧接着。在扬州开设匡复府、英公府、扬州大都督府，李敬业本人以匡复府大将兼扬州大都督自居。任唐之奇为左长史，杜求仁为右长史。李宗臣为左司马，薛璋为右司马，江都令韦知止为英公府长史，骆宾王为艺文令，前御史魏思温为军师。
起兵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李敬业撕破面具，抛弃前番所扮演的角色，找来一个酷似李贤的人做替身，宣称太子李贤未死，逃到扬州，令我发动反抗。
他通过骆宾王书写讨伐武后的起兵檄文分送到各州县,企图激起全国对武后的愤恨，煽动民众对武后的反抗。不久，就有楚州司马李崇福率领所统辖的三县人马响应。于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叛乱随之爆发。
李敬业本应姓徐。早在唐高祖时期，他的祖父徐世因武功盖世，品德高尚，得高祖李渊赏析,被赐予李姓，时为李世。
永徽年间，因犯太宗李世民之名讳，改单名，曰李，乾封二年，这个战功卓著、威名远扬的功臣去世，被追赠太尉，扬州大都督。李敬业乃沿袭其祖父姓李，并按朝廷惯例被授予爵位。
武后向宰相裴炎问策，以求取得他的支持。
裴炎不以为然，却怪罪武后道：“天子年长，未俾亲政，乃至滑竖有词。”声称，“若太后返政，则此贼不讨而解。”所谓“至滑竖有词”，实际上就是指责武后不还政于皇帝的行为，让李敬业这帮小子授以口舌。
在这危难时刻，一个阅历甚深、举足轻重的大臣，不但不能为武后出谋献策，反而为李敬业开脱罪责，把李敬业他们的谋反归咎于武后，这种隔岸观火、见死不救的行为，在武后看来，无疑于与徐敬业坑壑一气。
即便是局外人也不难看出，当李敬业打出“拥立中宗，匡扶唐室”旗号造反的时候，裴炎用冷漠和强硬回敬武后，虽不是直接响应李敬业，也不至于赞成或支持李敬业以造反方式迫使武后下台，但却是他多日积蓄在心中对武后迟迟不还政于皇帝强烈不满的宣泄。
说到底，他希望武后还政于皇帝的心情是迫切的，对李敬业他们的同感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裴炎看来，只要武后还政于皇帝，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武后当然不会这样来理解，裴炎不能旗帜鲜明地反对李敬业造反，这就等于支持或默认李敬业的造反，后来查明，同李敬业一起造反的就有裴炎在朝廷的亲属薛璋。(未完待续)
第二百五十八章 【一代女皇】
武后不向任何反对她的势力退让的态度是坚定的，是一以贯之的，如同她在牵涉到重大切身利益从来就没有退让过一样，她不会在武力威慑面前妥协。这一点，作为长期在武后身边的的裴炎是最清楚不过的。
武后根本不会相信，在以武力相胁迫条件下的求和与退让，能够化干戈为玉帛；也不相信，他们拥戴中宗这样一个羸弱的皇帝，在她还政皇帝之后，能够俯首称臣并保她独善其身。这是一场类似于清君侧的举动。武后认为，作为一个饱学之士，裴炎不会不了解历史上所谓清君侧的后果。
早在汉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忧虑宗室诸侯强大了朝廷不能够制服，为了稳固汉室，他向皇帝陈述诸侯的罪过，请求皇帝削减他们的土地，收回他们的旁郡。他的请求得到皇帝的认可。于是，晁错针对如何限制诸侯，修改的法令有三十章。
晁错的举动，令诸侯哗然。之后，吴、楚七国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起兵造反。危急关头，大臣袁盎明知吴王有阴谋，却请皇帝杀晁错以安抚七国。
结果是，杀了晁错，吴、楚七国并未就此而退兵罢休。原来，吴王蓄意谋反已有几十年，这次因削减他的土地而发怒。他利用诸侯维护自身利益心切，联系其他六国起兵。
显而易见，在吴王那里，起兵本意并不在晁错，而在于以清君侧之名，行撷取皇位之实。看清了吴王的险恶意图，最后还是景帝派重兵对他们进行围剿，以杀叛军十余万并吴王被追杀、其他六王失败后自杀为结局，才使这场七王之乱得以平息。
然而。汉景帝听信那个嫉能妒才的大臣袁盎的谗言杀害忠臣晁错，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前车之鉴，裴炎可以置之不理。武后却不能不高度警惕。
她既不能轻信宰相裴炎之言，又不能对打出拥君旗号的造反者有任何的侥幸之心；即便还政于皇帝。也不能由他们来左右，何况在武后的远大目标中，此时根本就没有还政于皇帝的打算。
武后问策裴延，并不是她要借助裴炎的智谋，她知道国难当头，作为当事者，靠的还是自己的能力和主见，她所需要的只是裴炎的一种与己合作的态度。并通过裴炎的态度来影响其他大臣，与她共度难关。在失去重臣裴炎支持的时候，武后只能直接面对这场叛乱危机。
这是自大唐开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内乱，对武后来说，则是一场真正的生死较量，直接关系到武后今后能否在朝廷有立足之地。突如其来的冲击，前所未有的挑战，激发了武后放手一搏的巨大勇气。这种勇气来自她一以贯之的自信，来自她面对劲敌敢于挑战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刚毅性格。面对种种不利与不测，武后沉着冷静。从容应对，积极化解。
先是令楚州司马李崇福率所部三县之兵力以抗衡，随后。又针对徐敬业一伙打出“匡复唐室”的旗号，大胆启用大唐宗室后裔淮安王李神通之子李孝逸为统帅，侍御史魏元忠为监军，抗蕃名将黑齿常之为江南道大总管，七天之内调兵遣将三十万，锋芒所向，直逼扬州。武后的用意就在于要让天下人明白，武后是大唐江山的忠实维护者，已经得到大唐王室的支持和拥护。
正是这些深得武后重用、建功心切的宿将名士。在关键时刻大显身手，大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一个月之余就顺利平息了这场叛乱。这是取得宫廷之外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武后动用干
睿宗李旦即位，朝臣甚为欣慰。然而，临朝理政的仍不是皇帝而是太后，这就大大出乎朝臣乃至天下意料之外。本来，武后理政并非今日之举，在先帝高宗麟德年后的二十几年间，其朝政几乎都在武后的掌控之下，被朝臣称之谓“二圣”，只不过当时高宗患疾，她只是以辅佐高宗的身份出现，形式上并没有直接取代皇帝，虽然她的作为也曾引起过朝臣的非议，受到其子李弘、李贤两任太子的抵制和反对，造成过一些周折，但还处于朝臣可以接受的范畴，并未出现多大的动荡。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武后通过自己的作为，从一个侧面和更大的空间为大唐集聚了人才，也为她自己开辟了人脉，积累了治国理政的经验，朝臣由此领教了她的才华与风范，在既成的事实面前，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当时的朝政格局，出现了包括裴炎在内的一批折服于她的大臣。如今的武后。不是在幕后辅佐皇帝，而是以太后之身走上前台代替皇帝理政。这种一反常态的举动，直接剥夺了皇帝的权力。中断了朝臣与皇帝之间法定的依存关系，变本加厉地打破了整个大唐皇室的朝政格局。引起了朝臣的不安；对于裴炎这帮扶持睿宗李旦上台，一个个以“废昏立明”功臣自居、踌躇满志的大臣来说，更是泼了一瓢冷水。裴延一帮大臣废弃李显，原本是要让李旦能够自主理政，做一个名正言顺的皇帝；他们完全相信李旦，更认为武后也应该完全相信才是。然而，朝臣哪里会想到，由于中宗李显桀骜不逊的行为。也由于裴炎这帮大臣“废昏立明”的举动，武后对皇帝、对大臣的不信任比以往更为严重。
一代重臣，裴炎忠于大唐皇室，对辅佐皇室更是躬身尽力。调露二年，他以黄门侍郎身份，奉诏与中书侍郎薛元超、御史大夫高智周等协助武后废弃章怀太子李贤之后，对新任太子李显寄予厚望。
像许多顾命大臣一样，他把辅佐太子看成是皇室对自己的器重，因而十分珍重这份神圣职责。在高宗、武后东巡洛阳期间，他与大臣刘仁轨、薛元超留守长安。悉心辅佐太子处理朝政，让太子尽快熟悉朝纲，提高理政能力。还不时以圣贤之道鞭策和匡正太子的行为，可谓呕心沥血。
然而，太子李显并不买他的账，也同样不买母后的账；特别是登上皇位后，那近似疯狂的无知和高傲，还有那急于摆脱掣肘自行其事的举动，令裴炎这帮顾命大臣大失所望，也令武后大为不满。李显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大唐明君，很难传承大唐祖业。当中宗李显容不得他们的时候。裴炎他们毫不犹豫地通过武后废弃了这个同样不能容忍母后的皇帝。
睿宗李旦继位，重新燃起了裴炎安邦治国的希望。他知道这是一个弱势皇帝。其气势和才华远不能与其母后相比，更不能同其先祖相提并论。但他的人品却远远超过中宗李显。裴延看重李旦的人品，自认为作为一个守成之君，皇帝的人品和风范更胜于皇帝的作为。
裴炎恪守为臣之道，十分在乎皇帝麾下名正言顺的大臣名分。他知道李旦是一个难断朝纲有作为的皇帝，但皇帝的柔弱又不失为他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留名青史创造难得的机会。名正言顺求得功名，是他进入仕途孜孜追求的目标，也是他最终的精神归宿。
他有这种自信，也不乏雄才大略。正是凭着这种自信和超凡才华，他可以鳌居群首，敢做敢为，赢得应有的威望和尊严。他可以与武后合作，共同辅佐皇帝，却不甘心不愿意看到一个有能力有作为的母亲代替儿子亲理朝政。
在此之前，裴炎一直敬重武后，十分敬佩武后的才华和作为，在武后实际掌握皇权期间，他与武后的合作是真诚的，也是很有作为的，并由此赢得了武后的充分信任，但那时的所作所为都是在辅佐先帝高宗、维护大唐江山社稷的名义下进行的，共同的目标和责任，使他们气息相通，心心相印，他们均得到先帝的信任和认可。他深明君臣之道，相信天子的权力是上天所赋予，愿意在皇帝面前俯首称臣，却不能理解武后现在的所作所为。
像所有正统的大臣一样，他所遵守的是一个大臣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他要维护的是以皇权为要旨、为权威的朝纲，他要守住的是作为朝中大臣的那份尊严；
当武后临朝理政、皇帝的权力被剥夺的时候，就自觉他所坚守的那块阵地在渐渐地失去，天子门庭下的大臣名分和尊严无形之中在被扭曲、被剥夺，一种被愚弄被抛弃的屈辱感油然而生。
他开始厌倦与武后的合作，虽然没有表现出直接的对抗，但却不时对武后的行为提出非议甚至责难。
武后的侄子武承嗣请立武氏七庙及追王父祖，武后欲要许可，他出面进谏干涉：“皇太后为天下之母，当以圣德临朝，以至公之心示天下，不宜偏私追王自家父祖。”
见武后不以为然，他进而言道，“太后岂不知吕后是怎么失败的吗？为臣的恐怕后代看今天。就像今天看昔日的吕后一样。”这出言不逊的态度，分明是在对太后发泄不满，也是在有意抵触太后的行为。
本来。直言进谏是大臣的本份，如果裴炎不说出昔日吕后的那番话来。武后似乎可以接受；一旦被他说了出来，即令武后震惊，甚至愤怒。武后反驳道：“吕后是分封在世的亲戚而失败；我只是追尊已故的祖先，岂可同日而言？”裴炎坚持：“事当防微杜渐，不可长尔。”
武后不再与他争辩，立庙、追封父祖之事由皇帝李旦下诏得以实现。从这里，武后也多少看出了裴炎的心思,彼此的隔阂就此产生，彼此结怨也由此开始。一件突发事件。最终导致裴炎同武后的彻底决裂。
事件发生在光宅元年的扬州兵变。这是由前眉州刺史、英公爵李敬业发动，有其弟前周至县令李敬猷，还有前给事中唐之奇，前长安主簿骆宾王，前太子宫詹事府司直杜求仁等共同参与的一场叛乱。他们在十天之内聚齐十万之众，矛头直指武后，其声势威震朝野。
事情的起因是，李敬业等均因对武后控制皇权又重用武姓子弟发泄强烈不满而结怨武后，由此受到朝廷指控。李敬业贬任柳州司马；唐之奇贬任括苍令；骆宾王贬任临海令；杜求仁贬任黝县丞；李敬猷也受牵连被贬官。
当时，他们都客居扬州。由于各人都对受到的惩罚耿耿于怀。又对武后擅权愤愤不平，于是不谋而合地乃以拥护庐陵王李显复位为号召，阴谋发动兵变。
他们先是捏造扬州长史陈敬之阴谋叛变。串通并假意报告在朝廷的同党、御史薛璋，通过御史薛璋火速将陈敬之追捕下狱；在完成一系列部署之后，李敬业又假造皇帝命令杀害了陈敬之。
而在扬州官府面前，李敬业则自称新任扬州司马前来当差，又谓奉太后密旨，调兵讨伐高州蛮族酋长冯子猷谋反，并以此为由，打开府库；命令参军李宗臣释放囚犯、役工几百人，发给他们兵器；宰反对他们的录事参军孙处行示众立威。紧接着。在扬州开设匡复府、英公府、扬州大都督府，李敬业本人以匡复府大将兼扬州大都督自居。任唐之奇为左长史，杜求仁为右长史。李宗臣为左司马，薛璋为右司马，江都令韦知止为英公府长史，骆宾王为艺文令，前御史魏思温为军师。
起兵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李敬业撕破面具，抛弃前番所扮演的角色，找来一个酷似李贤的人做替身，宣称太子李贤未死，逃到扬州，令我发动反抗。
他通过骆宾王书写讨伐武后的起兵檄文分送到各州县,企图激起全国对武后的愤恨，煽动民众对武后的反抗。不久，就有楚州司马李崇福率领所统辖的三县人马响应。于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叛乱随之爆发。
李敬业本应姓徐。早在唐高祖时期，他的祖父徐世因武功盖世，品德高尚，得高祖李渊赏析,被赐予李姓，时为李世。
永徽年间，因犯太宗李世民之名讳，改单名，曰李，乾封二年，这个战功卓著、威名远扬的功臣去世，被追赠太尉，扬州大都督。李敬业乃沿袭其祖父姓李，并按朝廷惯例被授予爵位。
武后向宰相裴炎问策，以求取得他的支持。
裴炎不以为然，却怪罪武后道：“天子年长，未俾亲政，乃至滑竖有词。”声称，“若太后返政，则此贼不讨而解。”所谓“至滑竖有词”，实际上就是指责武后不还政于皇帝的行为，让李敬业这帮小子授以口舌。
在这危难时刻，一个阅历甚深、举足轻重的大臣，不但不能为武后出谋献策，反而为李敬业开脱罪责，把李敬业他们的谋反归咎于武后，这种隔岸观火、见死不救的行为，在武后看来，无疑于与徐敬业坑壑一气。
即便是局外人也不难看出，当李敬业打出“拥立中宗，匡扶唐室”旗号造反的时候，裴炎用冷漠和强硬回敬武后，虽不是直接响应李敬业，也不至于赞成或支持李敬业以造反方式迫使武后下台，但却是他多日积蓄在心中对武后迟迟不还政于皇帝强烈不满的宣泄。
说到底，他希望武后还政于皇帝的心情是迫切的，对李敬业他们的同感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裴炎看来，只要武后还政于皇帝，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武后当然不会这样来理解，裴炎不能旗帜鲜明地反对李敬业造反，这就等于支持或默认李敬业的造反，后来查明，同李敬业一起造反的就有裴炎在朝廷的亲属薛璋。(未完待续)
第二百五十八章 【一代女皇】
武后不向任何反对她的势力退让的态度是坚定的，是一以贯之的，如同她在牵涉到重大切身利益从来就没有退让过一样，她不会在武力威慑面前妥协。这一点，作为长期在武后身边的的裴炎是最清楚不过的。
武后根本不会相信，在以武力相胁迫条件下的求和与退让，能够化干戈为玉帛；也不相信，他们拥戴中宗这样一个羸弱的皇帝，在她还政皇帝之后，能够俯首称臣并保她独善其身。这是一场类似于清君侧的举动。武后认为，作为一个饱学之士，裴炎不会不了解历史上所谓清君侧的后果。
早在汉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忧虑宗室诸侯强大了朝廷不能够制服，为了稳固汉室，他向皇帝陈述诸侯的罪过，请求皇帝削减他们的土地，收回他们的旁郡。他的请求得到皇帝的认可。于是，晁错针对如何限制诸侯，修改的法令有三十章。
晁错的举动，令诸侯哗然。之后，吴、楚七国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起兵造反。危急关头，大臣袁盎明知吴王有阴谋，却请皇帝杀晁错以安抚七国。
结果是，杀了晁错，吴、楚七国并未就此而退兵罢休。原来，吴王蓄意谋反已有几十年，这次因削减他的土地而发怒。他利用诸侯维护自身利益心切，联系其他六国起兵。
显而易见，在吴王那里，起兵本意并不在晁错，而在于以清君侧之名，行撷取皇位之实。看清了吴王的险恶意图，最后还是景帝派重兵对他们进行围剿，以杀叛军十余万并吴王被追杀、其他六王失败后自杀为结局，才使这场七王之乱得以平息。
然而。汉景帝听信那个嫉能妒才的大臣袁盎的谗言杀害忠臣晁错，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前车之鉴，裴炎可以置之不理。武后却不能不高度警惕。
她既不能轻信宰相裴炎之言，又不能对打出拥君旗号的造反者有任何的侥幸之心；即便还政于皇帝。也不能由他们来左右，何况在武后的远大目标中，此时根本就没有还政于皇帝的打算。
武后问策裴延，并不是她要借助裴炎的智谋，她知道国难当头，作为当事者，靠的还是自己的能力和主见，她所需要的只是裴炎的一种与己合作的态度。并通过裴炎的态度来影响其他大臣，与她共度难关。在失去重臣裴炎支持的时候，武后只能直接面对这场叛乱危机。
这是自大唐开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内乱，对武后来说，则是一场真正的生死较量，直接关系到武后今后能否在朝廷有立足之地。突如其来的冲击，前所未有的挑战，激发了武后放手一搏的巨大勇气。这种勇气来自她一以贯之的自信，来自她面对劲敌敢于挑战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刚毅性格。面对种种不利与不测，武后沉着冷静。从容应对，积极化解。
先是令楚州司马李崇福率所部三县之兵力以抗衡，随后。又针对徐敬业一伙打出“匡复唐室”的旗号，大胆启用大唐宗室后裔淮安王李神通之子李孝逸为统帅，侍御史魏元忠为监军，抗蕃名将黑齿常之为江南道大总管，七天之内调兵遣将三十万，锋芒所向，直逼扬州。武后的用意就在于要让天下人明白，武后是大唐江山的忠实维护者，已经得到大唐王室的支持和拥护。
正是这些深得武后重用、建功心切的宿将名士。在关键时刻大显身手，大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一个月之余就顺利平息了这场叛乱。这是取得宫廷之外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武后动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