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式来和他商量总统所提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计划；但他愿意说明自己和德意两国努力达成协议的立场，特别是对意大利方面。他说，“英王陛下政府，就自己方面而论，如果觉得意大利确实愿意为恢复信任和友好关系作出贡献，我们愿意对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一事在法律上给予承认，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将先取得国际联盟的同意。”电文又说，首相提出了这些事实，目的是使总统可以考虑他目前这个建议是否与英国的努力有所抵触。因此，暂缓提出美国的计划是否较为明智。
总统收到了这个答复，感到相当失望。他表示将在1月17日给张伯伦先生一封复信。1月15日晚，外交大臣回到英国。他的回国不是因为首相的催促，首相觉得他不在时照样可以办事。他是因为外交部里对他忠心的官员催促他返国的。
警惕的卡多根在多佛码头等候他。艾登先生曾作了长期的和艰苦的努力以求促进英美的关系，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十分不安。他立刻打了一个电报给林赛爵士，希望能够减轻张伯伦先生冷淡答复所产生的影响。总统的回信在10月18日晨送达伦敦。信里说，鉴于英国政府正在考虑直接谈判，他同意暂缓提出他的计划，但他说，英国政府打算承认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地位一事，使他感到严重关切。他认为这种承认，对于日本在远东的政策和对于美国的舆论，会发生最有害的影响。当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先生把这封信交给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时，他更强调地说：“这种承认定将引起一种厌恶之感，而且会使人再引起或者加深不愿替别人火中取栗的顾虑。这将被认为英国牺牲美国密切关心的在远东的利益而在欧洲进行性质恶劣的交易。”
总统的信件，在内阁的外交委员会多次会议中都被提出讨论。艾登先生取得了内阁对以前的态度的重大修正。大部分阁员认为他已感到满意，但他并没有向他们明白表示事实上他并不满意。经过这些讨论，在1月21日晚，两封公函向华盛顿发出了。大意是说，首相热烈欢迎总统的建议，只不过如果美国的建议在各方面的反应不怎么好，英国政府就不愿分担失败的责任。张伯伦先生希望说明我们并非毫无保留地接受总统所提出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显然不但刺激欧洲的两个独裁者，同样也刺激日本。英王陛下政府也觉得总统没有充分理解我们对法律承认问题的立场。第二封信事实上是解释我们对这件事的态度。我们愿意给予这种承认，只是把它作为对意大利谋求全面解决的一个部分罢了。
英国大使把他在1月22日向美国总统递交这些文件时同副国务卿韦尔斯先生所进行的谈话向英国政府作了报告。
他说韦尔斯先生告诉他，“总统认为承认问题是一颗两国非吞下去不可的苦药丸，他希望我们应该一起吞下。”
罗斯福总统的建议，是利用美国的影响来促使主要的欧洲国家坐到一起，就全面解决的可能性进行磋商；这自然会使美国的巨大力量参加进去，哪怕只是试验性质的。可是这个建议就这样地给张伯伦先生拒绝了。他这种态度很明确地表明了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的看法迥然不同。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以后的一个短时期内仍限于内阁圈子之内，但这种裂痕是带根本性的。张伯伦先生的传记作者法伊林教授对这一段插曲的评述，颇有些意思，他写道：“张伯伦深恐两个独裁者将不理睬这个建议，或者利用民主国家的结成一条阵线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可是艾登回英国之后，的却表示宁可冒这样的危险，也不愿失去美国的好感。这就出现辞职的最初的迹象，但终于找到了一个折衷办法……。”可怜的英国！日复一日过着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它在议会那些滔滔不绝而又温文尔雅的空谈中彷徨地沿着下坡路走下去――向着它本来想避免的那个方向走去。最有势力的报纸的重要文章，除了若干忠实可敬的例外，仍在继续抚慰人心；英国的行径，好像是假定全世界和它自己一样随便，没有谋算而且用心和善。
※ ※ ※
外交大臣当然不能以张伯伦先生拒绝美国总统建议这一事件而提出辞职。罗斯福先生有心使美国介入欧洲的阴暗舞台，这实在使他在国内政治上冒了极大的风险。来往的电文，只要其中任何一部分稍有泄露，国内所有的孤立主义势力就一定对总统群起而攻之。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在充满着仇恨和恐惧的欧洲场面上出现，那么，对延缓或者甚至防止战争的发生，实在是再好没有了。就英国而论，这几乎可以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现在没有人在事后能估计出它对奥地利事势的演变以及对慕尼黑的局势究竟会发生什么影响。我们必须认为，这次拒绝了美国的建议――事实上确是拒绝了，也就失去了用战争以外的方法使世界免于暴政的最后一点点机会。眼光短浅而且对欧洲局势又不熟悉的张伯伦先生，竟然妄自尊大到如此程度，拒绝了从大西洋彼岸伸过来的援助之手，时至今日，看起来仍令人感到惊讶。一个正直干练的好心人，负责掌握国家命运和掌握依靠国家的一切人的命运，却在这个事件中表现得毫无分寸，甚至连自己的观念也没有，说起来实在可悲。即使到了现在，人们也很难设想出，当时究竟是什么心理状态使他采取那样的外交姿态。
※ ※ ※
我在后面还要讲到，在慕尼黑危机时对俄国的合作建议的处理经过。当时，我们不仅疏忽了自己的防务，又想方设法去削弱法国的防务，后来我们和这两个大国的关系搞得逐渐疏远，而这两个大国的最大努力，又正是保存我们的生命和他们自己的生命所必需的。假如当时英国人曾知道而且认识到这些事情，恐怕历史的发展就完全不同了。但当时一天一天都好像过得很顺利。在十年以后的今日，就让过去的教训作今后的指导吧。
※ ※ ※
艾登先生在1月25日赴巴黎与法国进行磋商。这时他对前途的信心一定已经减弱了。现在一切都以接近意大利是否成功而定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给美国总统的复信中曾着重地加以说明。法国政府极力向艾登先生表示，西班牙问题必须列为全面解决对意关系问题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艾登无须多说就完全同意。2月10日，首相和外交大臣接见格伦迪伯爵。当时格伦迪宣称意大利原则上准备开始谈判。
2月15日，消息传来说，奥地利总理许施尼格被迫接受德国的条件，任命纳粹主要人物赛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和公安部长，参加奥地利内阁。这一严重事件，并没有消除张伯伦先生和艾登先生之间的紧张关系。2月18日，他们再度和格伦迪伯爵会面。这是他们两人在公务上最后一次合作。
意大利大使既拒绝讨论意大利对奥地利的立场，也拒绝考虑英国所提的撤退在西班牙的志愿军，或所谓志愿军（就是指意大利的五个师的正规军）的计划。格伦迪要求在罗马举行一般性的会谈。首相早有此意，而外交大臣则强烈反对这一步骤。
此后就是冗长的磋商和内阁里的会议。关于这些，现在已经公布的唯一权威记述，就是《张伯伦先生传》这本书。据法伊林教授说，首相“让内阁知道，到现在，不是艾登辞职就是他自己辞职”。法伊林从获准利用的若干日记和私人函件中引述首相下面所说的话：“我认为必须把话说明白，我不能接受任何意义相反的决定。”法伊林写道：“内阁一致同意首相的意见，虽然有一些保留。”我们不知道这些话是在什么时候怎样在冗长的会议上提出的，但在最后，艾登先生终于很简单地提出了辞职。理由是他不能同意在这个阶段中和在这些情况下举行罗马会谈。他的同僚们对他提出辞职都感到十分诧异，法伊林先生说他们“大为震动”。他们不知道外交大臣和首相之间的分歧已经到了非破裂不可的程度。显然，如果他们知道这件事会牵涉到艾登先生的辞职，那就将成为一个会引起更大和更广泛的争论的新问题。然而，他们专门讨论了这件引起争议的事情的是非曲直。那一整天的其余时间则用来极力使外交大臣改变初衷。张伯伦先生对内阁的苦恼也很难过。“看到我的同僚这样地感到吃惊，我提议休会，明天再继续举行。”但艾登认为再找什么表白的话也没有用。到20日的午夜，他的辞职最后决定下来。首相说，“依我看，他是很光荣的。”哈利法克斯立即被任命为外交大臣。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338页。
外面当然事先也知道内阁发生了严重分歧，虽则原因还不清楚。我早已听到一些消息，但很小心没有告诉艾登先生。
我希望他在充分确立他的理由之前，无论如何不要辞职，以便他在议会的许多朋友有机会把问题揭露出来。但这时的政府是那么强大和高高在上，所以这场斗争只好在内阁密室中，主要在两个人之间去解决了。
2月20日深夜，我坐在恰特韦尔庄园我的那间老房间里（像我现在常常坐在那里一样）。我接到一个电话，告诉我说，艾登已经辞职了。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一时间，我被失望的暗潮所淹没。在我漫长的一生中，经过多少盛衰荣辱。在不久就到来的战争期中，甚至战时最黑暗的日子里，我的睡眠从来没有成过问题。在1940年的危机中，那时我身负许多重任，以及在后来五年中，常常遇到令人焦灼和极其棘手的事情，但在一天的工作做完之后，还是能够一躺下就睡着――当然，要是有紧急的事情就叫我起来。我总是睡得很香，醒来神志清爽，没有什么感触，胃口很好，把早上送上来的早点盒里的东西，不管什么就狼吞虎咽地吃掉。
但现在，在1938年2月20日之夜，也只有在这一夜，我睡不着了。从半夜直到天明，我躺在床上，心里又难过又担忧。
眼前是一个坚强的年青人，他巍然屹立，顶住那股长长的、忧郁的、慢吞吞地流过来的潮流。那是一股毫无主见、动不动就屈服的潮流，也是估计错误、冲击微弱的潮流。如果让我来处理他的事，在许多方面一定会和他不同；但这个时候，在我看来，他代表英国民族的全部希望；而这一个伟大古老的英国民族，曾对人类有过许多贡献，今后仍将有所贡献。现在这个人却离开他的职位了。我凝视着阳光慢慢地穿过窗户，在我的内心中看到了站在我前面的“死神”的影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风云紧急--第十五章 强夺奥地利
第十五章 强夺奥地利
1938年2月
“奥托计划”――希特勒取得最高统率权――奥总理奉召去贝希特斯加登――他面临严峻的考验――许施尼格的失败――2月2日希特勒的国会演说――关于艾登先生辞职事件的辩论――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沆瀣一气――奥地利公民投票――入侵奥地利――希特勒受恩于墨索里尼――胜利进军维也纳和它的背景――欢送里宾特洛甫的午宴――3月12日的辩论――维也纳陷落的后果――捷克斯洛伐克的危险――张伯伦先生和苏联的提议――侧面打击――与德・瓦勒拉先生的谈判――放弃爱尔兰各港――英国的重大损失――爱尔兰的中立――我的无效抗议。
在现代，国家战败以后，往往仍保持国家的结构、国家的本体，以及他们的档案机密。在这一次，战争一直打到底，我们获得了许多材料，知道了敌人的内幕。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把我们那时的情报和行动加以核实。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希特勒在1936年7月怎样下令德国参谋部草拟一旦时机成熟占领奥国的军事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命名为“奥托计划”。经过一年之后，到1937年6月24日，他又发出一个特别的指令，把这个计划具体化。11月5日他向他的军事将领披露他的未来计划。德国必须有更多的“生存空间”。最好能在东欧――波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来取得。
为了取得这些地方，不免要引起一场大战，附带还要消灭现在住在这个区域内的居民。德国势必对付两个“可恨的敌人”――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是“不会容忍站在欧洲中心的德国巨人”的。为了利用德国在军火生产方面所占的优势，为了利用由纳粹党鼓动起来并以纳粹党为代表的爱国热情，德国必须一遇可乘之机就发动战争，要在这两个明摆着的敌人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先行下手。
纽赖特、弗里奇，甚至布洛姆堡，这些受德国外交部、参谋部和军官团的观点影响的人，听到这个政策就大为震恐。他们认为要冒的风险太大了。他们承认，由于元首的果敢，已使德国在军备的任何方面都确实走在各协约国的前面。德国的陆军正在逐月成熟，而法国内部的腐败和英国的缺乏坚决意志，都是有可能起充分作用的有利因素。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着，再过两年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必须要有建立完善的作战机构的时间；元首只须不时作一番和解性的演说，就可以使无用的颓废
总统收到了这个答复，感到相当失望。他表示将在1月17日给张伯伦先生一封复信。1月15日晚，外交大臣回到英国。他的回国不是因为首相的催促，首相觉得他不在时照样可以办事。他是因为外交部里对他忠心的官员催促他返国的。
警惕的卡多根在多佛码头等候他。艾登先生曾作了长期的和艰苦的努力以求促进英美的关系，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十分不安。他立刻打了一个电报给林赛爵士，希望能够减轻张伯伦先生冷淡答复所产生的影响。总统的回信在10月18日晨送达伦敦。信里说，鉴于英国政府正在考虑直接谈判，他同意暂缓提出他的计划，但他说，英国政府打算承认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地位一事，使他感到严重关切。他认为这种承认，对于日本在远东的政策和对于美国的舆论，会发生最有害的影响。当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先生把这封信交给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时，他更强调地说：“这种承认定将引起一种厌恶之感，而且会使人再引起或者加深不愿替别人火中取栗的顾虑。这将被认为英国牺牲美国密切关心的在远东的利益而在欧洲进行性质恶劣的交易。”
总统的信件，在内阁的外交委员会多次会议中都被提出讨论。艾登先生取得了内阁对以前的态度的重大修正。大部分阁员认为他已感到满意，但他并没有向他们明白表示事实上他并不满意。经过这些讨论，在1月21日晚，两封公函向华盛顿发出了。大意是说，首相热烈欢迎总统的建议，只不过如果美国的建议在各方面的反应不怎么好，英国政府就不愿分担失败的责任。张伯伦先生希望说明我们并非毫无保留地接受总统所提出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显然不但刺激欧洲的两个独裁者，同样也刺激日本。英王陛下政府也觉得总统没有充分理解我们对法律承认问题的立场。第二封信事实上是解释我们对这件事的态度。我们愿意给予这种承认，只是把它作为对意大利谋求全面解决的一个部分罢了。
英国大使把他在1月22日向美国总统递交这些文件时同副国务卿韦尔斯先生所进行的谈话向英国政府作了报告。
他说韦尔斯先生告诉他，“总统认为承认问题是一颗两国非吞下去不可的苦药丸，他希望我们应该一起吞下。”
罗斯福总统的建议，是利用美国的影响来促使主要的欧洲国家坐到一起，就全面解决的可能性进行磋商；这自然会使美国的巨大力量参加进去，哪怕只是试验性质的。可是这个建议就这样地给张伯伦先生拒绝了。他这种态度很明确地表明了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的看法迥然不同。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以后的一个短时期内仍限于内阁圈子之内，但这种裂痕是带根本性的。张伯伦先生的传记作者法伊林教授对这一段插曲的评述，颇有些意思，他写道：“张伯伦深恐两个独裁者将不理睬这个建议，或者利用民主国家的结成一条阵线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可是艾登回英国之后，的却表示宁可冒这样的危险，也不愿失去美国的好感。这就出现辞职的最初的迹象，但终于找到了一个折衷办法……。”可怜的英国！日复一日过着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它在议会那些滔滔不绝而又温文尔雅的空谈中彷徨地沿着下坡路走下去――向着它本来想避免的那个方向走去。最有势力的报纸的重要文章，除了若干忠实可敬的例外，仍在继续抚慰人心；英国的行径，好像是假定全世界和它自己一样随便，没有谋算而且用心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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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大臣当然不能以张伯伦先生拒绝美国总统建议这一事件而提出辞职。罗斯福先生有心使美国介入欧洲的阴暗舞台，这实在使他在国内政治上冒了极大的风险。来往的电文，只要其中任何一部分稍有泄露，国内所有的孤立主义势力就一定对总统群起而攻之。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在充满着仇恨和恐惧的欧洲场面上出现，那么，对延缓或者甚至防止战争的发生，实在是再好没有了。就英国而论，这几乎可以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现在没有人在事后能估计出它对奥地利事势的演变以及对慕尼黑的局势究竟会发生什么影响。我们必须认为，这次拒绝了美国的建议――事实上确是拒绝了，也就失去了用战争以外的方法使世界免于暴政的最后一点点机会。眼光短浅而且对欧洲局势又不熟悉的张伯伦先生，竟然妄自尊大到如此程度，拒绝了从大西洋彼岸伸过来的援助之手，时至今日，看起来仍令人感到惊讶。一个正直干练的好心人，负责掌握国家命运和掌握依靠国家的一切人的命运，却在这个事件中表现得毫无分寸，甚至连自己的观念也没有，说起来实在可悲。即使到了现在，人们也很难设想出，当时究竟是什么心理状态使他采取那样的外交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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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后面还要讲到，在慕尼黑危机时对俄国的合作建议的处理经过。当时，我们不仅疏忽了自己的防务，又想方设法去削弱法国的防务，后来我们和这两个大国的关系搞得逐渐疏远，而这两个大国的最大努力，又正是保存我们的生命和他们自己的生命所必需的。假如当时英国人曾知道而且认识到这些事情，恐怕历史的发展就完全不同了。但当时一天一天都好像过得很顺利。在十年以后的今日，就让过去的教训作今后的指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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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先生在1月25日赴巴黎与法国进行磋商。这时他对前途的信心一定已经减弱了。现在一切都以接近意大利是否成功而定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给美国总统的复信中曾着重地加以说明。法国政府极力向艾登先生表示，西班牙问题必须列为全面解决对意关系问题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艾登无须多说就完全同意。2月10日，首相和外交大臣接见格伦迪伯爵。当时格伦迪宣称意大利原则上准备开始谈判。
2月15日，消息传来说，奥地利总理许施尼格被迫接受德国的条件，任命纳粹主要人物赛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和公安部长，参加奥地利内阁。这一严重事件，并没有消除张伯伦先生和艾登先生之间的紧张关系。2月18日，他们再度和格伦迪伯爵会面。这是他们两人在公务上最后一次合作。
意大利大使既拒绝讨论意大利对奥地利的立场，也拒绝考虑英国所提的撤退在西班牙的志愿军，或所谓志愿军（就是指意大利的五个师的正规军）的计划。格伦迪要求在罗马举行一般性的会谈。首相早有此意，而外交大臣则强烈反对这一步骤。
此后就是冗长的磋商和内阁里的会议。关于这些，现在已经公布的唯一权威记述，就是《张伯伦先生传》这本书。据法伊林教授说，首相“让内阁知道，到现在，不是艾登辞职就是他自己辞职”。法伊林从获准利用的若干日记和私人函件中引述首相下面所说的话：“我认为必须把话说明白，我不能接受任何意义相反的决定。”法伊林写道：“内阁一致同意首相的意见，虽然有一些保留。”我们不知道这些话是在什么时候怎样在冗长的会议上提出的，但在最后，艾登先生终于很简单地提出了辞职。理由是他不能同意在这个阶段中和在这些情况下举行罗马会谈。他的同僚们对他提出辞职都感到十分诧异，法伊林先生说他们“大为震动”。他们不知道外交大臣和首相之间的分歧已经到了非破裂不可的程度。显然，如果他们知道这件事会牵涉到艾登先生的辞职，那就将成为一个会引起更大和更广泛的争论的新问题。然而，他们专门讨论了这件引起争议的事情的是非曲直。那一整天的其余时间则用来极力使外交大臣改变初衷。张伯伦先生对内阁的苦恼也很难过。“看到我的同僚这样地感到吃惊，我提议休会，明天再继续举行。”但艾登认为再找什么表白的话也没有用。到20日的午夜，他的辞职最后决定下来。首相说，“依我看，他是很光荣的。”哈利法克斯立即被任命为外交大臣。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338页。
外面当然事先也知道内阁发生了严重分歧，虽则原因还不清楚。我早已听到一些消息，但很小心没有告诉艾登先生。
我希望他在充分确立他的理由之前，无论如何不要辞职，以便他在议会的许多朋友有机会把问题揭露出来。但这时的政府是那么强大和高高在上，所以这场斗争只好在内阁密室中，主要在两个人之间去解决了。
2月20日深夜，我坐在恰特韦尔庄园我的那间老房间里（像我现在常常坐在那里一样）。我接到一个电话，告诉我说，艾登已经辞职了。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一时间，我被失望的暗潮所淹没。在我漫长的一生中，经过多少盛衰荣辱。在不久就到来的战争期中，甚至战时最黑暗的日子里，我的睡眠从来没有成过问题。在1940年的危机中，那时我身负许多重任，以及在后来五年中，常常遇到令人焦灼和极其棘手的事情，但在一天的工作做完之后，还是能够一躺下就睡着――当然，要是有紧急的事情就叫我起来。我总是睡得很香，醒来神志清爽，没有什么感触，胃口很好，把早上送上来的早点盒里的东西，不管什么就狼吞虎咽地吃掉。
但现在，在1938年2月20日之夜，也只有在这一夜，我睡不着了。从半夜直到天明，我躺在床上，心里又难过又担忧。
眼前是一个坚强的年青人，他巍然屹立，顶住那股长长的、忧郁的、慢吞吞地流过来的潮流。那是一股毫无主见、动不动就屈服的潮流，也是估计错误、冲击微弱的潮流。如果让我来处理他的事，在许多方面一定会和他不同；但这个时候，在我看来，他代表英国民族的全部希望；而这一个伟大古老的英国民族，曾对人类有过许多贡献，今后仍将有所贡献。现在这个人却离开他的职位了。我凝视着阳光慢慢地穿过窗户，在我的内心中看到了站在我前面的“死神”的影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风云紧急--第十五章 强夺奥地利
第十五章 强夺奥地利
1938年2月
“奥托计划”――希特勒取得最高统率权――奥总理奉召去贝希特斯加登――他面临严峻的考验――许施尼格的失败――2月2日希特勒的国会演说――关于艾登先生辞职事件的辩论――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沆瀣一气――奥地利公民投票――入侵奥地利――希特勒受恩于墨索里尼――胜利进军维也纳和它的背景――欢送里宾特洛甫的午宴――3月12日的辩论――维也纳陷落的后果――捷克斯洛伐克的危险――张伯伦先生和苏联的提议――侧面打击――与德・瓦勒拉先生的谈判――放弃爱尔兰各港――英国的重大损失――爱尔兰的中立――我的无效抗议。
在现代，国家战败以后，往往仍保持国家的结构、国家的本体，以及他们的档案机密。在这一次，战争一直打到底，我们获得了许多材料，知道了敌人的内幕。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把我们那时的情报和行动加以核实。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希特勒在1936年7月怎样下令德国参谋部草拟一旦时机成熟占领奥国的军事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命名为“奥托计划”。经过一年之后，到1937年6月24日，他又发出一个特别的指令，把这个计划具体化。11月5日他向他的军事将领披露他的未来计划。德国必须有更多的“生存空间”。最好能在东欧――波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来取得。
为了取得这些地方，不免要引起一场大战，附带还要消灭现在住在这个区域内的居民。德国势必对付两个“可恨的敌人”――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是“不会容忍站在欧洲中心的德国巨人”的。为了利用德国在军火生产方面所占的优势，为了利用由纳粹党鼓动起来并以纳粹党为代表的爱国热情，德国必须一遇可乘之机就发动战争，要在这两个明摆着的敌人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先行下手。
纽赖特、弗里奇，甚至布洛姆堡，这些受德国外交部、参谋部和军官团的观点影响的人，听到这个政策就大为震恐。他们认为要冒的风险太大了。他们承认，由于元首的果敢，已使德国在军备的任何方面都确实走在各协约国的前面。德国的陆军正在逐月成熟，而法国内部的腐败和英国的缺乏坚决意志，都是有可能起充分作用的有利因素。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着，再过两年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必须要有建立完善的作战机构的时间；元首只须不时作一番和解性的演说，就可以使无用的颓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