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昂之情。
又如《读山海经》中的一篇：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精卫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断首，犹反抗不止，都表现出不为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最后二句，既是说精卫、刑天，也是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的时机！这些诗的事实背景已无法加以确凿的证明，但至少可以说明，陶渊明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这些作品而言。不过，应当看到两者也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从诗歌渊源关系来说，陶渊明有远承阮籍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诗多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感，表现对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学观照的方式，并多用组诗的形式。另一方面，陶诗也显然受到玄言诗的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中有许多玄学的语汇，其平淡的语言风格也同玄言诗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上。在阮籍诗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相对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强大的压迫；而在东晋的玄言诗中，则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体悟和追求；到陶渊明，又更明确地提出归化自然的观念，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构成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当然，陶诗重视通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哲理，这同玄言诗的枯燥无味是根本不同的。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对陶诗的艺术特点，前人早有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觉上并不明显。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
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写乡村的恬静，“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写雪的轻虚，“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风的踪迹，都是有名的例子。
西晋诗歌追求华美、注重修辞的倾向，一方面提高了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但有时过于用力于此，而忽视了诗意的完整，造成繁冗、割裂的毛病。陶诗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所以大多通篇简洁，少作铺排，钟嵘《诗品》称为“殆无长语”。诗的意境，也总是比较完整，从总体上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某个片断吸引人。
陶渊明留存下来的散文、辞赋总共只有十多篇，但几乎每一篇都很出色。其主要艺术特点，与诗歌一致，也有个别几篇，风格不尽相同。
散文中《桃花源记》最为著名。这篇散文实际近于小说，所以又被收录在据传是陶渊明著的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中。文中虚构的“世外桃源”，既有儒家幻想的上古之世的淳朴，也有老子宣扬的“小国寡民”社会模式的影子，其中乡村景象的描绘，又同作者的田园诗意境相似。可以说，它既是作者依据他的社会理想所作的美好想象，也代表了那个动乱时代的广大民众对太平社会的向往。文章的语言优美而朴素。如写武陵渔人初入桃源的一节：“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写桃花源中风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种文笔，使语言、意境、主题达到高度的统一。
《五柳先生传》是作者自况，也是一篇奇文。全篇只百余字，以一“不”字贯通始终。开头便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既而又是“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结束“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意义还是一个“不”。大量使用这个否定词，意蕴在于表示自己对世间的一切无所措意、无所执着，只是任情率真地生活。不但世俗的荣名毫无价值，就连一个人的姓名也是外加的东西，可有可无。这就是所谓“自然”的人生哲学。用语浅而含蕴深，是这篇短文的显著特点。
辞赋以《归去来辞》最为著名。此篇作于陶渊明在彭泽令任上决心辞官归隐之际。文中关于归途景象和还乡以后生活的描写，均出于想象。在古代各种文体中，辞赋的基本特点就是华美，而陶渊明这篇赋却写得相当朴素，语言清新流利。它的抒情色彩浓厚，富有诗意，同时又充满了哲理的内涵。“舟超遥以轻，风飘飘而吹衣”，想象归途中的自由无羁、轻松愉悦，令人心旷神怡。“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等写景之笔，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自然界自生自化、充足自由的灵韵。正因为这些描绘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客观对象，也包括作者自身的人生情趣，才特别地美好动人。
上述几篇，情调都比较平和。而《感士不遇赋》着重抒发怀才不遇、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苦闷，就显得比较激烈；《祭程氏妹文》悼念胞妹，则真情流泻，凄恻感人。比较起来，《闲情赋》在陶集中尤为特殊。其题旨标榜为“闲情”即约束感情，实际内容却同大多数类似作品一样，非常热烈地渲染男女之情。而且文辞流宕，色彩丰艳。其中“愿在衣而为领”以下一大段，用各种各样的比喻表现欲亲近美人之情，穷形尽态，极铺排之能事，颇有民歌的特点。从这里可以看到陶渊明思想情趣的另一方面，和文学才能的多样性。
陶渊明对后代有多方面的影响。在南朝，他还主要被当作一个品行高洁的隐士来看待，对于他的文学创作，评价并不很高。而由于当时社会普遍推崇华丽的文风，陶渊明诗文那种朴素平淡的风格，也难以为一般作者所接受。入唐以后，情况有了改变。李白、杜甫等人，由于审美趣味不同，他们特别表示尊敬的文学前辈中，并不包括陶渊明。但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一派诗人，虽也不是经常提到陶渊明，他们的艺术风格，却明显受了陶诗的影响。在唐诗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流派。应该说，唐诗的主导风格，是修辞之美与激情的结合，这和陶诗的精神显然不同。所以，陶诗影响所及，范围不是很大。到了宋代，陶渊明开始受到普遍一致的推崇。这是因为宋代的社会气氛比起唐代有很大变化，诗歌的激情和浪漫精神开始减退，而转向对于理性意蕴的重视。北宋最著名的文学家苏轼评陶渊明说：“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特点抓得相当准，评价也格外的高。其他一些著名诗人和批评家对陶渊明也同样备加称扬。至此完全确立了陶渊明作为诗史上第一流诗人的地位。
应该指出，虽然，陶渊明个人的人格无疑是高尚的，他对社会也绝非无所关心，但是，其文学创作的主导方面，却是渴望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怀现实的痛苦。建安文学的进取精神，正始文学的悲剧意识，都是要求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人的意志自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单方面地说不失为一种深刻的哲学，但藉此他恰恰躲开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根本性问题。可以说，这同样是个体意识减弱的表现。所以，后代文人越是在受到社会的压迫而难以反抗时，就越容易想到陶渊明，用他的人生观来化解而不是冲破社会的压迫。这样，既满足了精神上、道德上的自我安慰，也避免了在冲突中容易遭到的危险。陶渊明在宋代比在唐代更受到文人的推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唐、宋社会环境的不同，以及两代文人精神状态的不同，至少也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第二章 南朝诗文与民歌
宋武帝刘裕取代东晋后不久，北方也由北魏孝武帝拓跋焘实现了统一。经过一段双方均无所获的战争，南北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对峙时期。在南方，频繁的政权更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但另一方面，这种政权更替，并不像其他时代那样在社会大崩溃的情况下完成，其破坏性相对要小得多，所以经济、文化的发展仍然很迅速。
我们在本编的《概说》中已经说明：经过魏晋进入南朝，文学的价值和特性受到了高度重视，人们对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也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兴趣。尤其南朝几代皇帝中，不乏有成就的创作家和批评家，许多宗室也以爱好文学、喜招纳文士著称，这种来自最高阶层的提倡，有力地刺激了文学的繁荣。
南朝文学的风气，尤以追求新变为突出。新的题材、新的形式、新的风格不断出现，在并不算很长的时间内，文学的面貌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各种文学批评著作中，“新变”被明确地提出来作一种重要的价值标准，作家也以此为努力的目标。如梁、陈两代的著名诗人徐陵，《陈书》本传概括其文章特点，是“颇变旧体，多有新意”，而在他写给族人徐长孺的信中，却还是惭愧自己缺乏新变。这在总体说来比较守旧崇古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可以说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但是，南朝文学也有其明显的偏狭性。
在这个时代，上层权力之争异常激烈，篡乱相寻，而士族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并不完全依赖于一姓一室的恩赐，只要不卷入具体的政治斗争，他们的地位就可以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因此，士族对于所谓君臣之义并不看得很重。正如《南齐书・诸渊传论》所说：“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这是一种与政治斗争保持距离的态度。另一方面，士族又和普通民众的生活相脱离。因此，他们的文学也就很少反映社会的政治状况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情形。
南朝的帝王和贵族，大多满足于江南富庶的经济所提供的物质与文化享受，在政治上缺乏雄心与自信，人生态度也缺乏强烈的冲动，因此，他们的文学自然也就难以形成雄壮有力的美学风格。尽管，在理论上，他们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风骨”即文学的生气与力度，作为文学作品的一条重要的价值标准，正是在南朝建立起来的。很多诗人也曾企图通过边塞题材来提高作品内在的激情与感染力。但是，虽然这种尝试给后人留下重要的启发，然而由于他们的创作并不是实际生活的结晶，而只是出于虚拟、想象，成功率并不高。
上述因素，造成了南朝文学的一些基本特点。从内容来说，主要反映文人自身的日常生活情趣、周围环境，以及他们所认识到的人生的普遍现象。在这些范围内，题材是充分开展的。一切符合于当代审美观念的对象，都被搜索来写入文学作品。尤其是有关山水自然、有关女性以及男女之情的题材，更得到集中的表现。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于艺术形式的强烈追求。在诗歌领域，出现了四声的运用，产生了诗的格律，诗型也多样化了；在文的方面，魏晋以来骈偶化的倾向进一步发展，文章变得更加工整，并在后期逐渐形成所谓“四六文”的体制。诗文的辞采，也更加讲究，越来越精丽工巧。
第一节 刘宋诗文
刘宋诗文的作者，主要是谢家子弟加上颜延之、鲍照等。当代文学的突出现象，从题材来说，是继承东晋后期文学的趋势，从玄言诗风的笼罩下摆脱出来，掀起山水文学的新潮，代表人物是谢灵运；从语言、修辞来说，是继承从曹植到陆机、张协的传统，追求文辞的典雅华美，和状物的工巧刻炼，并多用对偶，代表人物是谢灵运和颜延之。鲍照既有接近谢灵运的一面，也有新的创造。这主要是他的乐府体汲取民歌的特点，造成华艳、浅俗、雄放的风格，对齐梁文学造成很大影响。总之，东晋时期玄学侵入文学，使文学呈现枯寂的现象，在这时得到彻底的扭转。《文心雕龙・明诗》对刘宋初诗歌的演革作了一个大概的描述：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以追新。
尽管“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说得过于简单，但这一节概括还是得其要领的。
谢灵运（３８５―４３３），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出身于东晋最显赫的世族家庭，祖父谢玄是淝水之战的主将。他年轻时即袭封康乐公（入宋后依例降
又如《读山海经》中的一篇：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精卫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断首，犹反抗不止，都表现出不为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最后二句，既是说精卫、刑天，也是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的时机！这些诗的事实背景已无法加以确凿的证明，但至少可以说明，陶渊明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这些作品而言。不过，应当看到两者也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从诗歌渊源关系来说，陶渊明有远承阮籍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诗多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感，表现对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学观照的方式，并多用组诗的形式。另一方面，陶诗也显然受到玄言诗的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中有许多玄学的语汇，其平淡的语言风格也同玄言诗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上。在阮籍诗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相对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强大的压迫；而在东晋的玄言诗中，则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体悟和追求；到陶渊明，又更明确地提出归化自然的观念，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构成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当然，陶诗重视通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哲理，这同玄言诗的枯燥无味是根本不同的。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对陶诗的艺术特点，前人早有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觉上并不明显。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
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写乡村的恬静，“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写雪的轻虚，“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风的踪迹，都是有名的例子。
西晋诗歌追求华美、注重修辞的倾向，一方面提高了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但有时过于用力于此，而忽视了诗意的完整，造成繁冗、割裂的毛病。陶诗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所以大多通篇简洁，少作铺排，钟嵘《诗品》称为“殆无长语”。诗的意境，也总是比较完整，从总体上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某个片断吸引人。
陶渊明留存下来的散文、辞赋总共只有十多篇，但几乎每一篇都很出色。其主要艺术特点，与诗歌一致，也有个别几篇，风格不尽相同。
散文中《桃花源记》最为著名。这篇散文实际近于小说，所以又被收录在据传是陶渊明著的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中。文中虚构的“世外桃源”，既有儒家幻想的上古之世的淳朴，也有老子宣扬的“小国寡民”社会模式的影子，其中乡村景象的描绘，又同作者的田园诗意境相似。可以说，它既是作者依据他的社会理想所作的美好想象，也代表了那个动乱时代的广大民众对太平社会的向往。文章的语言优美而朴素。如写武陵渔人初入桃源的一节：“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写桃花源中风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种文笔，使语言、意境、主题达到高度的统一。
《五柳先生传》是作者自况，也是一篇奇文。全篇只百余字，以一“不”字贯通始终。开头便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既而又是“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结束“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意义还是一个“不”。大量使用这个否定词，意蕴在于表示自己对世间的一切无所措意、无所执着，只是任情率真地生活。不但世俗的荣名毫无价值，就连一个人的姓名也是外加的东西，可有可无。这就是所谓“自然”的人生哲学。用语浅而含蕴深，是这篇短文的显著特点。
辞赋以《归去来辞》最为著名。此篇作于陶渊明在彭泽令任上决心辞官归隐之际。文中关于归途景象和还乡以后生活的描写，均出于想象。在古代各种文体中，辞赋的基本特点就是华美，而陶渊明这篇赋却写得相当朴素，语言清新流利。它的抒情色彩浓厚，富有诗意，同时又充满了哲理的内涵。“舟超遥以轻，风飘飘而吹衣”，想象归途中的自由无羁、轻松愉悦，令人心旷神怡。“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等写景之笔，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自然界自生自化、充足自由的灵韵。正因为这些描绘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客观对象，也包括作者自身的人生情趣，才特别地美好动人。
上述几篇，情调都比较平和。而《感士不遇赋》着重抒发怀才不遇、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苦闷，就显得比较激烈；《祭程氏妹文》悼念胞妹，则真情流泻，凄恻感人。比较起来，《闲情赋》在陶集中尤为特殊。其题旨标榜为“闲情”即约束感情，实际内容却同大多数类似作品一样，非常热烈地渲染男女之情。而且文辞流宕，色彩丰艳。其中“愿在衣而为领”以下一大段，用各种各样的比喻表现欲亲近美人之情，穷形尽态，极铺排之能事，颇有民歌的特点。从这里可以看到陶渊明思想情趣的另一方面，和文学才能的多样性。
陶渊明对后代有多方面的影响。在南朝，他还主要被当作一个品行高洁的隐士来看待，对于他的文学创作，评价并不很高。而由于当时社会普遍推崇华丽的文风，陶渊明诗文那种朴素平淡的风格，也难以为一般作者所接受。入唐以后，情况有了改变。李白、杜甫等人，由于审美趣味不同，他们特别表示尊敬的文学前辈中，并不包括陶渊明。但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一派诗人，虽也不是经常提到陶渊明，他们的艺术风格，却明显受了陶诗的影响。在唐诗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流派。应该说，唐诗的主导风格，是修辞之美与激情的结合，这和陶诗的精神显然不同。所以，陶诗影响所及，范围不是很大。到了宋代，陶渊明开始受到普遍一致的推崇。这是因为宋代的社会气氛比起唐代有很大变化，诗歌的激情和浪漫精神开始减退，而转向对于理性意蕴的重视。北宋最著名的文学家苏轼评陶渊明说：“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特点抓得相当准，评价也格外的高。其他一些著名诗人和批评家对陶渊明也同样备加称扬。至此完全确立了陶渊明作为诗史上第一流诗人的地位。
应该指出，虽然，陶渊明个人的人格无疑是高尚的，他对社会也绝非无所关心，但是，其文学创作的主导方面，却是渴望回避矛盾，力求超然物外而忘怀现实的痛苦。建安文学的进取精神，正始文学的悲剧意识，都是要求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人的意志自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单方面地说不失为一种深刻的哲学，但藉此他恰恰躲开了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根本性问题。可以说，这同样是个体意识减弱的表现。所以，后代文人越是在受到社会的压迫而难以反抗时，就越容易想到陶渊明，用他的人生观来化解而不是冲破社会的压迫。这样，既满足了精神上、道德上的自我安慰，也避免了在冲突中容易遭到的危险。陶渊明在宋代比在唐代更受到文人的推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唐、宋社会环境的不同，以及两代文人精神状态的不同，至少也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第二章 南朝诗文与民歌
宋武帝刘裕取代东晋后不久，北方也由北魏孝武帝拓跋焘实现了统一。经过一段双方均无所获的战争，南北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对峙时期。在南方，频繁的政权更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但另一方面，这种政权更替，并不像其他时代那样在社会大崩溃的情况下完成，其破坏性相对要小得多，所以经济、文化的发展仍然很迅速。
我们在本编的《概说》中已经说明：经过魏晋进入南朝，文学的价值和特性受到了高度重视，人们对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也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兴趣。尤其南朝几代皇帝中，不乏有成就的创作家和批评家，许多宗室也以爱好文学、喜招纳文士著称，这种来自最高阶层的提倡，有力地刺激了文学的繁荣。
南朝文学的风气，尤以追求新变为突出。新的题材、新的形式、新的风格不断出现，在并不算很长的时间内，文学的面貌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各种文学批评著作中，“新变”被明确地提出来作一种重要的价值标准，作家也以此为努力的目标。如梁、陈两代的著名诗人徐陵，《陈书》本传概括其文章特点，是“颇变旧体，多有新意”，而在他写给族人徐长孺的信中，却还是惭愧自己缺乏新变。这在总体说来比较守旧崇古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可以说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但是，南朝文学也有其明显的偏狭性。
在这个时代，上层权力之争异常激烈，篡乱相寻，而士族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并不完全依赖于一姓一室的恩赐，只要不卷入具体的政治斗争，他们的地位就可以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因此，士族对于所谓君臣之义并不看得很重。正如《南齐书・诸渊传论》所说：“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这是一种与政治斗争保持距离的态度。另一方面，士族又和普通民众的生活相脱离。因此，他们的文学也就很少反映社会的政治状况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情形。
南朝的帝王和贵族，大多满足于江南富庶的经济所提供的物质与文化享受，在政治上缺乏雄心与自信，人生态度也缺乏强烈的冲动，因此，他们的文学自然也就难以形成雄壮有力的美学风格。尽管，在理论上，他们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风骨”即文学的生气与力度，作为文学作品的一条重要的价值标准，正是在南朝建立起来的。很多诗人也曾企图通过边塞题材来提高作品内在的激情与感染力。但是，虽然这种尝试给后人留下重要的启发，然而由于他们的创作并不是实际生活的结晶，而只是出于虚拟、想象，成功率并不高。
上述因素，造成了南朝文学的一些基本特点。从内容来说，主要反映文人自身的日常生活情趣、周围环境，以及他们所认识到的人生的普遍现象。在这些范围内，题材是充分开展的。一切符合于当代审美观念的对象，都被搜索来写入文学作品。尤其是有关山水自然、有关女性以及男女之情的题材，更得到集中的表现。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于艺术形式的强烈追求。在诗歌领域，出现了四声的运用，产生了诗的格律，诗型也多样化了；在文的方面，魏晋以来骈偶化的倾向进一步发展，文章变得更加工整，并在后期逐渐形成所谓“四六文”的体制。诗文的辞采，也更加讲究，越来越精丽工巧。
第一节 刘宋诗文
刘宋诗文的作者，主要是谢家子弟加上颜延之、鲍照等。当代文学的突出现象，从题材来说，是继承东晋后期文学的趋势，从玄言诗风的笼罩下摆脱出来，掀起山水文学的新潮，代表人物是谢灵运；从语言、修辞来说，是继承从曹植到陆机、张协的传统，追求文辞的典雅华美，和状物的工巧刻炼，并多用对偶，代表人物是谢灵运和颜延之。鲍照既有接近谢灵运的一面，也有新的创造。这主要是他的乐府体汲取民歌的特点，造成华艳、浅俗、雄放的风格，对齐梁文学造成很大影响。总之，东晋时期玄学侵入文学，使文学呈现枯寂的现象，在这时得到彻底的扭转。《文心雕龙・明诗》对刘宋初诗歌的演革作了一个大概的描述：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以追新。
尽管“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说得过于简单，但这一节概括还是得其要领的。
谢灵运（３８５―４３３），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出身于东晋最显赫的世族家庭，祖父谢玄是淝水之战的主将。他年轻时即袭封康乐公（入宋后依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