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界，加强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其中最隆重的纪念活动是纪念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1941年10月上旬，周恩来来到天官府郭沫若的家，意味深长地向郭沫若提出：“为你祝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25周年纪念又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进步民主力量来冲破顽固派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25周年和50寿辰的庆祝活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周恩来责成阳翰笙主持这一工作，并嘱托阳翰笙建立一个具有广泛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把庆祝活动搞成全国性的，并代南方局起草一份通知，电告成都、昆明、佳林、香港和延安等地党组织，说明这次纪念活动的意义、内容和方式等。
纪念活动的筹备组织几乎包括整个文化界、新闻界，其中有“文协”的老舍，救国会的沈钧儒、陶行知，中苏文化协会的王昆仑、侯外庐等，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著名人士邓初民、翦伯赞、黄炎培、许宝驹、黄滇翔、罗隆基、屈武、章伯钧等。发起入中还有冯玉祥、邵力子、张治中等。新闻界除《新华日报》外，还有周钦岳主办的《新蜀报》，陈铭德、邓季惺主办的《新民报》。《大公报》和《商务报》也参加进来。充分表明了这次活动的广泛性。
11月16日，为祝贺郭沫若寿辰，《新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周恩来《我要说的话》的文章，并出纪念特刊。特刊上载有董必武、邓颖超、沈钧儒、潘梓年、田汉、欧阳凡海、沈尹默及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日本友人绿川英子等的贺同贺诗。周恩来在文中指出：“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文章赞扬了郭床若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和勇敢的战斗精神。
16日下午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茶话会，社会各界名流及各报记者800余人济济一堂，情状热烈，会场充满团结的气氛。冯玉祥在致词中说，纪念郭先生，就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忠心爱国、永远和青年们在一起的高贵品德。
周恩来到会祝贺，称郭沫若不只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从他的著作上和行动里，都燃烧着那烈火一般的感情。勉励大家向郭沫若学习。当天，延安、桂林、昆明、香港等地也分别举行庆祝纪念会，新加坡华侨社会文化界亦为郭沫若祝寿举行大型聚餐会。此后，国统区进步文化界还相继举办了一系列名人祝寿会、创作纪念会、悼念会及各种纪念活动。实际上，无论是对生者生日的祝贺，还是对死者的悼念，都是对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推动，对顽固派文化专制政策的打击。
二是以戏剧为中心，推动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在文艺形式中，话剧比较易于结合现实的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影响比较大。周恩来和徐冰、阳翰笙等仔细进行了研究，决定用话剧来打破重庆死气沉沉的局面。于是，重庆文艺界发动了雾季戏剧演出运动。
从1941年10月至1942年5月为第一个雾季演出。在此期间，连续演出了30多出话剧，其中大型话剧29出，而且大多数是好剧。《天国春秋》是阳翰笙以太平天国内部自相残杀的史实为题材，于1941年9月写成的一出历史悲剧，其目的是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战、屠杀新四军将士的罪行。该剧共演出25场，场次居第一个雾季演出的各剧之首，观众达2.2万余人。评论家欧阳凡海说：《天国春秋》“是奠定中国历史剧的一块主要基石，一个纪念碑。”
郭沫若的《棠棣之花》酝酿于20年代初。抗战爆发后他整理成五幕历史剧。
1941年11月在渝公演，演出8场，观众达万人。该剧主题是主张联合，反对分裂，借古鉴今。该剧上演后，《新华日报》开辟了由周恩来亲笔题写的《<棠棣之花>剧评》专栏，发表了许多剧评文章，肯定了历史剧借古鉴今，服务现实的地位和作用。
郭沫若创作的《屈原》五幕大型历史剧，只经过3个星期的构思，一经动笔，“就像水池开了闸一样，只是不断的涌出”，竟在10天之内即告杀青。
郭沫若是借屈原的爱国之情，鞭挞现实的黑暗世界。《屈原》由中华剧艺社演出，参加演出的都是全国有名的演员，可以说是集剧坛之精英。《屈原》的演出，把第一个雾季戏剧演出推上了高潮。重庆各报刊都纷纷发表评论及作家的剧评，热情赞扬，充分肯定。就连国民党中央社和中央日报也不得不承认《屈原》剧本“是一篇‘新正气歌’”，演出时“上座之佳，空前未有。”
然而，人民所喜爱的一出好剧，竟被国民党当局禁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潘公展说，剧本“成问题，不该鼓吹爆炸”。“什么叫爆炸！什么叫划破黑暗！这是造反！”屈原骂楚怀王昏庸，潘公展说：“我们的领袖不是楚怀王。”
周恩来对《屈原》从创作到演出都十分关心，全力支持，充分肯定，把它当作在文艺战线上同顽固派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于1944年11月在延安写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
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6部历史剧除《棠棣之花》、《屈原》外，还有《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
第一个戏剧雾季演出，除上述几出戏外，还有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陈白尘的《大地回春》，沈浮的《重庆二十四小时》，夏衍的《愁城记》，老舍的《面子问题》，曹禺的《北京人》、《原野》和《日出》等等。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关怀下，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第一个雾季演出是成功的。它从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使重庆抗战文艺运动从低沉走向活跃，开始出现高潮。
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重庆文艺界又进行了第二个戏剧雾季演出，共演出22出戏。其中有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于伶的《长夜行》，郭沫若的《孔雀胆》、《虎符》，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正气歌》，陈白尘的《石达开》，宋之的的《祖国在召唤》，曹禺的《北京人》、《家》、《蜕变》等。这些史剧对打破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发展国统区的抗战文艺起了推动作用。
为了加强对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还派出一批共产党员以合法的身份与文化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联系，广交朋友，如张颖、陈舜瑶、张剑虹等，或以《新华日报》记者，或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身份与作家、演员、诗人、音乐家等联系。1941年6月底，为了加强对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李亚群等到桂林组成直属南方局领导的中共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由李亚群任书记。同时还建立了由邵荃麟、张锡昌等负责的文化工作组。中共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部署，团结了当时在桂林的进步文化人士，在文化、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桂林的抗日文化事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总之，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白色恐怖中，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下，不是停滞和退步，乃是在更沉着、深入的工作中，使抗战文艺运动有它更深一层的基础。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在困境中得到了坚持和发展，并且成为争取民主潮流的有力组成部分，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黑暗统治。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三十章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
第一节 日军进攻缅甸的战略计划和中英军事同盟的成立
一、日军进攻缅甸的战略计划
（一）缅甸的战略地位和日军进攻缅甸的战略企图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北部，它的北部和东北部与中国的西藏、云南相邻，东部和东南部与老挝、泰国接壤，西部和西北部与英属印度交界，面积67万余平方公里，是中南半岛上面积最大的国家。缅甸地形复杂，以高原、山地为主，北接高原，南临大海，除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下游有盆地平原外，大部系山岳丘陵，峰峦纵横交错。境内山脉为中国横断山脉之余脉，主要有野人山脉、东加亲山脉、怒山山脉，均山势陡峻，部队行动困难。河流多由北向南，主要有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锡唐河、仰光何等，均不能徒涉。
全境大部分系热带季风气候，最大之特点为潮湿与炎热。全年气候主要分为干季和雨季，自11月至翌年3月为干季，4月至10月为雨季。雨季来临，数月连绵，瘴雨蛮烟，行军作战，均感困难。缅甸系多民族国家，以缅族为主，其他有克伦族、掸族、钦族、克钦族等，此外还有少数印度侨民及华侨等。大部居民信仰佛教。缅甸控制着由马六甲侮峡进入印度洋区域的要冲，且为陆上通往中国和南亚次大陆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缅甸自19世纪80年代起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是大英帝国在东南亚势力范围内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英国以此巩固着它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进窥中国，挟制泰国，并以此作为英国在远东第一军港新加坡和马来亚殖民地的后方基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短时间内，日军就席卷菲律宾、泰国、马来亚、香港、印度尼西亚等地。由于同盟国在这一地区接连失利，使得缅甸成为东南亚唯一未破日军占领的国家，战略地位显得日益重要。
对日本来说，缅甸是南方占领区的西侧屏障，占领缅甸，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大陆屏障，防御盟军从西侧反击，而且可以缅甸为跳板，西进印度，直下中东，与德军会师；北上可对中国西南大后方进攻，切断滇缅公路。另外，占领了缅甸，就可以控制印度洋，取得制海权，以有效地支援太平洋的海战，并从海上对印度和中东构成威胁。对于同盟国特别是英国来说，在丢失了太平洋沿岸的战略据点后，如再失去缅甸，就会失去在亚洲大陆的南翼屏障，危及印度的安全，动摇英国在亚洲的根基。同时，中国也将失去滇缅公路。
对此，丘吉尔在1942年2月16日给缅甸总督的电报中指出：“我认为，缅甸以及同中国的联系在整个（东方）战区中是最重要的一环。”[〔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18页。]
因此，对于英国来说，必须“守住缅甸……用它作为保卫印度的最后一道屏障”；对于中国来说，确保缅甸安全，保持住西南的国际交通线，“使租借物资能继续通过仰光畅通无阻地运送中国”，[〔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30页。] 并打破日军从西南包围并进攻中国的企图。缅甸已成为同盟国与日本法西斯所必争之地。
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时，虽然由于兵力不足，未能从一开始就进攻缅甸，但在其大本营的作战计划中，缅甸都是必须攻占的至关重要的目标。早在1940年日本就明确将缅甸划人其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中。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其大本营对指导南方作战的基本构想是：“攻占远东英美重要军事据点香港、马尼拉、新加坡，再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重要资源地，尽量控制下来，以确保能进行长期作战的态势。为了防备将来盟军可能进行反攻，更必须在外围确保必要的反击地区。”并确定其“西面大致以缅甸作为重点保卫区域。”因为“缅甸不但是为了切断援蒋路线，从保卫西面的角度来说，也是特别应予重视的地区。”[〔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缅旬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12～13页。]
所以日军大本营在南方作战计划所确定的攻占范围中，缅甸也明确地包括在攻占范围内。日军大本营在决定对缅甸作战时，就明确其作战目的是：
“一、保障马来半岛作战的侧背安全；
二、切断援蒋路线；
三、加大对印度和中国的压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缅甸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74页。]
（二）日军进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及部署
缅甸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虽然日军大本营从开战时就企图进行缅甸作战，但因兵力不足，不得不将重点放在马来半岛和菲律宾方面。日军大本营关于缅甸作战的设想是：“开战时只攻占缅甸南部一部分地区，俟初期作战取得进展后，只要情况许可，再攻占缅甸的其他重要地区。”其具体部署是：“先以进驻泰国、负责确保该国安定的第15集团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迅速作好进攻缅甸的准备，在作战初期相机摧毁南部缅甸的敌空军基地，保证马来方面作战军的侧背安全，然后攻占仰光附近，摧毁英蒋合作的据点，待作战告一段落后，再增加兵力击溃驻缅甸的英蒋联军，加强对中国和印度的压力。”[〔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265页。]
同
纪念活动的筹备组织几乎包括整个文化界、新闻界，其中有“文协”的老舍，救国会的沈钧儒、陶行知，中苏文化协会的王昆仑、侯外庐等，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著名人士邓初民、翦伯赞、黄炎培、许宝驹、黄滇翔、罗隆基、屈武、章伯钧等。发起入中还有冯玉祥、邵力子、张治中等。新闻界除《新华日报》外，还有周钦岳主办的《新蜀报》，陈铭德、邓季惺主办的《新民报》。《大公报》和《商务报》也参加进来。充分表明了这次活动的广泛性。
11月16日，为祝贺郭沫若寿辰，《新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周恩来《我要说的话》的文章，并出纪念特刊。特刊上载有董必武、邓颖超、沈钧儒、潘梓年、田汉、欧阳凡海、沈尹默及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日本友人绿川英子等的贺同贺诗。周恩来在文中指出：“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文章赞扬了郭床若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和勇敢的战斗精神。
16日下午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茶话会，社会各界名流及各报记者800余人济济一堂，情状热烈，会场充满团结的气氛。冯玉祥在致词中说，纪念郭先生，就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忠心爱国、永远和青年们在一起的高贵品德。
周恩来到会祝贺，称郭沫若不只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从他的著作上和行动里，都燃烧着那烈火一般的感情。勉励大家向郭沫若学习。当天，延安、桂林、昆明、香港等地也分别举行庆祝纪念会，新加坡华侨社会文化界亦为郭沫若祝寿举行大型聚餐会。此后，国统区进步文化界还相继举办了一系列名人祝寿会、创作纪念会、悼念会及各种纪念活动。实际上，无论是对生者生日的祝贺，还是对死者的悼念，都是对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推动，对顽固派文化专制政策的打击。
二是以戏剧为中心，推动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在文艺形式中，话剧比较易于结合现实的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影响比较大。周恩来和徐冰、阳翰笙等仔细进行了研究，决定用话剧来打破重庆死气沉沉的局面。于是，重庆文艺界发动了雾季戏剧演出运动。
从1941年10月至1942年5月为第一个雾季演出。在此期间，连续演出了30多出话剧，其中大型话剧29出，而且大多数是好剧。《天国春秋》是阳翰笙以太平天国内部自相残杀的史实为题材，于1941年9月写成的一出历史悲剧，其目的是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战、屠杀新四军将士的罪行。该剧共演出25场，场次居第一个雾季演出的各剧之首，观众达2.2万余人。评论家欧阳凡海说：《天国春秋》“是奠定中国历史剧的一块主要基石，一个纪念碑。”
郭沫若的《棠棣之花》酝酿于20年代初。抗战爆发后他整理成五幕历史剧。
1941年11月在渝公演，演出8场，观众达万人。该剧主题是主张联合，反对分裂，借古鉴今。该剧上演后，《新华日报》开辟了由周恩来亲笔题写的《<棠棣之花>剧评》专栏，发表了许多剧评文章，肯定了历史剧借古鉴今，服务现实的地位和作用。
郭沫若创作的《屈原》五幕大型历史剧，只经过3个星期的构思，一经动笔，“就像水池开了闸一样，只是不断的涌出”，竟在10天之内即告杀青。
郭沫若是借屈原的爱国之情，鞭挞现实的黑暗世界。《屈原》由中华剧艺社演出，参加演出的都是全国有名的演员，可以说是集剧坛之精英。《屈原》的演出，把第一个雾季戏剧演出推上了高潮。重庆各报刊都纷纷发表评论及作家的剧评，热情赞扬，充分肯定。就连国民党中央社和中央日报也不得不承认《屈原》剧本“是一篇‘新正气歌’”，演出时“上座之佳，空前未有。”
然而，人民所喜爱的一出好剧，竟被国民党当局禁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潘公展说，剧本“成问题，不该鼓吹爆炸”。“什么叫爆炸！什么叫划破黑暗！这是造反！”屈原骂楚怀王昏庸，潘公展说：“我们的领袖不是楚怀王。”
周恩来对《屈原》从创作到演出都十分关心，全力支持，充分肯定，把它当作在文艺战线上同顽固派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于1944年11月在延安写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
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6部历史剧除《棠棣之花》、《屈原》外，还有《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
第一个戏剧雾季演出，除上述几出戏外，还有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陈白尘的《大地回春》，沈浮的《重庆二十四小时》，夏衍的《愁城记》，老舍的《面子问题》，曹禺的《北京人》、《原野》和《日出》等等。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关怀下，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第一个雾季演出是成功的。它从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使重庆抗战文艺运动从低沉走向活跃，开始出现高潮。
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重庆文艺界又进行了第二个戏剧雾季演出，共演出22出戏。其中有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于伶的《长夜行》，郭沫若的《孔雀胆》、《虎符》，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正气歌》，陈白尘的《石达开》，宋之的的《祖国在召唤》，曹禺的《北京人》、《家》、《蜕变》等。这些史剧对打破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发展国统区的抗战文艺起了推动作用。
为了加强对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还派出一批共产党员以合法的身份与文化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联系，广交朋友，如张颖、陈舜瑶、张剑虹等，或以《新华日报》记者，或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身份与作家、演员、诗人、音乐家等联系。1941年6月底，为了加强对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李亚群等到桂林组成直属南方局领导的中共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由李亚群任书记。同时还建立了由邵荃麟、张锡昌等负责的文化工作组。中共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部署，团结了当时在桂林的进步文化人士，在文化、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桂林的抗日文化事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总之，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白色恐怖中，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下，不是停滞和退步，乃是在更沉着、深入的工作中，使抗战文艺运动有它更深一层的基础。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在困境中得到了坚持和发展，并且成为争取民主潮流的有力组成部分，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黑暗统治。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三十章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
第一节 日军进攻缅甸的战略计划和中英军事同盟的成立
一、日军进攻缅甸的战略计划
（一）缅甸的战略地位和日军进攻缅甸的战略企图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北部，它的北部和东北部与中国的西藏、云南相邻，东部和东南部与老挝、泰国接壤，西部和西北部与英属印度交界，面积67万余平方公里，是中南半岛上面积最大的国家。缅甸地形复杂，以高原、山地为主，北接高原，南临大海，除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下游有盆地平原外，大部系山岳丘陵，峰峦纵横交错。境内山脉为中国横断山脉之余脉，主要有野人山脉、东加亲山脉、怒山山脉，均山势陡峻，部队行动困难。河流多由北向南，主要有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锡唐河、仰光何等，均不能徒涉。
全境大部分系热带季风气候，最大之特点为潮湿与炎热。全年气候主要分为干季和雨季，自11月至翌年3月为干季，4月至10月为雨季。雨季来临，数月连绵，瘴雨蛮烟，行军作战，均感困难。缅甸系多民族国家，以缅族为主，其他有克伦族、掸族、钦族、克钦族等，此外还有少数印度侨民及华侨等。大部居民信仰佛教。缅甸控制着由马六甲侮峡进入印度洋区域的要冲，且为陆上通往中国和南亚次大陆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缅甸自19世纪80年代起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是大英帝国在东南亚势力范围内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英国以此巩固着它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进窥中国，挟制泰国，并以此作为英国在远东第一军港新加坡和马来亚殖民地的后方基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短时间内，日军就席卷菲律宾、泰国、马来亚、香港、印度尼西亚等地。由于同盟国在这一地区接连失利，使得缅甸成为东南亚唯一未破日军占领的国家，战略地位显得日益重要。
对日本来说，缅甸是南方占领区的西侧屏障，占领缅甸，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大陆屏障，防御盟军从西侧反击，而且可以缅甸为跳板，西进印度，直下中东，与德军会师；北上可对中国西南大后方进攻，切断滇缅公路。另外，占领了缅甸，就可以控制印度洋，取得制海权，以有效地支援太平洋的海战，并从海上对印度和中东构成威胁。对于同盟国特别是英国来说，在丢失了太平洋沿岸的战略据点后，如再失去缅甸，就会失去在亚洲大陆的南翼屏障，危及印度的安全，动摇英国在亚洲的根基。同时，中国也将失去滇缅公路。
对此，丘吉尔在1942年2月16日给缅甸总督的电报中指出：“我认为，缅甸以及同中国的联系在整个（东方）战区中是最重要的一环。”[〔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18页。]
因此，对于英国来说，必须“守住缅甸……用它作为保卫印度的最后一道屏障”；对于中国来说，确保缅甸安全，保持住西南的国际交通线，“使租借物资能继续通过仰光畅通无阻地运送中国”，[〔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30页。] 并打破日军从西南包围并进攻中国的企图。缅甸已成为同盟国与日本法西斯所必争之地。
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时，虽然由于兵力不足，未能从一开始就进攻缅甸，但在其大本营的作战计划中，缅甸都是必须攻占的至关重要的目标。早在1940年日本就明确将缅甸划人其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中。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其大本营对指导南方作战的基本构想是：“攻占远东英美重要军事据点香港、马尼拉、新加坡，再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重要资源地，尽量控制下来，以确保能进行长期作战的态势。为了防备将来盟军可能进行反攻，更必须在外围确保必要的反击地区。”并确定其“西面大致以缅甸作为重点保卫区域。”因为“缅甸不但是为了切断援蒋路线，从保卫西面的角度来说，也是特别应予重视的地区。”[〔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缅旬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12～13页。]
所以日军大本营在南方作战计划所确定的攻占范围中，缅甸也明确地包括在攻占范围内。日军大本营在决定对缅甸作战时，就明确其作战目的是：
“一、保障马来半岛作战的侧背安全；
二、切断援蒋路线；
三、加大对印度和中国的压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缅甸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74页。]
（二）日军进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及部署
缅甸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虽然日军大本营从开战时就企图进行缅甸作战，但因兵力不足，不得不将重点放在马来半岛和菲律宾方面。日军大本营关于缅甸作战的设想是：“开战时只攻占缅甸南部一部分地区，俟初期作战取得进展后，只要情况许可，再攻占缅甸的其他重要地区。”其具体部署是：“先以进驻泰国、负责确保该国安定的第15集团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迅速作好进攻缅甸的准备，在作战初期相机摧毁南部缅甸的敌空军基地，保证马来方面作战军的侧背安全，然后攻占仰光附近，摧毁英蒋合作的据点，待作战告一段落后，再增加兵力击溃驻缅甸的英蒋联军，加强对中国和印度的压力。”[〔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265页。]
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