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中尉问道：“你们连里有多少个日本鬼给打死了？”中尉回答说：“在我排里一起作战的美籍日人士兵到战争结束时，除两个外，全部牺性了。”这个农民说：“他妈的真可惜，没把那两个也打死。”别人仰望着天花板，有些人看着地上，有些人望着膝盖。总之，没有人说一句话。
至于那位约翰・德威特中将，由于西部防务司令都任务紧迫，整个战争年代他都在远远听不到炮声、受不到战斗考验的办公室里度过。但是他这样尽忠报国，倒没有被人忽视。陆军奖给他橡叶双簇殊勋奖章，海军也授给他殊勋奖章，法国授与他荣誉军团勋位，墨西哥也授予他阿兹台克鹰勋章。到了1947年他光荣退休以后，成为日美友好协会的一名热心的会员。西方人的不可思议，他这番表演可谓是到家了。
※※※
珍珠港事件以后第三个星期，农业部长克劳德・威卡德漫不经意地给美国人走漏了一个消息。他说，农民要供养军队，将忙得够呛了。老百姓如果喜欢吃新鲜蔬菜可以搞个家庭菜园――他管这叫“胜利菜园”。千千万万的城里人，本来是耙铲不分，只知道“耙”【英语rake，是长柄耙，但口语作放荡不羁的人解。――译者】这个词是指电影演员埃罗尔・弗林那样的人。现在他们见缝插针，那里有空地就把豌豆、胡萝卜、菠菜、西红柿、小萝卜、甜菜、莴苣、包心菜都种上，不管是家里的庭院、还是因为汽油要配给而空出来的停车场、运动场、芝加哥市的阿林顿跑马场、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动物园、埃利斯岛和阿尔卡特拉兹岛，都种上蔬菜。在农业部和种子公司的指导下，这些胜利菜园的农民们取得的成绩使大家既惊奇，又高兴。1943年美国的新鲜蔬菜有三分之一来自二千万个胜利菜园。
美国人对蔬菜并不那么特别爱吃，但这是找些事情做。在战争期间，整个国家好象是个中转站：人们在流动，在相互告别，或者就是在等待，那怕是等待纸手帕和发夹不再缺货。中年人把他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用过的钢盔涂成白色，参加民防组织，试放警报，把水箱装满砂，把桶装满水，练习急救，一夜又一夜地站岗，注视有无轴心国飞机的踪影。在政府的发动下，妇女和小孩从事收集橡胶废品、废纸、铝、白铁罐和牙膏管。主妇们把食用油脂节约下来，帮红十字会卷绷带（从珍珠港事件到对日战争胜利，就一共卷了二十五亿卷）。西雅图有个制鞋商，共捐献了六吨胶鞋跟，“棉花爱迪”史密斯有个心爱的痰盂，但是把垫痰盂的胶垫子也献出来了。在波士顿市灯塔山这个富人住宅区，也举行了一个废品收集大会，到会者都穿上晚礼服，捐赠的东西中有一支已有八十年历史的加特林机枪，一驾马车以及莱弗里特・素尔顿斯托尔州长的供练习划船用的健身器。
在这长期的等待时期，好莱坞也帮助大家消磨时间。它主要的对象是美国士兵。战争期间，一共拍了九百八十二部影片，复制了三万四千二百三十二部拷贝送到国外。国内的老百姓也可以看到，电影院每夜都挤满了人。这些年头的流行电影有罗伯特・扬主演的“普尔汉姆先生”，蒙蒂・伍利主演的“赴晚宴的人”，凯瑟琳・赫伯恩、斯本塞・屈莱塞主演的“本年名媛”，维克多・麦丘主演的“我的赛尔”，泰隆・鲍华、琼・芳丹主演的“高于一切”，詹尼弗・琼斯主演的“伯纳戴特之歌”，宾・克劳斯贝、巴里・菲茨杰拉德主演的“我行我素”，弗雷德・麦克默里、巴巴拉・斯坦威克，爱德华・鲁宾逊主演的“双倍赔偿”，琴・拉塞尔主演的“亡命之徒”，贾莱・古柏和英格丽・伯格曼主演的“战地钟声”，和“撒拉托加铁路干线”，雷・密仑主演的“失去的周末”，所有演员都是久享盛名的“卡萨布兰卡”，希契科克导演的“疑云”和“小鹿班比”。象平常一样，电影业有时也会狼狈不堪，有一次当对外宣传员兴高采烈地报导狗演员莱西生了一窝小狗了，但是一个兽医接着就揭露说莱西原来是只雄狗。但电影的质量仍然是高的。这很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知道那时的许多评论员，不但看电影是否优秀，而且还要看电影是否爱国。多萝西・汤普森就对“救生船”这部影片挑剔，因为她以为希契科克把纳粹分子表现得比其他船客更能干，而《纽约时报》的博斯利・克劳瑟也认为这是“一部奇怪地不讲民主的电影，即使在我们这个开明的社会里，这也是无可原谅的。”希契科克辩解说，他拍的是惊险片，并不是教育片。但他的抗辩并无人理会。甚至象《纽约人》月刊的沃尔科特・吉布斯那样精于此道、不偏不倚的批评家，也说约翰・斯坦贝克所著的《月亮下落》显示出一种“对德国人难以理解的温情”。但观众却没有那么苛求，因为他们来看电影有其他目的。有这么多的人远离家乡，远离家庭，电影比以前更能使他们逃避现实，得到暂时的宁静。
在这些岁月里，宣传工具也是一种把多年来远处异乡、远隔重洋的人联系起来的纽带。它使那些寂寞的人有了一点共同的东西，要不然他们就什么安慰也得不到了。当然有些东西听得使人发腻：象战时美国第一个最流行的歌曲《银自色的圣诞》，情调低沉，自怨自艾，而《我将回家过圣诞》就更糟。有些实在是非常讨厌的。例如，当吉米・萨沃唱起《你的面包里没有肉丸》，全国到处都跟着唱时，凡是听觉灵敏的人，几乎都感到受不了。还有《现在没关系了》和《你是我的阳光》这两支歌也是属于这一类。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歌唱家中薪水最高的竟然是纳尔逊・埃迪，这真使人泄气。但是百老汇的前途看来比较光明。象《穿灯笼裤的姑娘》，《我还记得妈妈》，《斑鸠的声音》和《哈维》等开始流行起来。1942年夏天，本来都是时运不济的两个人理查德・罗杰斯和奥斯卡・哈默斯坦二世，开始试验把一个叫《丁香花绿》的老剧本进行改编。这个话剧本只演过六十四场早在1931年停演。《生活》杂志后来说罗猴因子【指由遗传决定的一般存在于红血球中的抗原。可使缺乏这种抗原的人在怀孕或在输血过程中，可能产生溶血的反应。这里指《俄克拉荷马州》一剧是由《丁香花绿》所改编。后者不卖座，改编后反而哄动一时，得普列策奖金。――译者】把一部失败作品变成了《俄克拉荷马州》！它在1944年3月31日圣詹姆斯剧场开演，到1948年停演，共演出了二千二百四十八场，创造了歌舞剧的新纪录。与此同时，有位二十六岁名叫伦纳德・伯恩斯坦的音乐家写出了《寻欢作乐》，又是一出愉快的歌舞剧。倒卖戏票的黄牛党都在百老汇大街的小巷里进行活动，这种情况已经有十五年没出现了。
在国内的美国人看书比以前多了。克罗斯利和胡珀民意测验所说，电台广播仍是美国人娱乐的主要来源，以《费伯・麦吉和莫莉》和《广播市政会议》这两个节目最受欢迎，但广播中收听的人最多的还是新闻广播。在无线电广播方面，象在书店和图书馆里一样，由小说转到非小说的大转变已经开始。五角大楼是世界最大的出版社。光是1945年，它就印发了六千万册以上的军用版本，题材包罗万象。虽然这种双栏版面看起来很不舒服，但读的人还是如饥似渴，并且常常把书寄回家去。新书当中，有：马里恩・哈格罗夫写的《瞧这里，二等兵哈格罗夫》，亚历山大・德・塞维尔斯基少校写的《决定胜负的是空军》，伊尔卡・蔡斯写的《过去未完成》，埃利奥特・保罗写的《我最后一次见到巴黎》，威廉・怀特写的《他们是可以牺性的》，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写的《瓜达卡纳尔岛日记》，约翰・赫西写的《阿达诺之钟》，威尔基写的《天下一家》以及厄尼・派尔写的《这就是你的战争》和《勇敢的人》。还有两本书提出了战后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理查德・赖特写的《黑孩子》和莉莲・史密斯写的《奇异的果实》。它们都畅销，但几乎没有引起社会科学家们的注意。
销路最广的是杂志。在战争期间，美国流行期刊的销售量几乎都增加了。1944年广告商在期刊上投的广告费比1942年增加了一亿元。正如埃里克・霍普金斯当时所说，在这里也是“非小说的百分比……一直在稳步上升。其理由之一，就是自从1939年以来，事实超过了想象”。（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到了七十年代，就几乎没有严肃的小说了。）妇女杂志特别有意思。对于无数的妇女读者来说，这场战争就是使人厌烦透顶的四年。在1941年至1945年间，应征的士兵和志愿参军的总数有一千六百万，其中女的只有二十五万。在这期间，军队的规模经常保持一千二百万男人，这是来之一亿三千一百万美国人中最健康的一千二百万人。男女比例这样不平衡，就有大批大批的妇女孤裘独宿。
姑娘们同不认识的军人订盲目约会，如果不是表明女方主动进攻，起码也有点冒险性质。她们把化妆品叫做“战争油彩”，也不完全是开玩笑。年纪较大的妇女就老练些。现在没有巴黎的权威的指点，曼哈顿的服装设计师就模仿军装，这多少说明女人们当时向往些什么。一种流行的晚礼服，以金线织成的大机翼为装饰，从臀部一边往上弯，横过胸脯到另一边的肩膀。艾森豪威尔式茄克衫，被模仿来做为女晚服的披肩，或有松紧腰带的女衬衫。仿英国突击队贝蕾帽制成很漂亮的白天戴的帽子。不准备参加陆军妇女服务队的姑娘，也戴上类似服务队员的帽子，但以金属小圆片装饰起来。衣料短缺，但也能做到物尽其用，一种名叫“迪多”的特大儿童衫连裤日间作为便服，晚上则成为睡衣。
给在海外作战的丈夫头上戴绿帽子是最得不到谅解的事，但反正她也没有什么机会。正如当时一首流行歌曲所说的：“男人们不是太小，就是太老了”。已婚妇女既然只有独守空帏，很多人就开始改穿长裤。战时国内生活对她们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至于年轻的妻子们往往疑虑重重，深感苦恼。很多婚礼都是在运兵船启航前才举行的，深感孤寂的新娘们很怀疑，这样一时冲动而结成婚姻是否能够白发偕老。性格刚强一些的便借酒消愁。到了1943年，在酗酒的人中，男女比率已经由五比一，一跃而为二比一。其它妇女则埋头阅读爱密丽・波斯特【报纸专栏女作家，专谈社交礼节。――译者】或多萝茜・迪克斯【报纸专栏女作家，专对失恋者提劝告。――译者】的作品，或者想象自己就是奥娜・奥尼尔。纽约的斯托克俱乐部把奥娜选为当年进入社交界的名媛，使她的父亲、剧作家尤金・奥尼尔感到非常反感。但是，就广大妇女来说，她们又再从杂志中找寄托，她们特别喜欢战争期间创刊的三种着眼于女性神秘的杂志：斯特里特和史密斯公司出版的《小姐》，康德・纳斯特公司出版的《魅力》，以及沃尔特・安南伯格公司出版的《十七岁》。
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战时现象：新成长的青少年。大萧条的结柬恢复了大家对及笄少女的兴趣。与此同时，有些中学生们的母亲，白天都在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或波音飞机公司工作，他们回家时就在门口的擦鞋垫底下拿门匙开门进去。现在在外面挣点钱很容易，所以他们不是在家里拿到零用钱，就是自己出外赚点钱。《纽约时报杂志》编辑莱斯特・马克尔开始把“十几岁的”这个词写进文章里去。但全国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十分注意。中学男生一心想服兵役，似乎比较一本正经，不是那么无忧无虑。女孩子比较高兴一些，也活跃一些，因为她们都爱穿短袜子，所以人们管她们叫“短袜少女”。
摇曳音乐那一代人的风尚已经过时，或者己经快过时了。白褐双色皮鞋已为平底懒汉鞋所代替，宽松的套头毛线衫已代替了开襟毛线衫，连帽风雪大衣已代替了正反睛雨两用大衣，还跟蓝布斜纹裤一起穿，后者又是一个预兆。有一段时间，流行在蓝布斜纹裤上面穿男人白衬衫，衫尾拖在裤外。对日战争胜利之后，父兄们回来发现他们的衣橱已经空空如也。啤酒茄克衫还是有人穿，但那些上了年纪的原来爱跳吉特巴舞的人几乎都认不出来，因为短袜少女们都在这些茄克衫上绣上了她们男朋友（不论真有还是假想的）的部队的肩章。还有一种流行风尚是戴黑玉石戒指，表示她们的朋友在军队服役。放学以后，短袜少女们聚在一起闲谈（那时还没用上“闲扯”这个词），要是问她们在干什么，她们就会说：“瞎混混罢了”。
“约约”玩具、通宵舞会，穿上不配对的鞋袜和条花足球长袜――总之，她们创造流行风尚的能力和三十年代的中产阶级青年一样大，一样无聊。但有一点不同。美国变了，老一辈的美国人，多半只是在旁看着他们，听之任之。在某些问题上，两代人是一致的。其中之一就是对工会组织的看法。他们都是反时的。看一看工人在战时的成绩，我们就觉得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陆军后勤部长布里恩・萨默维尔将军向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说：“大家要明白，谁都没有感到供应不足。凡是能运到前线的，不管任何东西，都已给前线士兵运到了。”但是联合煤矿工会要求加班费和额外工资，非常不合时宜，好象蓄意破坏工人的声誉。而詹
至于那位约翰・德威特中将，由于西部防务司令都任务紧迫，整个战争年代他都在远远听不到炮声、受不到战斗考验的办公室里度过。但是他这样尽忠报国，倒没有被人忽视。陆军奖给他橡叶双簇殊勋奖章，海军也授给他殊勋奖章，法国授与他荣誉军团勋位，墨西哥也授予他阿兹台克鹰勋章。到了1947年他光荣退休以后，成为日美友好协会的一名热心的会员。西方人的不可思议，他这番表演可谓是到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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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对蔬菜并不那么特别爱吃，但这是找些事情做。在战争期间，整个国家好象是个中转站：人们在流动，在相互告别，或者就是在等待，那怕是等待纸手帕和发夹不再缺货。中年人把他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用过的钢盔涂成白色，参加民防组织，试放警报，把水箱装满砂，把桶装满水，练习急救，一夜又一夜地站岗，注视有无轴心国飞机的踪影。在政府的发动下，妇女和小孩从事收集橡胶废品、废纸、铝、白铁罐和牙膏管。主妇们把食用油脂节约下来，帮红十字会卷绷带（从珍珠港事件到对日战争胜利，就一共卷了二十五亿卷）。西雅图有个制鞋商，共捐献了六吨胶鞋跟，“棉花爱迪”史密斯有个心爱的痰盂，但是把垫痰盂的胶垫子也献出来了。在波士顿市灯塔山这个富人住宅区，也举行了一个废品收集大会，到会者都穿上晚礼服，捐赠的东西中有一支已有八十年历史的加特林机枪，一驾马车以及莱弗里特・素尔顿斯托尔州长的供练习划船用的健身器。
在这长期的等待时期，好莱坞也帮助大家消磨时间。它主要的对象是美国士兵。战争期间，一共拍了九百八十二部影片，复制了三万四千二百三十二部拷贝送到国外。国内的老百姓也可以看到，电影院每夜都挤满了人。这些年头的流行电影有罗伯特・扬主演的“普尔汉姆先生”，蒙蒂・伍利主演的“赴晚宴的人”，凯瑟琳・赫伯恩、斯本塞・屈莱塞主演的“本年名媛”，维克多・麦丘主演的“我的赛尔”，泰隆・鲍华、琼・芳丹主演的“高于一切”，詹尼弗・琼斯主演的“伯纳戴特之歌”，宾・克劳斯贝、巴里・菲茨杰拉德主演的“我行我素”，弗雷德・麦克默里、巴巴拉・斯坦威克，爱德华・鲁宾逊主演的“双倍赔偿”，琴・拉塞尔主演的“亡命之徒”，贾莱・古柏和英格丽・伯格曼主演的“战地钟声”，和“撒拉托加铁路干线”，雷・密仑主演的“失去的周末”，所有演员都是久享盛名的“卡萨布兰卡”，希契科克导演的“疑云”和“小鹿班比”。象平常一样，电影业有时也会狼狈不堪，有一次当对外宣传员兴高采烈地报导狗演员莱西生了一窝小狗了，但是一个兽医接着就揭露说莱西原来是只雄狗。但电影的质量仍然是高的。这很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知道那时的许多评论员，不但看电影是否优秀，而且还要看电影是否爱国。多萝西・汤普森就对“救生船”这部影片挑剔，因为她以为希契科克把纳粹分子表现得比其他船客更能干，而《纽约时报》的博斯利・克劳瑟也认为这是“一部奇怪地不讲民主的电影，即使在我们这个开明的社会里，这也是无可原谅的。”希契科克辩解说，他拍的是惊险片，并不是教育片。但他的抗辩并无人理会。甚至象《纽约人》月刊的沃尔科特・吉布斯那样精于此道、不偏不倚的批评家，也说约翰・斯坦贝克所著的《月亮下落》显示出一种“对德国人难以理解的温情”。但观众却没有那么苛求，因为他们来看电影有其他目的。有这么多的人远离家乡，远离家庭，电影比以前更能使他们逃避现实，得到暂时的宁静。
在这些岁月里，宣传工具也是一种把多年来远处异乡、远隔重洋的人联系起来的纽带。它使那些寂寞的人有了一点共同的东西，要不然他们就什么安慰也得不到了。当然有些东西听得使人发腻：象战时美国第一个最流行的歌曲《银自色的圣诞》，情调低沉，自怨自艾，而《我将回家过圣诞》就更糟。有些实在是非常讨厌的。例如，当吉米・萨沃唱起《你的面包里没有肉丸》，全国到处都跟着唱时，凡是听觉灵敏的人，几乎都感到受不了。还有《现在没关系了》和《你是我的阳光》这两支歌也是属于这一类。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歌唱家中薪水最高的竟然是纳尔逊・埃迪，这真使人泄气。但是百老汇的前途看来比较光明。象《穿灯笼裤的姑娘》，《我还记得妈妈》，《斑鸠的声音》和《哈维》等开始流行起来。1942年夏天，本来都是时运不济的两个人理查德・罗杰斯和奥斯卡・哈默斯坦二世，开始试验把一个叫《丁香花绿》的老剧本进行改编。这个话剧本只演过六十四场早在1931年停演。《生活》杂志后来说罗猴因子【指由遗传决定的一般存在于红血球中的抗原。可使缺乏这种抗原的人在怀孕或在输血过程中，可能产生溶血的反应。这里指《俄克拉荷马州》一剧是由《丁香花绿》所改编。后者不卖座，改编后反而哄动一时，得普列策奖金。――译者】把一部失败作品变成了《俄克拉荷马州》！它在1944年3月31日圣詹姆斯剧场开演，到1948年停演，共演出了二千二百四十八场，创造了歌舞剧的新纪录。与此同时，有位二十六岁名叫伦纳德・伯恩斯坦的音乐家写出了《寻欢作乐》，又是一出愉快的歌舞剧。倒卖戏票的黄牛党都在百老汇大街的小巷里进行活动，这种情况已经有十五年没出现了。
在国内的美国人看书比以前多了。克罗斯利和胡珀民意测验所说，电台广播仍是美国人娱乐的主要来源，以《费伯・麦吉和莫莉》和《广播市政会议》这两个节目最受欢迎，但广播中收听的人最多的还是新闻广播。在无线电广播方面，象在书店和图书馆里一样，由小说转到非小说的大转变已经开始。五角大楼是世界最大的出版社。光是1945年，它就印发了六千万册以上的军用版本，题材包罗万象。虽然这种双栏版面看起来很不舒服，但读的人还是如饥似渴，并且常常把书寄回家去。新书当中，有：马里恩・哈格罗夫写的《瞧这里，二等兵哈格罗夫》，亚历山大・德・塞维尔斯基少校写的《决定胜负的是空军》，伊尔卡・蔡斯写的《过去未完成》，埃利奥特・保罗写的《我最后一次见到巴黎》，威廉・怀特写的《他们是可以牺性的》，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写的《瓜达卡纳尔岛日记》，约翰・赫西写的《阿达诺之钟》，威尔基写的《天下一家》以及厄尼・派尔写的《这就是你的战争》和《勇敢的人》。还有两本书提出了战后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理查德・赖特写的《黑孩子》和莉莲・史密斯写的《奇异的果实》。它们都畅销，但几乎没有引起社会科学家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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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战时现象：新成长的青少年。大萧条的结柬恢复了大家对及笄少女的兴趣。与此同时，有些中学生们的母亲，白天都在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或波音飞机公司工作，他们回家时就在门口的擦鞋垫底下拿门匙开门进去。现在在外面挣点钱很容易，所以他们不是在家里拿到零用钱，就是自己出外赚点钱。《纽约时报杂志》编辑莱斯特・马克尔开始把“十几岁的”这个词写进文章里去。但全国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十分注意。中学男生一心想服兵役，似乎比较一本正经，不是那么无忧无虑。女孩子比较高兴一些，也活跃一些，因为她们都爱穿短袜子，所以人们管她们叫“短袜少女”。
摇曳音乐那一代人的风尚已经过时，或者己经快过时了。白褐双色皮鞋已为平底懒汉鞋所代替，宽松的套头毛线衫已代替了开襟毛线衫，连帽风雪大衣已代替了正反睛雨两用大衣，还跟蓝布斜纹裤一起穿，后者又是一个预兆。有一段时间，流行在蓝布斜纹裤上面穿男人白衬衫，衫尾拖在裤外。对日战争胜利之后，父兄们回来发现他们的衣橱已经空空如也。啤酒茄克衫还是有人穿，但那些上了年纪的原来爱跳吉特巴舞的人几乎都认不出来，因为短袜少女们都在这些茄克衫上绣上了她们男朋友（不论真有还是假想的）的部队的肩章。还有一种流行风尚是戴黑玉石戒指，表示她们的朋友在军队服役。放学以后，短袜少女们聚在一起闲谈（那时还没用上“闲扯”这个词），要是问她们在干什么，她们就会说：“瞎混混罢了”。
“约约”玩具、通宵舞会，穿上不配对的鞋袜和条花足球长袜――总之，她们创造流行风尚的能力和三十年代的中产阶级青年一样大，一样无聊。但有一点不同。美国变了，老一辈的美国人，多半只是在旁看着他们，听之任之。在某些问题上，两代人是一致的。其中之一就是对工会组织的看法。他们都是反时的。看一看工人在战时的成绩，我们就觉得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陆军后勤部长布里恩・萨默维尔将军向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说：“大家要明白，谁都没有感到供应不足。凡是能运到前线的，不管任何东西，都已给前线士兵运到了。”但是联合煤矿工会要求加班费和额外工资，非常不合时宜，好象蓄意破坏工人的声誉。而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