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远东自然条件下作战经验的部队从西线调到东线。苏军向远东集中兵力期间，沿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发送了2500列列车，其中1666列运送军队，1000余列运送装备和物资器材，共计13.6万个车皮。从5月6日到7月底止到达远东的有4个集团军（第5、第39、第53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共27个师、12个旅及特种部队。到远东战役开始时，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1和第2方面军，共有4个坦克和机械化军、80个步兵、骑兵和坦克师、30个旅等，兵力超过15O 万人，火炮和迫击炮2.6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5000辆，作战飞机3800架以上。[〔苏〕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650，第665页。]
总之，至1945年8月初，苏军在兵力和兵器方面，特别是在火炮、坦克和飞机方面，形成了对关东军的绝对优势。
在此期间，由于欧战胜利陆续东调兵力，美、英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优势日益增大。1945年2月下旬，美军攻占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控制了吕宋全岛。接着，占领硫黄岛，并逼近冲绳岛，4月1日，美军在冲绳岛登陆，6月30日攻克全岛，直逼日本本土。日本法西斯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
二、日本政治、经济危机加剧，外交求和处处碰壁
法西斯德国的崩溃，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连遭惨败，己使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1945年初，日军大本营估计：日本能够有组织地进行战争的时间，“即便竭尽所有努力，大概也只能以1945年中期为限。”[〔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732页。]
日本国力枯竭，矛盾与危机日益加深。长期的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使日本帝国主义经济走向崩溃。日本是一个岛国，幅员狭小，资源贫乏，难以支持大规模长期的战争。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很大，由侵华战争不断扩大，嗣后又发动太平洋战争，随着在侵略战争中的夫利及长期战争中大量物资消耗，使军费开支逐年增加，发展到无限膨胀的程度。1937年，日本军费开支32.7亿日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234亿日元的14％。1944年，军费开支735亿日元，占其当年国民生产总值745亿日元的98.5％。[日本统计研究所八：《日本经济统计集》第35l 页。]
日本的庞大军费开支是靠在国内大量发行公债、增加税收和对占领区资源的掠夺来偿付的。到1937年，日本政府发行公债累计118.92亿日元，1945年为1295.60亿日元。滥发国债，也远远填不满侵略战争不断扩大所需军费开支的无底洞。因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费开支53％靠发行公债，27％是靠对占领区国家的直接掠夺，其余20％主要是靠增加税收。[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
公债、税收的逐年增加和扩大，直接导致的是日本国内恶性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以日本1936年批发物价指数为100，1937年上升到125.5％，1945年上升到350.3％。[《日本统计年鉴》第634页。]
物价上涨，使日本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陷入饥寒交迫，衣食无着的困境。到1945年7月，每人每日供应定量仅有280克，其中尚有17.8％杂谷、薯类等代食品。其他生活必需品更是匮乏非常，因而黑市泛滥，人民怨声载道。
总之，1945年春夏，日本“人民处于饥饿、寒冷、囚首垢面的状态，象奴隶和囚犯一样地朝朝暮暮过着忐忑不安的生活。城市住宅由于军需生产的膨胀而极度不足。征用工挤在就地搭起的窝棚里仅仅能够容身而已。”[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
日本的战争经济体制已经面临总崩溃的败局。据联合国和盟军总部统计，如果以1937年为100，日本的生产总指数在1944年达到144，到1945年则降到57。换一句话说，战争末期日本的生产比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减少近50％。到1945年3月底，由于日本海军已彻底被击溃，飞机、舰船遭到毁灭性打击，特别是日本从南太平洋占领区域掠夺战略物资的运输线被切断，国内资源枯竭，储备告罄，其石油储存量仅有40万吨，海主作战已难以保障，汽车所用燃料和重油至二季度即将全部用空。和1943年相比，钢材生产量下降35％，储备仅26万吨，造船业下降27％。飞机制造业的生产在1944年最高时为28392架，到1945年则降到11000架。轻武器的生本下降50％。到1945年7月，日本“燃料保存量，陆、海军加在一起，也只有79800千升（其中海军约20800千升），而当时每月的消费量，即使限制训练和航空战斗，也需要约24600千升；但每月的生产量还不满10000千升。海军的控制量，还不够计划拥有飞机出击一次的用量。”[〔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825页。]
日本战争经济的破产，加剧了国内严重的政治危机。受战祸深重的广大工农群众，构成了反战厌战、罢工和闹租佃纠纷等各种斗争的主力军。当时的日本虽然整个成了法西斯统治下的军事监狱，但工人的罢工斗争并未中断。1941年至1944年间，即有53443人参加罢工。工人公开反抗困难较大，斗争主要采取了合法的缺勤怠工等方式。据1943年10月日本厚生省的调查，全国重要工厂的缺勤率为14.2％，其中新征用者为17.1％，工人一万人以上的缺勤率为14.8％，有时达24.5％。而且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人民生活的极端恶化，日益增大。在开始遭空袭后高达49％，也就说，有一半的工人不上班。造船业的缺勤率在日本投降前一年从24％，增至52％，飞机工业则从21％增至51％。[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81页。]
日本农民为反对军国主义统治强征粮食和地主剥夺实物的佃租纠纷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1937年，租地冲突共发生4638次，参加者达41000余人。1941～1944年间的租佃纠纷有10648次，参加的佃农91425人。[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82页。]
日本政治危机加剧的另一突出反映，是日本人民普遍存在的反战厌战情绪，明确表示相信战争已失败，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国内出现了广泛地“对现存制度的不满”。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统计，1944年6月，日本国内对战争抱绝望情绪的人比1943年12月增加了一倍。对战争胜利抱怀疑情绪的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1944年6月～12月从17％增至为32％，1945年6月则达55％，即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此时，日本广大人民群众反战厌战情绪已经发展到“诅咒和怨恨天皇”的地步。据1945年8月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保安科的一份报告书承认：“最近发生的对天皇失敬、反战反军及其他不轨言论，匿名投书和张贴匿名传单等情况，概括起来是这样：自1942年4月到1943年3月，总计308起，每月平均近25起。而1944年4月至1945年3月，则总计607起，平均每月51起，一直在急剧地增加。”[〔日〕藤原彰：《太平洋战争》，载《日本历史・现代史》第185页，东京岩波书店，1963年7月版。]
如此普遍的反战厌战情绪，无疑是日本法西斯统治土崩瓦解的先兆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政策彻底破产的突出反映。
日本政治危机的加剧，还表现在统治集团内部之政府、军部、重臣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难以调和。从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政府的六届内阁如走马灯似的先后垮台，其中平沼、米内、第三次近卫等四届内阁，都成为任期三至八个月的短命内阁，可见其内部矛盾之严重。1941年10月18日，日本天皇敕令组阁的东条内阁，由东条英机兼集政府各要职于一身，实行法西斯独揽一切的军事专政，全力推行侵略战争政策，并多次改组，但也未能避免垮台的命运，于1944年7月18日垮台、小矶内阁在1944年7月22日上台后，又因内部矛盾激化无法解决当前危机而于1945年4月5日辞职。
日本统治集团在内外交困，特别在战争全局越来越不利的形势下，于1945年4月7日推出前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组织所谓“和平内阁”，逐渐转入公开寻求结束战争的出路，因此，又把议和问题提上了日程。
早在1944年9月，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制定议和条件，希望争取国民政府停止抗战，借以从中国摆脱困境，全力进行对英美的战争。日本急欲与中国国民政府直接会谈，为此竟要南京汪伪政府去为它创造这种直接会谈的机会，由此可见日本统治集团处境之窘迫。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日本后，陈公博继承“汪位”，伪政权内部矛盾重重，自顾不暇，益加不可能为日本开解与重庆媾和的渠道。此时，南京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诡称，可充当中日议和之说客，“受重庆政府的委托，愿为日华和平谈判而尽力”。[《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日本小矶国昭求和心切，竟于1945年3月邀他前往东京商讨中日和平问题。此举遭到日本朝野许多人的指责，而缪斌的活动实际上表演了一场政治行骗的丑剧，结果日本的求和又一次落空。小矶国昭被迫于4月5日辞职。
4月7日，铃木贯太郎内阁成立，东乡茂德出任外相。此时，日本政府则企图利用苏联与英美的矛盾，把求和的希望寄托于苏联的斡旋。东乡起用前首相广田弘毅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举行会谈，在6月间会谈了4次。因苏联政府早在2月间美英苏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上已承诺对德战争结束后二或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于4月5日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所以对日本的谋和反应甚为冷淡。5月11、12和14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要努力防止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并请苏联从中斡旋，同英美进行和谈。6月22日，美军全部攻占冲绳岛，逼近日本本土。日本天皇亲自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提出迅速谋求结束战争的途径，确定通过苏联驻日大使和日本驻苏大使向苏方交涉，希望苏联以“中立国”的身分在日本和西方盟国之间进行调停，沟通谈判渠道。接着，天皇下令，派遣近卫文为特使，携带天皇的亲笔信，赴莫斯科请苏联出面斡旋和平。
另一方面，日本通过各种途径挑拨英美与苏联的关系，致使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于1946年7月10日发表正式声明，否定所谓美日接触之传闻，保证：“美国政府的政策将一如既往，立足于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从而戳穿了日本的阴谋行径。7月12日，东乡电告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要求苏联接见近卫特使，并说在避免无条件投降的原则下，日本愿意和谈。而苏联却迟迟不予答复。
与此同时，7月上甸，日军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奉命秘密到河南省周口的新站集，会见中国第10战区副司令长官何柱国，提出：“日本希望日华两国的直接和平谈判，不知中国方面是否有接受的打算？”何柱国强调说：“日华单独和平在《开罗宣言》以后的今天，无论如何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日本如果希望同中国和平，那么必须同时要把世界和平作为不可缺少的重要事项。”[《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03～204页。]
中日单独议和的幻想完全破灭。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受到毁灭性打击，从而完全堵住了日本有条件求和之路。
三、日本“本土决战”的破产
1944年10月下旬，美日海军在菲律宾莱特湾展开海空大决战。日军大本营决定，在这里投入全部海军力量与美军进行最后决战。此役，日本海军被击沉战舰3艘、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8艘。日本联合舰队主力损失殆尽。自此，日本海军一蹶不振。在这次战役中，日军开始运用“特攻队”战术，即由飞行员驾驶一种特别装置的飞机，去攻击或撞击对方的军事目标，最后同归于尽。这充分表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灭绝人性的野蛮性和垂死挣扎的疯狂性。但是，这些都无法挽救日本的失败。
1945年3月初，美军攻占马尼拉。3月底，攻占琉黄岛。4月，美军在冲绳岛登陆，6月占领全岛。日军在冲绳岛一役损失9万多兵力和2300多架“特攻队”飞机。战火已临近日本本土，日本法西斯已处于败降的前夕。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仍不甘心失败，一方面幻想在有利的条件下谋求妥协“和平”，以保住军国主义、法西斯势力；另一方面则极力准备在本上实行决战，妄图进行最后挣扎。
总之，至1945年8月初，苏军在兵力和兵器方面，特别是在火炮、坦克和飞机方面，形成了对关东军的绝对优势。
在此期间，由于欧战胜利陆续东调兵力，美、英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优势日益增大。1945年2月下旬，美军攻占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控制了吕宋全岛。接着，占领硫黄岛，并逼近冲绳岛，4月1日，美军在冲绳岛登陆，6月30日攻克全岛，直逼日本本土。日本法西斯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
二、日本政治、经济危机加剧，外交求和处处碰壁
法西斯德国的崩溃，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连遭惨败，己使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1945年初，日军大本营估计：日本能够有组织地进行战争的时间，“即便竭尽所有努力，大概也只能以1945年中期为限。”[〔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732页。]
日本国力枯竭，矛盾与危机日益加深。长期的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使日本帝国主义经济走向崩溃。日本是一个岛国，幅员狭小，资源贫乏，难以支持大规模长期的战争。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很大，由侵华战争不断扩大，嗣后又发动太平洋战争，随着在侵略战争中的夫利及长期战争中大量物资消耗，使军费开支逐年增加，发展到无限膨胀的程度。1937年，日本军费开支32.7亿日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234亿日元的14％。1944年，军费开支735亿日元，占其当年国民生产总值745亿日元的98.5％。[日本统计研究所八：《日本经济统计集》第35l 页。]
日本的庞大军费开支是靠在国内大量发行公债、增加税收和对占领区资源的掠夺来偿付的。到1937年，日本政府发行公债累计118.92亿日元，1945年为1295.60亿日元。滥发国债，也远远填不满侵略战争不断扩大所需军费开支的无底洞。因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费开支53％靠发行公债，27％是靠对占领区国家的直接掠夺，其余20％主要是靠增加税收。[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
公债、税收的逐年增加和扩大，直接导致的是日本国内恶性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以日本1936年批发物价指数为100，1937年上升到125.5％，1945年上升到350.3％。[《日本统计年鉴》第634页。]
物价上涨，使日本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陷入饥寒交迫，衣食无着的困境。到1945年7月，每人每日供应定量仅有280克，其中尚有17.8％杂谷、薯类等代食品。其他生活必需品更是匮乏非常，因而黑市泛滥，人民怨声载道。
总之，1945年春夏，日本“人民处于饥饿、寒冷、囚首垢面的状态，象奴隶和囚犯一样地朝朝暮暮过着忐忑不安的生活。城市住宅由于军需生产的膨胀而极度不足。征用工挤在就地搭起的窝棚里仅仅能够容身而已。”[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
日本的战争经济体制已经面临总崩溃的败局。据联合国和盟军总部统计，如果以1937年为100，日本的生产总指数在1944年达到144，到1945年则降到57。换一句话说，战争末期日本的生产比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减少近50％。到1945年3月底，由于日本海军已彻底被击溃，飞机、舰船遭到毁灭性打击，特别是日本从南太平洋占领区域掠夺战略物资的运输线被切断，国内资源枯竭，储备告罄，其石油储存量仅有40万吨，海主作战已难以保障，汽车所用燃料和重油至二季度即将全部用空。和1943年相比，钢材生产量下降35％，储备仅26万吨，造船业下降27％。飞机制造业的生产在1944年最高时为28392架，到1945年则降到11000架。轻武器的生本下降50％。到1945年7月，日本“燃料保存量，陆、海军加在一起，也只有79800千升（其中海军约20800千升），而当时每月的消费量，即使限制训练和航空战斗，也需要约24600千升；但每月的生产量还不满10000千升。海军的控制量，还不够计划拥有飞机出击一次的用量。”[〔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825页。]
日本战争经济的破产，加剧了国内严重的政治危机。受战祸深重的广大工农群众，构成了反战厌战、罢工和闹租佃纠纷等各种斗争的主力军。当时的日本虽然整个成了法西斯统治下的军事监狱，但工人的罢工斗争并未中断。1941年至1944年间，即有53443人参加罢工。工人公开反抗困难较大，斗争主要采取了合法的缺勤怠工等方式。据1943年10月日本厚生省的调查，全国重要工厂的缺勤率为14.2％，其中新征用者为17.1％，工人一万人以上的缺勤率为14.8％，有时达24.5％。而且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人民生活的极端恶化，日益增大。在开始遭空袭后高达49％，也就说，有一半的工人不上班。造船业的缺勤率在日本投降前一年从24％，增至52％，飞机工业则从21％增至51％。[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81页。]
日本农民为反对军国主义统治强征粮食和地主剥夺实物的佃租纠纷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1937年，租地冲突共发生4638次，参加者达41000余人。1941～1944年间的租佃纠纷有10648次，参加的佃农91425人。[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682页。]
日本政治危机加剧的另一突出反映，是日本人民普遍存在的反战厌战情绪，明确表示相信战争已失败，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国内出现了广泛地“对现存制度的不满”。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统计，1944年6月，日本国内对战争抱绝望情绪的人比1943年12月增加了一倍。对战争胜利抱怀疑情绪的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1944年6月～12月从17％增至为32％，1945年6月则达55％，即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此时，日本广大人民群众反战厌战情绪已经发展到“诅咒和怨恨天皇”的地步。据1945年8月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保安科的一份报告书承认：“最近发生的对天皇失敬、反战反军及其他不轨言论，匿名投书和张贴匿名传单等情况，概括起来是这样：自1942年4月到1943年3月，总计308起，每月平均近25起。而1944年4月至1945年3月，则总计607起，平均每月51起，一直在急剧地增加。”[〔日〕藤原彰：《太平洋战争》，载《日本历史・现代史》第185页，东京岩波书店，1963年7月版。]
如此普遍的反战厌战情绪，无疑是日本法西斯统治土崩瓦解的先兆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政策彻底破产的突出反映。
日本政治危机的加剧，还表现在统治集团内部之政府、军部、重臣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难以调和。从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政府的六届内阁如走马灯似的先后垮台，其中平沼、米内、第三次近卫等四届内阁，都成为任期三至八个月的短命内阁，可见其内部矛盾之严重。1941年10月18日，日本天皇敕令组阁的东条内阁，由东条英机兼集政府各要职于一身，实行法西斯独揽一切的军事专政，全力推行侵略战争政策，并多次改组，但也未能避免垮台的命运，于1944年7月18日垮台、小矶内阁在1944年7月22日上台后，又因内部矛盾激化无法解决当前危机而于1945年4月5日辞职。
日本统治集团在内外交困，特别在战争全局越来越不利的形势下，于1945年4月7日推出前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组织所谓“和平内阁”，逐渐转入公开寻求结束战争的出路，因此，又把议和问题提上了日程。
早在1944年9月，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制定议和条件，希望争取国民政府停止抗战，借以从中国摆脱困境，全力进行对英美的战争。日本急欲与中国国民政府直接会谈，为此竟要南京汪伪政府去为它创造这种直接会谈的机会，由此可见日本统治集团处境之窘迫。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日本后，陈公博继承“汪位”，伪政权内部矛盾重重，自顾不暇，益加不可能为日本开解与重庆媾和的渠道。此时，南京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诡称，可充当中日议和之说客，“受重庆政府的委托，愿为日华和平谈判而尽力”。[《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日本小矶国昭求和心切，竟于1945年3月邀他前往东京商讨中日和平问题。此举遭到日本朝野许多人的指责，而缪斌的活动实际上表演了一场政治行骗的丑剧，结果日本的求和又一次落空。小矶国昭被迫于4月5日辞职。
4月7日，铃木贯太郎内阁成立，东乡茂德出任外相。此时，日本政府则企图利用苏联与英美的矛盾，把求和的希望寄托于苏联的斡旋。东乡起用前首相广田弘毅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举行会谈，在6月间会谈了4次。因苏联政府早在2月间美英苏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上已承诺对德战争结束后二或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于4月5日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所以对日本的谋和反应甚为冷淡。5月11、12和14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要努力防止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并请苏联从中斡旋，同英美进行和谈。6月22日，美军全部攻占冲绳岛，逼近日本本土。日本天皇亲自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提出迅速谋求结束战争的途径，确定通过苏联驻日大使和日本驻苏大使向苏方交涉，希望苏联以“中立国”的身分在日本和西方盟国之间进行调停，沟通谈判渠道。接着，天皇下令，派遣近卫文为特使，携带天皇的亲笔信，赴莫斯科请苏联出面斡旋和平。
另一方面，日本通过各种途径挑拨英美与苏联的关系，致使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于1946年7月10日发表正式声明，否定所谓美日接触之传闻，保证：“美国政府的政策将一如既往，立足于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从而戳穿了日本的阴谋行径。7月12日，东乡电告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要求苏联接见近卫特使，并说在避免无条件投降的原则下，日本愿意和谈。而苏联却迟迟不予答复。
与此同时，7月上甸，日军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奉命秘密到河南省周口的新站集，会见中国第10战区副司令长官何柱国，提出：“日本希望日华两国的直接和平谈判，不知中国方面是否有接受的打算？”何柱国强调说：“日华单独和平在《开罗宣言》以后的今天，无论如何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日本如果希望同中国和平，那么必须同时要把世界和平作为不可缺少的重要事项。”[《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03～204页。]
中日单独议和的幻想完全破灭。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受到毁灭性打击，从而完全堵住了日本有条件求和之路。
三、日本“本土决战”的破产
1944年10月下旬，美日海军在菲律宾莱特湾展开海空大决战。日军大本营决定，在这里投入全部海军力量与美军进行最后决战。此役，日本海军被击沉战舰3艘、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8艘。日本联合舰队主力损失殆尽。自此，日本海军一蹶不振。在这次战役中，日军开始运用“特攻队”战术，即由飞行员驾驶一种特别装置的飞机，去攻击或撞击对方的军事目标，最后同归于尽。这充分表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灭绝人性的野蛮性和垂死挣扎的疯狂性。但是，这些都无法挽救日本的失败。
1945年3月初，美军攻占马尼拉。3月底，攻占琉黄岛。4月，美军在冲绳岛登陆，6月占领全岛。日军在冲绳岛一役损失9万多兵力和2300多架“特攻队”飞机。战火已临近日本本土，日本法西斯已处于败降的前夕。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仍不甘心失败，一方面幻想在有利的条件下谋求妥协“和平”，以保住军国主义、法西斯势力；另一方面则极力准备在本上实行决战，妄图进行最后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