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美国，也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将以最能帮助我们的巧妙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且他们是非常足智多谋的。
（9）最后的裁判是我们自己的良知。我们从事战争，是为了要重新建立法治和保护小国的自由。如果我们遭到失败，那就意味着世界将面临一个野蛮暴行的时代，不仅对我们自己，而且对欧洲每一个小国的独立生存，都有致命的威胁。我们以国联盟约的名义，而且作为国联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实际代理人，对于设法要加强和重新肯定的法律中的若干惯例，有权利而且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在短暂的时期内加以摒弃。当我们为小国的权利与自由而战的时候，它们不应该束住我们的手脚。在非常紧急的时期，法律的条文，不应该用来妨碍保护和执行法律者的行动。如果侵略者一方面可以自由撕毁一切法律，从而享受一种利益，而另一方面，却凭借它们对方对法律的内心尊重，以资掩护，从而又享受另一种利益，那是既非正当，同时也是不合理的。我们不应该以是否合法，而应该以是否合乎人道，作为我们的指针。
对于所有这一切，历史将会作出判断。现在我们要正视当前的局势。
12月22日，内阁讨论了我的备忘录，我竭力为我的理由进行辩护。但我不能获得关于采取行动的任何决议。关于德国滥用挪威的领海，可以向挪威提出外交上的抗议，参谋长委员会奉命研究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土地上承担义务，在军事方面所引起的后果。他们被授权制订关于派遣部队在纳尔维克登陆以援助芬兰的计划，同时考虑德国可能占领挪威南部的问题。但对于海军部却不能发出执行的命令。在12月24日，我所分发的一个文件中，我把情报机关的报告，扼要地加以叙述，表明俄国对挪威可能施展阴谋。据说，苏联在摩尔曼斯克集中了三个师的兵力，准备从海上进行远征。我最后说：“也许这个场所，将变成展开早期活动的舞台。”这些话证明一点也没有错：但活动却来自一个不同的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风云紧急--第三十一章 一个黑暗的新年
第三十一章 一个黑暗的新年
昏睡状态的继续――“凯瑟琳”计划的最后阶段――同俄国的紧张关系――墨索里尼的疑惑――霍尔・贝利沙先生离开陆军部――行动的种种障碍――工厂处于暧昧不明状态――5月中的结果――截获德国进攻比利时的计划――英国远征军的工作与发展――没有装甲师――法国陆军的衰退――共产党的阴谋――德国侵犯挪威的计划――2月5日的最高军事会议――我第一次参加最高军事会议――“阿尔特马克”号事件――舰长菲利普・维安――救出英国俘虏――张伯伦的有效辩护――希特勒任命冯・法尔肯霍斯特将军统率德军进攻挪威――先攻挪威，后攻法国――德国空袭我国东部沿海航运――对付空袭的措施――最初六个月海战令人满意的结果――1940年2月27日关于海军预算的演说。
1939年底，战争仍处在不祥的昏睡状态。只有偶然的炮击和侦察的巡逻机声，打破了西线的沉寂。双方的军队，从它们日益巩固的防御工事后面，隔着一个公认的“无人区”彼此遥遥相望。
现在的情势，同1914年底比较，很有几分相似（我在圣诞节写信给庞德说）。从和平到战争的过渡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了。在外洋上，敌人的海面船只至少暂时已经肃清。法国境内的防线，呈现出静止的状态。此外，我们在海上已经击退了最初的潜艇袭击，而在上次的大战中，直到1915年2月，潜艇战才开始发动；同时，对于新奇的磁性水雷，我们已经找到了对付的办法。而且，在法国，沿着边界设有防线，而不像在上次大战中，法国有六七个省以及比利时都已经陷于敌人手中。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情形和1914年比较，也许要好得多。并且我还觉得德皇时代的德国是一个比纳粹德国更加顽强的对手（不过，这种观感可以随时修正）。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也只能以上述感想当作圣诞节的贺片了。
这时我更加确信，在1940年不可能执行“凯瑟琳”计划。
“派遣一支最优秀的舰队进入波罗的海，”我写信给庞德说（1月6日），“虽然非常合乎理想，却不是夺取并占有铁矿区的必要手段。因此，虽然派遣舰队开入波罗的海的一切准备工作，仍旧应当继续进行，并且应当作出坚强的努力，但是，除非我们能够设法在空袭下保全舰队，否则，轻加尝试必然会造成错误；如果要依赖派遣海面上的舰队来占领铁矿区，那就更加错误了。让我们满怀着信心前进，随着时事的展开，看看海军方面将如何发展。”
于是又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0年1月15日
（1）承你送来为答复我关于“凯瑟琳计划”各项草案所作的各种报告，我都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我不得不勉强而又十分明确地断定，我们在秋季所计划的作战行动，在今年将不可能实行。我们对于潜艇、水雷及袭击舰，还不能够取得充分的制服手段，因而仍不能够派遣许多必需的较小船舰，去担负它们的特别任务。如何使我们的船舰在防御空袭方面能够比较安全，这个问题迄今还没有解决。俯冲轰炸机仍然是一个可怕的威胁。至于火箭〔为保密起见，又称“U．P．武器”，就是“不旋转的投射弹”〕，虽然迅速地趋向生产阶段，但是，即使一切进行顺利，在今后的许多个月内，仍不能有充分的数量可供利用。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给予我们较大的船舰以更多的装甲保护。波罗的海方面的政治局势，总是使人捉摸不定。另一方面，9月间，“俾斯麦”号的到达会使我们将要遭到的海上抵抗大大地加强。
（2）但战争很可能在1941年猛烈进行，而且谁都不能说那时会有什么机遇。所以，我希望，所有列在你的表格中标明“有利”字样的各种船舰及辅助舰的准备工作，只要时机允许，应该继续进行；并且希望船舰在入坞修理或重行装配的时候，应当为它们作出一切努力，以免耽误它们回队服役。
还有一点，鉴于俄国的态度，要继续使我们的驱逐舰为在冬季海面上展开活动作好准备。当然，这也只是我们应当采取的谨慎态度。我们对此都意见一致，使我感到愉快。
※ ※ ※
直到现在，没有一个盟国支持我们的事业。美国的态度，比任何其他时期更为冷淡。我一直坚持和美国总统通信，但是很少有反应。财政大臣为我们日益减少的美元储备而叫苦。
我们和土耳其已经签订了一个互助条约，正在考虑从我们自己有限的财源中，能给它一些什么援助。芬兰战争所造成的严重情势，使我们和苏联间早已不和睦的关系，变得更加恶化。如果我们要采取任何行动来援助芬兰，都可能引起对俄国的战争。苏联政府和纳粹德国间根本的敌对，并没有妨碍克里姆林宫以种种的供给和便利条件，积极帮助希特勒发展其威力。法国的共产主义者以及存在于英国的这一类共产主义者，都谴责“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战争，并尽他们所能来阻挠军需工厂的工作。他们在由于久不作战而早已变得生气索然的法国陆军的内部，确实产生了一种打击士气和破坏性的影响。我们继续用礼让的态度和有利的条件，来笼络意大利，但我们并不能够有任何安全感，或获得任何博得友谊的进展。齐亚诺伯爵以彬彬有礼的态度对待我国大使。墨索里尼则采取冷淡疏远的态度。
然而，意大利的独裁者，却不是没有他自己的忧虑的。1月3日，他写了一封透露隐衷的信给希特勒，表明他对德苏成立协定的厌恶：
我曾经有四十年的政治经验，因此，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一个政策――尤其是一个革命的政策――是有它战略上的要求的。我是在1924年承认苏联的。1934年，我和他们签订了一个通商友好条约。所以，我明白，・尤・其・是・因・为・里・宾・特・洛・甫・关・于・英・国・和・法・国・不・会・采・取・干・涉・政・策・的・预・言，・结・果・并・未・实・现，你不得不设法避免造成第二战场。你为此事不得不付出代价，因为俄国不费一兵一卒，已经在波兰及波罗的海的战争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但是，作为一个天生具有革命气质，并且始终未曾改变革命意志的人，我要告诉你，你不能永远牺牲你的革命原则，来适应某个时间的战略需要……并且我也有一定的责任告诉你，如果你和莫斯科发生更进一步的关系，那就会在意大利引起具有严重后果的反应。在意大利，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情绪，是绝对一致的，和花岗石一样坚实，并且是牢不可破的。
我很希望这种情形不会发生。要解决你的生存空间的问题，必须到俄国去，而不是在其他的地方……到了我们能够粉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那一天，我们才能够对于双方的革命，完成了心愿。然后便要轮到各大民主国家了，因为这些民主国家，身受癌症的折磨，是无法幸存的。……
※ ※ ※
1月6日，我再访法国，向法国最高统帅部说明我那“耕种者第六号”和“漂浮水雷”（“皇家海军”作战计划）两个军械设计①。那天早晨，在我动身以前，首相召我前去，告诉我说，他已决定更换陆军部长人选，要使霍尔・贝里沙先生让位于奥利弗・斯坦利先生。那天深夜，霍尔・贝里沙先生打电话到巴黎英国大使馆找我，把我已经知道的事告诉了我。
我竭力促使他在政府向他提出的其他职位中择一担任，但没有成功。这时，政府本身颇不景气，全国报纸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政府失去了一个极有作为而又活跃的人物。霍尔・贝利沙在各报一致赞扬声中离开了陆军部。议会是不接受报纸的意见的，实际上，报纸的议论往往使它采取相反的行动。一个星期以后，下院开会时，霍尔・贝里沙先生只有寥寥几个拥护者，他自己也没有作任何发言。我写信给他如下：
①见附录（15）与（17）
1940年1月10日
我们共事不久，便告分离，使我非常惋惜。在上次大战中，我也经受过和你相同的经验，所以我知道，任何专心致志于工作的人，对于这件事都会感到多么的伤心与痛苦。这次提出的人事变动，事先我并未参加商议。我只是在事情决定以后才获得通知。同时，假使我不告诉你我认为你最好是能担任贸易部或新闻部的职务，那我就太不坦白了；我很遗憾，你对于这些重要职务中的第一个职务，竟然也不愿接受。
你在陆军部任职期间的显著成绩，就是在和平时期通过征兵法。你对这点可以引以自慰。我希望我们不久仍然可以再作同僚。这次暂时的挫折，对于你将来获得为国家效劳的机会来说，绝不会成为严重的障碍。
我虽想实现这个希望，始终未能成为事实；直等到联合政府解散以后，1945年5月，我组织所谓“看守政府”时，才邀请贝里沙担任国民保险部大臣。在他赋闲的这段期间，他曾经是严厉抨击我们政策者之一；但是，我对于能够罗致这样一个干才，重新参加政府，确实感到非常愉快。
※ ※ ※
在整个1月份中，芬兰人坚守阵地，到了月底，人数逐步增多的俄国军队，仍然被遏制在它们原有的阵地。红军的空军连续轰炸赫尔辛基和维伊普里，芬兰政府要求飞机和军用物资的呼声，越来越高。随着北极的夜晚的缩短，苏联的空中攻势即将逐渐加强，不但芬兰的城镇，并且芬兰军队的交通线，都将成为袭击的目标。直到现在为止，只有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少量军用物资和几千名志愿军到达了芬兰。在1月中，在伦敦开设了一个招慕新兵的机构，并有几十架英国飞机运往芬兰，其中有若干架直接由空中飞去。实际上，这些都无济于事。
关于纳尔维克部署的迟延，仍然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内阁虽然准备考虑对挪威和瑞典施加压力，以便使援助物品得以通过两国国境到达芬兰，但它们对于在水道布雷这个比较微小的行动却始终反对。在这两个行动中，第一个是高尚的举动，而第二个只是战略上的措施。此外，大家可以看出，挪威和瑞典对于提供条件以便进行援助的事，一定会加以拒绝，因此，这个计划终究毫无结果。
在某次内阁会议后，我在烦恼中，写信给一位同僚说：
1940年1月15日
我心中的烦躁不安，主要是由于我们指挥作战的机构，对于积极行动所造成的对种巨大的困难。我看到阻挠我们的势力，已经或正在筑成一道道的高大的围墙，因而使我怀疑任何计划是否会有机会越过它去。只要看看七个星期中，我们在讨论纳尔维克部署问题方面
（9）最后的裁判是我们自己的良知。我们从事战争，是为了要重新建立法治和保护小国的自由。如果我们遭到失败，那就意味着世界将面临一个野蛮暴行的时代，不仅对我们自己，而且对欧洲每一个小国的独立生存，都有致命的威胁。我们以国联盟约的名义，而且作为国联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实际代理人，对于设法要加强和重新肯定的法律中的若干惯例，有权利而且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在短暂的时期内加以摒弃。当我们为小国的权利与自由而战的时候，它们不应该束住我们的手脚。在非常紧急的时期，法律的条文，不应该用来妨碍保护和执行法律者的行动。如果侵略者一方面可以自由撕毁一切法律，从而享受一种利益，而另一方面，却凭借它们对方对法律的内心尊重，以资掩护，从而又享受另一种利益，那是既非正当，同时也是不合理的。我们不应该以是否合法，而应该以是否合乎人道，作为我们的指针。
对于所有这一切，历史将会作出判断。现在我们要正视当前的局势。
12月22日，内阁讨论了我的备忘录，我竭力为我的理由进行辩护。但我不能获得关于采取行动的任何决议。关于德国滥用挪威的领海，可以向挪威提出外交上的抗议，参谋长委员会奉命研究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土地上承担义务，在军事方面所引起的后果。他们被授权制订关于派遣部队在纳尔维克登陆以援助芬兰的计划，同时考虑德国可能占领挪威南部的问题。但对于海军部却不能发出执行的命令。在12月24日，我所分发的一个文件中，我把情报机关的报告，扼要地加以叙述，表明俄国对挪威可能施展阴谋。据说，苏联在摩尔曼斯克集中了三个师的兵力，准备从海上进行远征。我最后说：“也许这个场所，将变成展开早期活动的舞台。”这些话证明一点也没有错：但活动却来自一个不同的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风云紧急--第三十一章 一个黑暗的新年
第三十一章 一个黑暗的新年
昏睡状态的继续――“凯瑟琳”计划的最后阶段――同俄国的紧张关系――墨索里尼的疑惑――霍尔・贝利沙先生离开陆军部――行动的种种障碍――工厂处于暧昧不明状态――5月中的结果――截获德国进攻比利时的计划――英国远征军的工作与发展――没有装甲师――法国陆军的衰退――共产党的阴谋――德国侵犯挪威的计划――2月5日的最高军事会议――我第一次参加最高军事会议――“阿尔特马克”号事件――舰长菲利普・维安――救出英国俘虏――张伯伦的有效辩护――希特勒任命冯・法尔肯霍斯特将军统率德军进攻挪威――先攻挪威，后攻法国――德国空袭我国东部沿海航运――对付空袭的措施――最初六个月海战令人满意的结果――1940年2月27日关于海军预算的演说。
1939年底，战争仍处在不祥的昏睡状态。只有偶然的炮击和侦察的巡逻机声，打破了西线的沉寂。双方的军队，从它们日益巩固的防御工事后面，隔着一个公认的“无人区”彼此遥遥相望。
现在的情势，同1914年底比较，很有几分相似（我在圣诞节写信给庞德说）。从和平到战争的过渡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了。在外洋上，敌人的海面船只至少暂时已经肃清。法国境内的防线，呈现出静止的状态。此外，我们在海上已经击退了最初的潜艇袭击，而在上次的大战中，直到1915年2月，潜艇战才开始发动；同时，对于新奇的磁性水雷，我们已经找到了对付的办法。而且，在法国，沿着边界设有防线，而不像在上次大战中，法国有六七个省以及比利时都已经陷于敌人手中。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情形和1914年比较，也许要好得多。并且我还觉得德皇时代的德国是一个比纳粹德国更加顽强的对手（不过，这种观感可以随时修正）。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也只能以上述感想当作圣诞节的贺片了。
这时我更加确信，在1940年不可能执行“凯瑟琳”计划。
“派遣一支最优秀的舰队进入波罗的海，”我写信给庞德说（1月6日），“虽然非常合乎理想，却不是夺取并占有铁矿区的必要手段。因此，虽然派遣舰队开入波罗的海的一切准备工作，仍旧应当继续进行，并且应当作出坚强的努力，但是，除非我们能够设法在空袭下保全舰队，否则，轻加尝试必然会造成错误；如果要依赖派遣海面上的舰队来占领铁矿区，那就更加错误了。让我们满怀着信心前进，随着时事的展开，看看海军方面将如何发展。”
于是又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0年1月15日
（1）承你送来为答复我关于“凯瑟琳计划”各项草案所作的各种报告，我都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我不得不勉强而又十分明确地断定，我们在秋季所计划的作战行动，在今年将不可能实行。我们对于潜艇、水雷及袭击舰，还不能够取得充分的制服手段，因而仍不能够派遣许多必需的较小船舰，去担负它们的特别任务。如何使我们的船舰在防御空袭方面能够比较安全，这个问题迄今还没有解决。俯冲轰炸机仍然是一个可怕的威胁。至于火箭〔为保密起见，又称“U．P．武器”，就是“不旋转的投射弹”〕，虽然迅速地趋向生产阶段，但是，即使一切进行顺利，在今后的许多个月内，仍不能有充分的数量可供利用。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给予我们较大的船舰以更多的装甲保护。波罗的海方面的政治局势，总是使人捉摸不定。另一方面，9月间，“俾斯麦”号的到达会使我们将要遭到的海上抵抗大大地加强。
（2）但战争很可能在1941年猛烈进行，而且谁都不能说那时会有什么机遇。所以，我希望，所有列在你的表格中标明“有利”字样的各种船舰及辅助舰的准备工作，只要时机允许，应该继续进行；并且希望船舰在入坞修理或重行装配的时候，应当为它们作出一切努力，以免耽误它们回队服役。
还有一点，鉴于俄国的态度，要继续使我们的驱逐舰为在冬季海面上展开活动作好准备。当然，这也只是我们应当采取的谨慎态度。我们对此都意见一致，使我感到愉快。
※ ※ ※
直到现在，没有一个盟国支持我们的事业。美国的态度，比任何其他时期更为冷淡。我一直坚持和美国总统通信，但是很少有反应。财政大臣为我们日益减少的美元储备而叫苦。
我们和土耳其已经签订了一个互助条约，正在考虑从我们自己有限的财源中，能给它一些什么援助。芬兰战争所造成的严重情势，使我们和苏联间早已不和睦的关系，变得更加恶化。如果我们要采取任何行动来援助芬兰，都可能引起对俄国的战争。苏联政府和纳粹德国间根本的敌对，并没有妨碍克里姆林宫以种种的供给和便利条件，积极帮助希特勒发展其威力。法国的共产主义者以及存在于英国的这一类共产主义者，都谴责“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战争，并尽他们所能来阻挠军需工厂的工作。他们在由于久不作战而早已变得生气索然的法国陆军的内部，确实产生了一种打击士气和破坏性的影响。我们继续用礼让的态度和有利的条件，来笼络意大利，但我们并不能够有任何安全感，或获得任何博得友谊的进展。齐亚诺伯爵以彬彬有礼的态度对待我国大使。墨索里尼则采取冷淡疏远的态度。
然而，意大利的独裁者，却不是没有他自己的忧虑的。1月3日，他写了一封透露隐衷的信给希特勒，表明他对德苏成立协定的厌恶：
我曾经有四十年的政治经验，因此，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一个政策――尤其是一个革命的政策――是有它战略上的要求的。我是在1924年承认苏联的。1934年，我和他们签订了一个通商友好条约。所以，我明白，・尤・其・是・因・为・里・宾・特・洛・甫・关・于・英・国・和・法・国・不・会・采・取・干・涉・政・策・的・预・言，・结・果・并・未・实・现，你不得不设法避免造成第二战场。你为此事不得不付出代价，因为俄国不费一兵一卒，已经在波兰及波罗的海的战争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但是，作为一个天生具有革命气质，并且始终未曾改变革命意志的人，我要告诉你，你不能永远牺牲你的革命原则，来适应某个时间的战略需要……并且我也有一定的责任告诉你，如果你和莫斯科发生更进一步的关系，那就会在意大利引起具有严重后果的反应。在意大利，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情绪，是绝对一致的，和花岗石一样坚实，并且是牢不可破的。
我很希望这种情形不会发生。要解决你的生存空间的问题，必须到俄国去，而不是在其他的地方……到了我们能够粉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那一天，我们才能够对于双方的革命，完成了心愿。然后便要轮到各大民主国家了，因为这些民主国家，身受癌症的折磨，是无法幸存的。……
※ ※ ※
1月6日，我再访法国，向法国最高统帅部说明我那“耕种者第六号”和“漂浮水雷”（“皇家海军”作战计划）两个军械设计①。那天早晨，在我动身以前，首相召我前去，告诉我说，他已决定更换陆军部长人选，要使霍尔・贝里沙先生让位于奥利弗・斯坦利先生。那天深夜，霍尔・贝里沙先生打电话到巴黎英国大使馆找我，把我已经知道的事告诉了我。
我竭力促使他在政府向他提出的其他职位中择一担任，但没有成功。这时，政府本身颇不景气，全国报纸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政府失去了一个极有作为而又活跃的人物。霍尔・贝利沙在各报一致赞扬声中离开了陆军部。议会是不接受报纸的意见的，实际上，报纸的议论往往使它采取相反的行动。一个星期以后，下院开会时，霍尔・贝里沙先生只有寥寥几个拥护者，他自己也没有作任何发言。我写信给他如下：
①见附录（15）与（17）
1940年1月10日
我们共事不久，便告分离，使我非常惋惜。在上次大战中，我也经受过和你相同的经验，所以我知道，任何专心致志于工作的人，对于这件事都会感到多么的伤心与痛苦。这次提出的人事变动，事先我并未参加商议。我只是在事情决定以后才获得通知。同时，假使我不告诉你我认为你最好是能担任贸易部或新闻部的职务，那我就太不坦白了；我很遗憾，你对于这些重要职务中的第一个职务，竟然也不愿接受。
你在陆军部任职期间的显著成绩，就是在和平时期通过征兵法。你对这点可以引以自慰。我希望我们不久仍然可以再作同僚。这次暂时的挫折，对于你将来获得为国家效劳的机会来说，绝不会成为严重的障碍。
我虽想实现这个希望，始终未能成为事实；直等到联合政府解散以后，1945年5月，我组织所谓“看守政府”时，才邀请贝里沙担任国民保险部大臣。在他赋闲的这段期间，他曾经是严厉抨击我们政策者之一；但是，我对于能够罗致这样一个干才，重新参加政府，确实感到非常愉快。
※ ※ ※
在整个1月份中，芬兰人坚守阵地，到了月底，人数逐步增多的俄国军队，仍然被遏制在它们原有的阵地。红军的空军连续轰炸赫尔辛基和维伊普里，芬兰政府要求飞机和军用物资的呼声，越来越高。随着北极的夜晚的缩短，苏联的空中攻势即将逐渐加强，不但芬兰的城镇，并且芬兰军队的交通线，都将成为袭击的目标。直到现在为止，只有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少量军用物资和几千名志愿军到达了芬兰。在1月中，在伦敦开设了一个招慕新兵的机构，并有几十架英国飞机运往芬兰，其中有若干架直接由空中飞去。实际上，这些都无济于事。
关于纳尔维克部署的迟延，仍然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内阁虽然准备考虑对挪威和瑞典施加压力，以便使援助物品得以通过两国国境到达芬兰，但它们对于在水道布雷这个比较微小的行动却始终反对。在这两个行动中，第一个是高尚的举动，而第二个只是战略上的措施。此外，大家可以看出，挪威和瑞典对于提供条件以便进行援助的事，一定会加以拒绝，因此，这个计划终究毫无结果。
在某次内阁会议后，我在烦恼中，写信给一位同僚说：
1940年1月15日
我心中的烦躁不安，主要是由于我们指挥作战的机构，对于积极行动所造成的对种巨大的困难。我看到阻挠我们的势力，已经或正在筑成一道道的高大的围墙，因而使我怀疑任何计划是否会有机会越过它去。只要看看七个星期中，我们在讨论纳尔维克部署问题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