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下，它的士气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大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43～446页。]
毛泽东回答斯诺的中心点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主要靠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如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力发展和国际援助等各种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军队应该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对中日战争的趋向和结局，作了精辟的论断，对国际反日联合阵线的建立，提出了纲领性的主张。毛泽东首先就中日两国之间是否还应该进行谈判的问题指出，我们是不拒绝谈判的，我们的和平条件是日本取消对中国的侵略政策，交还东北四省及察哈尔北部，撤退华北驻屯军，停止一切侵略行动，只有在这些原则之下，才进行谈判。一切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谈判，我们都要反对。但是，日本现在是军阀政府，这种谈判的可能并不存在。因此，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德日协定之后，战争的威胁更加紧了一步。毛泽东说：“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即使“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治的崩溃。”[《新华日报》1937年3月23日。]
毛泽东提出：“日本已有他的强盗同盟，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所以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新华日报》1937年3月26日。]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全国抗战爆发前的相当一个时期，中共中央对中日战争的形势，指导中国抗战的路线和方针，以及战争的前途和结局等问题，都有了深入的研究，并反复向全国人民提出自己对抗日战争的一系列主张。
这对推动局部抗战时期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武装抵抗，对促进全国抗战局面的出现，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全国抗战爆发后提出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一）对全国抗战和国防问题的方案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对全国抗战的战略基本方针以及重大国防问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和细致的方案。7月8日发表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提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275页。]
7月15日，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提出：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问题是抗战，“它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这需要我们动员与集中全国一切人力，智力，财力与物力以赴之！”[《解放周刊》第1卷，第12期，1937年7月26日出版。]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中，提出争取实现全国性抗战、反对妥协的总任务及5项主张：
1、全国海陆空军总动员，实现对日抗战；
2、全国人民总动员，实现大规模的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
3、全面的抵抗，根绝日寇在中国的一切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势力与汉奸亲日派；
4、统一的积极的抵抗，采用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
5、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l年版，第292、293页。]
7月23日，毛泽东针对当时国内存在的妥协退让的危险倾向，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以及实行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外交，改良人民的生活，国防教育，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等八大纲领，争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
7月底至8日初，在日军占领平津准备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对抗日的国防有关重大间题，提出了全面的意见：“国防间题我们意见如下：
（1）第一防线张家口、涿州、静海、青岛等处，重点在张家口，应集中第一次决战兵力；
（2）第二防线保定、大同、马厂、潍县等处，应集中优势兵力相机增援第一线，并准备第二线决战；
（3）至于太原、石家庄、沧州等处，仅能作为第三防线，决不能只顾此线而下集中兵力于第一、二线；
（4）目前关键是第一防线；
（5）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
（6）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
（7）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
（8）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力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红军应给予必要的补充；
（9）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犹豫是必败之道。”[洛甫、毛泽东关于国防问题给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的指示，1937年8月4日。]
中共中央还拟定了《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提案”在估计了敌我双方的全面情况后指出：
“根据敌我一般情况之分析及敌我战略之基本方针，应确立对日作战原则如下：
（1）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适当时机，应予以全线之反击，而根本的把日寇从中国赶出去；
（2）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
（3）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适当的时机，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
（4）在必要的战略要点或政治经济的中心，设立坚强之工事，并配置足够的兵力，以籍制敌人；
（5）一切阵地的编成，避免单线的构筑，而应狭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任守备部队的作战要领，亦应采取积极的动作，一般地应反对单纯的死守的防御，只有积极地动作起来，才能完成守备的任务；
（6）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以求得歼灭敌人；
（7）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村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只有在上述作战原则之下，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法，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中央文件汇集》1937年下册，第317页。]
为了推动和促进对全国抗战路线及战略方针的制定，8月上旬，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3人前往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提出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方案，进一步阐述中国共产党对全国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的一贯主张。
11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发言强调：部署动员全国军民，方可取得最后胜利，外交拖延办法只可便利军事准备及民众动员，但不可动摇抗战的决心；主战场在华北方面，不因其局部扰乱过分分散我兵力；黄河北岸之抗战，因交通运输有被切断之可能，故第1、第2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之能力；正面防御不可依赖一线及数线之阵地，宜采用集团工事，并在平原和山地开展广大的运动战、游击战。朱德在发言中侧重指出，在战略上需要持久防御，但在战术上应采取攻势行动；在整个抗战中，政治工作甚为重要，能发挥动员民众和瓦解敌人的重大作用；游击战在抗战中有重要地位，破坏敌人后方、钳制敌人兵力效果甚大。[《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29册（6405―9）。]
中共中央提出的国防问题意见和战略方针、作战原则案，以及中共中央代表在会议上的重要发言，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抗日战争指导案，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洛川会议对抗战路线和战略总方针的制定
全国抗战爆发后，战局变化急剧。日本侵略军7月底占领平津地区，8月中旬，又在华北的平绥铁路东段和华中的上海地区，展开新的战略进攻。
但是，国民政府在日军大规模战略进攻面前，仍不愿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
在此紧迫的形势下，为推动全国抗战的顺利发展，中共中央于8月22至25日，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23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的报告。他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冒险的战争，在战略上不能轻敌。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辅助方向是上海。卢沟桥事件是大规模全国性战争的开始，由于日本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就决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侍久战的结果是中国取得胜利。我们的总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实行抗日的军事，抗日的政治，抗日的财政经济，抗日的教育和抗日的外交，使现在开始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会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是：
（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4）改革政治机构；
（5）抗日的外交政策；
（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7）改良人民生活；
（8）抗日的教育政策；
（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10）抗日的民族团结。
会议通过并于8月25日发表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卢沟桥的挑战和平津的占领，是日寇大举进攻华北的开始，“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在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本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即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的道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企图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与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与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上述的严重弱点”，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决定》最后指出：“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122页。]
中共中央在全国抗战开始的历史关头，提出的上述抗战路线和战略总方针，成为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奋起持久抗战，克服一切艰难
毛泽东回答斯诺的中心点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主要靠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如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力发展和国际援助等各种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军队应该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对中日战争的趋向和结局，作了精辟的论断，对国际反日联合阵线的建立，提出了纲领性的主张。毛泽东首先就中日两国之间是否还应该进行谈判的问题指出，我们是不拒绝谈判的，我们的和平条件是日本取消对中国的侵略政策，交还东北四省及察哈尔北部，撤退华北驻屯军，停止一切侵略行动，只有在这些原则之下，才进行谈判。一切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谈判，我们都要反对。但是，日本现在是军阀政府，这种谈判的可能并不存在。因此，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德日协定之后，战争的威胁更加紧了一步。毛泽东说：“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即使“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治的崩溃。”[《新华日报》1937年3月23日。]
毛泽东提出：“日本已有他的强盗同盟，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所以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新华日报》1937年3月26日。]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全国抗战爆发前的相当一个时期，中共中央对中日战争的形势，指导中国抗战的路线和方针，以及战争的前途和结局等问题，都有了深入的研究，并反复向全国人民提出自己对抗日战争的一系列主张。
这对推动局部抗战时期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武装抵抗，对促进全国抗战局面的出现，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全国抗战爆发后提出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一）对全国抗战和国防问题的方案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对全国抗战的战略基本方针以及重大国防问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和细致的方案。7月8日发表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提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275页。]
7月15日，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提出：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问题是抗战，“它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这需要我们动员与集中全国一切人力，智力，财力与物力以赴之！”[《解放周刊》第1卷，第12期，1937年7月26日出版。]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中，提出争取实现全国性抗战、反对妥协的总任务及5项主张：
1、全国海陆空军总动员，实现对日抗战；
2、全国人民总动员，实现大规模的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
3、全面的抵抗，根绝日寇在中国的一切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势力与汉奸亲日派；
4、统一的积极的抵抗，采用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
5、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l年版，第292、293页。]
7月23日，毛泽东针对当时国内存在的妥协退让的危险倾向，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以及实行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外交，改良人民的生活，国防教育，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等八大纲领，争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
7月底至8日初，在日军占领平津准备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对抗日的国防有关重大间题，提出了全面的意见：“国防间题我们意见如下：
（1）第一防线张家口、涿州、静海、青岛等处，重点在张家口，应集中第一次决战兵力；
（2）第二防线保定、大同、马厂、潍县等处，应集中优势兵力相机增援第一线，并准备第二线决战；
（3）至于太原、石家庄、沧州等处，仅能作为第三防线，决不能只顾此线而下集中兵力于第一、二线；
（4）目前关键是第一防线；
（5）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
（6）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
（7）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
（8）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力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红军应给予必要的补充；
（9）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犹豫是必败之道。”[洛甫、毛泽东关于国防问题给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的指示，1937年8月4日。]
中共中央还拟定了《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提案”在估计了敌我双方的全面情况后指出：
“根据敌我一般情况之分析及敌我战略之基本方针，应确立对日作战原则如下：
（1）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适当时机，应予以全线之反击，而根本的把日寇从中国赶出去；
（2）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
（3）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适当的时机，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
（4）在必要的战略要点或政治经济的中心，设立坚强之工事，并配置足够的兵力，以籍制敌人；
（5）一切阵地的编成，避免单线的构筑，而应狭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任守备部队的作战要领，亦应采取积极的动作，一般地应反对单纯的死守的防御，只有积极地动作起来，才能完成守备的任务；
（6）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以求得歼灭敌人；
（7）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村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只有在上述作战原则之下，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法，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中央文件汇集》1937年下册，第317页。]
为了推动和促进对全国抗战路线及战略方针的制定，8月上旬，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3人前往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提出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方案，进一步阐述中国共产党对全国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的一贯主张。
11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发言强调：部署动员全国军民，方可取得最后胜利，外交拖延办法只可便利军事准备及民众动员，但不可动摇抗战的决心；主战场在华北方面，不因其局部扰乱过分分散我兵力；黄河北岸之抗战，因交通运输有被切断之可能，故第1、第2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之能力；正面防御不可依赖一线及数线之阵地，宜采用集团工事，并在平原和山地开展广大的运动战、游击战。朱德在发言中侧重指出，在战略上需要持久防御，但在战术上应采取攻势行动；在整个抗战中，政治工作甚为重要，能发挥动员民众和瓦解敌人的重大作用；游击战在抗战中有重要地位，破坏敌人后方、钳制敌人兵力效果甚大。[《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29册（6405―9）。]
中共中央提出的国防问题意见和战略方针、作战原则案，以及中共中央代表在会议上的重要发言，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抗日战争指导案，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洛川会议对抗战路线和战略总方针的制定
全国抗战爆发后，战局变化急剧。日本侵略军7月底占领平津地区，8月中旬，又在华北的平绥铁路东段和华中的上海地区，展开新的战略进攻。
但是，国民政府在日军大规模战略进攻面前，仍不愿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
在此紧迫的形势下，为推动全国抗战的顺利发展，中共中央于8月22至25日，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23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的报告。他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冒险的战争，在战略上不能轻敌。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辅助方向是上海。卢沟桥事件是大规模全国性战争的开始，由于日本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就决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侍久战的结果是中国取得胜利。我们的总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实行抗日的军事，抗日的政治，抗日的财政经济，抗日的教育和抗日的外交，使现在开始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会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是：
（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4）改革政治机构；
（5）抗日的外交政策；
（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7）改良人民生活；
（8）抗日的教育政策；
（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10）抗日的民族团结。
会议通过并于8月25日发表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卢沟桥的挑战和平津的占领，是日寇大举进攻华北的开始，“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在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本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即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的道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企图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与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与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上述的严重弱点”，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决定》最后指出：“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122页。]
中共中央在全国抗战开始的历史关头，提出的上述抗战路线和战略总方针，成为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奋起持久抗战，克服一切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