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位。随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在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迅速建立起来。
尤其在武汉失陷之前,“全国各方面是欣欣向荣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趋势,文化上有较普遍的动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03页。]
(一)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组建
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机关大部分迁至武汉,中共中央代表团来到武汉,全国的救亡团体、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名流及大批流亡学生和知识分子云集于武汉。当时武汉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此时,国民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对日作战是比较积极的,对待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过去也有了一些改变。在文化领域,国民政府以往的文化专制主义有所收敛,为顺应抗日统一战线与民主的历史潮流,采取了一些较为开明的政策与措施。
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陈诚任政治部部长,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由共产党人在国民政府担任此要职,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一个重要标志。政治部下设4个厅,第三厅掌管宣传工作,厅长由著名进步文化人士郭沫若担任。
第三厅于1938年4月1日正式成立,下设3个处:第五处掌管动员工作,由胡愈之任处长;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由田汉任处长;第七处,掌管对敌宣传,由范寿康任处长;阳翰笙任第三厅主任秘书。科长和科员中还集中了大批文化界进步人士。在周恩来、郭沫若的参与和领导下,第三厅实际上成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巩固国共合作、扩大文化战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
第三厅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举行杭战扩大宣传周。为了搞好这次宣传,周恩来与第三厅一起多次进行研究,他指出:这次扩大宣传,一要扩大宣传的对象,二要扩大宣传的范围。要深入到劳动阶层中去,要到工厂农村里去,到前线,到战壕里去,去提高广大工农的抗战意识和鼓舞激励战士们的杀敌情绪。文字宣讲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口头宣讲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艺术宣传要更加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街头标语要多用易于使人记忆的语句。无论漫画、电影、戏剧都要使人看了听了印象深刻,难以忘怀。要使看戏的、听唱的感动得当场落泪,兴奋得矢志报仇。[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184页。]
在4月7日至13日宣传周中,每天安排一个主要节目,分为文字宣传日、口头宣传日、歌咏宣传日、美术宣传日、戏剧宣传日、电影宣传日、游行宣传日等。第一天文字宣传和开幕大会,适逢台儿庄大捷消息传来,当晚举行了10万人的火炬游行。几十个演剧队和几百个口头宣传队深入大街小巷、工厂码头、郊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整个武汉三镇沸腾起来了。
在“七・七”抗战一周年之际,周恩来参与领导第三厅开展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除组织宣传队、歌咏队、演剧队、放映队、化装表演车和举行画展以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外,还组织慰劳团到各战区慰劳将士,并举行“七・七”献金运动,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全体成员组成“中共献金团”,带头参加献金。短短5天内参加献金者达50万人以上,献金总额超过100万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07页。]
第三厅成立后,还建立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等,并把由沪辗转来汉的孩子剧团接受为第三厅直属剧团。经过集训,演剧队、宣传队分赴各战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孩子剧团则留后方活动。
武汉失守后,随着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逐步由比较积极抗战转为比较消极抗战。1938年底,第三厅本部由武汉辗转到达重庆。国民政府为籍制第三厅,借口战时紧缩,大量压缩编制,裁减人员和经费,把原来3个处9个科压缩成4个科,将处一级裁撤。在困难的环境下,郭沫若带领大家开展不懈的斗争,编印出版了《抗战小丛书》、《抗战二年》、《抗战三年》、(《抗战一年》在武汉编印)、《抗战文艺》、《抗战壁报》、《敌情研究》、《中国报导》、《日寇暴行实录》等大量宣传书刊,还编印了其他宣传品。[翁植耘:《郭沫若在第三厅,文工会及其创作活动》,见《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60~63页。]
1940年11月,第三厅被改组为文化工作委员会,成了一个研究机构。
为利用合法身份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民主运动,郭沫若受命担任文工会主任委员,阳翰庄为副主任委员。文工会聘请了茅盾、老舍、陶行知、沈志远、张志让、邓初民、杜国庠、王昆仑、翦伯赞、侯外庐、郑伯奇、田汉、洪深、马宗融、卢于道、胡风、黎东方、姚逢子、吕霞光等著名文化人士为专任委员和兼任委员。文工会初建阶段,经常举办各种讲演会和座谈会,工作开展得相当热烈。此外,在重庆还组织编写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文艺作品、文章诗歌等,其中不乏传世之作。如郭沫若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等,借古鉴今,古为今用,获得了极大成功。
(二)群众性抗战文化团体的建立与文化艺术的发展
在筹组第三厅的同时,为了把云集武汉的众多的文化界人士更好地团结起来,积极推动文化界抗战团体的组建。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布成立。大会推举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田汉等45人为文协理事,周恩来和蔡元培、宋庆龄、于右任、宋美龄、孙科、柳亚子、陈立夫、陈诚、何香凝等被选为名誉理事。“文协”不设主席,老舍为总务主任,担负领导工作。“文协”成立,这是全国文艺界乃至文化界广泛的统一战线建成的重要标志。在此前后,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歌咏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等全国性抗战文化团体于武汉纷纷成立。它们对团结文化界同仁、宣传群众、支持抗战起到重要的组织作用。
全国抗战初期,各种抗日救亡和进步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在各地创办出版。如上海《救亡日报》、《烽火》、《七月》,成都《金箭》,广州《抗战戏剧》、《文艺阵地》,长沙《抗战日报》,武汉《新华日报》、《群众》、《抗到底》、《弹花》、《救中国》、《战地》、《抗战电影》、《抗战文艺》、《戏剧新闻》、《五月》、《全民抗战》等等。武汉失守后,国统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到大西南,重庆、桂林等地又有一些报刊陆续创办。但前后有不少刊物未能办到底,即被迫停刊。共产党人在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被称为国统区抗战文化的嘹亮号角,连同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文协”会报《抗战文艺》等,在抗战文化导向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随着抗战文化运动的兴起,一大批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涌现出来。剧作家创作出许多与时代与人民息息相关的好剧目,如《保卫卢沟桥》、《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台儿庄》等,音乐家创作了许多反映全民抗日的救亡歌曲,如《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到敌人后方去》、《救国军歌》、《洪波曲》、《赶豺狼》等。诗人写下许多战斗诗篇,陆续出版了《开拓者》、《新时代》等10余种诗刊,“七月诗派”以其自由、奔放、粗扩的自由体诗展现在人民面前。作家们创作了《卢沟桥演义》等大量小说和《战地书简》、《游击中间》等报告文学。电影艺术家们摄制了大量抗战影片,如《卢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淞沪前线》、《东战场》、《光复台儿庄》、《热血忠魂》、《八百壮士》、《游击进行曲》、《中华儿女》、《长空万里》、《华北是我们的》等。
在抗战文化统一战线旗帜下,文化界凭着本身的团结和努力,已经给中国的文化运动创造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光明前途,中国的文化运动接受了一次划时代的洗礼,它将要吸收一切进步文明的成果,开放出一枝光辉灿烂的花朵。
(三)抗战文化的战斗作用
“七・七”事变以后,文化界继承发扬了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文化的光荣传统,把抗战文化作为反侵略的锐利武器,开辟了一条抗日的重要战线。
在“文章入伍、文章下乡”这一响亮口号下,广大文化工作者走出亭子间,勇敢地深入战地和农村,用各自特殊的武器,肩负起宣传抗战、揭露敌人、鼓舞民心士气的伟大使命。全国抗战开始后的前几年里,“‘文化下乡’、‘文化入伍’,风起云涌,与时俱涨。作为教育、宣传、鼓励士兵民众抗战,并增强其战斗意志的歌咏、戏剧、绘画、新闻报导、木刻,活跃在敌前、敌后,以及后方的每个平常下为文化人足迹所履的角落。”[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新1版,第229页。]
以戏剧为例。
“七・七”事变第二天,上海文化界集体创作并演出了第一部抗战话剧――《保卫卢沟桥》,充分表达了“用笔的时候用笔,有嘴的时候用嘴,到嘴笔都来不及用的时候便势将血肉和敌人相持于战场”的决心,演出工作者战斗热情之高昂和观众反映之强烈是空前的。“八・一三”事变后,汇聚在上海的10余个救亡演戏队分途到各地进行抗战宣传,演出了《八百壮士》、《我们要反攻》、《在烽火中》等许多反映淞沪抗战的剧目,激发了人民奋起自卫、抗日救亡的热忱。上海沦陷后,全国18个戏剧团体,全国几乎超过95%以上的戏剧人才都集中在汉口。在第三厅组织下,各演剧队、宣传队分头进行巡回演出,为被侵略者呐喊,为战士们颂扬,发挥了战斗威力。旅居香港的戏剧工作者仅1938年就开展了近200次抗战演出活动,演出剧目达六七十种之多,其影响之大波及到南洋华侨。为了适应战争环境,文化工作者还创作演出了小型化、通俗化的活报剧、街头剧甚至茶馆剧、游击剧等,如《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演出极为广泛,观众印象极为深刻。各演出队不仅深入到战场、敌后、大后方,有的还到东南亚各地进行演出。抗战中不少作家投身杀敌前线,据不完全统计,因各种原因牺牲的戏剧工作者就有36人。[《大公报》1944年5月20日。]
对于抗战戏剧的历史功绩,剧作家田汉曾这样评价:“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伟大的显著的作用。抗战以前戏剧尽了推动抗战的作用;抗战开始以后,戏剧又尽了支持抗战鼓动抗战的作用。”[田汉:《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1942年),《戏剧春秋》2卷2期。 ]
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是在国共合作抗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勃兴、在与各种逆流的搏击中艰难前进的。进入抗战相侍阶段之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斗争日益尖锐,这场斗争必然反映到文化战线上来。
广大文化界人士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政府的文化专制以及大肆泛滥的复古文化等展开了不屈的斗争,在暴露黑暗展示光明,坚持抗战与民主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社会功能和战斗作用。同时造就了“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革命文化战士。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九章 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
第三节 战区工厂、学校内迁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集中在中国东部沿海、沿江各地的工矿企业和高等院校,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内迁运动。这是中国持久抗战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也是广大实业、教育各界抗日救亡的辉煌之举。工厂与高校的内迁,在中国抗战史乃至民族发展史上写下光荣而珍贵的一页。
一、沿海地区工厂内迁
抗战前,中国工业大部集中于沿海和东北地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工业基地落入敌手。“一・二八”事变后,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基地又受到侵略威胁。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集中了民族工业的大批精华。据经济部对工厂登记统计,1937年底全国工厂总数为3935个,仅上海即有1235个,占总数的30%以上;其他沿海省份有2063个,占总数51%,一旦战事扩大,沿海工业将首当其冲遭敌摧残。一些爱国的有识之士早就对这种不利于国防的工业布局表示担忧,一再呼吁把沿海工厂迁到内地,以保存经济实力。全国抗战前,政府虽有工业重心内移建立后方基地的设想,个别兵工厂已行迁并,但沿海地区工业迁移基本没有动作。“七・七”事变后,平津失陷,上海危急,日军的炮弹打进了厂房,国民政府方被迫议决将沿海厂矿向内地迁移。
1937年7月22日,国民政府设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部署各项紧急动员事宜。资源委员会旋与沪厂家洽商,劝导迁移,并拟迁移各机器厂、大鑫钢铁厂、中国煤气公司、大中华橡胶
尤其在武汉失陷之前,“全国各方面是欣欣向荣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趋势,文化上有较普遍的动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03页。]
(一)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组建
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机关大部分迁至武汉,中共中央代表团来到武汉,全国的救亡团体、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名流及大批流亡学生和知识分子云集于武汉。当时武汉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此时,国民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对日作战是比较积极的,对待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过去也有了一些改变。在文化领域,国民政府以往的文化专制主义有所收敛,为顺应抗日统一战线与民主的历史潮流,采取了一些较为开明的政策与措施。
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陈诚任政治部部长,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由共产党人在国民政府担任此要职,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一个重要标志。政治部下设4个厅,第三厅掌管宣传工作,厅长由著名进步文化人士郭沫若担任。
第三厅于1938年4月1日正式成立,下设3个处:第五处掌管动员工作,由胡愈之任处长;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由田汉任处长;第七处,掌管对敌宣传,由范寿康任处长;阳翰笙任第三厅主任秘书。科长和科员中还集中了大批文化界进步人士。在周恩来、郭沫若的参与和领导下,第三厅实际上成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巩固国共合作、扩大文化战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
第三厅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举行杭战扩大宣传周。为了搞好这次宣传,周恩来与第三厅一起多次进行研究,他指出:这次扩大宣传,一要扩大宣传的对象,二要扩大宣传的范围。要深入到劳动阶层中去,要到工厂农村里去,到前线,到战壕里去,去提高广大工农的抗战意识和鼓舞激励战士们的杀敌情绪。文字宣讲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口头宣讲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艺术宣传要更加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街头标语要多用易于使人记忆的语句。无论漫画、电影、戏剧都要使人看了听了印象深刻,难以忘怀。要使看戏的、听唱的感动得当场落泪,兴奋得矢志报仇。[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184页。]
在4月7日至13日宣传周中,每天安排一个主要节目,分为文字宣传日、口头宣传日、歌咏宣传日、美术宣传日、戏剧宣传日、电影宣传日、游行宣传日等。第一天文字宣传和开幕大会,适逢台儿庄大捷消息传来,当晚举行了10万人的火炬游行。几十个演剧队和几百个口头宣传队深入大街小巷、工厂码头、郊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整个武汉三镇沸腾起来了。
在“七・七”抗战一周年之际,周恩来参与领导第三厅开展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除组织宣传队、歌咏队、演剧队、放映队、化装表演车和举行画展以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外,还组织慰劳团到各战区慰劳将士,并举行“七・七”献金运动,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全体成员组成“中共献金团”,带头参加献金。短短5天内参加献金者达50万人以上,献金总额超过100万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07页。]
第三厅成立后,还建立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等,并把由沪辗转来汉的孩子剧团接受为第三厅直属剧团。经过集训,演剧队、宣传队分赴各战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孩子剧团则留后方活动。
武汉失守后,随着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逐步由比较积极抗战转为比较消极抗战。1938年底,第三厅本部由武汉辗转到达重庆。国民政府为籍制第三厅,借口战时紧缩,大量压缩编制,裁减人员和经费,把原来3个处9个科压缩成4个科,将处一级裁撤。在困难的环境下,郭沫若带领大家开展不懈的斗争,编印出版了《抗战小丛书》、《抗战二年》、《抗战三年》、(《抗战一年》在武汉编印)、《抗战文艺》、《抗战壁报》、《敌情研究》、《中国报导》、《日寇暴行实录》等大量宣传书刊,还编印了其他宣传品。[翁植耘:《郭沫若在第三厅,文工会及其创作活动》,见《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60~63页。]
1940年11月,第三厅被改组为文化工作委员会,成了一个研究机构。
为利用合法身份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民主运动,郭沫若受命担任文工会主任委员,阳翰庄为副主任委员。文工会聘请了茅盾、老舍、陶行知、沈志远、张志让、邓初民、杜国庠、王昆仑、翦伯赞、侯外庐、郑伯奇、田汉、洪深、马宗融、卢于道、胡风、黎东方、姚逢子、吕霞光等著名文化人士为专任委员和兼任委员。文工会初建阶段,经常举办各种讲演会和座谈会,工作开展得相当热烈。此外,在重庆还组织编写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文艺作品、文章诗歌等,其中不乏传世之作。如郭沫若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等,借古鉴今,古为今用,获得了极大成功。
(二)群众性抗战文化团体的建立与文化艺术的发展
在筹组第三厅的同时,为了把云集武汉的众多的文化界人士更好地团结起来,积极推动文化界抗战团体的组建。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布成立。大会推举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田汉等45人为文协理事,周恩来和蔡元培、宋庆龄、于右任、宋美龄、孙科、柳亚子、陈立夫、陈诚、何香凝等被选为名誉理事。“文协”不设主席,老舍为总务主任,担负领导工作。“文协”成立,这是全国文艺界乃至文化界广泛的统一战线建成的重要标志。在此前后,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歌咏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等全国性抗战文化团体于武汉纷纷成立。它们对团结文化界同仁、宣传群众、支持抗战起到重要的组织作用。
全国抗战初期,各种抗日救亡和进步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在各地创办出版。如上海《救亡日报》、《烽火》、《七月》,成都《金箭》,广州《抗战戏剧》、《文艺阵地》,长沙《抗战日报》,武汉《新华日报》、《群众》、《抗到底》、《弹花》、《救中国》、《战地》、《抗战电影》、《抗战文艺》、《戏剧新闻》、《五月》、《全民抗战》等等。武汉失守后,国统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到大西南,重庆、桂林等地又有一些报刊陆续创办。但前后有不少刊物未能办到底,即被迫停刊。共产党人在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被称为国统区抗战文化的嘹亮号角,连同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文协”会报《抗战文艺》等,在抗战文化导向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随着抗战文化运动的兴起,一大批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涌现出来。剧作家创作出许多与时代与人民息息相关的好剧目,如《保卫卢沟桥》、《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台儿庄》等,音乐家创作了许多反映全民抗日的救亡歌曲,如《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到敌人后方去》、《救国军歌》、《洪波曲》、《赶豺狼》等。诗人写下许多战斗诗篇,陆续出版了《开拓者》、《新时代》等10余种诗刊,“七月诗派”以其自由、奔放、粗扩的自由体诗展现在人民面前。作家们创作了《卢沟桥演义》等大量小说和《战地书简》、《游击中间》等报告文学。电影艺术家们摄制了大量抗战影片,如《卢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淞沪前线》、《东战场》、《光复台儿庄》、《热血忠魂》、《八百壮士》、《游击进行曲》、《中华儿女》、《长空万里》、《华北是我们的》等。
在抗战文化统一战线旗帜下,文化界凭着本身的团结和努力,已经给中国的文化运动创造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光明前途,中国的文化运动接受了一次划时代的洗礼,它将要吸收一切进步文明的成果,开放出一枝光辉灿烂的花朵。
(三)抗战文化的战斗作用
“七・七”事变以后,文化界继承发扬了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文化的光荣传统,把抗战文化作为反侵略的锐利武器,开辟了一条抗日的重要战线。
在“文章入伍、文章下乡”这一响亮口号下,广大文化工作者走出亭子间,勇敢地深入战地和农村,用各自特殊的武器,肩负起宣传抗战、揭露敌人、鼓舞民心士气的伟大使命。全国抗战开始后的前几年里,“‘文化下乡’、‘文化入伍’,风起云涌,与时俱涨。作为教育、宣传、鼓励士兵民众抗战,并增强其战斗意志的歌咏、戏剧、绘画、新闻报导、木刻,活跃在敌前、敌后,以及后方的每个平常下为文化人足迹所履的角落。”[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新1版,第229页。]
以戏剧为例。
“七・七”事变第二天,上海文化界集体创作并演出了第一部抗战话剧――《保卫卢沟桥》,充分表达了“用笔的时候用笔,有嘴的时候用嘴,到嘴笔都来不及用的时候便势将血肉和敌人相持于战场”的决心,演出工作者战斗热情之高昂和观众反映之强烈是空前的。“八・一三”事变后,汇聚在上海的10余个救亡演戏队分途到各地进行抗战宣传,演出了《八百壮士》、《我们要反攻》、《在烽火中》等许多反映淞沪抗战的剧目,激发了人民奋起自卫、抗日救亡的热忱。上海沦陷后,全国18个戏剧团体,全国几乎超过95%以上的戏剧人才都集中在汉口。在第三厅组织下,各演剧队、宣传队分头进行巡回演出,为被侵略者呐喊,为战士们颂扬,发挥了战斗威力。旅居香港的戏剧工作者仅1938年就开展了近200次抗战演出活动,演出剧目达六七十种之多,其影响之大波及到南洋华侨。为了适应战争环境,文化工作者还创作演出了小型化、通俗化的活报剧、街头剧甚至茶馆剧、游击剧等,如《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演出极为广泛,观众印象极为深刻。各演出队不仅深入到战场、敌后、大后方,有的还到东南亚各地进行演出。抗战中不少作家投身杀敌前线,据不完全统计,因各种原因牺牲的戏剧工作者就有36人。[《大公报》1944年5月20日。]
对于抗战戏剧的历史功绩,剧作家田汉曾这样评价:“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伟大的显著的作用。抗战以前戏剧尽了推动抗战的作用;抗战开始以后,戏剧又尽了支持抗战鼓动抗战的作用。”[田汉:《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1942年),《戏剧春秋》2卷2期。 ]
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是在国共合作抗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勃兴、在与各种逆流的搏击中艰难前进的。进入抗战相侍阶段之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斗争日益尖锐,这场斗争必然反映到文化战线上来。
广大文化界人士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政府的文化专制以及大肆泛滥的复古文化等展开了不屈的斗争,在暴露黑暗展示光明,坚持抗战与民主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社会功能和战斗作用。同时造就了“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革命文化战士。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九章 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
第三节 战区工厂、学校内迁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集中在中国东部沿海、沿江各地的工矿企业和高等院校,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内迁运动。这是中国持久抗战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也是广大实业、教育各界抗日救亡的辉煌之举。工厂与高校的内迁,在中国抗战史乃至民族发展史上写下光荣而珍贵的一页。
一、沿海地区工厂内迁
抗战前,中国工业大部集中于沿海和东北地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工业基地落入敌手。“一・二八”事变后,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基地又受到侵略威胁。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集中了民族工业的大批精华。据经济部对工厂登记统计,1937年底全国工厂总数为3935个,仅上海即有1235个,占总数的30%以上;其他沿海省份有2063个,占总数51%,一旦战事扩大,沿海工业将首当其冲遭敌摧残。一些爱国的有识之士早就对这种不利于国防的工业布局表示担忧,一再呼吁把沿海工厂迁到内地,以保存经济实力。全国抗战前,政府虽有工业重心内移建立后方基地的设想,个别兵工厂已行迁并,但沿海地区工业迁移基本没有动作。“七・七”事变后,平津失陷,上海危急,日军的炮弹打进了厂房,国民政府方被迫议决将沿海厂矿向内地迁移。
1937年7月22日,国民政府设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部署各项紧急动员事宜。资源委员会旋与沪厂家洽商,劝导迁移,并拟迁移各机器厂、大鑫钢铁厂、中国煤气公司、大中华橡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