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了他们。这件事就算到此结束了，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一个周末始终没有结束；若干年后，人们仍竭力想探索其深远的意义。这在美国历史上或任何其他国家历史上都是一件最重大的事件。很久以后，美国人还会互相告诉，他们最初是怎样听到达拉斯传来的消息的，他们对于肯尼迪夫人要求在坟前安置万年火种，以及在小约翰向他父亲的灵柩行礼时有何感想等等。戴维・布林克利最后说，这一刺杀案件是无法理解的：“那时发生的事件不合乎那时的精神，你把它放在任何地方都不合适，它不属于我们时代的文明。这件事太大，太突然，太可怕；意义也太大。它只能是件孤立的单独的事件。”
虽然如此，人们还是不能不把它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最明显的办法是用总统的名字来命名。卡纳维拉尔角被改名为肯尼迪角。艾德威尔德国际机场也改名了。全国文化中心改名为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财政部开始铸造五千万枚肯尼迪半元硬币――但因为大家要把它作为纪念品珍藏起来、无法在市面上保持经常流通。全国各地的各种委员会都一致赞成改变当地的地名来向总统表示敬意。很快，杰奎琳・肯尼迪就发现她是不是有一天会坐车“驶过一条肯尼迪公路，前往肯尼迪机场去参观一所肯尼迪中学。”这情况一直影响到国外。加拿大有它的肯尼迪山――攀登该山的第一个人是罗伯特・肯尼迪。最为突出的是英国，它竞把伦尼米德地方签订大宪章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片草地划出三英亩来作为肯尼迪圣坛。1965年5月，伊丽莎白女王主持了这个典礼，把这片土地献给“生前为我们的人民所爱戴，死后为我们的人民所悼念的”总统。肯尼迪夫人回答说，“得知您也怀有这非眼泪所能表达的哀思，使我深深感到安慰。”
当时美国人写给肯尼迪夫人的千千万万封信之所以感人，正是因为它们都是出于真情的流露。戴维・贝尔把这位死去的总统看作是“一位身兼战士的国王”；纳塔利・海明威称他是一位“敬爱的教父”；约翰・斯坦贝克在写给总统的寡妻的信中写道：“他是他的人民中最优秀的人，”他“通过他的生以及通过他的死，把他的人民的最优秀的一切还给了人民。”
深藏在成堆函件中的另一封值得纪念的信是在很久以后才发现和写复信的
『理查德尼克松
第五号大街810号
纽约市，纽约州，10021』
『11月23日亲爱的杰基：
在这悲痛的时刻，帕特和我愿意让你知道，我们一直在同你一起思念和祈祷。
虽然命运之神使杰克和我成了政治上的对手，但我从来也来忘记我们从1947年一同进入国会时起，便一直是很要好的朋友。这种友谊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证明，包括我们接到邀我们出席你们的婚礼的请柬。
我现在能说的任何话都不足以增添来自全世界的对他的颂词的光采。
但我希望你知道，全国人民也会永远感谢你作为第一夫人所作的贡献。你以美国官方女主人的身份，把风采、美丽和文雅的风格带进了白宫，而你特有的年轻心情的魅力在美国人的心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如果将来我们在任何方面能为你效劳，我们将感到非常荣幸。
您的忠诚的
迪克・尼克松』
第三十章 手伸得很长
1964年8月的一天下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向本书作者描述了肯尼迪被刺的第二天那个愁云凄雨的星期六，他在行政大楼见到林登・约翰逊的情景：
“我早就认识他了。那天他和平时一样，显得有点神经质――走来走去，到处给人打电话……我在谈话中提到某人，他就会一把抓起听筒，打电话找他。他向我征询关于许多问题的意见，包括减税问题。我对他说，他得先说清楚他自己的预算打算怎么定。我们也讨论了外交事务。就我当时理解，林登・约翰逊惟一的意图只是要弄清楚当前情况和如何贯彻政策。他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或与过去不同的想法。他希望谈谈老挝、古巴等问题。关于对外政策他所知道的似乎的确不如他对国内政策知道的多。”
“林登嘛，”新总统夫人说，“干起工作来好像不会再有明天了似的。”约翰逊自己却用他最喜欢的《圣经》中的一段话来概括他的领导哲学，那段话出自《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8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相互切磋。”但他自己承认，他这样做时往往喜欢“摩拳擦掌”，事实上，他劝别人同意他所谓的“一致意见”时，并不是和人切磋，而是央求、威吓或恳请；就是赤裸裸地歪曲别人的意见，他也不是干不出来的。作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他的手腕、权术，是国会有史以来最厉害的一个；他耍手腕的能力令人侧目。身为总统，有一个问题是他始终不知他这种擅权专断的名声是不利于他的白宫生涯的。埃里克・戈德曼说他是“戴牛仔帽的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N.Machiavelli，1469～1527年），意大利以玩弄权术著称的政治家，后被用作权术家的代称。――译者】。公众可以拥护他提出的法案的最终目的，但对他达到这种目的的方式却无法赞同。民意调查者塞缪尔・卢贝尔发现，1964年打算投票选举约翰逊的许多美国人也都不免对他有所怀疑。他们感觉到，他是个擅权专断的人，得随时提防他；他是个熟练的政客，无疑有时候很有用处，但却不完全可靠。崇拜他的人也为数不少，他们抗辩说，这样说是不公道的。虽然这一点的确也有道理，但这种怀疑却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直到1966年初，在美国陷入越南的深度这个问题上，他蓄意不让美国人民了解真相；又如，当他执政期间，他三位最亲密的同事――博比・贝克、沃尔特・詹金斯和阿贝・福塔斯――都卷入某种丑闻中去，对这一类事情，人们是不能视而不见的。
但约翰逊本人却没有干过什么不名誉的事，或卑鄙的勾当。在第一年总统任期内，有时候你仿佛在哪里都能见到他。赶走白宫的头面人物，削减肯尼迪的预算以显示节约精神，向贫穷宣战，为通过老年人免费医疗制度亲自向议员游说，同美洲六个盟国的首脑（他对一个记者所说的“我的总理们”）会谈，解决美国同柬埔寨的纠纷（即使只是暂时解决），提出可以销毁480架B－47轰炸机，如果俄国人同意销毁同样数目的图－16，安排美苏同时削减对外提供原子材料，巡视阿巴拉契亚山区，劝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1964年竞选时和他一起声明暂时不提种族问题，武装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在1964年10月31日的一次讲演中，描绘了未来的“伟大的社会”等等。总之，关于他的一切，都有点声势浩大的劲头。有一次他刚在国会两院联席会上致辞过后，一位参议员向他祝贺。约翰逊说：“对，大家鼓了80次掌。”这位参议员去核对记录，证实总统完全没有说错；显然他一面讲演，一面记着会场上鼓掌的次数。
在他的椭圆办公室和卧室里，各并排放着三台电视机，以便同时收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时事评论节目。他的电话控制盘共有42颗按钮；他可以让42个打来电话的人拿着话筒，等他逐个同他们谈话，或他同时跟大家交谈。有一次他签署三件议案，共用了169枝笔，这是创纪录的。他喜欢开快车。他曾在得克萨斯带着四名女记者以每小时90英里叫人毛骨悚然的速度开着车，一面还有声有色地描述公牛的性生活。其中一位看看速度计，吓得喘不出气，总统却一把摘下头上的牛仔帽来把仪表盘盖上。他对爱国主义的号召到了厚颜无耻的程度。他有一次参加会谈，企图用压服的办法解决铁路罢工问题，有人问一个工会领袖当时的经过情况，他说：“林登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面旗子，他拿起那面旗子在屋子里来回奔跑。”他总是说：“我的军队”，“我的政府”，“我的税收”。为了不让人忘了他是谁，他在衬衫袖口的链扣上、皮靴上、牧人打扮的斜纹短上衣上，甚至在他的塑料茶杯上，都刻印上了总统的徽记。他在196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下令制作了一幅高44英尺的他本人的画像，而且把会议的日期安排在8月27日他过生日的那一周，好让忠于他的党徒们可以送给他一块空前大的祝寿蛋糕。他为了想在那年11月获得美国选举史上最大的胜利，真是无所禁忌。他深夜进入一个城市，开着车子四处巡行，用喇叭筒叫喊：“喂，老乡们！你们好！快来开会！快来听我讲话！”《纽约时报》的杰克・古尔德称他是“Y・A・蒂特尔式的握手专家”。有一次在洛杉矶，一个扒手把手朝着一个人的口袋伸去，结果发现自己竟和美国总统握上了手。
那一年，白宫记者团为了解闷开列一个书单，看所有出版过的书哪些最短。列在最前面的三本是《意大利战时英雄》、《波兰名人录》和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的《我犯的错误》。许多深知这位总统的人都认为，他从来也没有对自己的内心深处进行过探索，因为他总觉得那样做难免要担风险。他的问题当然不在于才智不足。约翰逊的一名助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里克・戈德曼曾写道：“经过多年来同大学内外的第一流有才识之士的接触，我敢断定，我从未遇到一个人比林登・约翰逊更为聪明――我说的是纯粹以智商为衡量标准的聪明，一个清醒明快、富于洞察能力的头脑，同时也有其独特的丰富的幻想和精细之处。”他的麻烦似乎来自于他自己深感年轻时没有受到良好教育。他就读的那个中学，按当地并不严格的标准来看也是不入流的。
他有一次对《时代》周刊的休・赛迪发牢骚，泄露了他的这种心情，他说：“在对外事务方面，不管我做出什么成绩，我相信也不会得到任何赞赏，因为我没有进过哈佛大学。”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但他对知识界人物的猜疑却不无理由。他们对他的蔑视――实在只能说是蔑视――是60年代中颇为令人吃惊的现象。他们因为他扯扯猎狗的耳朵也对他加以嘲弄，仿佛这也是什么大事。大学校园里学生们戴着各种徽章标识，写着：“林登王一世”，“让林登・约翰逊绝育，别再生出丑八怪来”，“希特勒还活着――在白宫”，以及――最叫人无法原谅的――“李・哈维・奥斯瓦德，你在哪里・我们需要你。”他们赞赏《麦克伯德》【“MacBird”，因约翰逊之妻有伯德（Bird）夫人之称，此一书名显系套用苏格兰历史上麦克伯思（也是莎士比亚悲剧《麦克伯思》的主角）的故事，称约翰逊为“麦克伯德”，暗示其弑王夺位之意。――译者】（这本书把他描绘成一个刺客，其趣味之低，比他失言时的表现更甚），而他们还为自己辩护说，他们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肯尼迪的悼念。他们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够理解，肯尼迪选择约翰逊做副总统，正因为约翰逊很有能力。白修德曾经提到：“早在赫伯特・胡佛时代就出现过的政治笑话现在也搬出来加在约翰逊身上；有关总统和伯德夫人卧室的笑谈，也具有色情文字的味道，不亚于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埃莉诺之间的私生活的描绘。”特工人员报告，攻击总统的荒唐信件从每月一百封一跃而增至一千多封。
约翰逊讲话的神态也不能对他有什么帮助。他有意抑制自己本来的热情和朴实劲头，力图表现出严肃、谦恭的神情。结果在电视上却显得虚伪、假装正经。人们本能地认为，不管真正的林登・约翰逊是什么样子，他们在电视中见到的肯定是个骗子。由于他不能抛弃南方政客的那种放肆作风，更使人觉得他像个卖假药的。大家已习惯于肯尼迪那种说话留有余地的作风，对他那一套实在感到格格不入。约翰逊被人戏称为“玉米饼大叔”，在某种程度上说，倒真有点像。铁路罢工问题解决后他在电视上向全国讲话时，宣读了一封伊利诺伊州帕克福雷斯特一个叫卡西・梅・贝克的七岁孩子的来信。卡西在信里说：“我姥姥住在纽约，她要来看我给我做第一次圣餐。请你让铁路畅通，好让她能来看我。”总统说：“现在卡西的姥姥可以去看望卡西了。”做参议员时，这类事是不会有人追究的，可是现在不行了，仅在24小时内全国就都已知道，这封信是十天以前寄来的。卡西的外祖母早已去看过卡西，参加了圣餐礼，而且又回到纽约去了。约翰逊怎么也不肯抛弃这类策略。后来，在越南问题上，他这种牵强附会的习惯就带来了更大的危害。
他在得克萨斯的一个崇拜者，莉兹・卡彭特曾经写道：“我一想到林登・约翰逊，就似乎马上看到了一只伸得长长的手――伸出去要拿起电话听筒，要抓住一扎文件，要握手，要拥抱，要给人安慰，对人进行劝导，有时甚至是推搡一下――但对人总是容纳包含的――是的，总是容纳包含的。”但不是对一切人都像这样。约翰逊就排斥了罗伯特・肯尼迪。这两个人都使对方丢尽了脸。这是两个骄傲、敏感的人之间不可理喻的互相厌恶，这种情况在达拉斯悲剧之前便早已明显存在了。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反对过他哥哥选择约翰逊做副总统，而约
虽然如此，人们还是不能不把它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最明显的办法是用总统的名字来命名。卡纳维拉尔角被改名为肯尼迪角。艾德威尔德国际机场也改名了。全国文化中心改名为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财政部开始铸造五千万枚肯尼迪半元硬币――但因为大家要把它作为纪念品珍藏起来、无法在市面上保持经常流通。全国各地的各种委员会都一致赞成改变当地的地名来向总统表示敬意。很快，杰奎琳・肯尼迪就发现她是不是有一天会坐车“驶过一条肯尼迪公路，前往肯尼迪机场去参观一所肯尼迪中学。”这情况一直影响到国外。加拿大有它的肯尼迪山――攀登该山的第一个人是罗伯特・肯尼迪。最为突出的是英国，它竞把伦尼米德地方签订大宪章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片草地划出三英亩来作为肯尼迪圣坛。1965年5月，伊丽莎白女王主持了这个典礼，把这片土地献给“生前为我们的人民所爱戴，死后为我们的人民所悼念的”总统。肯尼迪夫人回答说，“得知您也怀有这非眼泪所能表达的哀思，使我深深感到安慰。”
当时美国人写给肯尼迪夫人的千千万万封信之所以感人，正是因为它们都是出于真情的流露。戴维・贝尔把这位死去的总统看作是“一位身兼战士的国王”；纳塔利・海明威称他是一位“敬爱的教父”；约翰・斯坦贝克在写给总统的寡妻的信中写道：“他是他的人民中最优秀的人，”他“通过他的生以及通过他的死，把他的人民的最优秀的一切还给了人民。”
深藏在成堆函件中的另一封值得纪念的信是在很久以后才发现和写复信的
『理查德尼克松
第五号大街810号
纽约市，纽约州，10021』
『11月23日亲爱的杰基：
在这悲痛的时刻，帕特和我愿意让你知道，我们一直在同你一起思念和祈祷。
虽然命运之神使杰克和我成了政治上的对手，但我从来也来忘记我们从1947年一同进入国会时起，便一直是很要好的朋友。这种友谊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证明，包括我们接到邀我们出席你们的婚礼的请柬。
我现在能说的任何话都不足以增添来自全世界的对他的颂词的光采。
但我希望你知道，全国人民也会永远感谢你作为第一夫人所作的贡献。你以美国官方女主人的身份，把风采、美丽和文雅的风格带进了白宫，而你特有的年轻心情的魅力在美国人的心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如果将来我们在任何方面能为你效劳，我们将感到非常荣幸。
您的忠诚的
迪克・尼克松』
第三十章 手伸得很长
1964年8月的一天下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向本书作者描述了肯尼迪被刺的第二天那个愁云凄雨的星期六，他在行政大楼见到林登・约翰逊的情景：
“我早就认识他了。那天他和平时一样，显得有点神经质――走来走去，到处给人打电话……我在谈话中提到某人，他就会一把抓起听筒，打电话找他。他向我征询关于许多问题的意见，包括减税问题。我对他说，他得先说清楚他自己的预算打算怎么定。我们也讨论了外交事务。就我当时理解，林登・约翰逊惟一的意图只是要弄清楚当前情况和如何贯彻政策。他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或与过去不同的想法。他希望谈谈老挝、古巴等问题。关于对外政策他所知道的似乎的确不如他对国内政策知道的多。”
“林登嘛，”新总统夫人说，“干起工作来好像不会再有明天了似的。”约翰逊自己却用他最喜欢的《圣经》中的一段话来概括他的领导哲学，那段话出自《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8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相互切磋。”但他自己承认，他这样做时往往喜欢“摩拳擦掌”，事实上，他劝别人同意他所谓的“一致意见”时，并不是和人切磋，而是央求、威吓或恳请；就是赤裸裸地歪曲别人的意见，他也不是干不出来的。作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他的手腕、权术，是国会有史以来最厉害的一个；他耍手腕的能力令人侧目。身为总统，有一个问题是他始终不知他这种擅权专断的名声是不利于他的白宫生涯的。埃里克・戈德曼说他是“戴牛仔帽的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N.Machiavelli，1469～1527年），意大利以玩弄权术著称的政治家，后被用作权术家的代称。――译者】。公众可以拥护他提出的法案的最终目的，但对他达到这种目的的方式却无法赞同。民意调查者塞缪尔・卢贝尔发现，1964年打算投票选举约翰逊的许多美国人也都不免对他有所怀疑。他们感觉到，他是个擅权专断的人，得随时提防他；他是个熟练的政客，无疑有时候很有用处，但却不完全可靠。崇拜他的人也为数不少，他们抗辩说，这样说是不公道的。虽然这一点的确也有道理，但这种怀疑却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直到1966年初，在美国陷入越南的深度这个问题上，他蓄意不让美国人民了解真相；又如，当他执政期间，他三位最亲密的同事――博比・贝克、沃尔特・詹金斯和阿贝・福塔斯――都卷入某种丑闻中去，对这一类事情，人们是不能视而不见的。
但约翰逊本人却没有干过什么不名誉的事，或卑鄙的勾当。在第一年总统任期内，有时候你仿佛在哪里都能见到他。赶走白宫的头面人物，削减肯尼迪的预算以显示节约精神，向贫穷宣战，为通过老年人免费医疗制度亲自向议员游说，同美洲六个盟国的首脑（他对一个记者所说的“我的总理们”）会谈，解决美国同柬埔寨的纠纷（即使只是暂时解决），提出可以销毁480架B－47轰炸机，如果俄国人同意销毁同样数目的图－16，安排美苏同时削减对外提供原子材料，巡视阿巴拉契亚山区，劝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1964年竞选时和他一起声明暂时不提种族问题，武装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在1964年10月31日的一次讲演中，描绘了未来的“伟大的社会”等等。总之，关于他的一切，都有点声势浩大的劲头。有一次他刚在国会两院联席会上致辞过后，一位参议员向他祝贺。约翰逊说：“对，大家鼓了80次掌。”这位参议员去核对记录，证实总统完全没有说错；显然他一面讲演，一面记着会场上鼓掌的次数。
在他的椭圆办公室和卧室里，各并排放着三台电视机，以便同时收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时事评论节目。他的电话控制盘共有42颗按钮；他可以让42个打来电话的人拿着话筒，等他逐个同他们谈话，或他同时跟大家交谈。有一次他签署三件议案，共用了169枝笔，这是创纪录的。他喜欢开快车。他曾在得克萨斯带着四名女记者以每小时90英里叫人毛骨悚然的速度开着车，一面还有声有色地描述公牛的性生活。其中一位看看速度计，吓得喘不出气，总统却一把摘下头上的牛仔帽来把仪表盘盖上。他对爱国主义的号召到了厚颜无耻的程度。他有一次参加会谈，企图用压服的办法解决铁路罢工问题，有人问一个工会领袖当时的经过情况，他说：“林登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面旗子，他拿起那面旗子在屋子里来回奔跑。”他总是说：“我的军队”，“我的政府”，“我的税收”。为了不让人忘了他是谁，他在衬衫袖口的链扣上、皮靴上、牧人打扮的斜纹短上衣上，甚至在他的塑料茶杯上，都刻印上了总统的徽记。他在196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下令制作了一幅高44英尺的他本人的画像，而且把会议的日期安排在8月27日他过生日的那一周，好让忠于他的党徒们可以送给他一块空前大的祝寿蛋糕。他为了想在那年11月获得美国选举史上最大的胜利，真是无所禁忌。他深夜进入一个城市，开着车子四处巡行，用喇叭筒叫喊：“喂，老乡们！你们好！快来开会！快来听我讲话！”《纽约时报》的杰克・古尔德称他是“Y・A・蒂特尔式的握手专家”。有一次在洛杉矶，一个扒手把手朝着一个人的口袋伸去，结果发现自己竟和美国总统握上了手。
那一年，白宫记者团为了解闷开列一个书单，看所有出版过的书哪些最短。列在最前面的三本是《意大利战时英雄》、《波兰名人录》和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的《我犯的错误》。许多深知这位总统的人都认为，他从来也没有对自己的内心深处进行过探索，因为他总觉得那样做难免要担风险。他的问题当然不在于才智不足。约翰逊的一名助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里克・戈德曼曾写道：“经过多年来同大学内外的第一流有才识之士的接触，我敢断定，我从未遇到一个人比林登・约翰逊更为聪明――我说的是纯粹以智商为衡量标准的聪明，一个清醒明快、富于洞察能力的头脑，同时也有其独特的丰富的幻想和精细之处。”他的麻烦似乎来自于他自己深感年轻时没有受到良好教育。他就读的那个中学，按当地并不严格的标准来看也是不入流的。
他有一次对《时代》周刊的休・赛迪发牢骚，泄露了他的这种心情，他说：“在对外事务方面，不管我做出什么成绩，我相信也不会得到任何赞赏，因为我没有进过哈佛大学。”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但他对知识界人物的猜疑却不无理由。他们对他的蔑视――实在只能说是蔑视――是60年代中颇为令人吃惊的现象。他们因为他扯扯猎狗的耳朵也对他加以嘲弄，仿佛这也是什么大事。大学校园里学生们戴着各种徽章标识，写着：“林登王一世”，“让林登・约翰逊绝育，别再生出丑八怪来”，“希特勒还活着――在白宫”，以及――最叫人无法原谅的――“李・哈维・奥斯瓦德，你在哪里・我们需要你。”他们赞赏《麦克伯德》【“MacBird”，因约翰逊之妻有伯德（Bird）夫人之称，此一书名显系套用苏格兰历史上麦克伯思（也是莎士比亚悲剧《麦克伯思》的主角）的故事，称约翰逊为“麦克伯德”，暗示其弑王夺位之意。――译者】（这本书把他描绘成一个刺客，其趣味之低，比他失言时的表现更甚），而他们还为自己辩护说，他们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肯尼迪的悼念。他们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够理解，肯尼迪选择约翰逊做副总统，正因为约翰逊很有能力。白修德曾经提到：“早在赫伯特・胡佛时代就出现过的政治笑话现在也搬出来加在约翰逊身上；有关总统和伯德夫人卧室的笑谈，也具有色情文字的味道，不亚于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埃莉诺之间的私生活的描绘。”特工人员报告，攻击总统的荒唐信件从每月一百封一跃而增至一千多封。
约翰逊讲话的神态也不能对他有什么帮助。他有意抑制自己本来的热情和朴实劲头，力图表现出严肃、谦恭的神情。结果在电视上却显得虚伪、假装正经。人们本能地认为，不管真正的林登・约翰逊是什么样子，他们在电视中见到的肯定是个骗子。由于他不能抛弃南方政客的那种放肆作风，更使人觉得他像个卖假药的。大家已习惯于肯尼迪那种说话留有余地的作风，对他那一套实在感到格格不入。约翰逊被人戏称为“玉米饼大叔”，在某种程度上说，倒真有点像。铁路罢工问题解决后他在电视上向全国讲话时，宣读了一封伊利诺伊州帕克福雷斯特一个叫卡西・梅・贝克的七岁孩子的来信。卡西在信里说：“我姥姥住在纽约，她要来看我给我做第一次圣餐。请你让铁路畅通，好让她能来看我。”总统说：“现在卡西的姥姥可以去看望卡西了。”做参议员时，这类事是不会有人追究的，可是现在不行了，仅在24小时内全国就都已知道，这封信是十天以前寄来的。卡西的外祖母早已去看过卡西，参加了圣餐礼，而且又回到纽约去了。约翰逊怎么也不肯抛弃这类策略。后来，在越南问题上，他这种牵强附会的习惯就带来了更大的危害。
他在得克萨斯的一个崇拜者，莉兹・卡彭特曾经写道：“我一想到林登・约翰逊，就似乎马上看到了一只伸得长长的手――伸出去要拿起电话听筒，要抓住一扎文件，要握手，要拥抱，要给人安慰，对人进行劝导，有时甚至是推搡一下――但对人总是容纳包含的――是的，总是容纳包含的。”但不是对一切人都像这样。约翰逊就排斥了罗伯特・肯尼迪。这两个人都使对方丢尽了脸。这是两个骄傲、敏感的人之间不可理喻的互相厌恶，这种情况在达拉斯悲剧之前便早已明显存在了。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反对过他哥哥选择约翰逊做副总统，而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