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就敲门进来。当时只把朱利叶斯逮捕，埃塞尔被留下来，服顾他们两个孩子。但后来她得把孩子托付出去。因为她也被逮捕了。他们两人是在战争期间叛国的，其命运就是辛辛监狱和坐电椅了。
这才是真正的叛国，不是那些要幼儿园老师和电影临时演员忠诚宣誓的头等爱国分子的病态狂想。毫无疑向，罗森堡－格林格拉斯－戈尔德－富克斯－梅集团是国际间谍活动史上最成功的一个。他们在莫斯科交出许多图表、公式以及几百页密密麻麻写下的材料，从在橡树岭分离铀235和铀238的气体扩散处理到导弹的设计图都极其详尽。即使俄国人当时自始至终参与试制，他们对于核武器的了解，也不过是如此而已。美国花了二十亿元的代价，把西欧和美国最优秀的科学家集中起来，动员了美国的工业，两方面结合，用了三年半的时间，终于在阿拉莫戈多获得了成功，在日本上空显示了威力。到了那时，苏联情报局长已从富克斯那里获得了一份原子弹制作过程的详细报告，甚至还有在新墨西哥州沙漠第一次爆炸的现场情况的报告。这个情报是无价之宝。当时苏联物理学家们还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已掌握了有关的理论物理学，但在四十年代后期，俄国对这样规模巨大的试制工作，还没有足够的工业资源。这次大出卖使他们解决了核武器的差距，这些英奸美奸使冷战至少提前十八个月。
他们的罪行这样滔天，而英国和美国的反间谍网又是这样漏洞百出，当时舆论完全可以要求唐宁街10号和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换个新政府的。但当时并未出现这种情况。就选民而论，整件事也可以说是上帝的意旨。当然，保密工作太差是使人痛心的，但是，当时在这两个国家中，都没有人继续要在科学界里追踪到底，找到替罪羊为止。一般人缺乏足够科学知识，并不了解发生问题的重大意义。气体扩散的处理也很难作为竞选运动的争论问题。而且，在犯罪的人中，除了共产党员而外，没有办法证明哪一个是有什么党派关系。但共和党人所需要的，就是在泄露美国秘密的人当中找出一个彻头彻尾的新政派集团，或者至少其中有一个人是新政派。
他们终于找到他们所要求的人，这可以说是本世纪中叶美国政治的特色。也许这人还不是他们真正所要求的，但是已非常近似，足以使国家分裂、使人头落地。如果这些“政府中的共产党人”还没有泄漏原子弹计划的话，那不过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种计划而已。这些人都和实脸室里的间谍一样，是一块料。他们都是本世纪开始后不久出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还记忆犹新，而且聪明、敏感，富于理想。他们都经历过股票市场大崩溃的经济破产，接着又都看到西班牙、埃塞俄比亚、中国和中欧遭受的肆无忌惮的侵略，还看到慕尼黑事件的屈辱。他们对西方民主失去信心，把共产主义奉为改造世界的信仰。他们象宗教狂患者们一样，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可以不惜一切。大多数人没有物理学家那么幸运。但每个人总能作点贡献。在行政机关的可以盗窃国家机密。在总统的智囊团里，就会提出苏联那一套解决方案，（比如说，毁灭德国的鲁尔区。）甚至当老百姓的也可以当他们的通讯员。哈里・戈尔德就是一个，而惠特克・钱伯斯也是一个。
这是复杂异常的。时至今日，有些人信仰尽管不同，但都如此坚定，即使供状俱在，或者证据确凿，他们还是矢口否认。迪安・艾奇逊至死时还是认为亨利・德克斯特・怀特无罪，而希斯事件则是“不可思议”的。要了解1948年夏季开始发生的怪现象，你不妨设想自己处在一个大家庭里，孩子们言之凿凿地说有个怪物在作祟。其他的人一再对他们说，世间是没有怪物的。他们对房子反复进行搜索。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尽管孩子们还是把荒诞无稽之谈说成是确有其事，但家里的人都不予理会。一晚，全家聚在一起，一个孩子发现一个小房间的门半掩。他砰地把门打开，一个身长十尺、青面獠牙的真正怪物走出来了。在加拿大的伊戈・古津科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三年以后，在华盛顿，美好事件又再次证明确有这样的怪物。不同的是，这扇门不是小房间的门，它倒是通向主人卧室的门呢！
※※※
在这个“精疑的年代”的早期，自由派和知识分子对这个红色怪物，都想付诸一笑。因为十年以来，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一直在想吓唬全国人民，使罗斯福的改革声誉扫地。要说现在有什么重要问题出现，似乎难于置信。当伊丽莎白・本特利开始在参院行政部门经费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作证时，《纽约人》杂志的利布林对她进行了肆意嘲弄。他写道，“在希拉夫特糖的包装下，本特利小姐把废物制成合成橡胶的秘密公式（当时还未发明出来呢！），或复员日的大约日期（这是多此一举，因为同盟国的参谋长们一决定日期就会通知他们的俄国同僚的）交给了艾尔【艾尔是她的情人和主要联系人。他的真名是雅各布・戈洛斯。在1944年去世之前，他是这个间谍网中的一员。其他成员还有哈里・戈尔德和克劳斯・富克斯。】。按照她的供词，她传递了一些材料（破译俄国密码的材料），这是从一个自称从劳克林・柯里那里拿来的人给她的。柯里是前罗斯福总统的行政助理，但他本人后来又发誓说对此事毫无所知。至于她在哪里传递，那我也忘掉了。”
那年8月份，利布林对本特利小姐的讽刺嘲弄，真是没完没了。对他来说，她是“肉豆蔻马塔・哈里”，【马塔・哈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德国女间谍，后在法国法庭中判处死刑。――译者】后来《纽约世界电讯报》不再称她为“红色间谍皇后”，开始说她是“漂亮的”和“金发碧眼的女人”（其实她两者都不是），这样之后，这位《纽约人》的评论员，就戏称她为“金发的红色间谍皇后”。但是，后来他的评论开始尖锐起来了。开玩笑是开玩笑，但是这个女人现在却在损害好人的声誉嘛！他于是写道，这种审讯“使人想起一群智力迟钝的孩子，在那里玩侦探游戏。”利布林认为“编辑们要是对本特利小姐的秘密资料，嗅不出合成橡胶的燃烧臭味，那就是对消息非常不敏感。”如果认为他是想贬低证词，那就完全不合乎他的性格的，也违反他个人深信不疑的信念的。但是当说话结结巴巴的南达科他州的卡尔・蒙特说“证据越积越多了，但还不够清楚”的时候，利布林就说，“我认为报刊对审讯的低级喜剧的一面，一直都忽视了。”
随着夏去秋来，低级喜剧显得不是那么有趣了。本特利小姐和惠特克・钱伯斯经过发誓后供出，有三十七名前政府雇员参加过苏联间谍活动。在这些人中，有十七人拒绝发誓表示自己是否共产党或者是否间谍。这些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该修正案内容有一部分是：美国公民有权拒绝作出不利于自己的见证。】保护自己的人的名字今天已不容易记起来了，就象当时保罗・罗伯逊的一张老唱片“泥炭沼的士兵”或“四个谋反的将军”那样。在1948年以前，这些人都是寂寂无闻的人，但他们都很接近权势人士。还有六个没有被传去作证。剩下那些人币，哈罗德・韦尔己在1935年去世；李・普雷斯曼和约翰・艾布特都承认他们是共产党，但否认参加间谍活动；在国务院工作了十四年之久的劳伦斯・达根，在两个证人证明他是共产党之后，从曼哈顿一所大楼的十六楼窗口跳下来或者掉下来死了。前助理国务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在证据对他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也心脏病发作逝世。另外十二个人则起誓说，对他们的控告是诬告。但其中两人又被控犯了作伪证罪。一个是威廉・雷明顿，被判有罪，后来在狱中被暗杀，而另一个则是阿尔杰・希斯。
按照1948－1949年版的《美国名人录》，他的简史是这样的：
『阿尔杰・希斯，律师，1904年11月11日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查尔斯・阿尔杰和玛丽（原姓休斯）之子，1926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文学士；1929年哈佛大学法学士；1929年12月11日和普里西位・范斯勒・霍布逊始婚；孩子名蒂莫西・霍布逊（继于）和安东尼；马塞诸塞州、纽约市和美国最高法院的律师。1929－30年最高法院法官秘书兼录事，1933－35年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农业调整局总法律顾问助理，后任副总法律顾问；1934－35年参议院军需工业调查特别委员会法律助理，1935－36年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宫；……自1947年2月1日至今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1944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执行秘书；1945年2月陪同罗斯福总统参加克里米亚合议；1945年任旧全山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秘书长，1946年1月至2月任联合国大会美国代表团首席顾问。美国大学生联谊会和亚得斐金钥匙学会会员。家住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第七区，西北P街3210号。办公室在纽约州纽约市第十八区第五大道522号。』
要找一位比他更引人注目的罗斯福时期的人物是很不容易的。用对他起诉的人的话说，他是个“典型”。他身材修长，皮肤黝黑，穿着考究，完全是个最合乎理想的头面人物――国家的公务人员――同时也是乔特【约瑟夫・霍奇斯・乔特（1832－1917年）美国律师和外交家。――译者】律师事务所的成员，是被列入华盛顿《社交大全》的民主党改良派。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时出席各种辩论会，是著名赛跑选手，是班里最擅长于交际的人：他声誉甚高，无疵可摘。伊利诺州的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随时可以作他的证明人；另外两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美国前副司法部长约翰・戴维斯（曾是总统候选人）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同样可以。他的风度使人望而生敬。声调抑扬顿挫，是地道的哈佛口音。他随时展露笑容，而且欢快明朗，象罗斯福最讨人喜欢的时候一样。他举止随便、雍容大方，使人想起巴尔的摩交谊舞或吉布森岛的网球比赛的场面，而他又恰巧常在那些场合露面。在审讯他时，他不象是被告，反而象旁听的贵宾。说这样的人是共产党员，就象说他是个说谎者一样，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但是告发他是共产党又是说谎者的惠特克・钱伯斯，却承认自己是个为人所不齿的流氓恶棍。他在和共产党断绝关系参加《时代》周刊工作之前，就曾发假誓一千次以上。他在少年时代，就和他的兄弟迪克订约，一起自杀。迪克自杀了，可是惠特克却背约。在十七岁时，他和一个名叫独眼安妮的妓女，在新奥尔良的一个低级客栈里同居。后来，他又带一个荡妇回到长岛母亲的家里和她同居――母亲所以同意，他说，“因为她已失掉一个儿子，不想把另一个也失掉。”他因为写猥亵的剧本，被哥伦比亚大学开除。他当过小偷。把他进工程兴办署工作时宣的誓拿来同他对质，他懒洋洋地满不在乎地承认，他对誓言的每一点都违反了。现在到1948年，他已是一个肥胖的中年人，衣衫不整、面常愁容，脸色苍白，眼皮浮肿。
但是在这两人之间的问题中，倒是钱伯斯对问题的一个方面看得最清楚。他后来写道，“作为厉史来说，希斯这个案件，说明了普通老百胜和那些装作代表他们行动、思考和说话的人们之间，有多方面的裂痕。这些裂痕与其说是这案件所造成的，不如说是这个案件所暴露出来的。这点比之案件中的其他特点更为明显，更为使人不安。一般说来，拥护阿尔杰・希斯，准备不惜一切保护他和为他辩护的，多是些‘优秀人物’，虽然并不是总是如此。”当然，这是问题的一面，另一方面，就是对双方的党派偏见特别深的人说来，阿尔杰・希斯很快就成为一个象征。民主党自由派把他视为“新政”各项成就的代表，而这些成就现在遭到攻击。对保守的共和党人来说，他代表的就是那些可恶的东部优秀人物。自由派在这件案中首先表态，他们认为希斯很显然是清白无辜的，所以不惜一切来支持他，并使对方也同样倾力以赴。但是保守派却动得较迟。他们最初认为不适宜把钱伯斯这个人捧出来。但是众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却为他们指出道路。在钱伯斯－希斯这件震动全国的事件的真正意义还未为世所知之时，也就是说，还未控告希斯犯叛国罪之前，两方就已积蓄力量，摆开阵势准备战斗了。从此，双方逐步失却理智，这案件在社会各个方面都引起盲目的，激烈的情绪。自由派犯了错误，这是一场悲剧。而钱伯斯不但对了，而且他能提出证据。这是尼克松和他的共和党的胜利。
但是钱伯斯最初看来并不对，而希斯则作出非常漂亮的架势。别的人求助于宪法第五修正案，或者找明显的遁词。但他不是如此。1948年8月4日，在出席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前一天，他听到钱伯斯已指控他为共产党，他从纽约给该委员会打电报请求给他权利，准他起誓否认这个罪名。第二天，他来到委员会面前，表现出义愤填胸的样子。他对所有问题都进行答复，并对钱伯斯提出的具体细节，逐点否认。最后，主席蒙特对希斯的“
这才是真正的叛国，不是那些要幼儿园老师和电影临时演员忠诚宣誓的头等爱国分子的病态狂想。毫无疑向，罗森堡－格林格拉斯－戈尔德－富克斯－梅集团是国际间谍活动史上最成功的一个。他们在莫斯科交出许多图表、公式以及几百页密密麻麻写下的材料，从在橡树岭分离铀235和铀238的气体扩散处理到导弹的设计图都极其详尽。即使俄国人当时自始至终参与试制，他们对于核武器的了解，也不过是如此而已。美国花了二十亿元的代价，把西欧和美国最优秀的科学家集中起来，动员了美国的工业，两方面结合，用了三年半的时间，终于在阿拉莫戈多获得了成功，在日本上空显示了威力。到了那时，苏联情报局长已从富克斯那里获得了一份原子弹制作过程的详细报告，甚至还有在新墨西哥州沙漠第一次爆炸的现场情况的报告。这个情报是无价之宝。当时苏联物理学家们还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已掌握了有关的理论物理学，但在四十年代后期，俄国对这样规模巨大的试制工作，还没有足够的工业资源。这次大出卖使他们解决了核武器的差距，这些英奸美奸使冷战至少提前十八个月。
他们的罪行这样滔天，而英国和美国的反间谍网又是这样漏洞百出，当时舆论完全可以要求唐宁街10号和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换个新政府的。但当时并未出现这种情况。就选民而论，整件事也可以说是上帝的意旨。当然，保密工作太差是使人痛心的，但是，当时在这两个国家中，都没有人继续要在科学界里追踪到底，找到替罪羊为止。一般人缺乏足够科学知识，并不了解发生问题的重大意义。气体扩散的处理也很难作为竞选运动的争论问题。而且，在犯罪的人中，除了共产党员而外，没有办法证明哪一个是有什么党派关系。但共和党人所需要的，就是在泄露美国秘密的人当中找出一个彻头彻尾的新政派集团，或者至少其中有一个人是新政派。
他们终于找到他们所要求的人，这可以说是本世纪中叶美国政治的特色。也许这人还不是他们真正所要求的，但是已非常近似，足以使国家分裂、使人头落地。如果这些“政府中的共产党人”还没有泄漏原子弹计划的话，那不过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种计划而已。这些人都和实脸室里的间谍一样，是一块料。他们都是本世纪开始后不久出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还记忆犹新，而且聪明、敏感，富于理想。他们都经历过股票市场大崩溃的经济破产，接着又都看到西班牙、埃塞俄比亚、中国和中欧遭受的肆无忌惮的侵略，还看到慕尼黑事件的屈辱。他们对西方民主失去信心，把共产主义奉为改造世界的信仰。他们象宗教狂患者们一样，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可以不惜一切。大多数人没有物理学家那么幸运。但每个人总能作点贡献。在行政机关的可以盗窃国家机密。在总统的智囊团里，就会提出苏联那一套解决方案，（比如说，毁灭德国的鲁尔区。）甚至当老百姓的也可以当他们的通讯员。哈里・戈尔德就是一个，而惠特克・钱伯斯也是一个。
这是复杂异常的。时至今日，有些人信仰尽管不同，但都如此坚定，即使供状俱在，或者证据确凿，他们还是矢口否认。迪安・艾奇逊至死时还是认为亨利・德克斯特・怀特无罪，而希斯事件则是“不可思议”的。要了解1948年夏季开始发生的怪现象，你不妨设想自己处在一个大家庭里，孩子们言之凿凿地说有个怪物在作祟。其他的人一再对他们说，世间是没有怪物的。他们对房子反复进行搜索。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尽管孩子们还是把荒诞无稽之谈说成是确有其事，但家里的人都不予理会。一晚，全家聚在一起，一个孩子发现一个小房间的门半掩。他砰地把门打开，一个身长十尺、青面獠牙的真正怪物走出来了。在加拿大的伊戈・古津科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三年以后，在华盛顿，美好事件又再次证明确有这样的怪物。不同的是，这扇门不是小房间的门，它倒是通向主人卧室的门呢！
※※※
在这个“精疑的年代”的早期，自由派和知识分子对这个红色怪物，都想付诸一笑。因为十年以来，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一直在想吓唬全国人民，使罗斯福的改革声誉扫地。要说现在有什么重要问题出现，似乎难于置信。当伊丽莎白・本特利开始在参院行政部门经费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作证时，《纽约人》杂志的利布林对她进行了肆意嘲弄。他写道，“在希拉夫特糖的包装下，本特利小姐把废物制成合成橡胶的秘密公式（当时还未发明出来呢！），或复员日的大约日期（这是多此一举，因为同盟国的参谋长们一决定日期就会通知他们的俄国同僚的）交给了艾尔【艾尔是她的情人和主要联系人。他的真名是雅各布・戈洛斯。在1944年去世之前，他是这个间谍网中的一员。其他成员还有哈里・戈尔德和克劳斯・富克斯。】。按照她的供词，她传递了一些材料（破译俄国密码的材料），这是从一个自称从劳克林・柯里那里拿来的人给她的。柯里是前罗斯福总统的行政助理，但他本人后来又发誓说对此事毫无所知。至于她在哪里传递，那我也忘掉了。”
那年8月份，利布林对本特利小姐的讽刺嘲弄，真是没完没了。对他来说，她是“肉豆蔻马塔・哈里”，【马塔・哈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德国女间谍，后在法国法庭中判处死刑。――译者】后来《纽约世界电讯报》不再称她为“红色间谍皇后”，开始说她是“漂亮的”和“金发碧眼的女人”（其实她两者都不是），这样之后，这位《纽约人》的评论员，就戏称她为“金发的红色间谍皇后”。但是，后来他的评论开始尖锐起来了。开玩笑是开玩笑，但是这个女人现在却在损害好人的声誉嘛！他于是写道，这种审讯“使人想起一群智力迟钝的孩子，在那里玩侦探游戏。”利布林认为“编辑们要是对本特利小姐的秘密资料，嗅不出合成橡胶的燃烧臭味，那就是对消息非常不敏感。”如果认为他是想贬低证词，那就完全不合乎他的性格的，也违反他个人深信不疑的信念的。但是当说话结结巴巴的南达科他州的卡尔・蒙特说“证据越积越多了，但还不够清楚”的时候，利布林就说，“我认为报刊对审讯的低级喜剧的一面，一直都忽视了。”
随着夏去秋来，低级喜剧显得不是那么有趣了。本特利小姐和惠特克・钱伯斯经过发誓后供出，有三十七名前政府雇员参加过苏联间谍活动。在这些人中，有十七人拒绝发誓表示自己是否共产党或者是否间谍。这些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该修正案内容有一部分是：美国公民有权拒绝作出不利于自己的见证。】保护自己的人的名字今天已不容易记起来了，就象当时保罗・罗伯逊的一张老唱片“泥炭沼的士兵”或“四个谋反的将军”那样。在1948年以前，这些人都是寂寂无闻的人，但他们都很接近权势人士。还有六个没有被传去作证。剩下那些人币，哈罗德・韦尔己在1935年去世；李・普雷斯曼和约翰・艾布特都承认他们是共产党，但否认参加间谍活动；在国务院工作了十四年之久的劳伦斯・达根，在两个证人证明他是共产党之后，从曼哈顿一所大楼的十六楼窗口跳下来或者掉下来死了。前助理国务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在证据对他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也心脏病发作逝世。另外十二个人则起誓说，对他们的控告是诬告。但其中两人又被控犯了作伪证罪。一个是威廉・雷明顿，被判有罪，后来在狱中被暗杀，而另一个则是阿尔杰・希斯。
按照1948－1949年版的《美国名人录》，他的简史是这样的：
『阿尔杰・希斯，律师，1904年11月11日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查尔斯・阿尔杰和玛丽（原姓休斯）之子，1926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文学士；1929年哈佛大学法学士；1929年12月11日和普里西位・范斯勒・霍布逊始婚；孩子名蒂莫西・霍布逊（继于）和安东尼；马塞诸塞州、纽约市和美国最高法院的律师。1929－30年最高法院法官秘书兼录事，1933－35年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农业调整局总法律顾问助理，后任副总法律顾问；1934－35年参议院军需工业调查特别委员会法律助理，1935－36年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宫；……自1947年2月1日至今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1944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执行秘书；1945年2月陪同罗斯福总统参加克里米亚合议；1945年任旧全山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秘书长，1946年1月至2月任联合国大会美国代表团首席顾问。美国大学生联谊会和亚得斐金钥匙学会会员。家住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第七区，西北P街3210号。办公室在纽约州纽约市第十八区第五大道522号。』
要找一位比他更引人注目的罗斯福时期的人物是很不容易的。用对他起诉的人的话说，他是个“典型”。他身材修长，皮肤黝黑，穿着考究，完全是个最合乎理想的头面人物――国家的公务人员――同时也是乔特【约瑟夫・霍奇斯・乔特（1832－1917年）美国律师和外交家。――译者】律师事务所的成员，是被列入华盛顿《社交大全》的民主党改良派。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时出席各种辩论会，是著名赛跑选手，是班里最擅长于交际的人：他声誉甚高，无疵可摘。伊利诺州的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随时可以作他的证明人；另外两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美国前副司法部长约翰・戴维斯（曾是总统候选人）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同样可以。他的风度使人望而生敬。声调抑扬顿挫，是地道的哈佛口音。他随时展露笑容，而且欢快明朗，象罗斯福最讨人喜欢的时候一样。他举止随便、雍容大方，使人想起巴尔的摩交谊舞或吉布森岛的网球比赛的场面，而他又恰巧常在那些场合露面。在审讯他时，他不象是被告，反而象旁听的贵宾。说这样的人是共产党员，就象说他是个说谎者一样，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但是告发他是共产党又是说谎者的惠特克・钱伯斯，却承认自己是个为人所不齿的流氓恶棍。他在和共产党断绝关系参加《时代》周刊工作之前，就曾发假誓一千次以上。他在少年时代，就和他的兄弟迪克订约，一起自杀。迪克自杀了，可是惠特克却背约。在十七岁时，他和一个名叫独眼安妮的妓女，在新奥尔良的一个低级客栈里同居。后来，他又带一个荡妇回到长岛母亲的家里和她同居――母亲所以同意，他说，“因为她已失掉一个儿子，不想把另一个也失掉。”他因为写猥亵的剧本，被哥伦比亚大学开除。他当过小偷。把他进工程兴办署工作时宣的誓拿来同他对质，他懒洋洋地满不在乎地承认，他对誓言的每一点都违反了。现在到1948年，他已是一个肥胖的中年人，衣衫不整、面常愁容，脸色苍白，眼皮浮肿。
但是在这两人之间的问题中，倒是钱伯斯对问题的一个方面看得最清楚。他后来写道，“作为厉史来说，希斯这个案件，说明了普通老百胜和那些装作代表他们行动、思考和说话的人们之间，有多方面的裂痕。这些裂痕与其说是这案件所造成的，不如说是这个案件所暴露出来的。这点比之案件中的其他特点更为明显，更为使人不安。一般说来，拥护阿尔杰・希斯，准备不惜一切保护他和为他辩护的，多是些‘优秀人物’，虽然并不是总是如此。”当然，这是问题的一面，另一方面，就是对双方的党派偏见特别深的人说来，阿尔杰・希斯很快就成为一个象征。民主党自由派把他视为“新政”各项成就的代表，而这些成就现在遭到攻击。对保守的共和党人来说，他代表的就是那些可恶的东部优秀人物。自由派在这件案中首先表态，他们认为希斯很显然是清白无辜的，所以不惜一切来支持他，并使对方也同样倾力以赴。但是保守派却动得较迟。他们最初认为不适宜把钱伯斯这个人捧出来。但是众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却为他们指出道路。在钱伯斯－希斯这件震动全国的事件的真正意义还未为世所知之时，也就是说，还未控告希斯犯叛国罪之前，两方就已积蓄力量，摆开阵势准备战斗了。从此，双方逐步失却理智，这案件在社会各个方面都引起盲目的，激烈的情绪。自由派犯了错误，这是一场悲剧。而钱伯斯不但对了，而且他能提出证据。这是尼克松和他的共和党的胜利。
但是钱伯斯最初看来并不对，而希斯则作出非常漂亮的架势。别的人求助于宪法第五修正案，或者找明显的遁词。但他不是如此。1948年8月4日，在出席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前一天，他听到钱伯斯已指控他为共产党，他从纽约给该委员会打电报请求给他权利，准他起誓否认这个罪名。第二天，他来到委员会面前，表现出义愤填胸的样子。他对所有问题都进行答复，并对钱伯斯提出的具体细节，逐点否认。最后，主席蒙特对希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