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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舍
更新时间:2017-10-29 14:00:00
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在内容上,在形式与风格上,都是要丰富多采的。

      同志们,能在这里作这个报告,使我感到骄傲!在我面前的是几百位文艺青年生力军,这证明作家队伍的壮大已是事实。继续努力吧,同志们,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都以最多的劳动,最艰苦的学习,最谦诚的态度,去创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丰富建设社会主义的六亿人民的文化生活吧!让我们的老作家与青年作家亲密地携手前进,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批评,使我们的文艺战线日益坚强,一齐创作出无愧于毛泽东时代的作品来!

      人、物、语言

      在文学修养中,语言学习是很重要的。没有运用语言的本事,即无从表达思想、感情;即使敷衍成篇,也不会有多少说服力。

      语言的学习是从事写作的基本功夫。

      学习语言须连人带话一齐来、连东西带话一齐来。这怎么讲呢?这是说,孤立地去记下来一些名词与话语,语言便是死的,没有多大的用处。鹦鹉学舌就是那样,只会死记,不会灵活运用。孤立地记住些什么“这不结啦”、“说干脆的”、“包了圆儿”……并不就能生动地描绘出一个北京人来。

      我们记住语言,还须注意它的思想感情,注意说话人的性格、阶级、文化程度,和说话时的神情与音调等等。这就是说,必须注意一个人为什么说那句话,和他怎么说那句话的。通过一些话,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生活与性格来。这就叫连人带话一齐来。这样,我们在写作时,才会由人物的生活与性格出发,什么人说什么话,张三与李四的话是不大一样的。即使他俩说同一事件,用同样的字句,也各有各的说法。

      语言是与人物的生活、性格等等分不开的。光记住一些话,而不注意说话的人,便摸不到根儿。我们必须摸到那个根儿――为什么这个人说这样的话,那个人说那样的话,这个人这么说,那个人那么说。必须随时留心,仔细观察,并加以揣摩。先由话知人,而后才能用话表现人,使语言性格化。

      不仅对人物如此,就是对不会说话的草木泉石等等,我们也要抓住它们的特点特质,精辟地描写出来。它们不会说话,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替它们说话。杜甫写过这么一句:“塞水不成河”。这确是塞外的水,不是江南的水。塞外荒沙野水,往往流不成河。这是经过诗人仔细观察,提出特点,成为诗句的。

      塞水没有自己的语言。“塞水不成河”这几个字是诗人自己的语言。这几个字都很普通。不过,经过诗人这么一运用,便成为一景,非常鲜明。可见只要仔细观察,抓到不说话的东西的特点特质,就可以替它们说话。没有见过塞水的,写不出这句诗来。我们对一草一木,一泉一石,都须下功夫观察。找到了它们的特点特质,我们就可以用普通的话写出诗来。光记住一些“柳暗花明”、“桃红柳绿”等泛泛的话,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泛泛的词藻总是人云亦云,见不出创造本领来。用我们自己的话道出东西的特质,便出语惊人,富有诗意。这就是连东西带话一齐来的意思。

      杜甫还有这么一句:“月是故乡明”。这并不是月的特质。月不会特意照顾诗人的故乡,分外明亮一些。这是诗人见景生情,因怀念故乡,而把这个特点加给了月亮。我们并不因此而反对这句诗。不,我们反倒觉得它颇有些感染力。这是另一种连人带话一齐来。“塞水不成河”是客观的观察,“月是故乡明”是主观的情感。诗人不直接说出思乡之苦,而说故乡的月色更明,更亲切,更可爱。我们若不去揣摩诗人的感情,而专看字面儿,这句诗便有些不通了。

      是的,我们学习语言,不要忘了观察人,观察事物。有时候,见景生情,还可以把自己的感情加到东西上去。我们了解了人,才能了解他的话,从而学会以性格化的话去表现人。我们了解了事物,找出特点与本质,便可以一针见血地状物绘景,生动精到。人与话,物与话,须一齐学习,一齐创造。

      人物、语言及其他

      短篇小说很容易同通讯报道混淆。写短篇小说时,就像画画一样,要色彩鲜明,要刻划出人物形象。所谓刻划,并非指花红柳绿地作冗长的描写,而是说,要三言两语勾画出人物的性格,树立起鲜明的人物形象来。

      一般的说,作品最容易犯的毛病是:人物太多,故事性不强。《林海雪原》之所以吸引人,就是故事性极强烈。当然,短篇小说不可能有许多故事情节,因此,必须选择了又选择,选出最激动人心的事件,把精华写出来。写人更要这样,作者可以虚构、想象,把很多人物事件集中写到一两个人物身上,塑造典型的人物。短篇中的人物一定要集中,集中力量写好一两个主要人物,以一当十,其他人物是围绕主人公的配角,适当描画几笔就行了。无论人物和事件都要集中,因为短篇短,容量小。

      有些作品为什么见物不见人呢?这原因在于作者。不少作者常常有一肚子故事,他急于把这些动人的故事写出来,直到动笔的时候,才想到与事件有关的人物,于是,人物只好随着事件走,而人物形象往往模糊、不完整、不够鲜明。世界上的著名的作品大都是这样:反映了这个时代人物的面貌,不是写事件的过程,不是按事件的发展来写人,而是让事件为人物服务。还有一些名著,情节很多,读过后往往记不得,记不全,但是,人物却都被记住,所以成为名著。

      我们写作时,首先要想到人物,然后再安排故事,想想让主人公代表什么,反映什么,用谁来陪衬,以便突出这个人物。这里,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写人呢?还是写事?我觉得,应该是表现足以代表时代精神的人物,而不是为了别的。一定要根据人物的需要来安排事件,事随着人走;不要叫事件控制着人物。譬如,关于洋车夫的生活,我很熟悉,因为我小时候很穷,接触过不少车夫,知道不少车夫的故事,但那时我并没有写《骆驼祥子》的意图。有一天,一个朋友和我聊天,说有一个车夫买了三次车,丢了三次车,以至悲惨地死去。这给我不少启发,使我联想起我所见到的车夫,于是,我决定写旧社会里一个车夫的命运和遭遇,把事件打乱,根据人物发展的需要来写,写成了《骆驼祥子》。

      写作时一定要多想人物,常想人物。选定一个特点去描画人物,如说话结巴,这是肤浅的表现方法,主要的是应赋予人物性格特征。先想他会干出什么来,怎么个干法,有什么样胆识,而后用突出的事件来表现人物,展示人物性格。要始终看定一两个主要人物,不要使他们写着写着走了样子。贪多,往往会叫人物走样子的。《三国演义》看上去情节很多,但事事都从人物出发。诸葛亮死了还吓了司马懿一大跳,这当然是作者有意安排上去的,目的就是为了丰富诸葛亮这个人物。《红日》中大多数人物写的好。但有些人就没有写好,这原因是人物太多了,有些人物作者不够熟悉,掌握不住。《林海雪原》里的白茹也没写得十分好,这恐怕是曲波同志对女同志还了解得不多的缘故。因此不必要的、不熟悉的就不写,不足以表现人物性格的不写。贪图表现自己知识丰富,力求故事多,那就容易坏事。

      写小说和写戏一样,要善于支配人物,支配环境(写出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如要表现炊事员,光把他放在厨房里烧锅煮饭,就不易出戏,很难写出吸引人的场面;如果写部队在大沙漠里铺轨,或者在激战中同志们正需要喝水吃饭、非常困难的时候,把炊事员安排进去,作用就大了。

      无论什么文学形式,一写事情的或运动的过程就不易写好,如有个作品写高射炮兵作战,又是讲炮的性能、炮的口径,又是红绿信号灯如何调炮……就很难使人家爱看。文学作品主要是写人,写人的思想活动,遇到什么困难,怎样克服,怎样斗争……写写技术也可以,但不能贪多,因为这不是文学主要的任务。学技术,那有技术教科书嘛!

      刻划人物要注意从多方面来写人物性格。如写地主,不要光写他凶残的一面,把他写得像个野兽,也要写他伪善的一面。写他的生活、嗜好、习惯、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态度……多方面写人物的性格,不要小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

      当你写到戏剧性强的地方,最好不要写他的心理活动,而叫他用行动说话,来表现他的精神面貌。如果在这时候加上心理描写,故事的紧张就马上弛缓下来。《水浒》上的鲁智深、石秀、李逵、武松等人物的形象,往往用行动说话来表现他们的性格和精神面貌,这个写法是很高明的。《水浒》上武松打虎的一段,写武松见虎时心里是怕的,但王少堂先生说评书又作了一番加工:武松看见了老虎,便说:“啊!我不打死它,它会伤人哟!好!打!”这样一说,把武松这个英雄人物的性格表现得更有声色了。这种艺术的夸张,是有助于塑造英雄人物的形象的!我们写新英雄人物,要大胆些,对英雄人物的行动,为什么不可以作适当的艺术夸张呢?

      为了写好人物,可以把五十万字的材料只写二十万字;心要狠一些。过去日本鬼子烧了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把我一部十万多字的小说原稿也烧掉了。后来,我把这十万字的材料写成了一个中篇《月牙儿》。Qī.shū.ωǎng.当然,这是其中的精华。这好比割肉一样,肉皮肉膘全不要,光要肉核(最好的肉)。鲁迅的作品,文字十分精炼,人物都非常成功,而有些作家就不然,写到事往往就无节制地大写特写,把人盖住了。最近,我看到一幅描绘密云水库上的人们干劲冲天的画,画中把山画得很高很大很雄伟,人呢?却小得很,这怎能表现出人们的干劲呢?看都看不到啊!事件的详细描写总在其次;人,才是主要的。因为有永存价值的是人,而不是事。

      语言的运用对文学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作品文字色彩不浓,首先是逻辑性的问题。我写作中有一个窍门,一个东西写完了,一定要再念再念再念,念给别人听(听不听在他),看念得顺不顺?准确不?别扭不?逻辑性强不?……看看句子是否有不够妥当之处。我们不能为了文字简练而简略。简练不是简略、意思含糊,而是看逻辑性强不强,准确不准确。只有逻辑性强而又简单的语言才是真正的简练。

      运用文字,首先是准确,然后才是出奇。文字修辞、比喻、联想假如并不出奇,用了反而使人感到庸俗。讲究修辞并不是滥用形容词,而是要求语言准确而生动。文字鲜明不鲜明,不在于用一些有颜色的字句。一千字的文章,我往往写三天,第一天可能就写成,第二天、第三天加工修改,把那些陈词滥调和废话都删掉。这样做是否会使色彩不鲜明呢?不,可能更鲜明些。文字不怕朴实,朴实也会生动,也会有色彩。齐白石先生画的小鸡,虽只那么几笔,但墨分五彩,能使人看出来许多颜色。写作对堆砌形容词不好。语言的创造,是用普通的文字巧妙地安排起来的,不要硬造字句,如“他们在思谋……”,“思谋”不常用,不如用“思索”倒好些,既现成也易懂。宁可写得老实些,也别生造。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们是语言的运用者,要想办法把“话”说好,不光是要注意“说什么”,而且要注意“怎么说”。注意“怎么说”才能表现出自己的语言风格。各人的“说法”不同,各人的风格也就不一样。“怎么说”是思考的结果,侯宝林的相声之所以逗人笑,并不只因他的嘴有功夫,而是因为他的想法合乎笑的规律。写东西一定要善于运用文字,苦苦思索,要让人家看见你的思想风貌。

      用什么语言好呢?过去我很喜欢用方言,《龙须沟》里就有许多北京方言。在北京演出还好,观众能懂,但到了广州就不行了,广州没有这种方言。连翻译也没法翻译。这次写《女店员》我就注意用普遍话。推广普遍话,文学工作者都有责任。用一些富有表现力的方言,加强乡土气息,不是不可以,但不要贪多;没多少意义的,不易看懂的方言,干脆去掉为是。

      小说中人物对话很重要。对话是人物性格的索隐,也就是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一个人物的性格掌握住了,再看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就可以琢磨出他将会说什么与怎么说。写对话的目的是为了使人物性格更鲜明,而不只是为了交代情节。《红楼梦》的对话写得很好,通过对话可以使人看见活生生的人物。

      关于文字表现技巧,不要光从一方面来练习,一棵树吊死人,要多方面练习。一篇小说写完后,可试着再把它写成话剧(当然不一定发表),这会有好处的。话剧主要是以对话来表达故事情节,展示人物性格,每句话都要求很精炼,很有作用。我们也应当学学写诗,旧体诗也可以学学,不摸摸旧体诗,就没法摸到中国语言的特点和奥妙。这当然不是要大家去写旧体诗词,而是说要学习我们民族语言的特色,学会表现、运用语言的本领,使作品中的文字千锤百炼。这是要下一番苦功夫的。

      写东西一定要求精炼,含蓄。俗语说:“宁吃鲜桃一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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