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财源。自从尼克松政府上台初期，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总经理哈罗德・吉宁一直在设法阻挠司法部一个特别工作组，该组的任务是阻止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和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实行合并。司法部的专职律师决心要证实一个原则问题：企业竞争被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这样的一些任意扩张的巨型集团非法地破坏了。负责指导政府这一行动的是司法部反托拉斯司司长理查德・麦克拉伦。麦克拉伦则向司法部副部长克兰丁斯特负责；一般认为米切尔对这一案件完全不予过问，因为他在纽约的法律事务所曾为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所雇用。1971年4月19日，麦克拉伦和克兰丁斯特经过商讨，同意向最高法院上诉。克兰丁斯特打电话给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律师，把这一决定告诉了他。
当天，克兰丁斯特接到约翰・埃利希曼的电话，告诉他尼克松总统“指示”他完全撤销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这个案件。这位司法部副部长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和麦克拉伦和检察长欧文・格里斯沃尔德都已过问此事。“哦？”埃利希曼不高兴地回答说，“我们再考虑考虑吧。”几分钟后，克兰丁斯特的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尼克松，他一开始就说：“你这狗杂种，难道你不懂英语吗？”他命令克兰丁斯特不要上诉。这位副部长感到恼火，他告诉米切尔说，他宁愿辞职不干，也不屈服；他还认为麦克拉伦和格里斯沃尔德也会跟他一起辞职的。过了不久，米切尔告诉他的副手，说他已和尼克松谈过了，“他说，在反托拉斯案件上，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总统和司法部长对克兰丁斯特的态度是不够老实的。科尔森后来在给霍尔德曼的一份备忘录中说，他正竭力要切断白宫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一切函件往还，因为那将“会使总统和这个案件牵连在一起”。而米切尔虽然嘴上说已把整个事情交给他的副手办理，却在过去一年中一直和吉宁定期会晤。早在1970年9月，埃利希曼就曾写信给米切尔，批评麦克拉伦的态度，并提到和吉宁的“谅解”。
在克兰丁斯特和麦克拉伦认为他们已使政府对最高法院一桩诉讼案表态之后的下一个月，肯塔基州长在肯塔基赛马会中举行了一次午宴，在午宴上，政府和那个企业集团看来已经成交。居中调停的就是米切尔和迪塔・比尔德――国际电话电报公司驻华盛顿的老练说客。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同意付出40万元，政府则同意不再提那桩反托拉斯诉讼。在一份写于1971年6月25日的罪嫌严重的备忘录中，比尔德夫人告诉她的顶头上司，共和党人中知道“这40万元来自何处的”只有尼克松、米切尔、霍尔德曼和加利福尼亚州副州长。她说：“我深信我们这项高尚的许诺对于我们有关合并的谈判，最后能够按照哈尔（吉宁）的愿望办理，起了很大的作用。总统肯定已经告诉过米切尔，要他保证公平地解决问题。我们现在不得不忍受的，仍不过是麦克拉伦的小动作……米切尔肯定在帮助我们，但是不能让人知道。”
她在备忘录的末尾写道：“请把这销毁，好吗？”但是，备忘录并没有销毁，次年2月29日当它在杰克・安德森的专栏里出现时，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反应是销毁掉同合并案有关的一切其他文件，并且声称此件纯属伪造。然而迪塔・比尔德夫人的备忘录并非一份孤立材料。埃利希曼的信件提供了旁证，其中有5月5日给米切尔的一信，谈到总统和司法部长在一次谈话中，如何就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一案达到“一致的目的”。当时，发生的某些事件也表明确有其事。5月15日，吉宁向共和党保证提供40万元，7月底，司法部和政府没有通过最高法院，便解决了他们的分歧。允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吞并掉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很清楚，”《财富》杂志评论说，“哈罗德・吉宁取得了某种胜利。”
在政府和试图解决法律问题的人之间还有第三桩交易，其中心人物是罗伯特・维斯科――一个同尼克松家庭有着各种关系而又遭人非议的金融家。维斯科通过总统的兄弟唐纳德・尼克松，为1968年共和党的竞选运动提供了5万元。他同总统的另一个兄弟爱德华的关系也很密切，并于1971年夏季开始雇用总统的侄子小唐纳德做他的私人助手。小唐纳德在有一次谈到维斯科时说：“他是从未对我说过谎话的惟一的一个人。”一个有着如此高贵本家的青年人竟会说这种话未免奇怪，大多数人是不会这么说的。再过不到两年，维斯科便将成为逃脱美国法网的一名逃犯，住到哥斯达黎加，以逃避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对他的控告。他被指控侵吞海外投资公司资金达2.24亿元。
1971年夏初，维斯科便已经出了问题，根据控告材料，他当时便设法让米切尔和尼克松的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帮忙，买通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撤销对他的控告。他们的谅解是维斯科付给斯坦斯25万元的现金，而米切尔，按照控诉的说法，则“为了维斯科，对证券交易委员会施加影响”。后来爱德华・尼克松扮演了代送贿款的角色，他用棕色公文包给斯坦斯送去了20万元（第二次又送去其余的5万元）。米切尔安排维斯科、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委员会总顾问进行了会谈。但不知怎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还是继续起诉。
1971年，当共和党的竞选资金正开始源源而来的时候，白宫也在忙于1971年的各种辅助性的政治活动，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为了来年的总统选举。比如，他们编集了一份政敌名单，这份名单在科尔森的指导下，编成一本厚达四英寸的档案材料。杰克・安德森、詹姆斯・赖斯顿、简・方达、巴布拉・斯特赖桑、保罗・纽曼、格里戈里・佩克、卡罗尔・钱宁等人都在名单之内。奥蒂斯电梯公司的总经理也包括在内――看来是因为尼克松圣克利门蒂住宅的电梯不好使――此外还有底特律黑人议员约翰・科尼尔斯。在科尼尔斯的名字后写着这么一句批语：“以具有喜爱白种女人的弱点闻名。”1971年9月9日，科尔森选出20个人作为“打击目标”，然而，总统的工作人员中谁也想不出有效的攻击办法。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尼尔・肖尔（科尔森称他是“宣传上的一个真正敌人”），在这年夏季受到联邦调查局的审查，但结果只是使白宫感到难堪。罗纳德・齐格勒解释说，肖尔受到审查是由于正在考虑给他安排一项政府工作。
尼克松的几个助手――休斯敦、迪安、考尔菲尔德――想说动国内收入署给他们挑出的纳税人制造麻烦，但都没有成功。署长伦道夫・思罗尔辞职，至于辞职理由，据他当时说，“是我和总统之间的事。”白宫竟荒唐到给国内收入署写了一些匿名信，暗示科尔森名单上的人有逃税行为。也许正是这种恶毒的蠢事，最后不可避免地致使搞阴谋的人到一定时候就会断定某个人在对他们搞阴谋。他们心目中的那个人就是埃德加・胡佛，他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存有他按白宫的命令取得的电话窃听记录。罗伯特・马迪安说服胡佛的一名助理偷来了这些记录，把它们锁到埃利希曼的保险箱里。胡佛在1971年7月发现丢了这些记录，十分愤怒。
敢于对联邦调查局局长行窃的人，当然感到对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粗暴一点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也正是在这几个月里，后来众所周知的共和党“卑劣伎俩”便已开始露头。攻击特德・肯尼迪的邮件是装在伪造的马斯基信封里发出的。一个冒充马斯基助手的人，给美联社波士顿分社打电话，指责肯尼迪是一种“分裂势力”；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受骗发表了伪造的马斯基备忘录，其中似乎暗示他正在进行一些可疑的活动。1972年12月1日，唐纳德・西格雷梯付给坦巴青年共和党员俱乐部主席50元，说明是要让他用这笔钱在佛罗里达州预选中破坏马斯基和杰克森两位参议员的声誉。这是计划中的第一笔付款，后来由于这个计划的暴露，西格雷梯被取消律师资格，并被判罪入狱。
有些手段是很复杂的。由于设想华莱士以第三党资格参加竞选，对尼克松的危害将会超过任何民主党候选人，因此，采取了许多办法去破坏华莱士的美国独立党。其中最荒唐的办法之一是米切尔和杰布・马格鲁德策划的，要求付给美国纳粹党1万元，用以劝说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独立党的选民改变党籍登记。这样做的理论根据是，如果有足够的选民转变立场，那么华莱士就会因登记党员人数的不足而失去候选人资格。这一着没有成功，美国独立党在这一时期内实际上增加了六千五百名党员。
另一个阴谋是针对特德・肯尼迪的，在可能和尼克松总统争夺选票的人中，他是一个最强大的对手。在这个问题上的设想是，既然这位年轻的肯尼迪的威望是约翰・肯尼迪的非凡才能的反映，只要贬低那位故总统，就能打击特德・肯尼迪。在1971年9月16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记者询问尼克松对亨利・杰克逊参议员最近声明的看法，声明的大意是说，如果西贡政权更民主一些，那它的地位就会巩固一些。尼克松回答说：“如果这位参议员的意思是，美国现在应当利用自己的影响去推翻阮文绍，那我将提醒各方有关人士：我们原来进入越南的办法就是推翻吴庭艳政权，并与人合谋杀害了吴庭艳，但是，美国要从越南战争脱身，按我的意见，却不能靠推翻阮文绍。”这是政府中的人第一次指责肯尼迪政府暗中纵容了对吴庭艳的杀害，霍华德・亨特于是从中有所领悟。
亨特一直在仔细地研究五角大楼文件。他对科尔森讲，肯尼迪政府在谋杀吴庭艳一案中的作用，也许可以从当时国务院的电报中“推论”出来。据亨特说，科尔森当时建议他，“对电报加以修改”――篡改电报。亨特用刮脸刀片和照相复印机，伪造了两份电报。一份电报的日期是吴庭艳遇刺的前三天，开头就说，在今天的最高级会议上，不得已做出决定，万一吴庭艳或吴庭儒要求政治避难，你或哈金斯都不要进行有利于他们的干预。科尔森让《生活》杂志的一名记者去找亨特，谈到尼克松的谴责，说“这里面大有文章”。但是，这位记者怀疑其中有鬼，没有上钩。
这一阴谋的失败使亨特在这个月内第二次感到失望。另一次更苦恼的失望起因于前一年的4月份。在猪湾事件十周年那一天，亨特飞往迈阿密去同伯纳德・巴克共进午餐。巴克是个美籍古巴人，十年前曾是亨特的主要助手，现在佛罗里达州经营不动产，生意兴隆。这是一连串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中最早的一个环节。接下去就是埃尔斯伯格大量泄露五角大楼文件。第三个环节是四个人――尼克松、基辛格、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由洛杉矶乘直升机到圣克利门蒂的途中开始的。这四个领导人对泄密大发雷霆，尼克松认为同阿尔杰・希斯案件相类似，他们商议如何撇开联邦调查局，采取秘密行动，进一步调查。最后决定把戴维・扬从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班子里调出来，让他全部时间同“管子工”一起工作。扬后来把埃尔斯伯格这个球踢给了亨特，亨特又把它踢给了巴克。
但并没有马上就那么做。刚开始，“管子工”在当时看来是不会有问题的地方进行了探索。接近7月底时，他们从联邦调查局按常规传送到他们办公室的一份报告中发现埃尔斯伯格由贝弗利山的刘易斯・菲尔丁大夫给他作过精神分析已达两年之久。胡佛手下的两名工作人员打算盘问这位精神病大夫，但大夫不同意，提出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亨特想起来，中央情报局有个精神病科，专门编写那些性格使政府特别感兴趣的人物分析材料。根据国会给中央情报局的任务，工作对象是外国人――做得最成功的是，在肯尼迪总统去维也纳同尼基塔・赫鲁晓夫举行最高级会晤之前，关于赫鲁晓夫的分析――但也曾有过一个例外：就是关于“普韦布洛”号船长劳埃德・布克的材料。扬要求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把埃尔斯伯格作为第二个例外人物。赫尔姆斯同意了。8月初，关于埃尔斯伯格介绍写好，送到了中央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谁也对它不满意，它完全不符合“管子工”的想法。中央情报局的精神病专家们似乎对埃尔斯伯格十分敬慕。（“无从发现，此人感到自己行动中有任何叛国性质。相反，他倒似乎是在按照自己认为是更高级的爱国主义要求行事！”）8月11日，扬和埃吉尔・克罗给埃利希曼送去一份关于这材料的意见，说它“相当浅薄”，毫无用处，强调他们相信中央情报局可以写出更好的材料。他们写道：“我们明天同首席精神病专家伯纳德・马洛伊大夫见面，将设法让他明白我们期望的细节和深度。”随后，他们就越过了界限，考虑到进行犯罪活动。他们接着说：“在这方面，我们准备建议采取秘密行动，检查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大夫仍然保存的对他进行精神分析治疗两年的全部病历。”意见书最下边写着“同意――反对――”字样。在同意一词后面，埃利曼草签了自己的姓名字母，还附了一句话：“如果你们保证此事将来不致被追查出来的话。”
正是由于这
当天，克兰丁斯特接到约翰・埃利希曼的电话，告诉他尼克松总统“指示”他完全撤销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这个案件。这位司法部副部长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和麦克拉伦和检察长欧文・格里斯沃尔德都已过问此事。“哦？”埃利希曼不高兴地回答说，“我们再考虑考虑吧。”几分钟后，克兰丁斯特的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尼克松，他一开始就说：“你这狗杂种，难道你不懂英语吗？”他命令克兰丁斯特不要上诉。这位副部长感到恼火，他告诉米切尔说，他宁愿辞职不干，也不屈服；他还认为麦克拉伦和格里斯沃尔德也会跟他一起辞职的。过了不久，米切尔告诉他的副手，说他已和尼克松谈过了，“他说，在反托拉斯案件上，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总统和司法部长对克兰丁斯特的态度是不够老实的。科尔森后来在给霍尔德曼的一份备忘录中说，他正竭力要切断白宫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一切函件往还，因为那将“会使总统和这个案件牵连在一起”。而米切尔虽然嘴上说已把整个事情交给他的副手办理，却在过去一年中一直和吉宁定期会晤。早在1970年9月，埃利希曼就曾写信给米切尔，批评麦克拉伦的态度，并提到和吉宁的“谅解”。
在克兰丁斯特和麦克拉伦认为他们已使政府对最高法院一桩诉讼案表态之后的下一个月，肯塔基州长在肯塔基赛马会中举行了一次午宴，在午宴上，政府和那个企业集团看来已经成交。居中调停的就是米切尔和迪塔・比尔德――国际电话电报公司驻华盛顿的老练说客。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同意付出40万元，政府则同意不再提那桩反托拉斯诉讼。在一份写于1971年6月25日的罪嫌严重的备忘录中，比尔德夫人告诉她的顶头上司，共和党人中知道“这40万元来自何处的”只有尼克松、米切尔、霍尔德曼和加利福尼亚州副州长。她说：“我深信我们这项高尚的许诺对于我们有关合并的谈判，最后能够按照哈尔（吉宁）的愿望办理，起了很大的作用。总统肯定已经告诉过米切尔，要他保证公平地解决问题。我们现在不得不忍受的，仍不过是麦克拉伦的小动作……米切尔肯定在帮助我们，但是不能让人知道。”
她在备忘录的末尾写道：“请把这销毁，好吗？”但是，备忘录并没有销毁，次年2月29日当它在杰克・安德森的专栏里出现时，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反应是销毁掉同合并案有关的一切其他文件，并且声称此件纯属伪造。然而迪塔・比尔德夫人的备忘录并非一份孤立材料。埃利希曼的信件提供了旁证，其中有5月5日给米切尔的一信，谈到总统和司法部长在一次谈话中，如何就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一案达到“一致的目的”。当时，发生的某些事件也表明确有其事。5月15日，吉宁向共和党保证提供40万元，7月底，司法部和政府没有通过最高法院，便解决了他们的分歧。允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吞并掉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很清楚，”《财富》杂志评论说，“哈罗德・吉宁取得了某种胜利。”
在政府和试图解决法律问题的人之间还有第三桩交易，其中心人物是罗伯特・维斯科――一个同尼克松家庭有着各种关系而又遭人非议的金融家。维斯科通过总统的兄弟唐纳德・尼克松，为1968年共和党的竞选运动提供了5万元。他同总统的另一个兄弟爱德华的关系也很密切，并于1971年夏季开始雇用总统的侄子小唐纳德做他的私人助手。小唐纳德在有一次谈到维斯科时说：“他是从未对我说过谎话的惟一的一个人。”一个有着如此高贵本家的青年人竟会说这种话未免奇怪，大多数人是不会这么说的。再过不到两年，维斯科便将成为逃脱美国法网的一名逃犯，住到哥斯达黎加，以逃避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对他的控告。他被指控侵吞海外投资公司资金达2.24亿元。
1971年夏初，维斯科便已经出了问题，根据控告材料，他当时便设法让米切尔和尼克松的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帮忙，买通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撤销对他的控告。他们的谅解是维斯科付给斯坦斯25万元的现金，而米切尔，按照控诉的说法，则“为了维斯科，对证券交易委员会施加影响”。后来爱德华・尼克松扮演了代送贿款的角色，他用棕色公文包给斯坦斯送去了20万元（第二次又送去其余的5万元）。米切尔安排维斯科、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委员会总顾问进行了会谈。但不知怎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还是继续起诉。
1971年，当共和党的竞选资金正开始源源而来的时候，白宫也在忙于1971年的各种辅助性的政治活动，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为了来年的总统选举。比如，他们编集了一份政敌名单，这份名单在科尔森的指导下，编成一本厚达四英寸的档案材料。杰克・安德森、詹姆斯・赖斯顿、简・方达、巴布拉・斯特赖桑、保罗・纽曼、格里戈里・佩克、卡罗尔・钱宁等人都在名单之内。奥蒂斯电梯公司的总经理也包括在内――看来是因为尼克松圣克利门蒂住宅的电梯不好使――此外还有底特律黑人议员约翰・科尼尔斯。在科尼尔斯的名字后写着这么一句批语：“以具有喜爱白种女人的弱点闻名。”1971年9月9日，科尔森选出20个人作为“打击目标”，然而，总统的工作人员中谁也想不出有效的攻击办法。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尼尔・肖尔（科尔森称他是“宣传上的一个真正敌人”），在这年夏季受到联邦调查局的审查，但结果只是使白宫感到难堪。罗纳德・齐格勒解释说，肖尔受到审查是由于正在考虑给他安排一项政府工作。
尼克松的几个助手――休斯敦、迪安、考尔菲尔德――想说动国内收入署给他们挑出的纳税人制造麻烦，但都没有成功。署长伦道夫・思罗尔辞职，至于辞职理由，据他当时说，“是我和总统之间的事。”白宫竟荒唐到给国内收入署写了一些匿名信，暗示科尔森名单上的人有逃税行为。也许正是这种恶毒的蠢事，最后不可避免地致使搞阴谋的人到一定时候就会断定某个人在对他们搞阴谋。他们心目中的那个人就是埃德加・胡佛，他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存有他按白宫的命令取得的电话窃听记录。罗伯特・马迪安说服胡佛的一名助理偷来了这些记录，把它们锁到埃利希曼的保险箱里。胡佛在1971年7月发现丢了这些记录，十分愤怒。
敢于对联邦调查局局长行窃的人，当然感到对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粗暴一点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也正是在这几个月里，后来众所周知的共和党“卑劣伎俩”便已开始露头。攻击特德・肯尼迪的邮件是装在伪造的马斯基信封里发出的。一个冒充马斯基助手的人，给美联社波士顿分社打电话，指责肯尼迪是一种“分裂势力”；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受骗发表了伪造的马斯基备忘录，其中似乎暗示他正在进行一些可疑的活动。1972年12月1日，唐纳德・西格雷梯付给坦巴青年共和党员俱乐部主席50元，说明是要让他用这笔钱在佛罗里达州预选中破坏马斯基和杰克森两位参议员的声誉。这是计划中的第一笔付款，后来由于这个计划的暴露，西格雷梯被取消律师资格，并被判罪入狱。
有些手段是很复杂的。由于设想华莱士以第三党资格参加竞选，对尼克松的危害将会超过任何民主党候选人，因此，采取了许多办法去破坏华莱士的美国独立党。其中最荒唐的办法之一是米切尔和杰布・马格鲁德策划的，要求付给美国纳粹党1万元，用以劝说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独立党的选民改变党籍登记。这样做的理论根据是，如果有足够的选民转变立场，那么华莱士就会因登记党员人数的不足而失去候选人资格。这一着没有成功，美国独立党在这一时期内实际上增加了六千五百名党员。
另一个阴谋是针对特德・肯尼迪的，在可能和尼克松总统争夺选票的人中，他是一个最强大的对手。在这个问题上的设想是，既然这位年轻的肯尼迪的威望是约翰・肯尼迪的非凡才能的反映，只要贬低那位故总统，就能打击特德・肯尼迪。在1971年9月16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记者询问尼克松对亨利・杰克逊参议员最近声明的看法，声明的大意是说，如果西贡政权更民主一些，那它的地位就会巩固一些。尼克松回答说：“如果这位参议员的意思是，美国现在应当利用自己的影响去推翻阮文绍，那我将提醒各方有关人士：我们原来进入越南的办法就是推翻吴庭艳政权，并与人合谋杀害了吴庭艳，但是，美国要从越南战争脱身，按我的意见，却不能靠推翻阮文绍。”这是政府中的人第一次指责肯尼迪政府暗中纵容了对吴庭艳的杀害，霍华德・亨特于是从中有所领悟。
亨特一直在仔细地研究五角大楼文件。他对科尔森讲，肯尼迪政府在谋杀吴庭艳一案中的作用，也许可以从当时国务院的电报中“推论”出来。据亨特说，科尔森当时建议他，“对电报加以修改”――篡改电报。亨特用刮脸刀片和照相复印机，伪造了两份电报。一份电报的日期是吴庭艳遇刺的前三天，开头就说，在今天的最高级会议上，不得已做出决定，万一吴庭艳或吴庭儒要求政治避难，你或哈金斯都不要进行有利于他们的干预。科尔森让《生活》杂志的一名记者去找亨特，谈到尼克松的谴责，说“这里面大有文章”。但是，这位记者怀疑其中有鬼，没有上钩。
这一阴谋的失败使亨特在这个月内第二次感到失望。另一次更苦恼的失望起因于前一年的4月份。在猪湾事件十周年那一天，亨特飞往迈阿密去同伯纳德・巴克共进午餐。巴克是个美籍古巴人，十年前曾是亨特的主要助手，现在佛罗里达州经营不动产，生意兴隆。这是一连串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中最早的一个环节。接下去就是埃尔斯伯格大量泄露五角大楼文件。第三个环节是四个人――尼克松、基辛格、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由洛杉矶乘直升机到圣克利门蒂的途中开始的。这四个领导人对泄密大发雷霆，尼克松认为同阿尔杰・希斯案件相类似，他们商议如何撇开联邦调查局，采取秘密行动，进一步调查。最后决定把戴维・扬从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班子里调出来，让他全部时间同“管子工”一起工作。扬后来把埃尔斯伯格这个球踢给了亨特，亨特又把它踢给了巴克。
但并没有马上就那么做。刚开始，“管子工”在当时看来是不会有问题的地方进行了探索。接近7月底时，他们从联邦调查局按常规传送到他们办公室的一份报告中发现埃尔斯伯格由贝弗利山的刘易斯・菲尔丁大夫给他作过精神分析已达两年之久。胡佛手下的两名工作人员打算盘问这位精神病大夫，但大夫不同意，提出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亨特想起来，中央情报局有个精神病科，专门编写那些性格使政府特别感兴趣的人物分析材料。根据国会给中央情报局的任务，工作对象是外国人――做得最成功的是，在肯尼迪总统去维也纳同尼基塔・赫鲁晓夫举行最高级会晤之前，关于赫鲁晓夫的分析――但也曾有过一个例外：就是关于“普韦布洛”号船长劳埃德・布克的材料。扬要求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把埃尔斯伯格作为第二个例外人物。赫尔姆斯同意了。8月初，关于埃尔斯伯格介绍写好，送到了中央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谁也对它不满意，它完全不符合“管子工”的想法。中央情报局的精神病专家们似乎对埃尔斯伯格十分敬慕。（“无从发现，此人感到自己行动中有任何叛国性质。相反，他倒似乎是在按照自己认为是更高级的爱国主义要求行事！”）8月11日，扬和埃吉尔・克罗给埃利希曼送去一份关于这材料的意见，说它“相当浅薄”，毫无用处，强调他们相信中央情报局可以写出更好的材料。他们写道：“我们明天同首席精神病专家伯纳德・马洛伊大夫见面，将设法让他明白我们期望的细节和深度。”随后，他们就越过了界限，考虑到进行犯罪活动。他们接着说：“在这方面，我们准备建议采取秘密行动，检查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大夫仍然保存的对他进行精神分析治疗两年的全部病历。”意见书最下边写着“同意――反对――”字样。在同意一词后面，埃利曼草签了自己的姓名字母，还附了一句话：“如果你们保证此事将来不致被追查出来的话。”
正是由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