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代表着当时的诗人们普遍的审美追求。“风骨”的概念虽然在南朝文学批评中已经提出，但却是南朝文学创作中比较缺乏的东西，到了唐代――尤其是盛唐，才得到充分实现。而且唐人所要求的“风骨”，除了原有的内涵――文学作品中的生气、感染力和语言表现的力度而外，更具有一种与时代相适应的雄浑壮大之美的意味。“兴象”的概念则是殷在《河岳英灵集》中首次提出，大体是指以诗人的情感、神思统摄物色万象，使之呈现为富有韵味的意境，和后世所说的“境界”略为相似。
“风骨”与“兴象”，虽不是形式上的概念，由此却明确体现出把诗作为一种美的构造的意识。因为诗是美的构造，所描绘的意象便需要经过精心选择、改造和配置；所使用的语言，便需要从色泽、音调、暗喻的意味等各方面加以洗练和推敲。
而诗歌的其他功能，如纪述所见所闻、赠答应酬等，必须服从这种美的构造的需要。当然，不能说前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南朝诗人常有的过度追求修辞之美以及偏重诗歌的社交功能和游戏功能的倾向，往往对之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而唐诗中大量的优秀作品，都呈现出诗意高度集中、意境单纯、明净的特点。这正是唐诗为人们所喜爱的重要原因。
要说唐诗对前代诗歌的发展，当然还有许多，以上仅是从几个主要方面作一概述。其他有关的问题，放在以后各章中叙述。
除了诗歌，唐代文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传奇小说。唐传奇源于六朝志怪，开始受志怪的影响很显著，以后渐渐脱离了六朝志怪那种记录奇异传闻的性质，而成为有意识的文学创作，标志了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它的极盛时期是在中唐。唐传奇的题材是多方面的，小说中的人物也有各种类型，其中写文人生活的最为集中，许多优秀作品都牵涉到士子与妓女的爱情纠葛，反映了唐代文人浪漫的生活情调，有时也透露出唐代市井民众的生活气息。
作为纯出于虚构的叙事文体，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反映复杂的人性，揭示人类的生存状态，表现人们的生活理想和人生追求等各个方面，具有其他文体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唐传奇虽说还有不少缺陷，这种优越性已经开始显露出来。而就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来说，在几种主要的虚构性叙事文体中，戏剧要到元代才成熟，长篇叙事诗一直不算发达，唐传奇的出现因而显得更加重要了。
唐代与传奇小说性质相近的新文体是变文。变文本来是一种讲唱佛经故事以宣传佛教的通俗文学形式，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娱乐性。后来便产生了讲唱历史和时事的变文。虽然从现存的文本来看，唐代变文在艺术上显得比较粗糙，但作为一种适应民间娱乐需要而兴起的文学形式，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对后代的白话小说和民间讲唱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意义不可忽视。
词是产生于唐代的又一种新文体。就其性质来说，词是广义的诗的一种，但它和传统的诗歌有显著区别。词最初孕育于唐代繁华城市中罗列的歌楼妓馆，是歌妓们演唱的小曲，所配合的音乐是唐代新兴的燕乐。为了适应乐曲的需要，渐渐形成句子长短不齐而有规定体制的文字格式。中唐以后，有些著名的文人也参与了词的写作，到了晚唐，则出现温庭筠这样大量写作词的文人。五代十国时期，文人词已经很兴盛。
总体上说，词由于是酒宴上的歌曲，所谓“花间尊前”之物，故以委婉细致的抒情见长，而很少表现严肃重大的社会内容。
但南唐后主李煜于亡国之后所写的词，多抒发国破家亡、人生迷惘无着之感，内涵变得深厚起来。他的优秀作品表现出很高的语言艺术造诣，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到了宋代，词进一步发展成为与诗并驾齐驱的重要文学形式。
唐代散文最重要的现象是“古文运动”的兴起。所谓“古文”是相对于盛行于六朝、在唐代仍占据主导地位的骈体文（故又称“时文”）而言，指先秦两汉的不讲究骈偶的散文。
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它是一种儒学复兴运动。在这一层意义上，韩愈等人所提出的理论，是强调文章要贯穿儒道的精神，具有阐发儒道的作用，而取消文学的独立价值，从而也就取消了南朝已经出现的对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虽然他们的实际创作并不那么简单，但这种理论却反映出文学观念的退步。在另一层意义上，古文运动也是文体改革运动。骈文是一种形式非常精致、表达很不自由、一般人难以写好的文体。特别是到了南北朝后期和唐代，骈文写作的讲究越来越多、束缚也越来越大，已经不适合作为普遍使用的文体。所以，以更自由灵活、能够充分表达思想感情的散体文来取代它的主导地位，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文学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我们应当注意到古文运动的两重性，而加以区别对待。
总的说来，唐代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成就辉煌的阶段。富于生气，富于创新精神，摆脱宫廷和贵族趣味的束缚，以更广大的社会阶层为基础，适应更广泛的人群的需要，是唐代文学的显著特点。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对文学的价值、作用的理论认识上，儒家以教化为中心的文学观也正在重新兴起。虽然这种文学观对整个唐代文学的妨害不是很明显，但这确实是遏制文学生命力的因素。它预示着一个文学――特别是传统的文人文学――衰退时代将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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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隋与初唐诗歌
自北朝以来，南方的文学风气就深深地影响了北方的创作。所以，隋唐的统一，政治和军事力量虽起自北方，但自隋初到唐睿宗景云中约一百三十年，南朝诗风继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唐初相当长一段时期里，诗歌没有明显的进步，非但南朝诗歌固有的一些弊病没有得到纠正，而且，由于诗歌创作的中心几乎完全在宫廷，其内容又大抵是歌功颂德或以文辞为娱乐的，自由抒情的意味尤其显得淡薄。不过，在诗歌的表现形式方面，唐初宫廷诗人们汲取和总结了前代的经验，并且有所发明、有所发展，使之日臻丰富和完善，这对唐诗走向成熟还是有重要意义的。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代新的诗人对已经变得陈腐、缺乏生气的诗歌风气日益感到不满，发出强烈的要求变革的呼声。诗歌创作也随之逐步摆脱宫廷藩篱，终开一代新风，促进了唐诗高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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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隋代诗歌
隋朝立国短暂，二世而亡，前后不满四十年，在文化方面没有太多的建树。但由北朝入隋的三位诗人――卢思道（535―586）、杨素（544―606）
①、薛道衡（540―609），仍旧留下一些颇有特色的诗作。
①杨素生卒年据《考古与文物》1991年2期刊潼关出土《杨素墓志》。
贯穿了一种深沉悲凉的情思。
北方诗人的创作一向以南方诗歌为典则，但杨素的情况则稍为特别。他本身是一个豪杰式的人物，心雄志大，不可一世。他的诗今存多为五言，风格“雄深雅健”（清刘熙载《艺概》）。诗中虽亦有些细巧的文笔，如“兰庭动幽气，竹室生虚白。落花入户飞，细草当阶积”（《山斋独坐赠薛内史》）
之类，为南朝诗中所常见，但过于艳丽的词汇，却是很少用的。而且从每首诗的总体气象来看，无论是写边塞题材，还是向至友叙旧述怀，都寄寓了一种人生的悲感，诗境苍凉老成。前者如《出塞二首》其二：“汉虏未和亲，忧国不忧身。
握手河梁上，穷涯北海滨。据鞍独怀古，慷慨感良臣。……
雁飞南入汉，水流西咽秦。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后者如《赠薛播州诗》十四章，感慨良深，举凡时世之变迁，故人之远谪，全身远祸之意念，刻骨铭心之思念，尽收笔底。如其十四：“衔悲向南浦，寒夜黯沈沈。风起洞庭险，烟生云梦深。独飞时慕侣，寡和乍孤音。
木落悲时暮，时暮感离心。离心多苦调，讵假雍门琴。”诗中卢思道、薛道衡的诗则大多偏向齐梁风格。如卢思道的《采莲曲》中“动裙风入，妆销粉汗滋”，《后园宴》中“媚眼临歌扇，娇香出舞衣”一类诗句，显得宫体气息甚浓。薛道衡的诗亦多以富丽精巧见长。他的名作《昔昔盐》，是写传统的闺怨题材，并无多少新意，不过抒情的委婉细致，可以说较好地发挥了南朝诗歌的长处。如“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以女子独居的凄凉冷落，衬托其哀苦的心情，一向为人们所称道。
但作为北方的诗人，他们的诗在以南朝诗风为主导的同时，多少也体现了北方文人重“气质”的特色。薛道衡在行役途中写的一些咏怀诗，颇为慷慨有力，如《渡北河》：“塞云临远舰，胡风入阵楼。剑拔蛟将出，骖惊鼋欲浮。雁书终立效，燕相果封侯。勿恨关河远，且宽边地愁。”而卢思道的《从军行》，更为人称道：
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使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合，夕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以七言歌行体写边塞风光、军旅生活，并结合以闺妇怨思，本来是梁、陈诗中已经很流行的。但大多色彩过于艳丽，情调偏于低沉。而卢思道这首诗在时空的腾挪迭换中展示了恢宏辽阔的境界，而句式的灵活多变，虚词的承接和韵脚的流转，又为诗坛提供了充沛的气势和活泼朗爽的节奏，堪称初唐七言歌行的先河。诚如明人胡应麟所说：“音响格调，咸自停匀；
体气丰神，尤为焕发。”（《诗薮》）
隋代另一群作者，主要是围绕在隋炀帝杨广周围的宫廷文人。杨广为晋王时，便喜爱招引才学之士，即位之后，这些人也大多成为宫中的文学之臣。其中主要人物，如柳、王、王胄、诸葛颖、虞世基、徐仪等，都是从梁、陈入隋的。
他们本来就熟谙绮丽文风，作为文学侍臣，作品大多是“应制”、“奉和”一类，其才能只能是用在章绘句上，这就更引伸了南朝文学为文造情的一面。从《暮秋望月示学士各释愁应教》这一类题目，不难看出其无病呻吟的倾向。比较起来，倒是杨广本人的某些诗篇还有些可观之处。如一首失题的小诗：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
意象的配置相当巧妙，画面简单而富有情味。
这时在宫廷圈子之外，也曾出现过一些风格不同的诗人，如孙万寿等。孙氏于配置江南时，作《远戍江南寄京邑好友》，长达四十二韵，盛传一时，诗随意抒写，不事浮华，而情意真切。又《东归在路率尔成咏》一篇，则以寒士的失志不平为题旨：
学宦两无成，归心自不平。故乡尚千里，山秋猿夜鸣。人愁惨云色，客意惯风声。羁恨虽多绪，俱是一伤情。
这类诗，与宫廷文人的繁缛作风迥异，而以质实真切取胜。虽成就有限，在当时也未能形成气候，却昭示了诗坛变革的主力必来自宫廷之外的重要事实。
隋初还发生过一桩企图以行政手段改变文风的事件。据《隋书・李谔传》载，开皇四年，文帝下诏改革文体，同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而交付有司治罪。文帝改革文风的主要宗旨，是提倡“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着眼点在于要求应用文去掉华艳的藻饰，讲求实用。就此而言，与文学尚无太大关系。但引伸开来，却发展到完全否定文学的极端态度。李谔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指斥自曹魏以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主张对此绳之以法：“请勒有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隋文帝对李谔的主张也表示赞成，将此表“颁示天下”。以前有人认为这件事对隋唐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积极意义”，事实上，即使它涉及前代文学的某些弊病，但根本上，却是企图用文字狱的手段，把文学完全纳入有助于皇权统治的轨道。
与此相应，到隋末又有在野的王通（号文中子）的文学观。王通聚徒讲学，虽不反对诗歌，却力主汉儒的诗教说，认为诗当“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征存亡，辨得失”（《中说・天地篇》），因而对南北朝以来的著名作家如谢灵运、鲍照、庾信、徐陵等，几乎全部一笔抹煞，这也是很鲜明的反文学理论。虽然，无论是隋文帝、李谔还是王通，都没有对隋唐文学的进程发生太大影响，但他们所显示的思想倾向，却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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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初唐宫廷文人和律诗的完成
唐初统治者对文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以李世民本人为代表，他虽然也主张文学为政教所用，对前代帝王如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等虽有文才却不懂得管理国家大为不满，但作为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却懂得文艺同政治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他也不相信所谓“亡国之音”的陈词滥调。而且，李世民在
“风骨”与“兴象”，虽不是形式上的概念，由此却明确体现出把诗作为一种美的构造的意识。因为诗是美的构造，所描绘的意象便需要经过精心选择、改造和配置；所使用的语言，便需要从色泽、音调、暗喻的意味等各方面加以洗练和推敲。
而诗歌的其他功能，如纪述所见所闻、赠答应酬等，必须服从这种美的构造的需要。当然，不能说前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南朝诗人常有的过度追求修辞之美以及偏重诗歌的社交功能和游戏功能的倾向，往往对之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而唐诗中大量的优秀作品，都呈现出诗意高度集中、意境单纯、明净的特点。这正是唐诗为人们所喜爱的重要原因。
要说唐诗对前代诗歌的发展，当然还有许多，以上仅是从几个主要方面作一概述。其他有关的问题，放在以后各章中叙述。
除了诗歌，唐代文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传奇小说。唐传奇源于六朝志怪，开始受志怪的影响很显著，以后渐渐脱离了六朝志怪那种记录奇异传闻的性质，而成为有意识的文学创作，标志了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它的极盛时期是在中唐。唐传奇的题材是多方面的，小说中的人物也有各种类型，其中写文人生活的最为集中，许多优秀作品都牵涉到士子与妓女的爱情纠葛，反映了唐代文人浪漫的生活情调，有时也透露出唐代市井民众的生活气息。
作为纯出于虚构的叙事文体，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反映复杂的人性，揭示人类的生存状态，表现人们的生活理想和人生追求等各个方面，具有其他文体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唐传奇虽说还有不少缺陷，这种优越性已经开始显露出来。而就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来说，在几种主要的虚构性叙事文体中，戏剧要到元代才成熟，长篇叙事诗一直不算发达，唐传奇的出现因而显得更加重要了。
唐代与传奇小说性质相近的新文体是变文。变文本来是一种讲唱佛经故事以宣传佛教的通俗文学形式，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娱乐性。后来便产生了讲唱历史和时事的变文。虽然从现存的文本来看，唐代变文在艺术上显得比较粗糙，但作为一种适应民间娱乐需要而兴起的文学形式，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对后代的白话小说和民间讲唱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意义不可忽视。
词是产生于唐代的又一种新文体。就其性质来说，词是广义的诗的一种，但它和传统的诗歌有显著区别。词最初孕育于唐代繁华城市中罗列的歌楼妓馆，是歌妓们演唱的小曲，所配合的音乐是唐代新兴的燕乐。为了适应乐曲的需要，渐渐形成句子长短不齐而有规定体制的文字格式。中唐以后，有些著名的文人也参与了词的写作，到了晚唐，则出现温庭筠这样大量写作词的文人。五代十国时期，文人词已经很兴盛。
总体上说，词由于是酒宴上的歌曲，所谓“花间尊前”之物，故以委婉细致的抒情见长，而很少表现严肃重大的社会内容。
但南唐后主李煜于亡国之后所写的词，多抒发国破家亡、人生迷惘无着之感，内涵变得深厚起来。他的优秀作品表现出很高的语言艺术造诣，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到了宋代，词进一步发展成为与诗并驾齐驱的重要文学形式。
唐代散文最重要的现象是“古文运动”的兴起。所谓“古文”是相对于盛行于六朝、在唐代仍占据主导地位的骈体文（故又称“时文”）而言，指先秦两汉的不讲究骈偶的散文。
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它是一种儒学复兴运动。在这一层意义上，韩愈等人所提出的理论，是强调文章要贯穿儒道的精神，具有阐发儒道的作用，而取消文学的独立价值，从而也就取消了南朝已经出现的对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虽然他们的实际创作并不那么简单，但这种理论却反映出文学观念的退步。在另一层意义上，古文运动也是文体改革运动。骈文是一种形式非常精致、表达很不自由、一般人难以写好的文体。特别是到了南北朝后期和唐代，骈文写作的讲究越来越多、束缚也越来越大，已经不适合作为普遍使用的文体。所以，以更自由灵活、能够充分表达思想感情的散体文来取代它的主导地位，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文学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我们应当注意到古文运动的两重性，而加以区别对待。
总的说来，唐代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成就辉煌的阶段。富于生气，富于创新精神，摆脱宫廷和贵族趣味的束缚，以更广大的社会阶层为基础，适应更广泛的人群的需要，是唐代文学的显著特点。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对文学的价值、作用的理论认识上，儒家以教化为中心的文学观也正在重新兴起。虽然这种文学观对整个唐代文学的妨害不是很明显，但这确实是遏制文学生命力的因素。它预示着一个文学――特别是传统的文人文学――衰退时代将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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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隋与初唐诗歌
自北朝以来，南方的文学风气就深深地影响了北方的创作。所以，隋唐的统一，政治和军事力量虽起自北方，但自隋初到唐睿宗景云中约一百三十年，南朝诗风继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唐初相当长一段时期里，诗歌没有明显的进步，非但南朝诗歌固有的一些弊病没有得到纠正，而且，由于诗歌创作的中心几乎完全在宫廷，其内容又大抵是歌功颂德或以文辞为娱乐的，自由抒情的意味尤其显得淡薄。不过，在诗歌的表现形式方面，唐初宫廷诗人们汲取和总结了前代的经验，并且有所发明、有所发展，使之日臻丰富和完善，这对唐诗走向成熟还是有重要意义的。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代新的诗人对已经变得陈腐、缺乏生气的诗歌风气日益感到不满，发出强烈的要求变革的呼声。诗歌创作也随之逐步摆脱宫廷藩篱，终开一代新风，促进了唐诗高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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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隋代诗歌
隋朝立国短暂，二世而亡，前后不满四十年，在文化方面没有太多的建树。但由北朝入隋的三位诗人――卢思道（535―586）、杨素（544―606）
①、薛道衡（540―609），仍旧留下一些颇有特色的诗作。
①杨素生卒年据《考古与文物》1991年2期刊潼关出土《杨素墓志》。
贯穿了一种深沉悲凉的情思。
北方诗人的创作一向以南方诗歌为典则，但杨素的情况则稍为特别。他本身是一个豪杰式的人物，心雄志大，不可一世。他的诗今存多为五言，风格“雄深雅健”（清刘熙载《艺概》）。诗中虽亦有些细巧的文笔，如“兰庭动幽气，竹室生虚白。落花入户飞，细草当阶积”（《山斋独坐赠薛内史》）
之类，为南朝诗中所常见，但过于艳丽的词汇，却是很少用的。而且从每首诗的总体气象来看，无论是写边塞题材，还是向至友叙旧述怀，都寄寓了一种人生的悲感，诗境苍凉老成。前者如《出塞二首》其二：“汉虏未和亲，忧国不忧身。
握手河梁上，穷涯北海滨。据鞍独怀古，慷慨感良臣。……
雁飞南入汉，水流西咽秦。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后者如《赠薛播州诗》十四章，感慨良深，举凡时世之变迁，故人之远谪，全身远祸之意念，刻骨铭心之思念，尽收笔底。如其十四：“衔悲向南浦，寒夜黯沈沈。风起洞庭险，烟生云梦深。独飞时慕侣，寡和乍孤音。
木落悲时暮，时暮感离心。离心多苦调，讵假雍门琴。”诗中卢思道、薛道衡的诗则大多偏向齐梁风格。如卢思道的《采莲曲》中“动裙风入，妆销粉汗滋”，《后园宴》中“媚眼临歌扇，娇香出舞衣”一类诗句，显得宫体气息甚浓。薛道衡的诗亦多以富丽精巧见长。他的名作《昔昔盐》，是写传统的闺怨题材，并无多少新意，不过抒情的委婉细致，可以说较好地发挥了南朝诗歌的长处。如“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以女子独居的凄凉冷落，衬托其哀苦的心情，一向为人们所称道。
但作为北方的诗人，他们的诗在以南朝诗风为主导的同时，多少也体现了北方文人重“气质”的特色。薛道衡在行役途中写的一些咏怀诗，颇为慷慨有力，如《渡北河》：“塞云临远舰，胡风入阵楼。剑拔蛟将出，骖惊鼋欲浮。雁书终立效，燕相果封侯。勿恨关河远，且宽边地愁。”而卢思道的《从军行》，更为人称道：
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使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合，夕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以七言歌行体写边塞风光、军旅生活，并结合以闺妇怨思，本来是梁、陈诗中已经很流行的。但大多色彩过于艳丽，情调偏于低沉。而卢思道这首诗在时空的腾挪迭换中展示了恢宏辽阔的境界，而句式的灵活多变，虚词的承接和韵脚的流转，又为诗坛提供了充沛的气势和活泼朗爽的节奏，堪称初唐七言歌行的先河。诚如明人胡应麟所说：“音响格调，咸自停匀；
体气丰神，尤为焕发。”（《诗薮》）
隋代另一群作者，主要是围绕在隋炀帝杨广周围的宫廷文人。杨广为晋王时，便喜爱招引才学之士，即位之后，这些人也大多成为宫中的文学之臣。其中主要人物，如柳、王、王胄、诸葛颖、虞世基、徐仪等，都是从梁、陈入隋的。
他们本来就熟谙绮丽文风，作为文学侍臣，作品大多是“应制”、“奉和”一类，其才能只能是用在章绘句上，这就更引伸了南朝文学为文造情的一面。从《暮秋望月示学士各释愁应教》这一类题目，不难看出其无病呻吟的倾向。比较起来，倒是杨广本人的某些诗篇还有些可观之处。如一首失题的小诗：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
意象的配置相当巧妙，画面简单而富有情味。
这时在宫廷圈子之外，也曾出现过一些风格不同的诗人，如孙万寿等。孙氏于配置江南时，作《远戍江南寄京邑好友》，长达四十二韵，盛传一时，诗随意抒写，不事浮华，而情意真切。又《东归在路率尔成咏》一篇，则以寒士的失志不平为题旨：
学宦两无成，归心自不平。故乡尚千里，山秋猿夜鸣。人愁惨云色，客意惯风声。羁恨虽多绪，俱是一伤情。
这类诗，与宫廷文人的繁缛作风迥异，而以质实真切取胜。虽成就有限，在当时也未能形成气候，却昭示了诗坛变革的主力必来自宫廷之外的重要事实。
隋初还发生过一桩企图以行政手段改变文风的事件。据《隋书・李谔传》载，开皇四年，文帝下诏改革文体，同年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而交付有司治罪。文帝改革文风的主要宗旨，是提倡“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着眼点在于要求应用文去掉华艳的藻饰，讲求实用。就此而言，与文学尚无太大关系。但引伸开来，却发展到完全否定文学的极端态度。李谔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指斥自曹魏以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主张对此绳之以法：“请勒有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隋文帝对李谔的主张也表示赞成，将此表“颁示天下”。以前有人认为这件事对隋唐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积极意义”，事实上，即使它涉及前代文学的某些弊病，但根本上，却是企图用文字狱的手段，把文学完全纳入有助于皇权统治的轨道。
与此相应，到隋末又有在野的王通（号文中子）的文学观。王通聚徒讲学，虽不反对诗歌，却力主汉儒的诗教说，认为诗当“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征存亡，辨得失”（《中说・天地篇》），因而对南北朝以来的著名作家如谢灵运、鲍照、庾信、徐陵等，几乎全部一笔抹煞，这也是很鲜明的反文学理论。虽然，无论是隋文帝、李谔还是王通，都没有对隋唐文学的进程发生太大影响，但他们所显示的思想倾向，却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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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初唐宫廷文人和律诗的完成
唐初统治者对文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以李世民本人为代表，他虽然也主张文学为政教所用，对前代帝王如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等虽有文才却不懂得管理国家大为不满，但作为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却懂得文艺同政治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他也不相信所谓“亡国之音”的陈词滥调。而且，李世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