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也己先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后来更成为国际性的现象。嬉皮士聚居点在纽约、波斯顿、芝加哥、洛杉矶、亚特兰大等地都大为兴旺起来，嬉皮士飞地在墨西哥、加拿大、伦敦、罗马、东京等地――甚至在老挝也建立起来。到这时，嬉皮士运动的许多创始成员都已经退出了；他们讨厌那些风头主义者卖弄花哨地接见新闻记者和电视评论员。“当嬉皮士的最好的年头是1965年，”这个运动的著名的采访记者亨特・汤姆森说，“但是那时没有多少东西可写，因为各种情况在社会公众面前显露得不多，而私下里发生的又都是非法的。尽管外面知道的不多，真正的嬉皮士之年是1966年，到1967年关于它的宣传已经席卷全国了。”
1967年的“爱情之夏”，有些人靠贩卖DMT、墨斯卡灵、迈瑟德林、LSD以及更受普遍欢迎――也更安全的――大麻叶发了财，这些毒品是售给那些中产阶级及其上层中感到幻灭的子女的，那些人离开了自己认为是令人窒息的端正生活，“去干他们自己的事”而涌向嬉皮士群居村去。波特、布、玛丽简、草、玛丽・沃纳――他们所知的大麻的一些别名――在墨西哥每公斤（二点二磅）卖二十五美元，走私到了美国，每公斤可卖一百五十至二百美元，分成了三十四袋一英两装的小袋零售，每英两可以卖到二十五美元，即每公斤八百五十元。“乔烟特”――大麻烟卷――街头上每支卖一美元。海洛英的非法买卖更是有大利可图。马赛的地下药剂师把每一公斤的吗啡改制成海洛英可以赚得七百美元。曼哈顿的经营者用一万美元购进一公斤的海洛英，然后分装入塑料袋，每袋只含有百分之五的海洛英，其余是白糖或奎宁粉。用这种方式卖，原来的二点二磅可以赚到二万元。这项买卖的市场正在不断扩大。联邦麻醉品和危险药品管理局估计，单单一年之内美国就有六万八千人吸毒上瘾。
的的确确有几十座城市都建立起共享会、共在会和共爱会。就象十年前“疲塌的一代”一样，旧金山也是这个运动的焦点。主要的地下报纸《神谶》就是在旧金山出版的；也是在旧金山，最初的一伙“挖掘者”――以十七世纪英国为穷苦人在生荒地上种粮食的一个兄弟会的名称命名――为了使贫困的嬉皮士能够吃上饭而自己倾家荡产。食物分配工作在一个“乞讨公园”里进行；这种作法被称为“白给政治”。
参加反文化运动的青少年人数究竟有多少，完全看你对这个词如何定义了。如果把吸大麻香烟的人全计算在内，那人数就大得惊人。美国医学会毒瘾调查会主席亨利・布里尔医生估计试吸大麻的美国人从六十年代初期的几十万人，到六十年代末增加到八百万人，其中多数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这还远远是最保守的估计；美国公共卫生署估计的数字是两千万人。《花花公子》杂志的一次调查报告说，全国百分之四十七的大学生承认吸大麻烟卷，不过只有百分之十三的大学生说他们经常吸用。高收入家庭的成员吸得最经常。只有百分之二的人承认他们直接把迈瑟德林式“来的快”――液状安非他明――注射入血管，而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服用其他毒品成瘾。
※※※
嬉皮士最兴盛的一年可以说是始于1967年3月26日的复活节礼拜日，那一天有一万男女青少年聚集在纽约中央公园的牧羊草地上对爱情致敬。他们放风筝，掷飞盘，手位手连成“爱之圈”，互相在脸上涂抹色采，单调重复地喊着：“香蕉！香蕉！”这是由于当时流传一种荒谬的说法，说香蕉皮碎片具有引起幻觉的性能。同一星期天，国土的另一边，有一万五千青少年在旧金山欢呼利里博士象花衣吹笛人似的号召：“转向热闹的现场，听听当前发生的事情，离开高中、大学和小学……跟我走，这是艰苦的道路。”
接着发生的是数以万计的父母经历的一场恶梦。六十年代的父母对自己童年时代的大萧条记忆犹新，他们不能理解国家己经变得如此富裕以至能够养得起流浪汉，也不能理解他们自己的儿女会要参加流浪者的行列。“这些年轻人的样子看起来象游民，举止也象游民，”美联社报道说，“但他们不是普通的游民。他们大多数都曾在中产阶级的环境里生活过，读完了高中，并往往是达到了美国人的梦想――大学毕业。”现在，由他们的父母寄出的照片和附有悲份的寻人启事登上了警察派出所的公告牌。这些照片没有多大用处，因为照片都是这些年轻人还是规规矩矩的时候拍摄的，同他们现在新的生活方式毫无相似之处。
警察能够做到的都做了。救世军在东村设立了叫做“响应”的咖啡馆，在这里，十几岁嬉皮士少年都被规劝回家去。流浪到树岭的少年逃亡者由教会办的“美洲越桔”之家收容下来，然后设法同他们的父母联系。一位医生在旧金山为嬉皮土设立了一个免费诊所。他几乎立刻就被孕妇、性病病人和因使用不洁净的针管而染上肝炎的病人弄得门限欲穿。在树岭几乎每一个嬉皮士都患有伤风或流行性感冒。很多人都试图在金门公园睡觉过夜，没有想到，一套隐藏着的喷灌系统拂晓时便自动开始喷灌。
最有害于健康的当然是各类毒品。嬉皮士无法知道他们买到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路易斯・拉萨格纳医生发现很多人买到手的是兽医用的麻醉剂或者干脆就是尿水。那年夏天有不少人试服STP，这是“地狱天使”牌摩托车燃料中使用的一种新合成的添加剂。约有五千至一万只胶囊装的STP被分送出去。嬉皮士少年很欢迎这东西，给它命名为“精神扩张的珍品”。医生们发现这东西危害极大；如果同LSD的一种解毒药氯普马嗪同服的话，STP是可以致命的。被别的嬉皮上叫做“来得快”或“迈瑟鬼”的服用的是迈瑟德林；当他们陷人沉醉状态的时候几乎什么都干得出来。与此同时，步法罗的梅门・科恩医生宣布，对LSD和氯普马嗪的初步研究表明，两者混合服用会产生染色体的损份、自发性流产，或造成畸形婴儿。
这年夏天，长途游览汽车安排了穿过树岭的路线以便使游客能够看一看那里的奇特景象。（有时会有一个嬉皮士举着一面镜子在汽车旁跟随着跑。）在这里，还有在东村，还有一些客串的嬉皮士，或称作“逢场作戏者”――他们实际是特意来逛逛的规炬人――前来度一个周末，到星期一早晨又衣冠整齐地去上班工作。新左派对嬉皮士的态度是有矛盾心理的。最初，当利里继马里奥・萨维奥之后成为年轻人的崇拜对象时，新左派的作家赞扬了嬉皮士的坦率和自发性。里根竞选取得压倒的优胜后，情况就转变了。许多幻想破灭的斗士承认失败，放弃了希望，宁愿一连几天沉醉不醒。他们说嬉皮士的力量是非政治性的。新左派感到刺痛，反驳说嬉皮士缺乏“稳定性”和“劲头”，说他们“理智上无能”，并说他们实际上是“虚无主义者”，说他们对爱情的观念是“笼统、不具体，到了毫无意义的地步。”当然喽，嬉皮士回答：这是他们的事，他们仍将这样做下去，你们管你们自己事去吧。
嬉皮士少年的最直接的威胁不是来自父母、警察、旅客或新左派，而是来自他们寄居地区的下层少数民族集团。树岭是一个工人区；纽约的东村居住的是意大利人、黑人、波兰人、犹太人、波多黎各人和乌克兰人，他们全都想爬到下层中产阶级去。那些游手好闲的青少年藐视自己阶级地位的情况，使当地的少数民族甚为恼火，因为那种地位正是他们渴望为自己的子女求之不得的。美联社援引了一位刚被解雇的二十岁的搬运工的话：“这些猫儿想退出来。想一想这对于努力想进入的人是怎么个滋味？”
一个吹笛子的抗议说：“我们嬉皮士是爱人的；我们决不是顽固派。”他感到惊讶地说，少数民族把他们的聚居区看成是“他们的地盘”。他们的确是这样想的。一个黑人抱怨嬉皮士“按管”了汤普金斯广场公园。这个公园原是属于他和他们同族的；属他们所有的东西不多，但至少这公园是他们的，而现在这些令人恼火的不请自来的年轻人却硬要同他们分享这个公园。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本来随时可能发生的暴力现在冲向不能自卫的嬉皮士。那一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少数民族的小伙子们在汤普金斯广场袭击了一个二十九岁的嬉皮士姑娘并把她的衣服剥光。在中央公园一个十五岁的嬉皮士姑娘和她十七岁的情郎（很典型的，她不知道他的名字，对她说来，他旧叫“诗人”）受到黑人的袭击，女的被强奸了，男的被打得不省人事。在加利福尼亚，一个贩卖毒品的人被杀死并且右臂被砍掉。几天之后，又有一个贩毒人被杀，尸体装在一个睡袋里，悬挂在峭壁上。
很显然，那一年的夏季发生着可怕的情况。骗子和窃贼也到处追踪年轻人。在《家庭》杂志上埃德・桑德斯把嬉皮士运动比作“被受伤的豺狼包围在山谷中的肥胖兔子。”他写道：“想要了解1967年春季和夏季旧金山的树岭地区的狂乱，几乎不得不住在那里才行。当时全美国到处都有人说，要寻求爱情和鲜花的快到旧金山去吧。”但是在树岭等待他们的却不止这个。“那山岭吸引了留着长发的邪恶犯罪分子。骑摩托车的人用粗暴的虐待狂的手法要把LSD的市场夺过去。满脸粉刺的服用迈瑟德林的年轻恶棍出卖着劣等的麻醉药。恶魔般的和恶魔加强奸犯双料的嗜杀成性分子充斥纷乱的临时免费寄居处。人们开始在公园里遭到抢劫。种族纠纷也发生了。”在这一切之外，还有一个经常去阿弗朗舞厅听“感激的死者”乐队表演的长满胡子的小个子精神病患者，他喜欢卷缩得象胎儿的样子躺在舞池的地上。他的秘密野心是劝诱女孩子和狗作下流动作，把一位美丽的女演员的眼球挖出来，然后涂抹在墙上。后来在树岭人人都记得此人。他的名宇就是查尔斯・曼森。
象“疲塌的一代”的思想一样，嬉皮士风也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留下去――放荡不羁的气质在美国是有宽阔深厚的基础的――但是作为这一年人们所着到的那种形式的运动，却是注定要消亡。所缺的只是最后的结尾。这一结尾发生在1967年10月8日的夜间。在一代人之前，1931年6月8日那天，一个名字富有诗意的纽约姑娘斯塔尔・费思富尔之死，象征了那行将结束的那一时代的不可思议和腐败堕落；约翰・奥哈位的《巴特菲尔翻8》就是根据这个事件写的。现在另一个上流社会的姑娘在曼哈顿被惨杀，结束了1967年的嬉皮士之夏。她的名字叫琳达・雷・菲茨帕特里克。她刚十八岁，白肤金发，是一个有钱的调料和茶叶进口商的女儿。她登记的家庭住址是她父母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一座邸宅，但是10月9日星期天，在纽约的下东端，一百六十九B大道一座褐色沙石建筑的公寓的锅炉房里发现了她的裸着的尸体。
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地点。左右两侧是一家破落污秽的废旧品商店和一家黑暗的酒食铺子。那锅炉房里散发着狗屎和垃圾的异味。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泡照着剥落的油漆、塌坏的涂墙灰泥、粉刷过的砖墙上爬着蟑螂，地上放着一个肮脏的床垫。琳达是同一个名叫詹姆斯“可爱的”哈钦森，身上刺着花纹的流浪汉来到这个恶臭的幽会场所的。按照侦探和警察局外科医生拼凑起来的情况，经过如下：琳达己脱光衣服爬卧在床垫上，这时她和“可爱的”发现室内还有别人。这地方常被用来作为贩毒品的交货地点。有四个“来得快”正处于兴奋麻醉状态，他们决心要和“可爱的”共享他的女友。她拒绝了。“可爱的”企图保护她，自己的脸部被人用一块砖给砸扁了。琳达被强奸了四次之后，她的睑部也给砸扁了。两具死尸脸朝上被留在那里；在一个墙角里发现了琳达的黑色抽纱裤衩。
三个黑人男子很快被逮捕了，但是公众对琳达比对害死她的人更为关心。琳达显然过着双重生活。在格林威治她是上层社会的家庭里受到庇护的有教养的孩子。同她的父母一样，她也是一个主教派教会教徒；她最喜爱的消遣是在高级的“圆丘马厩”的布满红叶的骑马道上骑马，她父亲回想起在当年8月里自己曾表示过对嬉皮士的憎恶，而琳达的评论是“同我的差不多”。她母亲回想起：“琳达从来不是很迷恋男子的。她非常腼腆。”过了劳动节周末之后，琳达告诉她母亲她不想回到她在马里兰上学的高贵住宿学校奥德菲尔兹去，她想搬到纽约去画画。她母亲后来说：“归根到底，琳达的整个生命就是艺术。她的热烈欲望是要在艺术界搞出一点名堂来。”她告诉她父母，她在格林威治村一家高尚的旅馆里有一间房间，同她合住的是一位来自好人家的二十二岁的名叫波拉・布什的接待员。这样，父母就同意了她的计划。
“波拉・布什？”旅馆的职员说。“当然啦，我记得琳达，但是并没有什么波拉・布什，只有一个保罗・布什。”琳达的家里后来得知她在东村曾和许多男人来住，她还用格休威治家里寄来的钱为他们和自己购买毒品。9月下旬，她以为自己怀孕了，她向另一位姑娘吐露她担心不知LSD对婴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星
1967年的“爱情之夏”，有些人靠贩卖DMT、墨斯卡灵、迈瑟德林、LSD以及更受普遍欢迎――也更安全的――大麻叶发了财，这些毒品是售给那些中产阶级及其上层中感到幻灭的子女的，那些人离开了自己认为是令人窒息的端正生活，“去干他们自己的事”而涌向嬉皮士群居村去。波特、布、玛丽简、草、玛丽・沃纳――他们所知的大麻的一些别名――在墨西哥每公斤（二点二磅）卖二十五美元，走私到了美国，每公斤可卖一百五十至二百美元，分成了三十四袋一英两装的小袋零售，每英两可以卖到二十五美元，即每公斤八百五十元。“乔烟特”――大麻烟卷――街头上每支卖一美元。海洛英的非法买卖更是有大利可图。马赛的地下药剂师把每一公斤的吗啡改制成海洛英可以赚得七百美元。曼哈顿的经营者用一万美元购进一公斤的海洛英，然后分装入塑料袋，每袋只含有百分之五的海洛英，其余是白糖或奎宁粉。用这种方式卖，原来的二点二磅可以赚到二万元。这项买卖的市场正在不断扩大。联邦麻醉品和危险药品管理局估计，单单一年之内美国就有六万八千人吸毒上瘾。
的的确确有几十座城市都建立起共享会、共在会和共爱会。就象十年前“疲塌的一代”一样，旧金山也是这个运动的焦点。主要的地下报纸《神谶》就是在旧金山出版的；也是在旧金山，最初的一伙“挖掘者”――以十七世纪英国为穷苦人在生荒地上种粮食的一个兄弟会的名称命名――为了使贫困的嬉皮士能够吃上饭而自己倾家荡产。食物分配工作在一个“乞讨公园”里进行；这种作法被称为“白给政治”。
参加反文化运动的青少年人数究竟有多少，完全看你对这个词如何定义了。如果把吸大麻香烟的人全计算在内，那人数就大得惊人。美国医学会毒瘾调查会主席亨利・布里尔医生估计试吸大麻的美国人从六十年代初期的几十万人，到六十年代末增加到八百万人，其中多数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这还远远是最保守的估计；美国公共卫生署估计的数字是两千万人。《花花公子》杂志的一次调查报告说，全国百分之四十七的大学生承认吸大麻烟卷，不过只有百分之十三的大学生说他们经常吸用。高收入家庭的成员吸得最经常。只有百分之二的人承认他们直接把迈瑟德林式“来的快”――液状安非他明――注射入血管，而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服用其他毒品成瘾。
※※※
嬉皮士最兴盛的一年可以说是始于1967年3月26日的复活节礼拜日，那一天有一万男女青少年聚集在纽约中央公园的牧羊草地上对爱情致敬。他们放风筝，掷飞盘，手位手连成“爱之圈”，互相在脸上涂抹色采，单调重复地喊着：“香蕉！香蕉！”这是由于当时流传一种荒谬的说法，说香蕉皮碎片具有引起幻觉的性能。同一星期天，国土的另一边，有一万五千青少年在旧金山欢呼利里博士象花衣吹笛人似的号召：“转向热闹的现场，听听当前发生的事情，离开高中、大学和小学……跟我走，这是艰苦的道路。”
接着发生的是数以万计的父母经历的一场恶梦。六十年代的父母对自己童年时代的大萧条记忆犹新，他们不能理解国家己经变得如此富裕以至能够养得起流浪汉，也不能理解他们自己的儿女会要参加流浪者的行列。“这些年轻人的样子看起来象游民，举止也象游民，”美联社报道说，“但他们不是普通的游民。他们大多数都曾在中产阶级的环境里生活过，读完了高中，并往往是达到了美国人的梦想――大学毕业。”现在，由他们的父母寄出的照片和附有悲份的寻人启事登上了警察派出所的公告牌。这些照片没有多大用处，因为照片都是这些年轻人还是规规矩矩的时候拍摄的，同他们现在新的生活方式毫无相似之处。
警察能够做到的都做了。救世军在东村设立了叫做“响应”的咖啡馆，在这里，十几岁嬉皮士少年都被规劝回家去。流浪到树岭的少年逃亡者由教会办的“美洲越桔”之家收容下来，然后设法同他们的父母联系。一位医生在旧金山为嬉皮土设立了一个免费诊所。他几乎立刻就被孕妇、性病病人和因使用不洁净的针管而染上肝炎的病人弄得门限欲穿。在树岭几乎每一个嬉皮士都患有伤风或流行性感冒。很多人都试图在金门公园睡觉过夜，没有想到，一套隐藏着的喷灌系统拂晓时便自动开始喷灌。
最有害于健康的当然是各类毒品。嬉皮士无法知道他们买到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路易斯・拉萨格纳医生发现很多人买到手的是兽医用的麻醉剂或者干脆就是尿水。那年夏天有不少人试服STP，这是“地狱天使”牌摩托车燃料中使用的一种新合成的添加剂。约有五千至一万只胶囊装的STP被分送出去。嬉皮士少年很欢迎这东西，给它命名为“精神扩张的珍品”。医生们发现这东西危害极大；如果同LSD的一种解毒药氯普马嗪同服的话，STP是可以致命的。被别的嬉皮上叫做“来得快”或“迈瑟鬼”的服用的是迈瑟德林；当他们陷人沉醉状态的时候几乎什么都干得出来。与此同时，步法罗的梅门・科恩医生宣布，对LSD和氯普马嗪的初步研究表明，两者混合服用会产生染色体的损份、自发性流产，或造成畸形婴儿。
这年夏天，长途游览汽车安排了穿过树岭的路线以便使游客能够看一看那里的奇特景象。（有时会有一个嬉皮士举着一面镜子在汽车旁跟随着跑。）在这里，还有在东村，还有一些客串的嬉皮士，或称作“逢场作戏者”――他们实际是特意来逛逛的规炬人――前来度一个周末，到星期一早晨又衣冠整齐地去上班工作。新左派对嬉皮士的态度是有矛盾心理的。最初，当利里继马里奥・萨维奥之后成为年轻人的崇拜对象时，新左派的作家赞扬了嬉皮士的坦率和自发性。里根竞选取得压倒的优胜后，情况就转变了。许多幻想破灭的斗士承认失败，放弃了希望，宁愿一连几天沉醉不醒。他们说嬉皮士的力量是非政治性的。新左派感到刺痛，反驳说嬉皮士缺乏“稳定性”和“劲头”，说他们“理智上无能”，并说他们实际上是“虚无主义者”，说他们对爱情的观念是“笼统、不具体，到了毫无意义的地步。”当然喽，嬉皮士回答：这是他们的事，他们仍将这样做下去，你们管你们自己事去吧。
嬉皮士少年的最直接的威胁不是来自父母、警察、旅客或新左派，而是来自他们寄居地区的下层少数民族集团。树岭是一个工人区；纽约的东村居住的是意大利人、黑人、波兰人、犹太人、波多黎各人和乌克兰人，他们全都想爬到下层中产阶级去。那些游手好闲的青少年藐视自己阶级地位的情况，使当地的少数民族甚为恼火，因为那种地位正是他们渴望为自己的子女求之不得的。美联社援引了一位刚被解雇的二十岁的搬运工的话：“这些猫儿想退出来。想一想这对于努力想进入的人是怎么个滋味？”
一个吹笛子的抗议说：“我们嬉皮士是爱人的；我们决不是顽固派。”他感到惊讶地说，少数民族把他们的聚居区看成是“他们的地盘”。他们的确是这样想的。一个黑人抱怨嬉皮士“按管”了汤普金斯广场公园。这个公园原是属于他和他们同族的；属他们所有的东西不多，但至少这公园是他们的，而现在这些令人恼火的不请自来的年轻人却硬要同他们分享这个公园。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本来随时可能发生的暴力现在冲向不能自卫的嬉皮士。那一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少数民族的小伙子们在汤普金斯广场袭击了一个二十九岁的嬉皮士姑娘并把她的衣服剥光。在中央公园一个十五岁的嬉皮士姑娘和她十七岁的情郎（很典型的，她不知道他的名字，对她说来，他旧叫“诗人”）受到黑人的袭击，女的被强奸了，男的被打得不省人事。在加利福尼亚，一个贩卖毒品的人被杀死并且右臂被砍掉。几天之后，又有一个贩毒人被杀，尸体装在一个睡袋里，悬挂在峭壁上。
很显然，那一年的夏季发生着可怕的情况。骗子和窃贼也到处追踪年轻人。在《家庭》杂志上埃德・桑德斯把嬉皮士运动比作“被受伤的豺狼包围在山谷中的肥胖兔子。”他写道：“想要了解1967年春季和夏季旧金山的树岭地区的狂乱，几乎不得不住在那里才行。当时全美国到处都有人说，要寻求爱情和鲜花的快到旧金山去吧。”但是在树岭等待他们的却不止这个。“那山岭吸引了留着长发的邪恶犯罪分子。骑摩托车的人用粗暴的虐待狂的手法要把LSD的市场夺过去。满脸粉刺的服用迈瑟德林的年轻恶棍出卖着劣等的麻醉药。恶魔般的和恶魔加强奸犯双料的嗜杀成性分子充斥纷乱的临时免费寄居处。人们开始在公园里遭到抢劫。种族纠纷也发生了。”在这一切之外，还有一个经常去阿弗朗舞厅听“感激的死者”乐队表演的长满胡子的小个子精神病患者，他喜欢卷缩得象胎儿的样子躺在舞池的地上。他的秘密野心是劝诱女孩子和狗作下流动作，把一位美丽的女演员的眼球挖出来，然后涂抹在墙上。后来在树岭人人都记得此人。他的名宇就是查尔斯・曼森。
象“疲塌的一代”的思想一样，嬉皮士风也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留下去――放荡不羁的气质在美国是有宽阔深厚的基础的――但是作为这一年人们所着到的那种形式的运动，却是注定要消亡。所缺的只是最后的结尾。这一结尾发生在1967年10月8日的夜间。在一代人之前，1931年6月8日那天，一个名字富有诗意的纽约姑娘斯塔尔・费思富尔之死，象征了那行将结束的那一时代的不可思议和腐败堕落；约翰・奥哈位的《巴特菲尔翻8》就是根据这个事件写的。现在另一个上流社会的姑娘在曼哈顿被惨杀，结束了1967年的嬉皮士之夏。她的名字叫琳达・雷・菲茨帕特里克。她刚十八岁，白肤金发，是一个有钱的调料和茶叶进口商的女儿。她登记的家庭住址是她父母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一座邸宅，但是10月9日星期天，在纽约的下东端，一百六十九B大道一座褐色沙石建筑的公寓的锅炉房里发现了她的裸着的尸体。
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地点。左右两侧是一家破落污秽的废旧品商店和一家黑暗的酒食铺子。那锅炉房里散发着狗屎和垃圾的异味。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泡照着剥落的油漆、塌坏的涂墙灰泥、粉刷过的砖墙上爬着蟑螂，地上放着一个肮脏的床垫。琳达是同一个名叫詹姆斯“可爱的”哈钦森，身上刺着花纹的流浪汉来到这个恶臭的幽会场所的。按照侦探和警察局外科医生拼凑起来的情况，经过如下：琳达己脱光衣服爬卧在床垫上，这时她和“可爱的”发现室内还有别人。这地方常被用来作为贩毒品的交货地点。有四个“来得快”正处于兴奋麻醉状态，他们决心要和“可爱的”共享他的女友。她拒绝了。“可爱的”企图保护她，自己的脸部被人用一块砖给砸扁了。琳达被强奸了四次之后，她的睑部也给砸扁了。两具死尸脸朝上被留在那里；在一个墙角里发现了琳达的黑色抽纱裤衩。
三个黑人男子很快被逮捕了，但是公众对琳达比对害死她的人更为关心。琳达显然过着双重生活。在格林威治她是上层社会的家庭里受到庇护的有教养的孩子。同她的父母一样，她也是一个主教派教会教徒；她最喜爱的消遣是在高级的“圆丘马厩”的布满红叶的骑马道上骑马，她父亲回想起在当年8月里自己曾表示过对嬉皮士的憎恶，而琳达的评论是“同我的差不多”。她母亲回想起：“琳达从来不是很迷恋男子的。她非常腼腆。”过了劳动节周末之后，琳达告诉她母亲她不想回到她在马里兰上学的高贵住宿学校奥德菲尔兹去，她想搬到纽约去画画。她母亲后来说：“归根到底，琳达的整个生命就是艺术。她的热烈欲望是要在艺术界搞出一点名堂来。”她告诉她父母，她在格林威治村一家高尚的旅馆里有一间房间，同她合住的是一位来自好人家的二十二岁的名叫波拉・布什的接待员。这样，父母就同意了她的计划。
“波拉・布什？”旅馆的职员说。“当然啦，我记得琳达，但是并没有什么波拉・布什，只有一个保罗・布什。”琳达的家里后来得知她在东村曾和许多男人来住，她还用格休威治家里寄来的钱为他们和自己购买毒品。9月下旬，她以为自己怀孕了，她向另一位姑娘吐露她担心不知LSD对婴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