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91页。]
其次，对重庆和四川其他大城市实施空袭。
5月2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指示中国派遣军，立即组织实施空中进攻作战。5月台票8本营陆军部指示中国派遣军，立即组织实施空中进攻作战。5月18日，日本海军航空队开始对重庆、成都的空袭。8月19日、20日，陆海军航空队合计出动271架次，对重庆空袭达到高峰。至9月4日，日军对重庆等地的轰炸暂告结束。据日本方面统计：空袭天数共71天（其中对重庆37天），共出动飞机4555架次（其中对重庆2023架次），共投炸弹子7107枚（其中对重庆10021枚），共患难957吨（其中对重庆1405吨）。日本以这次持续近4个月的空袭，造成进攻重庆的气氛，向国民党施加军事压力。
1940年7月18日，日本还与英国签订《日英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规定自7月18日起，在3个月内禁水军械、弹药、汽油、载重汽车及铁路材料经缅甸禁运之货物，香港亦予禁运。
7月20日，由日本提出，经法国同意，一个由陆、海军派出的31人日本常驻办事处在河内成立，随后，滇越铁路老街铁路桥上的铁轨被拆除，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宣布，停止运输援华一切物资。
日本上述的军事行动和外交活动，从不同方面对国民党施加了压力，为大力推进“桐工作”提供了条件。
四、日本诱降政策的破产
1940年五六月，德国法西斯发动闪电战，迅速占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进逼英国，这对在侵华战争中陷入泥潭的日本法西斯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刺激，整个日本再次掀起战争狂热。日本政坛一度消沉的日德意军事同盟论再次抬头，“南进”论观点又占上风；同时，所谓“新体制运动”也乘机兴起。“新体制运动”的头面人物近卫文，在陆军的支持下，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全力投入建立新党。近卫的行动促使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更加嚣张。不久，陆军通过陆相俊六辞职并拒绝推荐后继人的方式，迫使米内把政权交给近卫。7月22日，近卫文第二次登台组阁。新内阁紧锣密鼓准备“南进”夺取东南亚地区。9月23日，日军强行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开始“南进”的尝试。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
日本“南进”政策的出笼，导致日美关系发生变化。9月25日，美国宣布给中国追加经济贷款2500万美元，26日，又宣布禁止对日本输出废钢铁。
美国对日本的态度渐趋强硬，对中国抗战的支持逐渐增强。
1940年夏秋，侵华日军在华北加紧推行“肃正建设计划”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把进攻的矛头全面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八路军，企图摧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以巩固其占领区。
为粉碎日军对华北八路军的全面进攻，打击其“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抗战局面更有利的发展，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克服国民党投降的危险，八路军总部于8月20日起，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战役，沉重打击了入侵华北的日军，严重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拔除了深入抗日根据地内的大量日军据点，钳制了大量日军兵力，减轻了对正面战场的压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作为重要抗战力量的存在。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开展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斗争。
在上述国内外形势下，蒋日谈判进程发生了重大变化：重庆方面提出，要求日本现任内阁宣布取消第一次近卫内阁发表过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于”的声明；要求即将举行的蒋介石与板垣征四郎会谈不能触及蒋汪合作问题；要求取消日汪签订的条约等。从而打乱了原定于8月上旬举行蒋与板垣会谈的计划。
8月22日，日本企图继续诱蒋投降，近卫文、板垣征四郎分别给蒋介石写了亲笔信，表示希望高级会谈仍能举行。在蒋汪合流问题上表示可以不作为一项停战条件。
8月28日，铃木卓尔带着上述两件亲笔信到达香港，交给宋子良。9月5日，宋子良答复：因近卫信件没有直率地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对长沙会谈持旁观态度，故中国对日本仍不能信任。当日，铃木向中国派遣军总部提出报告说：“美国远东政策的加强，英国大使重庆之行，以及苏联、中共情势趋于活跃等，致使处于紧急关头的蒋介石举棋不定。值此板垣、蒋会谈迫近之际，莫如主动暂停此项工作。”[〔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25～126页。]
9月12日，今井武夫到香港考察后也报告说：板垣与蒋“会谈暂以静观为宜”。[〔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25～126页。]
9月19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决定暂时停止“桐工作”。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于10月8日以大陆指第758号指示：“原大陆指第676号所指示停战谈判应予停止。”[〔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25～126页。]
至此，以“桐工作”命名的日本对国民党的诱降新攻势终于破产。
日本的“桐工作”计划虽未得到什么具体的结果，但上述事实表明，国民党营垒中有妥协投降倾向的集团，确曾在汪精卫投敌后，暗地里与日本情报机关勾勾搭搭，名曰“探查日本对结束战争的构想”，实际是准备在一定的条件下停止抗日，对日妥协。而中国共产党针对这种妥协投降和反共逆流所进行的斗争，对于坚定国民党的抗战意志，团结国民党抗战到底，则起了无可置疑的重大作用。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四章 克服投降分裂危险，坚持团结抗战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开展反磨擦、反投降和反分裂的斗争
武汉、广州失守后，日本被迫停止对中国的战略进攻，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战场的态势，由于国民政府采取片面抗战路线，其军事指挥机关和军队的作战指导原则又有误，虽然组织过多次会战，对入侵之敌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大片国土还是沦于敌手；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采取了正确的作战指导原则，深入战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国土，并在敌后建立起一大批抗日根据地，人民抗日武装迅速发展，敌后战场成了抗日的主要战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发展的趋势，完全出于蒋介石集团之意料。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主题之一就是强化国民党，限制共产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抗日的动摇开始表面化。五中全会后，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反共文件。从此，国民党就开始消抗日，积极反共，在对日本实行妥协政策的同时，大肆散布反共舆论，制造各种反共磨擦事件和反共惨案，企图借此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换取日本的让步，以巩固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地位。
针对蒋介石集团限共、反共的阴谋活动，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有步骤地开展反磨擦、反抗降和反分裂斗争，揭露蒋介石反共阴谋活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于顽扔的军事进行了自卫回击，从而，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河北、山东等地的反磨擦斗争
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早在1983年复就已在冀中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日民主政权，但国民党顽固派却抬出已不复存在的“河北省政府”的招牌，委派冀察战区总局令鹿钟麟兼任河北省主席，河北民团总指挥张荫梧担任省政府民政厅长。他们到任后，即向八路军冀中军区提出要委任各县县长和改变群众团体隶属关系等无理要求，并勾结易县、满城、徐水等地的土顽武装袭击八路军，暗杀八路军政工人员，包围抗日县政府，剥夺敌后抗日军民的民主权利。反共磨擦活动从此日益猖獗。1983年12月间，竟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企图抢占安国、博野、蠡县。冀中军区被迫进行自卫，打退了顽军的进攻。
1939年1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明确指出：各地反共磨擦事件不断发生，“都说明蒋及国民党之政策，在于加紧限制八路军发展，同时使八路军与各地方系统部队关系恶化，以孤立八路军。”《指示》要求各地对于磨擦事件决不能“逆来顺受”，否则，“将来磨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更高”。并且指出，为了抗战，八路军部队应当发展，在国民政府不加饷的情况下，部队只能自行筹款筹粮；对于“已建立之政权未到万不得已时，决不应轻易放弃。”[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3页。]
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关于河北等地反磨擦斗争的指示，要求八路军各部队在反磨擦斗争中，坚持以下主张：坚决要求撤换鹿钟麟，要求加强冀察鲁三省抗日力量；晋察冀边区和冀中、冀南抗日根据地的现行抗日政权，不仅不能取消，而且应当加强，山东及华北其他地区的行政区划，应依照战略形势，重新进行划分；八路军名称，为敌人所畏，为国人所爱，决不应轻易更改；八路军部队对于非理进攻，将坚决予以反击，决不轻言让步。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抗日政府和八路军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积极展开反磨擦的谈判斗争。
然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活动却愈演愈烈。1939年3月，张荫策动由杂色武装改编的八路军冀中军区独立第2支队柴恩波部在河北雄县发表反共宣言，接受鹿钟麟指挥，并杀害第2支队中的中共党员和政工人员。不久，柴恩波叛国投敌。与此同时，张荫还在河北各地捕杀八路军干部、战士和中国共产党地方工作人员及家属。3个月内，此类暴行达15起之多。6月11日，当冀中八路军对日军正进行艰苦的反“扫荡”作战时，张荫却率河北民军3个旅突然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制造惨杀八路军干部，战士400余名的“深县惨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八路军第120师和冀中军区予以反击，除张荫梧率几名亲信逃窜外，其余全部被歼。
在山东，反共磨擦事件也不断发生。鲁苏战区游击副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于1939年2月5日，在沂水鲁村召开全省军政会议，决定“统一划分防线”，将八路军山东部队的防区划在滕县、泗水、宁阳等日伪军密集的狭小地区，企图借敌伪力量消灭八路军；提出“枪不离人，人不离乡”，妄图取消中共建立的地方武装和限制八路军扩充部队；强调“统一行政，军不干政”，借以阻止中共和八路军开展群众工作和支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规定“给养粮袜，统筹统支”，不准八路军筹集给养。会后，沈鸿烈不断在鲁东南各县、区制造反共磨擦事件。3月30日，国民党复兴社山东头目、别动队司令秦启荣，指使其第5纵队在博山东部的太河镇伏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护送的南下受训干部，造成干部、战士400余人惨遭杀害或被囚禁的“博山惨案”。4月上旬，中共中央就此事件专门发出指示，强调指出：对于顽固分子的无理进攻，必须坚决反击。
1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通电全国，揭露秦启荣坚持反共、破坏抗战、制造惨案的罪行；同时，调动部队对秦部进行反击。5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山东今后磨擦会更多更厉害，我们应准备长期磨擦，坚持我们在敌后抗战的路线与政策，反对顽固分子的错误路线，不要设想让步可以解决问题”；“在统一战线与磨擦中，我们的态度应是攻势防御的”；“山东纵队是由本地群众抗日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抗战有功与群众有血肉不可分离之关系，决不能调走”。[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4～75页。]
根据中共中央上述指示，八路军山东纵队坚持在山东地区抗战，并不断对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斗争，打退了秦启荣等部的多次进攻，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日的大局。
二、全国的反投降、反分裂斗争
1939年6月，蒋介石集团反共分裂活动日趋猖獗。6月初，蒋介石指示其党政军各机关，总结“剿共”经验，强调全国对国民党的一切命令必须“绝对服从”，以限制中共的活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主任陈诚随即奉命秘密制订《共党问题处置办法》，蓄意取缔八路军的名称，阴谋取消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取消“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各类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不准中国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禁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报社、书
其次，对重庆和四川其他大城市实施空袭。
5月2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指示中国派遣军，立即组织实施空中进攻作战。5月台票8本营陆军部指示中国派遣军，立即组织实施空中进攻作战。5月18日，日本海军航空队开始对重庆、成都的空袭。8月19日、20日，陆海军航空队合计出动271架次，对重庆空袭达到高峰。至9月4日，日军对重庆等地的轰炸暂告结束。据日本方面统计：空袭天数共71天（其中对重庆37天），共出动飞机4555架次（其中对重庆2023架次），共投炸弹子7107枚（其中对重庆10021枚），共患难957吨（其中对重庆1405吨）。日本以这次持续近4个月的空袭，造成进攻重庆的气氛，向国民党施加军事压力。
1940年7月18日，日本还与英国签订《日英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规定自7月18日起，在3个月内禁水军械、弹药、汽油、载重汽车及铁路材料经缅甸禁运之货物，香港亦予禁运。
7月20日，由日本提出，经法国同意，一个由陆、海军派出的31人日本常驻办事处在河内成立，随后，滇越铁路老街铁路桥上的铁轨被拆除，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宣布，停止运输援华一切物资。
日本上述的军事行动和外交活动，从不同方面对国民党施加了压力，为大力推进“桐工作”提供了条件。
四、日本诱降政策的破产
1940年五六月，德国法西斯发动闪电战，迅速占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进逼英国，这对在侵华战争中陷入泥潭的日本法西斯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刺激，整个日本再次掀起战争狂热。日本政坛一度消沉的日德意军事同盟论再次抬头，“南进”论观点又占上风；同时，所谓“新体制运动”也乘机兴起。“新体制运动”的头面人物近卫文，在陆军的支持下，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全力投入建立新党。近卫的行动促使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更加嚣张。不久，陆军通过陆相俊六辞职并拒绝推荐后继人的方式，迫使米内把政权交给近卫。7月22日，近卫文第二次登台组阁。新内阁紧锣密鼓准备“南进”夺取东南亚地区。9月23日，日军强行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开始“南进”的尝试。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
日本“南进”政策的出笼，导致日美关系发生变化。9月25日，美国宣布给中国追加经济贷款2500万美元，26日，又宣布禁止对日本输出废钢铁。
美国对日本的态度渐趋强硬，对中国抗战的支持逐渐增强。
1940年夏秋，侵华日军在华北加紧推行“肃正建设计划”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把进攻的矛头全面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八路军，企图摧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以巩固其占领区。
为粉碎日军对华北八路军的全面进攻，打击其“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抗战局面更有利的发展，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克服国民党投降的危险，八路军总部于8月20日起，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战役，沉重打击了入侵华北的日军，严重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拔除了深入抗日根据地内的大量日军据点，钳制了大量日军兵力，减轻了对正面战场的压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作为重要抗战力量的存在。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开展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斗争。
在上述国内外形势下，蒋日谈判进程发生了重大变化：重庆方面提出，要求日本现任内阁宣布取消第一次近卫内阁发表过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于”的声明；要求即将举行的蒋介石与板垣征四郎会谈不能触及蒋汪合作问题；要求取消日汪签订的条约等。从而打乱了原定于8月上旬举行蒋与板垣会谈的计划。
8月22日，日本企图继续诱蒋投降，近卫文、板垣征四郎分别给蒋介石写了亲笔信，表示希望高级会谈仍能举行。在蒋汪合流问题上表示可以不作为一项停战条件。
8月28日，铃木卓尔带着上述两件亲笔信到达香港，交给宋子良。9月5日，宋子良答复：因近卫信件没有直率地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对长沙会谈持旁观态度，故中国对日本仍不能信任。当日，铃木向中国派遣军总部提出报告说：“美国远东政策的加强，英国大使重庆之行，以及苏联、中共情势趋于活跃等，致使处于紧急关头的蒋介石举棋不定。值此板垣、蒋会谈迫近之际，莫如主动暂停此项工作。”[〔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25～126页。]
9月12日，今井武夫到香港考察后也报告说：板垣与蒋“会谈暂以静观为宜”。[〔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25～126页。]
9月19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决定暂时停止“桐工作”。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于10月8日以大陆指第758号指示：“原大陆指第676号所指示停战谈判应予停止。”[〔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25～126页。]
至此，以“桐工作”命名的日本对国民党的诱降新攻势终于破产。
日本的“桐工作”计划虽未得到什么具体的结果，但上述事实表明，国民党营垒中有妥协投降倾向的集团，确曾在汪精卫投敌后，暗地里与日本情报机关勾勾搭搭，名曰“探查日本对结束战争的构想”，实际是准备在一定的条件下停止抗日，对日妥协。而中国共产党针对这种妥协投降和反共逆流所进行的斗争，对于坚定国民党的抗战意志，团结国民党抗战到底，则起了无可置疑的重大作用。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四章 克服投降分裂危险，坚持团结抗战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开展反磨擦、反投降和反分裂的斗争
武汉、广州失守后，日本被迫停止对中国的战略进攻，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战场的态势，由于国民政府采取片面抗战路线，其军事指挥机关和军队的作战指导原则又有误，虽然组织过多次会战，对入侵之敌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大片国土还是沦于敌手；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采取了正确的作战指导原则，深入战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国土，并在敌后建立起一大批抗日根据地，人民抗日武装迅速发展，敌后战场成了抗日的主要战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发展的趋势，完全出于蒋介石集团之意料。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主题之一就是强化国民党，限制共产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抗日的动摇开始表面化。五中全会后，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反共文件。从此，国民党就开始消抗日，积极反共，在对日本实行妥协政策的同时，大肆散布反共舆论，制造各种反共磨擦事件和反共惨案，企图借此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换取日本的让步，以巩固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地位。
针对蒋介石集团限共、反共的阴谋活动，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有步骤地开展反磨擦、反抗降和反分裂斗争，揭露蒋介石反共阴谋活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于顽扔的军事进行了自卫回击，从而，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河北、山东等地的反磨擦斗争
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早在1983年复就已在冀中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日民主政权，但国民党顽固派却抬出已不复存在的“河北省政府”的招牌，委派冀察战区总局令鹿钟麟兼任河北省主席，河北民团总指挥张荫梧担任省政府民政厅长。他们到任后，即向八路军冀中军区提出要委任各县县长和改变群众团体隶属关系等无理要求，并勾结易县、满城、徐水等地的土顽武装袭击八路军，暗杀八路军政工人员，包围抗日县政府，剥夺敌后抗日军民的民主权利。反共磨擦活动从此日益猖獗。1983年12月间，竟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企图抢占安国、博野、蠡县。冀中军区被迫进行自卫，打退了顽军的进攻。
1939年1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明确指出：各地反共磨擦事件不断发生，“都说明蒋及国民党之政策，在于加紧限制八路军发展，同时使八路军与各地方系统部队关系恶化，以孤立八路军。”《指示》要求各地对于磨擦事件决不能“逆来顺受”，否则，“将来磨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更高”。并且指出，为了抗战，八路军部队应当发展，在国民政府不加饷的情况下，部队只能自行筹款筹粮；对于“已建立之政权未到万不得已时，决不应轻易放弃。”[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3页。]
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关于河北等地反磨擦斗争的指示，要求八路军各部队在反磨擦斗争中，坚持以下主张：坚决要求撤换鹿钟麟，要求加强冀察鲁三省抗日力量；晋察冀边区和冀中、冀南抗日根据地的现行抗日政权，不仅不能取消，而且应当加强，山东及华北其他地区的行政区划，应依照战略形势，重新进行划分；八路军名称，为敌人所畏，为国人所爱，决不应轻易更改；八路军部队对于非理进攻，将坚决予以反击，决不轻言让步。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抗日政府和八路军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积极展开反磨擦的谈判斗争。
然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活动却愈演愈烈。1939年3月，张荫策动由杂色武装改编的八路军冀中军区独立第2支队柴恩波部在河北雄县发表反共宣言，接受鹿钟麟指挥，并杀害第2支队中的中共党员和政工人员。不久，柴恩波叛国投敌。与此同时，张荫还在河北各地捕杀八路军干部、战士和中国共产党地方工作人员及家属。3个月内，此类暴行达15起之多。6月11日，当冀中八路军对日军正进行艰苦的反“扫荡”作战时，张荫却率河北民军3个旅突然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制造惨杀八路军干部，战士400余名的“深县惨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八路军第120师和冀中军区予以反击，除张荫梧率几名亲信逃窜外，其余全部被歼。
在山东，反共磨擦事件也不断发生。鲁苏战区游击副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于1939年2月5日，在沂水鲁村召开全省军政会议，决定“统一划分防线”，将八路军山东部队的防区划在滕县、泗水、宁阳等日伪军密集的狭小地区，企图借敌伪力量消灭八路军；提出“枪不离人，人不离乡”，妄图取消中共建立的地方武装和限制八路军扩充部队；强调“统一行政，军不干政”，借以阻止中共和八路军开展群众工作和支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规定“给养粮袜，统筹统支”，不准八路军筹集给养。会后，沈鸿烈不断在鲁东南各县、区制造反共磨擦事件。3月30日，国民党复兴社山东头目、别动队司令秦启荣，指使其第5纵队在博山东部的太河镇伏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护送的南下受训干部，造成干部、战士400余人惨遭杀害或被囚禁的“博山惨案”。4月上旬，中共中央就此事件专门发出指示，强调指出：对于顽固分子的无理进攻，必须坚决反击。
1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通电全国，揭露秦启荣坚持反共、破坏抗战、制造惨案的罪行；同时，调动部队对秦部进行反击。5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山东今后磨擦会更多更厉害，我们应准备长期磨擦，坚持我们在敌后抗战的路线与政策，反对顽固分子的错误路线，不要设想让步可以解决问题”；“在统一战线与磨擦中，我们的态度应是攻势防御的”；“山东纵队是由本地群众抗日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抗战有功与群众有血肉不可分离之关系，决不能调走”。[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4～75页。]
根据中共中央上述指示，八路军山东纵队坚持在山东地区抗战，并不断对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斗争，打退了秦启荣等部的多次进攻，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日的大局。
二、全国的反投降、反分裂斗争
1939年6月，蒋介石集团反共分裂活动日趋猖獗。6月初，蒋介石指示其党政军各机关，总结“剿共”经验，强调全国对国民党的一切命令必须“绝对服从”，以限制中共的活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主任陈诚随即奉命秘密制订《共党问题处置办法》，蓄意取缔八路军的名称，阴谋取消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取消“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各类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不准中国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禁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报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