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利益的。他们不顾一切客观事实，竟然认定蒋当时很容易就可以打败毛泽东的军队，而把他困在那个岛屿就是阴险的阴谋的一部分。作为表示他们相信国民党力量的一种姿态，麦卡锡、诺兰、布里奇斯参加了中国大使馆的一次正式晚宴，和国民党同呼口号：“反攻大陆！”他们站起来高呼，中国大使则拚命鼓掌。
他们誓称要把“蒋介石放出笼”。艾森豪威尔没有用这个词，但是在党的竞选纲领上是这样写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他的命令，给第七舰队发出电报如下：
『1953年2月2日
立即执行
送中珍珠港战区太平洋总司令
抄送：日本东京远东总司令
现行指示中要求你们保证不会、（重复一遍）不会将台湾和澎湖列岛作为中国国民党进攻大陆的作战基地的那一都分现已取消。』
但是蒋介石怎样能收回大陆呢？没有船只，他又怎样能到达大陆呢？尽管这样，艾森豪威尔还是和他们一起痴人说梦。他在起草国情咨文时写道，由于杜鲁门的命令，“美国海军己必须成为对共产党中国的防御臂助。”甚至象刘易斯・卡罗尔【刘易斯・卡罗尔（1832－1898年），英童话作家，著有《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扣《爱丽丝从哈哈镜中看到的东西》等。――译者】，也不能把事情颠倒得比这更厉害了。而且，在中国重开内战的话是挑衅性的。这一点在报上泄露后，安东尼・艾登警告美国总统说，这样做会有“十分不幸的政治反应，又不可能取得军事好处作为补偿。”艾克因此感到不安，就在往国会途中作出决定，改用和平的调子结束这一段落：“请允许我将问题说个十分明白，这个命令并不意味着在我们方面有任何侵略的意图。”其实十分明白的倒是：蒋虽然是放出笼来了，但他并无牙齿。现在共产党中国既然不再受到第七舰队巡逻队的阻拦，就发动了几次试探性的两栖攻势，发现国民党人并没有力量控制台湾海峡，甚至做个样子也不行。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蒋就愈来愈怀念第七舰队。到了艾森豪威尔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这命令的一周年，《组约时报》就报道了结果：共有十一个沿海岛屿丢给共产党人了。但关于台湾问题的消息远不止此。政府由于考虑到在美国国内可能发生的政治影响，或者只是由于对付民主党人的嘲笑罢，又一次把第七舰队调回台湾海峡。并称之为“把蒋收回笼。”
芝加哥代表大会的纲领还声言，“一切象在雅尔塔会议所达成的那样有利于共产党奴役人民的秘密谅解，都拒绝承担责任。”杜勒斯起草这政纲时，也象其他共和党领袖一样，对国务院的有些看法，这完全是不确实的。他们认为，共产党帝国是共产党人和民主党人在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的会议中合作建立起来的。他们决定要改正这一错误。杜勒斯当了国务卿以后的第一篇演说，就向东欧国家表示，它们可以“指望我们”，他还在总统的国情咨文中写上这样一段：“我将来会要求国会同意通过一项适当的决议，明确表明我们政府对过去……容忍奴役人民的一切秘密谅解，都不承担任何责任。”这里说得很清楚，指的是雅尔塔、波茨坦和德黑兰的。艾森豪威尔直读这段咨文时，共和党人都高兴得跳起来欢呼。他们相互议论说，这样看来，确是有这种秘密协议了，他们本来早就知道的。那时杜勒斯还很自信，以为他可以在国务院某个秘密保险库里，找到这种证明民主党有罪的文件。但是，哪个保险库里都没有。哪里都没有。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文件。真相弄清以后，总统和国务卿就开始把他们的看法纠正。但是共和党在参院的大头们已在起草有关雅尔塔会议的决议。如果采用他们的提法，这个决议就要拒绝承认战争期间签订的一切协定。艾森豪威尔知道，如果这个决议通过的话，美国人在柏林和维也纳的地位，就变得极其尴尬了。
结果就是，在白宫与国会共和党领袖之间第一次出现严重裂痕。2月16日，艾克和共和党国会领袖举行每周会谈时，就将他和杜勒斯起草的一份含混不清的草稿提出来。这文件实际是毫无意义的；美国对东欧人的悲惨遭遇表示遗憾，并保证会采取“一切和平手段”来帮助他们。塔夫脱发脾气了。他所考虑的绝不是这样的东西。艾克指出，要是使用更强烈的措辞的话，那除了引起其他问题之外，还会得罪国会里的民主党人，他们会认为这是对罗斯福形象的侮辱。但是，塔夫脱考虑的正是这样。于是2月23日，总统和国会领袖们再举行每周例行会谈时，艾克又和这位共和党领袖闹开了。塔夫脱认为除了对罗斯福和共产党的所有协议直接了当地加以否认外，其他任何决议都不行。
就在这个时候，党外有一股力量插进党内这个争论来。这就是德克萨斯州的林登・约翰逊，参议院新任的少数党领袖。约翰逊对白宫说，民主党人对东欧的状况，也和共和党一样感到不安，也乐意和他们一道对此表示遗憾。但是，对于不论民主党或者它的两位总统所没有做过的事，他们不打算承认有错。埃米特・休斯和助理国务卿思拉斯顿・莫顿同意这种看法，于是没有任何实际效力的政府的决议就到了国会。那里不满的极端保守派，就搬出罗斯福和杜鲁门“背叛”美国的各式各样的陈词滥调。塔夫脱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起提出一项修止案，表明这个决议对美国与苏联之间达成的协议的“任何条款，并不构成国会对其是有效还是无效的态度。”参院民主党的政策委员会认为这修正案是对罗斯福的批评。他们拒绝通过。于是这个问题就陷入僵局。
于是，五十年代政治的一个中心事实，就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第五周中出现了。这就是：艾克的外交政策会得到民主党的支持，但是在他自己的共和党内，却受到顽固派的反对。这位总统决意要忘掉过去，但极端保守分子却决心老是缠住雅尔塔协定不放。这使他感到难办。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在芝加哥代表大会时的顾虑，已证明不是多余的了。他们认定艾克就是杜威和洛奇那样人物的傀儡，而这些人是否爱国，他们是极其怀疑的。他们甚至连杜勒斯（有时是连艾森豪威尔）的立场如何也不能肯定。他们对国务院任何要想挽救一下诺兰称之为“遏制政策的特格伊木马”的尝试，都心存警惕。
林登・约翰逊和他的民生党人，在1953年一年内，支持政府在参院通过决议，不下五十八次。但是“关于被奴役人民”的决议却不在其中。这个问题直至1955年还继续使华盛顿伤脑筋。那年，杜勒斯批准将有关雅尔塔会议的全部文件公布，参议院的极端保守派感到很失望，因为从中找不到可供竞选用的弹药。但早在1953年这个问题就已经到了严重关头。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早已准备在1953年3月9日艾森豪威尔和国会领袖们会谈时作为头条议题提出来。但是，他们还未来得及开会，命运之神就插手干预，使这个决议草案搁置起来。因为斯大林再也不能时任何人发号施令了。3月4日，他在莫斯科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
※※※
当莫斯科电台发表公报时，总统和他的夫人正在进晚餐。广播说，“列宁意志的杰出继承者，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英明领袖和导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总统向莫斯科发出正式唁电。第二天旱上，他对政府成员尖酸地说：“自从1946年以来，我知道所有的所谓专家们都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谈论如果斯大林死去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这个国家应采取什么行动。现在他真是死了。你们可以把我们政府的档案翻箱倒篓看看有无什么计划。但找不到的。我们没有任何计划。我们甚至不能肯定，究竟他的去世会不会带来任何变化。”
当办公室里只有他和埃来特・休斯两个人时，他在这椭圆形房间沿着一个大弧形踱来踱去。那时休斯所记下来的笔记，使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艾克究竟是怎样想的：
『对苏维埃政权老是这样简单地加以谴责，我己经感到厌倦了――我想，大家也都厌倦了。如果我现在站在世界人民面前又来一次这样的谴责，我想就是错误的――事实上是愚蠢的。相反，只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对世界可以作出什么贡献？我们准备怎样做，来使和平的机会更多一些？
下面就是我想说的话。
在你头上轰鸣的喷气式飞机，每架价值七十五万元，一个每年挣一万元的人，工作一生也挣不到那么多钱。我们世界怎样可以长期负担这样的东西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军备竞赛。这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搞得不好，就是原子战争。就算搞得最好。也会把每个国家自己的劳动果实剥夺于净。』
但是，“我们还可以有别一条路”，他说，“就是裁军的道路。”采取这一条路，每个人就可以有“面包、牛油、衣服、住宅、医院、学校了。”怎样达到这目的呢？
『让我们直率地谈罢：不要搞口是心非，不要搞舞文弄墨的政治公式，不要搞圆滑骗人的宣传花招。让我们把我们真正要提出的东西明明确确地说出来……双方在这里或那里撤军，……在别的地方在联合国监督之下进行自由选举……让我们可以不受检查地自由地对俄国人民进行广播，也让他们的领袖对我们讲活，……还有，具体地把我们希望为别的国家的经济福利要做的一切都说出来。
提到苏联政府，我们该怎样说呢？我想站起来说：我不准备谴责他们。过去的事，历史已经作出见证了。我感兴趣的是未来。他们和我们的政府都有新人上任，这完全是个新的开始。现在让我们开始相互对话吧。让我们讲出我们要说的话，使世界上每个人都能明自吧。我们的建议就是这样。如果你――苏联――有什么改进关系的建议，我们愿意听听。
这就是我要说的。如果我们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出来，那我就不发表讲话了。』
谢尔曼・亚当斯认为艾克4月16日对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题为“和平的机会”的讲话，是他一生事业中最伟大的讲话。理查德・罗维尔在《纽约人》杂志里称之为“巨大的胜利”，是一个“确立他在美国的领导地位，和重新确立美国在世界领导地位的讲话”。《纽约时报》认为这篇演说是“伟大的、十分动人的”，甚至反对派的《纽约邮报》也认为这是“美国最精采的声音”。到了六十年代事过境迁之后，休斯对这事的回忆，主要就是当时经过怎样斗争才把讲话发表。杜勒斯对每一次的修改稿都反对。有一次休斯问他，在朝鲜能达成停战的话，是否符合美国利益。杜勒斯摇摇头说：“我们会后悔的。在我们把中国人打个落花流水，使我们在全亚洲面前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之前，我认为解决朝鲜问题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处。”休斯把这话向艾森豪威尔汇报，总统马上发火说，“如果杜勒斯先生和他的足智多谋的顾问们真的认为我们不能认真进行和平谈判的话，那我们就不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了。”后来他又说，“有时候福斯特就是太担心有人会攻击他和杜鲁门、艾奇逊同一鼻孔出气。”这篇讲话自始至终都是难产的。甚至最后发表时对他说来也是痛苦的事。那天，艾森豪威尔胃痛恶性发作，几乎抬不起头来，到了最后，几乎垮了。
这篇讲话和五十年代里这类的难以数计的讲话不同：它发动了一次有效的和平攻势。中国人对战争也厌倦了。杜勒斯那种僵硬的外交给亚洲人一种印象，以为这个新政府全无灵活可言，以为美国人就象印度一份报纸所说的那样，“是拿着枪来猎取和平的。”但是，现在，他们的总统说他们并不是这样的。于是板门店的谈判很快就出现新气氛。当然，要把这结子解开，光是有和平的愿望是不够的。谈判的双方都由于日积月果的顾虑、仇恨和相互责骂，就象被老虎钳紧紧钳着一样，摆脱不出来。而这相互责骂的高潮，就是北京指责美国人进行了细菌战。肯定地说，斯大林去世了，主张强硬路线的头号人物已不在，这是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的。接着杜勒斯又认为由于尼赫鲁向中国透露，美国计划向联合国军战地指挥查发给战术性核武器，北京必然是给这样直截了当的警告所吓倒。当时也确实向中国提出威胁，说很快就要把战争扩大到满州。艾森豪威尔后来就对亚当斯提过这件事。但是杜勒斯夸大说美国已经三次走到“全面战争的边缘”（即1953年朝鲜停战谈判危机，1954年印度支那危机，和毛在1954年末1955年初声言要进攻福摩萨所引起的严重局面），亚当斯是怀疑的。他写道：“杜勒斯自己认为他的政策已经历了三次极严重的考验，是不是这样还可以提出疑问。艾森豪威尔是否象杜勒斯所说的在那三次的任何一次中已经那么接近战争的边缘，我是怀疑的。”
不管怎样艾克要求诉诸理智的呼吁，在当时复杂的事件大合唱当中，至少是一阵清新的调子，引起对方的注意，使他们回到会议桌上来。在恢复和谈的头几次会议中，进展是缓慢的。到了讨论在美国手上的一十三万二千名北朝鲜战俘，谈判就出现僵局。美国决定给他们自己决定是否
他们誓称要把“蒋介石放出笼”。艾森豪威尔没有用这个词，但是在党的竞选纲领上是这样写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他的命令，给第七舰队发出电报如下：
『1953年2月2日
立即执行
送中珍珠港战区太平洋总司令
抄送：日本东京远东总司令
现行指示中要求你们保证不会、（重复一遍）不会将台湾和澎湖列岛作为中国国民党进攻大陆的作战基地的那一都分现已取消。』
但是蒋介石怎样能收回大陆呢？没有船只，他又怎样能到达大陆呢？尽管这样，艾森豪威尔还是和他们一起痴人说梦。他在起草国情咨文时写道，由于杜鲁门的命令，“美国海军己必须成为对共产党中国的防御臂助。”甚至象刘易斯・卡罗尔【刘易斯・卡罗尔（1832－1898年），英童话作家，著有《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扣《爱丽丝从哈哈镜中看到的东西》等。――译者】，也不能把事情颠倒得比这更厉害了。而且，在中国重开内战的话是挑衅性的。这一点在报上泄露后，安东尼・艾登警告美国总统说，这样做会有“十分不幸的政治反应，又不可能取得军事好处作为补偿。”艾克因此感到不安，就在往国会途中作出决定，改用和平的调子结束这一段落：“请允许我将问题说个十分明白，这个命令并不意味着在我们方面有任何侵略的意图。”其实十分明白的倒是：蒋虽然是放出笼来了，但他并无牙齿。现在共产党中国既然不再受到第七舰队巡逻队的阻拦，就发动了几次试探性的两栖攻势，发现国民党人并没有力量控制台湾海峡，甚至做个样子也不行。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蒋就愈来愈怀念第七舰队。到了艾森豪威尔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这命令的一周年，《组约时报》就报道了结果：共有十一个沿海岛屿丢给共产党人了。但关于台湾问题的消息远不止此。政府由于考虑到在美国国内可能发生的政治影响，或者只是由于对付民主党人的嘲笑罢，又一次把第七舰队调回台湾海峡。并称之为“把蒋收回笼。”
芝加哥代表大会的纲领还声言，“一切象在雅尔塔会议所达成的那样有利于共产党奴役人民的秘密谅解，都拒绝承担责任。”杜勒斯起草这政纲时，也象其他共和党领袖一样，对国务院的有些看法，这完全是不确实的。他们认为，共产党帝国是共产党人和民主党人在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的会议中合作建立起来的。他们决定要改正这一错误。杜勒斯当了国务卿以后的第一篇演说，就向东欧国家表示，它们可以“指望我们”，他还在总统的国情咨文中写上这样一段：“我将来会要求国会同意通过一项适当的决议，明确表明我们政府对过去……容忍奴役人民的一切秘密谅解，都不承担任何责任。”这里说得很清楚，指的是雅尔塔、波茨坦和德黑兰的。艾森豪威尔直读这段咨文时，共和党人都高兴得跳起来欢呼。他们相互议论说，这样看来，确是有这种秘密协议了，他们本来早就知道的。那时杜勒斯还很自信，以为他可以在国务院某个秘密保险库里，找到这种证明民主党有罪的文件。但是，哪个保险库里都没有。哪里都没有。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文件。真相弄清以后，总统和国务卿就开始把他们的看法纠正。但是共和党在参院的大头们已在起草有关雅尔塔会议的决议。如果采用他们的提法，这个决议就要拒绝承认战争期间签订的一切协定。艾森豪威尔知道，如果这个决议通过的话，美国人在柏林和维也纳的地位，就变得极其尴尬了。
结果就是，在白宫与国会共和党领袖之间第一次出现严重裂痕。2月16日，艾克和共和党国会领袖举行每周会谈时，就将他和杜勒斯起草的一份含混不清的草稿提出来。这文件实际是毫无意义的；美国对东欧人的悲惨遭遇表示遗憾，并保证会采取“一切和平手段”来帮助他们。塔夫脱发脾气了。他所考虑的绝不是这样的东西。艾克指出，要是使用更强烈的措辞的话，那除了引起其他问题之外，还会得罪国会里的民主党人，他们会认为这是对罗斯福形象的侮辱。但是，塔夫脱考虑的正是这样。于是2月23日，总统和国会领袖们再举行每周例行会谈时，艾克又和这位共和党领袖闹开了。塔夫脱认为除了对罗斯福和共产党的所有协议直接了当地加以否认外，其他任何决议都不行。
就在这个时候，党外有一股力量插进党内这个争论来。这就是德克萨斯州的林登・约翰逊，参议院新任的少数党领袖。约翰逊对白宫说，民主党人对东欧的状况，也和共和党一样感到不安，也乐意和他们一道对此表示遗憾。但是，对于不论民主党或者它的两位总统所没有做过的事，他们不打算承认有错。埃米特・休斯和助理国务卿思拉斯顿・莫顿同意这种看法，于是没有任何实际效力的政府的决议就到了国会。那里不满的极端保守派，就搬出罗斯福和杜鲁门“背叛”美国的各式各样的陈词滥调。塔夫脱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起提出一项修止案，表明这个决议对美国与苏联之间达成的协议的“任何条款，并不构成国会对其是有效还是无效的态度。”参院民主党的政策委员会认为这修正案是对罗斯福的批评。他们拒绝通过。于是这个问题就陷入僵局。
于是，五十年代政治的一个中心事实，就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第五周中出现了。这就是：艾克的外交政策会得到民主党的支持，但是在他自己的共和党内，却受到顽固派的反对。这位总统决意要忘掉过去，但极端保守分子却决心老是缠住雅尔塔协定不放。这使他感到难办。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在芝加哥代表大会时的顾虑，已证明不是多余的了。他们认定艾克就是杜威和洛奇那样人物的傀儡，而这些人是否爱国，他们是极其怀疑的。他们甚至连杜勒斯（有时是连艾森豪威尔）的立场如何也不能肯定。他们对国务院任何要想挽救一下诺兰称之为“遏制政策的特格伊木马”的尝试，都心存警惕。
林登・约翰逊和他的民生党人，在1953年一年内，支持政府在参院通过决议，不下五十八次。但是“关于被奴役人民”的决议却不在其中。这个问题直至1955年还继续使华盛顿伤脑筋。那年，杜勒斯批准将有关雅尔塔会议的全部文件公布，参议院的极端保守派感到很失望，因为从中找不到可供竞选用的弹药。但早在1953年这个问题就已经到了严重关头。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早已准备在1953年3月9日艾森豪威尔和国会领袖们会谈时作为头条议题提出来。但是，他们还未来得及开会，命运之神就插手干预，使这个决议草案搁置起来。因为斯大林再也不能时任何人发号施令了。3月4日，他在莫斯科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
※※※
当莫斯科电台发表公报时，总统和他的夫人正在进晚餐。广播说，“列宁意志的杰出继承者，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英明领袖和导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总统向莫斯科发出正式唁电。第二天旱上，他对政府成员尖酸地说：“自从1946年以来，我知道所有的所谓专家们都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谈论如果斯大林死去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这个国家应采取什么行动。现在他真是死了。你们可以把我们政府的档案翻箱倒篓看看有无什么计划。但找不到的。我们没有任何计划。我们甚至不能肯定，究竟他的去世会不会带来任何变化。”
当办公室里只有他和埃来特・休斯两个人时，他在这椭圆形房间沿着一个大弧形踱来踱去。那时休斯所记下来的笔记，使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艾克究竟是怎样想的：
『对苏维埃政权老是这样简单地加以谴责，我己经感到厌倦了――我想，大家也都厌倦了。如果我现在站在世界人民面前又来一次这样的谴责，我想就是错误的――事实上是愚蠢的。相反，只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对世界可以作出什么贡献？我们准备怎样做，来使和平的机会更多一些？
下面就是我想说的话。
在你头上轰鸣的喷气式飞机，每架价值七十五万元，一个每年挣一万元的人，工作一生也挣不到那么多钱。我们世界怎样可以长期负担这样的东西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军备竞赛。这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搞得不好，就是原子战争。就算搞得最好。也会把每个国家自己的劳动果实剥夺于净。』
但是，“我们还可以有别一条路”，他说，“就是裁军的道路。”采取这一条路，每个人就可以有“面包、牛油、衣服、住宅、医院、学校了。”怎样达到这目的呢？
『让我们直率地谈罢：不要搞口是心非，不要搞舞文弄墨的政治公式，不要搞圆滑骗人的宣传花招。让我们把我们真正要提出的东西明明确确地说出来……双方在这里或那里撤军，……在别的地方在联合国监督之下进行自由选举……让我们可以不受检查地自由地对俄国人民进行广播，也让他们的领袖对我们讲活，……还有，具体地把我们希望为别的国家的经济福利要做的一切都说出来。
提到苏联政府，我们该怎样说呢？我想站起来说：我不准备谴责他们。过去的事，历史已经作出见证了。我感兴趣的是未来。他们和我们的政府都有新人上任，这完全是个新的开始。现在让我们开始相互对话吧。让我们讲出我们要说的话，使世界上每个人都能明自吧。我们的建议就是这样。如果你――苏联――有什么改进关系的建议，我们愿意听听。
这就是我要说的。如果我们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出来，那我就不发表讲话了。』
谢尔曼・亚当斯认为艾克4月16日对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题为“和平的机会”的讲话，是他一生事业中最伟大的讲话。理查德・罗维尔在《纽约人》杂志里称之为“巨大的胜利”，是一个“确立他在美国的领导地位，和重新确立美国在世界领导地位的讲话”。《纽约时报》认为这篇演说是“伟大的、十分动人的”，甚至反对派的《纽约邮报》也认为这是“美国最精采的声音”。到了六十年代事过境迁之后，休斯对这事的回忆，主要就是当时经过怎样斗争才把讲话发表。杜勒斯对每一次的修改稿都反对。有一次休斯问他，在朝鲜能达成停战的话，是否符合美国利益。杜勒斯摇摇头说：“我们会后悔的。在我们把中国人打个落花流水，使我们在全亚洲面前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之前，我认为解决朝鲜问题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处。”休斯把这话向艾森豪威尔汇报，总统马上发火说，“如果杜勒斯先生和他的足智多谋的顾问们真的认为我们不能认真进行和平谈判的话，那我们就不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了。”后来他又说，“有时候福斯特就是太担心有人会攻击他和杜鲁门、艾奇逊同一鼻孔出气。”这篇讲话自始至终都是难产的。甚至最后发表时对他说来也是痛苦的事。那天，艾森豪威尔胃痛恶性发作，几乎抬不起头来，到了最后，几乎垮了。
这篇讲话和五十年代里这类的难以数计的讲话不同：它发动了一次有效的和平攻势。中国人对战争也厌倦了。杜勒斯那种僵硬的外交给亚洲人一种印象，以为这个新政府全无灵活可言，以为美国人就象印度一份报纸所说的那样，“是拿着枪来猎取和平的。”但是，现在，他们的总统说他们并不是这样的。于是板门店的谈判很快就出现新气氛。当然，要把这结子解开，光是有和平的愿望是不够的。谈判的双方都由于日积月果的顾虑、仇恨和相互责骂，就象被老虎钳紧紧钳着一样，摆脱不出来。而这相互责骂的高潮，就是北京指责美国人进行了细菌战。肯定地说，斯大林去世了，主张强硬路线的头号人物已不在，这是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的。接着杜勒斯又认为由于尼赫鲁向中国透露，美国计划向联合国军战地指挥查发给战术性核武器，北京必然是给这样直截了当的警告所吓倒。当时也确实向中国提出威胁，说很快就要把战争扩大到满州。艾森豪威尔后来就对亚当斯提过这件事。但是杜勒斯夸大说美国已经三次走到“全面战争的边缘”（即1953年朝鲜停战谈判危机，1954年印度支那危机，和毛在1954年末1955年初声言要进攻福摩萨所引起的严重局面），亚当斯是怀疑的。他写道：“杜勒斯自己认为他的政策已经历了三次极严重的考验，是不是这样还可以提出疑问。艾森豪威尔是否象杜勒斯所说的在那三次的任何一次中已经那么接近战争的边缘，我是怀疑的。”
不管怎样艾克要求诉诸理智的呼吁，在当时复杂的事件大合唱当中，至少是一阵清新的调子，引起对方的注意，使他们回到会议桌上来。在恢复和谈的头几次会议中，进展是缓慢的。到了讨论在美国手上的一十三万二千名北朝鲜战俘，谈判就出现僵局。美国决定给他们自己决定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