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
周恩来和张学良谈判以后，中共中央派以叶剑英为首的军事代表驻西安，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举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又委派刘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常驻西安，加强与张学良的联系。与此同时，西北特支联合爱国民主人士组织了“西北抗日救国联合会”，又组织了以张学良为会长的有不少共产党员参加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张学良派人到广西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和山东韩复榘，河北宋哲元，四川刘湘，云南龙云，山西阎锡山，新疆盛世才等部，说明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与杨虎城西北军的联合，在1935年以前，主要是中共地方组织和共产党员（个人）与杨共事。但自“八一宣言”发表后，杨就积极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组织也运用各种关系和渠道，加强对杨的争取工作。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出身贫苦农民，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称帝时，杨参加陕西护国军，与袁作战；1922年以后，结识进步人士杜斌承、共产党人魏野畴等人，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他一直走进步道路，不少共产党员在杨部工作，魏野畴就担任过杨部的政治部主任。
1931年他任陕西省主席时，任命共产党员南汉袁为省府秘书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杨虎城对日本侵略异常愤慨。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省，他向蒋介石要求将17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当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而且资助枪支、弹药。
1936年绥东抗战，杨虎城又多次请缨杀敌，一次再次的爱国要求，都被蒋介石拒绝，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
1935年11月，毛泽东写信给杨虎城，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希望杨和中共的关系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中共中央派徐海东部政委汪锋把信送给杨虎城。汪锋到达杨部后，三次和杨会谈，沟通了中共中央和杨虎城的关系。
1936年4月，由杨虎城资助去德国留学的王炳南回国后，被派到杨部做联络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工作，1936年5月，双方谈判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系，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17路军等问题达成协议。从此以后，17路军在陕北宜川至县（今富县）一线的部队和红军之间，已呈休战状态，未再发生实际上的冲突，只是在蒋介石的威逼下，杨虎城部以打假仗的办法向红军射击，来应付特务的监视。为了加快西北大联合的步伐，毛泽东于1936年8月13日在《致杨虎城》的信中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
张文彬作为中共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被杨委任为少校秘书，从此双方的联系得到了加强。中共与杨虎城的合作也比较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为了实现西北大联合，1936年10月，王炳南在上海经杜重远写信介绍会见张学良，做沟通张学良和杨虎城关系的工作。此后，张、杨消除了误会，增强了团结。经过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工作，在东北军中提出“和杨联共”的口号，两军关系逐步改善。最后，张、杨两将军推诚相见，倾吐真言，成为挚友。
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等40多名红军将领写情给国民党蒋总司令及西北的将领，提出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誓与你们合作到底。”“……西北数十万健儿终会手携手的联合起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
（三）对华北及其它地方实力派的工作
1936年初，刘少奇由陕北到天津负责领导党的北方局和正在蓬勃发展的华北抗日运动。北方局彻底改变“左”的关门主义，采取大刀阔斧的工作方法，通过各种方式，同华北及其他地方实力派、社会名流、爱国团体进行联络，大力争取第29军和宋哲元等倾向抗日。华北抗日救亡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先进地区。
第29军负责平、津一带防务，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前哨。
1935年8月，宋任平津卫戍司令，11月，任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在“一二・九”运动中，群众提出“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等口号，北方局对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了分析之后，认为冀察政务委员会虽然是适应日本要求建立起来的代理机关，但在全国救亡运动高潮的形势下，宋哲元还是动摇的，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此，指出这些口号的错误，并把它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从此以后，群众的救国活动取得了宋哲元的支持。[《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0页。]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给宋哲元写信，阐明国难当头的危机形势，对他表示的抗日愿望和改变对群众救国运动态度表示赞赏，希望29军和红军建立联合战线，并代表中共中央申明：“然弟等甚望先生能干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41页。]
为了促进联合，毛泽东派张经武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宋哲元处做联络工作。1937年春，29军办学兵队，中共党组织利用这个机会，派遣党员参加受训，并给学兵队讲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经过对29军不断的团结争取工作，29军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非常注意做山西阎锡山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把在山西尽早建立国共合作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
当时，阎锡山处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中共多方的复杂矛盾中。日本进攻绥东，威胁到他的生存。蒋介石派10个师进入山西不走，并派特务策动阎军内部搞“河东独立”，企图取而代之。阎锡山则打算利用共产党巩固与发展他的力量。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阎锡山的处境，决定对其加强争取工作。
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致书阎锡山：“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信中通知阎锡山，红军俘虏的晋军第66师第392团团长郭登瀛以下官兵及武器弹药全部送回，并派彭雪枫、周小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阎锡山陈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这时，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自强救国同志会，简称同志会，是阎锡山所属各群众团体的核心组织，成立于1936年5月。]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宋助文等，响应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号召，倡议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取名“抗日救国会”。阎锡山认为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团体，能壮大自己的声势，表示赞成组织民众救国，但不同意组织“抗日救国会”。他定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于1936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亲自担任会长。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刘岱峰等为委员。
阎锡山在1936年秋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和新的干部训练机构军政训练委员会，派专人到北平面邀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回山西。中共北方局派川薄一波为书记，由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5同志组成专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他们于1936年10月到太原，很快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并达成了3条协议，即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不受限制，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并保证安全。
阎锡山同意这些条件后，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任牺盟会常委秘书，主持日常工作。随后，即接办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在中共山西省委配合下，利用统一战线这种形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但开展了山西的抗日局面，而且对于逼蒋走上团结抗日道路也发挥了作用。
毛泽东在1936年8月14日致傅作义的信中指出：“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中共中央、毛泽东同时派出代表到西北、华北、广东、广西、四川等地，向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转达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谈判双方联合的事宜。西南地方实力派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曾提出反蒋抗日口号，并派代表联络东北军张学良，派钱寿康与中共中央商谈联合事宜。毛泽东在1936年9月22日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的信中指出：“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而蒋介石现在还在进行内战，“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而不变”，望能“督促批判，责其更新”。[《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对于他们提出的建立抗日救国协定的建议，毛泽东在信中答复说：“实属绝对必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
从此，中国共产党与李宗仁、白崇禧部建立了联系。
（四）争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和爱国将领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为联合国民党爱国人士和爱国将领，逼蒋抗日，做了大量的工作。毛泽东1936年仅写给他们的信函即达70余封，最多的一天写信9封。
毛泽东在1936年9月18日致宋庆龄的信中，对她在1927年后仍一直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旗帜，真诚和共产党合作，与蒋介石的反动政策进行斗争，表示敬仰，希望她能在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发挥更大作用。毛泽东在信中指出：“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页。]
毛泽东写信给关心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何香凝，赞扬她的革命行动，希望她能促进国共合作。毛泽东1936年12月5日致信抗日将领冯玉祥，赞扬其“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希望“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宋庆龄、何香凝等对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起了重大作用。冯玉祥在敦促蒋介石抗日方面也做了有成效的工作。
1935年7月，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创办了《大众日报》，提出“联合战线、武装抗日”[《救国时报》1936年7月25日。] 的口号，严厉谴责南京政府的卖国独裁政策。毛泽东在1936年9月22日亲笔致信蒋光鼐、蔡廷锴，并派人送去中国共产党8月25日致国民党书和《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毛泽东在信中赞扬他们的爱国行动，希望他们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毛泽东在1936年9月22日还写信致国民党中有影响的人物，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蔡元培，恳切希望他能运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促蒋介石等团结抗日，蔡深受毛泽东来信的感动，努力督促国民党中央走向团结抗日的道路。毛泽东1936年9月8日致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信，引用《三国演义》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话，提出与邵联合。邵力子以后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的实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对在内战中多次交战过的对手朱绍良、王均等人，中国共产党人也不计旧怨，多方联络。
对爱国将领邓室珊的工作早有深厚基础。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邓宝珊即掩护和援助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并任用共产党员葛雾云、杨嘉瑞等人为秘书长、副官。
1932年邓宝珊在兰州任甘肃行署主任期间，不少中共地下工作的党员来到兰州建立了特别支部。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后，邓宝珊积极拥护宣言关于“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曾奔走晋、冀、鲁3省，会晤了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等人，敦促他们同仇敌忾，抗击日寇。1935年11月，毛泽东派汪锋携带他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
周恩来和张学良谈判以后，中共中央派以叶剑英为首的军事代表驻西安，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举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又委派刘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常驻西安，加强与张学良的联系。与此同时，西北特支联合爱国民主人士组织了“西北抗日救国联合会”，又组织了以张学良为会长的有不少共产党员参加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张学良派人到广西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和山东韩复榘，河北宋哲元，四川刘湘，云南龙云，山西阎锡山，新疆盛世才等部，说明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与杨虎城西北军的联合，在1935年以前，主要是中共地方组织和共产党员（个人）与杨共事。但自“八一宣言”发表后，杨就积极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组织也运用各种关系和渠道，加强对杨的争取工作。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出身贫苦农民，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称帝时，杨参加陕西护国军，与袁作战；1922年以后，结识进步人士杜斌承、共产党人魏野畴等人，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他一直走进步道路，不少共产党员在杨部工作，魏野畴就担任过杨部的政治部主任。
1931年他任陕西省主席时，任命共产党员南汉袁为省府秘书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杨虎城对日本侵略异常愤慨。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省，他向蒋介石要求将17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当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而且资助枪支、弹药。
1936年绥东抗战，杨虎城又多次请缨杀敌，一次再次的爱国要求，都被蒋介石拒绝，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
1935年11月，毛泽东写信给杨虎城，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希望杨和中共的关系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中共中央派徐海东部政委汪锋把信送给杨虎城。汪锋到达杨部后，三次和杨会谈，沟通了中共中央和杨虎城的关系。
1936年4月，由杨虎城资助去德国留学的王炳南回国后，被派到杨部做联络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工作，1936年5月，双方谈判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系，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17路军等问题达成协议。从此以后，17路军在陕北宜川至县（今富县）一线的部队和红军之间，已呈休战状态，未再发生实际上的冲突，只是在蒋介石的威逼下，杨虎城部以打假仗的办法向红军射击，来应付特务的监视。为了加快西北大联合的步伐，毛泽东于1936年8月13日在《致杨虎城》的信中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
张文彬作为中共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被杨委任为少校秘书，从此双方的联系得到了加强。中共与杨虎城的合作也比较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为了实现西北大联合，1936年10月，王炳南在上海经杜重远写信介绍会见张学良，做沟通张学良和杨虎城关系的工作。此后，张、杨消除了误会，增强了团结。经过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工作，在东北军中提出“和杨联共”的口号，两军关系逐步改善。最后，张、杨两将军推诚相见，倾吐真言，成为挚友。
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等40多名红军将领写情给国民党蒋总司令及西北的将领，提出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誓与你们合作到底。”“……西北数十万健儿终会手携手的联合起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
（三）对华北及其它地方实力派的工作
1936年初，刘少奇由陕北到天津负责领导党的北方局和正在蓬勃发展的华北抗日运动。北方局彻底改变“左”的关门主义，采取大刀阔斧的工作方法，通过各种方式，同华北及其他地方实力派、社会名流、爱国团体进行联络，大力争取第29军和宋哲元等倾向抗日。华北抗日救亡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先进地区。
第29军负责平、津一带防务，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前哨。
1935年8月，宋任平津卫戍司令，11月，任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在“一二・九”运动中，群众提出“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等口号，北方局对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了分析之后，认为冀察政务委员会虽然是适应日本要求建立起来的代理机关，但在全国救亡运动高潮的形势下，宋哲元还是动摇的，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此，指出这些口号的错误，并把它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从此以后，群众的救国活动取得了宋哲元的支持。[《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0页。]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给宋哲元写信，阐明国难当头的危机形势，对他表示的抗日愿望和改变对群众救国运动态度表示赞赏，希望29军和红军建立联合战线，并代表中共中央申明：“然弟等甚望先生能干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41页。]
为了促进联合，毛泽东派张经武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宋哲元处做联络工作。1937年春，29军办学兵队，中共党组织利用这个机会，派遣党员参加受训，并给学兵队讲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经过对29军不断的团结争取工作，29军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非常注意做山西阎锡山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把在山西尽早建立国共合作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
当时，阎锡山处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中共多方的复杂矛盾中。日本进攻绥东，威胁到他的生存。蒋介石派10个师进入山西不走，并派特务策动阎军内部搞“河东独立”，企图取而代之。阎锡山则打算利用共产党巩固与发展他的力量。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阎锡山的处境，决定对其加强争取工作。
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致书阎锡山：“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信中通知阎锡山，红军俘虏的晋军第66师第392团团长郭登瀛以下官兵及武器弹药全部送回，并派彭雪枫、周小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阎锡山陈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这时，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自强救国同志会，简称同志会，是阎锡山所属各群众团体的核心组织，成立于1936年5月。]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宋助文等，响应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号召，倡议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取名“抗日救国会”。阎锡山认为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团体，能壮大自己的声势，表示赞成组织民众救国，但不同意组织“抗日救国会”。他定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于1936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亲自担任会长。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刘岱峰等为委员。
阎锡山在1936年秋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和新的干部训练机构军政训练委员会，派专人到北平面邀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回山西。中共北方局派川薄一波为书记，由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5同志组成专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他们于1936年10月到太原，很快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并达成了3条协议，即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不受限制，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并保证安全。
阎锡山同意这些条件后，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任牺盟会常委秘书，主持日常工作。随后，即接办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在中共山西省委配合下，利用统一战线这种形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但开展了山西的抗日局面，而且对于逼蒋走上团结抗日道路也发挥了作用。
毛泽东在1936年8月14日致傅作义的信中指出：“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中共中央、毛泽东同时派出代表到西北、华北、广东、广西、四川等地，向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转达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谈判双方联合的事宜。西南地方实力派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曾提出反蒋抗日口号，并派代表联络东北军张学良，派钱寿康与中共中央商谈联合事宜。毛泽东在1936年9月22日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的信中指出：“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而蒋介石现在还在进行内战，“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而不变”，望能“督促批判，责其更新”。[《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对于他们提出的建立抗日救国协定的建议，毛泽东在信中答复说：“实属绝对必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
从此，中国共产党与李宗仁、白崇禧部建立了联系。
（四）争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和爱国将领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为联合国民党爱国人士和爱国将领，逼蒋抗日，做了大量的工作。毛泽东1936年仅写给他们的信函即达70余封，最多的一天写信9封。
毛泽东在1936年9月18日致宋庆龄的信中，对她在1927年后仍一直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旗帜，真诚和共产党合作，与蒋介石的反动政策进行斗争，表示敬仰，希望她能在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发挥更大作用。毛泽东在信中指出：“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页。]
毛泽东写信给关心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何香凝，赞扬她的革命行动，希望她能促进国共合作。毛泽东1936年12月5日致信抗日将领冯玉祥，赞扬其“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希望“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宋庆龄、何香凝等对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起了重大作用。冯玉祥在敦促蒋介石抗日方面也做了有成效的工作。
1935年7月，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创办了《大众日报》，提出“联合战线、武装抗日”[《救国时报》1936年7月25日。] 的口号，严厉谴责南京政府的卖国独裁政策。毛泽东在1936年9月22日亲笔致信蒋光鼐、蔡廷锴，并派人送去中国共产党8月25日致国民党书和《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毛泽东在信中赞扬他们的爱国行动，希望他们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毛泽东在1936年9月22日还写信致国民党中有影响的人物，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蔡元培，恳切希望他能运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促蒋介石等团结抗日，蔡深受毛泽东来信的感动，努力督促国民党中央走向团结抗日的道路。毛泽东1936年9月8日致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信，引用《三国演义》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话，提出与邵联合。邵力子以后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的实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对在内战中多次交战过的对手朱绍良、王均等人，中国共产党人也不计旧怨，多方联络。
对爱国将领邓室珊的工作早有深厚基础。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邓宝珊即掩护和援助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并任用共产党员葛雾云、杨嘉瑞等人为秘书长、副官。
1932年邓宝珊在兰州任甘肃行署主任期间，不少中共地下工作的党员来到兰州建立了特别支部。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后，邓宝珊积极拥护宣言关于“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曾奔走晋、冀、鲁3省，会晤了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等人，敦促他们同仇敌忾，抗击日寇。1935年11月，毛泽东派汪锋携带他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