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衣服上最恶心的唾沫擦掉，尼克松不客气地说：“请不必费心，我一脱下这些衣服就要马上把它烧掉的。”外长接着试图进行解释，他说：“委内瑞拉人民由于过去长期得不到自由，所以他们现在的一些激烈表现不免容易超出常规。在我们新政府内，我们不愿意做出任何事情，让人觉得我们是在压制自由。”尼克松回答说：“如果你们的新政府没有勇气而且也不想去制止像刚才机场上的那种暴民，那不要多久，委内瑞拉的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自由可言了。”
驶往加拉加斯一路上的情景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以一队护卫警察和一辆记者卡车为前导，车队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在现代化的双线公路上飞驰，可是骑着摩托车和小型摩托车的示威者却仍在车队当中往来穿行，朝着第一辆轿车大嚷大叫，吐唾沫，扔烂水果。车窗不得不一直关着。车里的空气因为没有空调，简直令人窒息。进入市区时，尼克松注意到人行道上空无一人，商店全都上了锁，还安上了窗板。他正想说这可不是好兆头，便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响。他当时以为是司机把车开过了一个坑洼的地方。但跟着他又听到第二声，接着又是第三声；这是飞来的大石块打中了汽车。就在这时，司机猛地扳动刹车，把车停住。他们已经到了市区，遇到了第一次伏击。一大帮老老少少，各种各样的衣衫褴褛的人从近处一条肮脏的小巷里一窝蜂地拥上大街来，乱扔大石块。这里的路障还没有完全搞起来，司机马上从旁边绕过去，但几分钟后，他又刹住车。这里是一个斜坡，公路由此拐进市区中心，往上直接连着苏克雷大街；这大街是一条中间有中央分车带隔开分成六行车道的大马路，它穿过加拉加斯最穷苦的一个居民区。第二个埋伏点也就在这里。有一辆大型翻斗车、几辆公共汽车和小汽车停在街心，司机都不见了。这时，另一群衣服破烂的人拿着标语牌和棍棒跑出来，向着被拦住的车队大嚷大叫。这里也有人扔石头，有几个杀气腾腾的示威者直向尼克松的汽车扑过来。
这里也发现一条可以绕行的路，于是车队又沿着那条路紧张无声地全速行进。在进入市中心区，即将到达目的地时，车队又被布置得更为严密的路障拦截住。公共汽车、卡车和小汽车在路中心横排成三行，正好挡住去路。尼克松的汽车司机不可能跨过中央岛去，因为那边是和车队反方向的单行道，而且路上的车辆已很拥挤。一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寂静得叫人不寒而栗。忽然间，特工人员杰克・舍伍德低声说了：“瞧，他们来了！”
后来估计，这群暴民大约有二百到五百人。他们飞快跑过来，吐着唾沫，挥舞着斧头、棍子和铁管。《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厄尔・梅佐站在车队前面的记者卡车上看到那情景，马上想到这真“像法国大革命时的一个场面”。这是一伙少有的狂乱的暴徒，简直要行凶杀人了。汽车挡风玻璃上唾沫直流，司机不得不开动刮水器。骑在别人肩膀上的头目高声发布命令，带领众人呼喊：“杀死尼克松！杀死尼克松！”他们的目的显然是要设法打开汽车门，如果不行，则砸碎车窗玻璃，把尼克松拖出车来。一块大石头击中一扇窗子，嵌在那特制的玻璃上，玻璃碎片飞到加西亚・卢廷的脸上，他不禁大叫：“飞进了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一根铁管击中靠译员那边的一扇窗子，玻璃没有全破，可是碎渣直溅到译员的嘴上。舍伍德受伤流了血。碎玻璃也打在尼克松的脸上。同时，另一根铁管从窗子破口捅进来，朝着尼克松不停地摇晃。
那位外长几乎发了歇斯底里，哭喊道：“这太可怕，太可怕了！”尼克松朝后窗望去。根据他后来的回忆，他看到帕特在和加西亚・卢廷夫人闲聊，“仿佛这不过和有一天下午在好莱坞快车道上遇到的车辆阻塞的情况差不多，”他马上感到极大的安慰。帕特的司机也很镇定，他把自己的车子紧顶着前面的一辆，使暴民无法从后窗接近副总统。尼克松看到，示威者对帕特的车子并不感兴趣。不管怎样，这是惟一令人宽慰的。暴力行为已持续12分钟了，现在看来，只会有一种结果了。
他们在汽车里听到外面一个骑在别人肩上的头目大声发出一个命令。车子开始摇晃起来。凡是对暴徒有所了解的人――这里的人，当然都了解――谁都知道这表明事情已发展到最可怕的地步了。暴徒在无法打进汽车时，他们就来回摇动它，要想把它推翻，点火烧掉，把车里的人全都活活烧死。靠尼克松一边的窗子打开了。坐在前座的舍伍德和另一个特工人员掏出了手枪。
※※※
在那一刹那间，也就是1958年5月13日中午12时45分左右，理查德・尼克松知道他已很少有逃命的机会，实际情况比他自己的估计还凶险。在相距四个街口的玻利瓦尔陵墓那边，一批美国的侦察人员，其中有一名特工人员、使馆的武官和副总统的行政助理，已先一步到达，以便了解献花圈仪式的安排情况。这几个人可都吓坏了。广场上大约聚集了六千到八千人，愤怒地在那里转来转去。这里和在机场上一样，担负保卫工作的警察已无影无踪。守候在苏克雷大街一切具有战略价值的角落上的不是警官，而是愤怒的示威者。这些人毫不掩饰自己对美国人的敌视态度。穿着制服的使馆武官遭人脚踢，吐唾沫和推搡。使馆的一辆旅行车的窗子也给砸破了。这个先遣队惊恐之下，立即通过事先安排设在加拉加斯警察总局的无线电设备，分别发出了三个密码告警电。
尼克松一行的车队在遇到第三个路障时就已经开始散了队。后面汽车的司机只要能找到出路，都早已掉头开到横街上去溜之大吉，留下被包围的美国副总统和他的警卫人员去听天由命。当时情况已变得极其混乱，因而至今也弄不太清楚尼克松究竟是怎样逃脱的。按他本人回忆，载运采访记者的那辆卡车的司机“终于设法……把车插进从对面开来的车流中去，像给运球的球员作掩护一样给我们打开了一条路。我们的司机把车子开到马路的另一边去，尼克松夫人的那辆车也就在后面跟上来。”然而《先驱论坛报》的梅佐当时是在那辆卡车上的，他记得，当暴力活动眼看要进入行凶杀人的高潮时，“过来了几个委内瑞拉士兵。他们在堵塞的交通中间打开一个缺口。尼克松夫人的车子便紧跟在后面”。
这时，这几辆轿车还是朝着英雄公墓广场驶去。当到达接近广场的最后一个街口时，副总统告诉司机把车拐进一条小巷，朝另外一个方向开去。外交部长大叫：“我们不能离开我们的警卫！”尼克松说：“如果我们要靠那样的警卫来保护我们，那还不如没有的好。”他们一脱离险境，进入另一条大街后，尼克松立刻叫司机停车，以便和帕特交谈几句，估量一下情况。领头的一辆汽车已破烂不堪；窗子被打碎，挡泥板给砸毁，车里的每个人都多少受了伤。不过，没有谁受重伤。两位夫人都没有受到伤害，从这里往前走，路上也没有示威人群。于是，他们把车直接驶往美国大使馆的住宅区，坐落在加拉加斯高级住宅区的一个陡峭、易守的小山顶上。在这里，尼克松自从担任公职12年以来头一回睡了一次午觉，睡了极度疲劳后的一觉。其余的人则忙着把那座小山武装成一个堡垒。除使馆原有的海军陆战队一个分队和特工人员外，又调来60名美国军人，他们都是委内瑞拉军队中的美国教官。一切送到使馆的电报、信件和包裹，都须经过保安人员的严格检查。秘密做出了安排，让尼克松比原计划提前九小时，也就是在次日下午3时离开加拉加斯。在迈克蒂亚机场也安排了警卫人员，以防止副总统的座机可能受到袭击。
这时，在华盛顿，已发出了命令要执行一项异乎寻常的援救任务。艾森豪威尔总统由于对尼克松当时的处境得不到什么情报，只知会出现最不堪设想的情况，竟向委内瑞拉派出了六艘驱逐舰、一艘导弹巡洋舰以及一艘用直升机输送海军陆战队的航空母舰。在关塔那摩湾和波多黎各，一千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和伞兵已经整装待发，空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也进入了待命状态。所有这些尼克松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杜勒斯曾打电报给他告诉他这些情况，但这份电报像那天其他一些电报一样，根本没有到达目的地。在大使馆里一个幽静的房间里，尼克松夫妇单独在一起用餐，大使忽然跑了进来。他刚刚从新闻报道中得知，局势出现了令人惊异的新发展。五角大楼下午6时零5分在一项公报中宣布，“现正在调动部队，以便在委内瑞拉政府请求援助时，能够随时进行合作。”
这样做给委内瑞拉指使暴民的那些极端分子送去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宣传上的礼物。这帮人本来已受到普遍谴责，但是现在美国派出这支舰队在整个拉丁美洲都引起对北美帝国主义产生极大的恐惧，在大家都起来抗议的时候，那些人几乎被人遗忘了。尼克松和大使赶紧联合发表一项声明，说他们那里所有的人都安然无恙，完全不需要外部的援助。第二天早晨，电讯交通恢复正常后，总统给副总统打了电话，副总统又一次请他放心。
当尼克松在华盛顿国家机场走下舷梯时，有一万五千人向他欢呼。艾森豪威尔和全体阁员也都来了。尼克松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说出门的最大乐趣在于回到了家，并谈到他在南美旅行中见到的人大多数都是友好的。
利马和加拉加斯的经历对这位副总统既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锻炼，但那个事件对尼克松的名声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很强烈，却也非常短促。一个月后，1958年6月，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他第一次比艾德莱・史蒂文森领先，而和肯尼迪却势均力敌。这是50年代他的最吃香的时期。到那年秋末，那便要成为人们记忆中的事了。共和党遇到了麻烦，他作为他们的领头的政治家也同样如此。
※※※
很少有比捉到一个正人君子正在干着他谆谆教导别人千万不要干的勾当更使社会上一般人开心的事了，而那样的事情竟然像在理查德・尼克松从委内瑞拉回国后的那个月里那样突然发生，那就更为少见了。与这一丑闻有关的一件象征性的东西是和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的40年代中出现的任何象征性东西一样令人难忘。因为1958年不仅产生了呼拉圈舞、大型电视测验节目、和亚历克・吉尼斯在你家附近电影院里教日本人如何在桂河上架桥，而且也是骆马绒大衣流行的一年。在那年夏季以前，在1万个美国人中或许有一个能够告诉你，骆马是一种能捷足飞跑的四蹄哺乳类小动物，生长在从厄瓜多尔到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脉地区，人们大量捕捉它是为了弄到它那光泽的细软绒毛，织成漂亮的衣料。可是到了那年7月4日，每个纳税人都已知道，男人穿上骆马绒大衣，就和女人穿上貂皮大衣一样――温暖、美观、时髦，而且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纳税人所以会知道，如果不是由于其他原因，只是因为所有参加竞选的民主党人都在谈论骆马绒大衣的事。
奇怪的是，始终也没有一个人说清楚一件骆马绒大衣里到底有多少骆马绒，虽然这是政府要审问制造商伯纳德・戈德法因的一个原因；他一直在那料子上标着“羊毛90％，骆马毛10％”，而实际上里面还掺有尼龙。这一点，还有这个故事的其他方面后来都变得无声无色了，因为出现了这样的证词：白宫曾出面为戈德法因解围，而他则出于感激心情，设法将他的一件质量最高，价值500元的大衣挂在美国总统助理、前新罕布什尔州州长谢尔曼・亚当斯的衣柜里。戈德法因的其他感激表示还有送了亚当斯一条从梅西百货公司买来的价值2400元的东方地毯，从1955年到1958年5月，当亚当斯一家人住在波士顿豪华的谢拉顿－普拉扎饭店时，曾先后21次为他们惠钞付账，总数达3096.56元。他还替亚当斯付了他在曼哈顿的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饭店下榻时的账单。当时，戈德法因把所有这些送人情的巨额花费在报税时都作为业务开支扣除了。
根据国内收入署的规定，这些花费是可以扣除的，只要戈德法因的买卖确实从中得到某种“正常和必要的”利益或好处。情况正是这样，而且他可以提出证据来。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根据法庭调阅的电话记录，戈德法因在六个月内给亚当斯打了43次长途电话，大约每四天一次。此外，亚当斯还给这位纺织品制造商或为了他的事打过无数次电话。1953年12月30日，这位总统办公厅主任就曾打电话给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爱德华・豪雷――他就是依靠亚当斯获得这一职位的――询问控告戈德法因虚标纺织品原料的这股风到底从哪儿来的。1955年4月14日，当这位制造商又一次因这一问题受到审查时，亚当斯利用自己的职权在豪雷那里给戈德法因安排了一次见面的机会。在见面的时候，戈德法因公然拿着他的这位朋友的名字招摇撞骗。“请给我要谢尔曼・亚当斯的电话，”他对一个秘书命令说，声音大得连隔壁办公室里都能清楚听到。“谢尔曼，我现在在联邦贸易委员会，”他对着话筒说，“在这里大家都对我很好。”
第二年，亚当斯还曾请白宫特别
驶往加拉加斯一路上的情景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以一队护卫警察和一辆记者卡车为前导，车队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在现代化的双线公路上飞驰，可是骑着摩托车和小型摩托车的示威者却仍在车队当中往来穿行，朝着第一辆轿车大嚷大叫，吐唾沫，扔烂水果。车窗不得不一直关着。车里的空气因为没有空调，简直令人窒息。进入市区时，尼克松注意到人行道上空无一人，商店全都上了锁，还安上了窗板。他正想说这可不是好兆头，便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响。他当时以为是司机把车开过了一个坑洼的地方。但跟着他又听到第二声，接着又是第三声；这是飞来的大石块打中了汽车。就在这时，司机猛地扳动刹车，把车停住。他们已经到了市区，遇到了第一次伏击。一大帮老老少少，各种各样的衣衫褴褛的人从近处一条肮脏的小巷里一窝蜂地拥上大街来，乱扔大石块。这里的路障还没有完全搞起来，司机马上从旁边绕过去，但几分钟后，他又刹住车。这里是一个斜坡，公路由此拐进市区中心，往上直接连着苏克雷大街；这大街是一条中间有中央分车带隔开分成六行车道的大马路，它穿过加拉加斯最穷苦的一个居民区。第二个埋伏点也就在这里。有一辆大型翻斗车、几辆公共汽车和小汽车停在街心，司机都不见了。这时，另一群衣服破烂的人拿着标语牌和棍棒跑出来，向着被拦住的车队大嚷大叫。这里也有人扔石头，有几个杀气腾腾的示威者直向尼克松的汽车扑过来。
这里也发现一条可以绕行的路，于是车队又沿着那条路紧张无声地全速行进。在进入市中心区，即将到达目的地时，车队又被布置得更为严密的路障拦截住。公共汽车、卡车和小汽车在路中心横排成三行，正好挡住去路。尼克松的汽车司机不可能跨过中央岛去，因为那边是和车队反方向的单行道，而且路上的车辆已很拥挤。一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寂静得叫人不寒而栗。忽然间，特工人员杰克・舍伍德低声说了：“瞧，他们来了！”
后来估计，这群暴民大约有二百到五百人。他们飞快跑过来，吐着唾沫，挥舞着斧头、棍子和铁管。《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厄尔・梅佐站在车队前面的记者卡车上看到那情景，马上想到这真“像法国大革命时的一个场面”。这是一伙少有的狂乱的暴徒，简直要行凶杀人了。汽车挡风玻璃上唾沫直流，司机不得不开动刮水器。骑在别人肩膀上的头目高声发布命令，带领众人呼喊：“杀死尼克松！杀死尼克松！”他们的目的显然是要设法打开汽车门，如果不行，则砸碎车窗玻璃，把尼克松拖出车来。一块大石头击中一扇窗子，嵌在那特制的玻璃上，玻璃碎片飞到加西亚・卢廷的脸上，他不禁大叫：“飞进了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一根铁管击中靠译员那边的一扇窗子，玻璃没有全破，可是碎渣直溅到译员的嘴上。舍伍德受伤流了血。碎玻璃也打在尼克松的脸上。同时，另一根铁管从窗子破口捅进来，朝着尼克松不停地摇晃。
那位外长几乎发了歇斯底里，哭喊道：“这太可怕，太可怕了！”尼克松朝后窗望去。根据他后来的回忆，他看到帕特在和加西亚・卢廷夫人闲聊，“仿佛这不过和有一天下午在好莱坞快车道上遇到的车辆阻塞的情况差不多，”他马上感到极大的安慰。帕特的司机也很镇定，他把自己的车子紧顶着前面的一辆，使暴民无法从后窗接近副总统。尼克松看到，示威者对帕特的车子并不感兴趣。不管怎样，这是惟一令人宽慰的。暴力行为已持续12分钟了，现在看来，只会有一种结果了。
他们在汽车里听到外面一个骑在别人肩上的头目大声发出一个命令。车子开始摇晃起来。凡是对暴徒有所了解的人――这里的人，当然都了解――谁都知道这表明事情已发展到最可怕的地步了。暴徒在无法打进汽车时，他们就来回摇动它，要想把它推翻，点火烧掉，把车里的人全都活活烧死。靠尼克松一边的窗子打开了。坐在前座的舍伍德和另一个特工人员掏出了手枪。
※※※
在那一刹那间，也就是1958年5月13日中午12时45分左右，理查德・尼克松知道他已很少有逃命的机会，实际情况比他自己的估计还凶险。在相距四个街口的玻利瓦尔陵墓那边，一批美国的侦察人员，其中有一名特工人员、使馆的武官和副总统的行政助理，已先一步到达，以便了解献花圈仪式的安排情况。这几个人可都吓坏了。广场上大约聚集了六千到八千人，愤怒地在那里转来转去。这里和在机场上一样，担负保卫工作的警察已无影无踪。守候在苏克雷大街一切具有战略价值的角落上的不是警官，而是愤怒的示威者。这些人毫不掩饰自己对美国人的敌视态度。穿着制服的使馆武官遭人脚踢，吐唾沫和推搡。使馆的一辆旅行车的窗子也给砸破了。这个先遣队惊恐之下，立即通过事先安排设在加拉加斯警察总局的无线电设备，分别发出了三个密码告警电。
尼克松一行的车队在遇到第三个路障时就已经开始散了队。后面汽车的司机只要能找到出路，都早已掉头开到横街上去溜之大吉，留下被包围的美国副总统和他的警卫人员去听天由命。当时情况已变得极其混乱，因而至今也弄不太清楚尼克松究竟是怎样逃脱的。按他本人回忆，载运采访记者的那辆卡车的司机“终于设法……把车插进从对面开来的车流中去，像给运球的球员作掩护一样给我们打开了一条路。我们的司机把车子开到马路的另一边去，尼克松夫人的那辆车也就在后面跟上来。”然而《先驱论坛报》的梅佐当时是在那辆卡车上的，他记得，当暴力活动眼看要进入行凶杀人的高潮时，“过来了几个委内瑞拉士兵。他们在堵塞的交通中间打开一个缺口。尼克松夫人的车子便紧跟在后面”。
这时，这几辆轿车还是朝着英雄公墓广场驶去。当到达接近广场的最后一个街口时，副总统告诉司机把车拐进一条小巷，朝另外一个方向开去。外交部长大叫：“我们不能离开我们的警卫！”尼克松说：“如果我们要靠那样的警卫来保护我们，那还不如没有的好。”他们一脱离险境，进入另一条大街后，尼克松立刻叫司机停车，以便和帕特交谈几句，估量一下情况。领头的一辆汽车已破烂不堪；窗子被打碎，挡泥板给砸毁，车里的每个人都多少受了伤。不过，没有谁受重伤。两位夫人都没有受到伤害，从这里往前走，路上也没有示威人群。于是，他们把车直接驶往美国大使馆的住宅区，坐落在加拉加斯高级住宅区的一个陡峭、易守的小山顶上。在这里，尼克松自从担任公职12年以来头一回睡了一次午觉，睡了极度疲劳后的一觉。其余的人则忙着把那座小山武装成一个堡垒。除使馆原有的海军陆战队一个分队和特工人员外，又调来60名美国军人，他们都是委内瑞拉军队中的美国教官。一切送到使馆的电报、信件和包裹，都须经过保安人员的严格检查。秘密做出了安排，让尼克松比原计划提前九小时，也就是在次日下午3时离开加拉加斯。在迈克蒂亚机场也安排了警卫人员，以防止副总统的座机可能受到袭击。
这时，在华盛顿，已发出了命令要执行一项异乎寻常的援救任务。艾森豪威尔总统由于对尼克松当时的处境得不到什么情报，只知会出现最不堪设想的情况，竟向委内瑞拉派出了六艘驱逐舰、一艘导弹巡洋舰以及一艘用直升机输送海军陆战队的航空母舰。在关塔那摩湾和波多黎各，一千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和伞兵已经整装待发，空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也进入了待命状态。所有这些尼克松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杜勒斯曾打电报给他告诉他这些情况，但这份电报像那天其他一些电报一样，根本没有到达目的地。在大使馆里一个幽静的房间里，尼克松夫妇单独在一起用餐，大使忽然跑了进来。他刚刚从新闻报道中得知，局势出现了令人惊异的新发展。五角大楼下午6时零5分在一项公报中宣布，“现正在调动部队，以便在委内瑞拉政府请求援助时，能够随时进行合作。”
这样做给委内瑞拉指使暴民的那些极端分子送去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宣传上的礼物。这帮人本来已受到普遍谴责，但是现在美国派出这支舰队在整个拉丁美洲都引起对北美帝国主义产生极大的恐惧，在大家都起来抗议的时候，那些人几乎被人遗忘了。尼克松和大使赶紧联合发表一项声明，说他们那里所有的人都安然无恙，完全不需要外部的援助。第二天早晨，电讯交通恢复正常后，总统给副总统打了电话，副总统又一次请他放心。
当尼克松在华盛顿国家机场走下舷梯时，有一万五千人向他欢呼。艾森豪威尔和全体阁员也都来了。尼克松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说出门的最大乐趣在于回到了家，并谈到他在南美旅行中见到的人大多数都是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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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比捉到一个正人君子正在干着他谆谆教导别人千万不要干的勾当更使社会上一般人开心的事了，而那样的事情竟然像在理查德・尼克松从委内瑞拉回国后的那个月里那样突然发生，那就更为少见了。与这一丑闻有关的一件象征性的东西是和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的40年代中出现的任何象征性东西一样令人难忘。因为1958年不仅产生了呼拉圈舞、大型电视测验节目、和亚历克・吉尼斯在你家附近电影院里教日本人如何在桂河上架桥，而且也是骆马绒大衣流行的一年。在那年夏季以前，在1万个美国人中或许有一个能够告诉你，骆马是一种能捷足飞跑的四蹄哺乳类小动物，生长在从厄瓜多尔到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脉地区，人们大量捕捉它是为了弄到它那光泽的细软绒毛，织成漂亮的衣料。可是到了那年7月4日，每个纳税人都已知道，男人穿上骆马绒大衣，就和女人穿上貂皮大衣一样――温暖、美观、时髦，而且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纳税人所以会知道，如果不是由于其他原因，只是因为所有参加竞选的民主党人都在谈论骆马绒大衣的事。
奇怪的是，始终也没有一个人说清楚一件骆马绒大衣里到底有多少骆马绒，虽然这是政府要审问制造商伯纳德・戈德法因的一个原因；他一直在那料子上标着“羊毛90％，骆马毛10％”，而实际上里面还掺有尼龙。这一点，还有这个故事的其他方面后来都变得无声无色了，因为出现了这样的证词：白宫曾出面为戈德法因解围，而他则出于感激心情，设法将他的一件质量最高，价值500元的大衣挂在美国总统助理、前新罕布什尔州州长谢尔曼・亚当斯的衣柜里。戈德法因的其他感激表示还有送了亚当斯一条从梅西百货公司买来的价值2400元的东方地毯，从1955年到1958年5月，当亚当斯一家人住在波士顿豪华的谢拉顿－普拉扎饭店时，曾先后21次为他们惠钞付账，总数达3096.56元。他还替亚当斯付了他在曼哈顿的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饭店下榻时的账单。当时，戈德法因把所有这些送人情的巨额花费在报税时都作为业务开支扣除了。
根据国内收入署的规定，这些花费是可以扣除的，只要戈德法因的买卖确实从中得到某种“正常和必要的”利益或好处。情况正是这样，而且他可以提出证据来。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根据法庭调阅的电话记录，戈德法因在六个月内给亚当斯打了43次长途电话，大约每四天一次。此外，亚当斯还给这位纺织品制造商或为了他的事打过无数次电话。1953年12月30日，这位总统办公厅主任就曾打电话给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爱德华・豪雷――他就是依靠亚当斯获得这一职位的――询问控告戈德法因虚标纺织品原料的这股风到底从哪儿来的。1955年4月14日，当这位制造商又一次因这一问题受到审查时，亚当斯利用自己的职权在豪雷那里给戈德法因安排了一次见面的机会。在见面的时候，戈德法因公然拿着他的这位朋友的名字招摇撞骗。“请给我要谢尔曼・亚当斯的电话，”他对一个秘书命令说，声音大得连隔壁办公室里都能清楚听到。“谢尔曼，我现在在联邦贸易委员会，”他对着话筒说，“在这里大家都对我很好。”
第二年，亚当斯还曾请白宫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