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的妥协政策，5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关于维护满洲地方治安的处置案》，并于5月17日向中国方面发出照会，声言：“当战乱发展至京、津地区，其祸乱将及于满洲之际，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不得不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施。”[《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116页。]与此同时，向驻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发出了进兵奉天的命令。
1927年6月，张作霖出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了北洋军阀最后一任总管。但张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不愿意永远充当日本的走卒，对日本在东北的筑路、开矿、租地等无理要求，未能全部满足，并有所抵制，日本遂决定除掉张作霖，另选傀儡。1928年6月4日，日军在皇姑屯附近的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点上安放炸药，炸毁退向关外的张作霖的列车，张受重伤不久死去。奉系军阀封锁死讯，声称张只受了轻伤。日军不知虚实，未敢贸然行动。奉军“少帅”张学良秘密返回沈阳，在张作相等人支持下，于7月3日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控制住了局势。
8月，日本利用张作霖丧事，派遣曾任过驻华公使的林权助为吊唁专使，到沈阳活动。林权助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等人多次威胁张学良：如果“与暴乱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书房。1971年版，第139页。]张学良集国难与家仇于一身，坚持和南京政府谈判统一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在与张学良交涉的同时，电告驻日公使，令其抗议日本驻奉天领事干预中国内政。
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也亲自到沈阳，在美国领事馆会见杨宇霆，支持张学良归顺南京。最后，南京政府终于和东北当局达成协议，1928年12月29日凌晨，由张学良等人联名正式通电全国，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东北地区的局势演变，打破了日本侵吞东北的美梦。田中的“积极外交”遭受挫败，田中引咎辞职，而军国主义势力却更为猖獗，河本大作供认：皇姑屯事件之后，“我把石原弄到关东军来做我的助手。从那时起我已拟定了满洲事变的计划”。[森克卫：《满洲事变内幕史》，第279页。]日军的侵略战争准备，继续加紧进行。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前的国内外形势
第三节 “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但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束缚，特别是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逐渐落后于世界，19世纪后半期，遭受西方列强入侵，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近百年忧患之中，涌现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浪潮。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因此，中国又是一个除旧布新、面向近代化发展的新兴国家。有如西方明眼人所预见，中国这头睡狮正在觉醒。日本的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的抗日自卫，正是在这积贫积弱与变革发展的双重因素作用下发生的。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自19世纪以来，中国受尽列强的野蛮侵略。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1856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及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战争，腐朽的清王朝在这些战争中屡屡失败，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宁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清王朝为保住自己的统治，竟不惜公开宣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政府“上谕”（1901年2月14日），中国史学会编《义和团》第4册，1957年版，第87～89页。]人民遭受到空前的困苦，国家陷入严重的危局。
到本世纪初，国土瓜分豆剖，大部被划入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沙皇俄国控制了蒙古和半个东北；日本在割占台湾之后，又进据福建和东北南部；法国侵入广东、广西及四川、云南等地；英国割占香港之后渗入长江流域等大半个中国，并武装侵略西藏；德国进入山东；葡萄牙割占澳门。美国虽没有控制到多少地盘，却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中国实行“利益均沾。”
列强还在中国沿海各大城市或通商口岸掠取所谓“租界”，租界由列强管辖，可以任意使用或转租他人，实际上是一块块的“国中之国”。到本世纪初，租界遍布广州、厦门、天津、汉口及九江等许多重要的通商口岸，仅上海一地就被英、美、法等国租占地方约6万亩。
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是极为贪婪和多方面的。首先是赤裸裸的战争掠夺，通过五次大的战争，英、法、日本等国共勒索中国赔款本利息共12.79亿银两。其次是非法的掠夺性的鸦片贸易，到1914年，列强利用鸦片贸易所掠取的利润总额达20亿银两，约合15亿美元。[蒋建平：《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127页。]
依据协定关税等不平等条约，实行对华不平等贸易，也是列强进行经济掠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列强以商品输出为主要手段，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造成中国连年入超。据统计自1895年到1927年的33年间，入超总额达37亿海关两，平均每年损失外汇达8000万银两之巨。陈绍闻等：《中国近代经济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到本世纪初逐渐转为资本输出为主，投资额逐年递增，1902年为15亿美元以上，1914年为22亿美元以上，1930年接近35亿美元。[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2页。]而各国对华投资，资金大部又来自对中国的直接掠夺。
列强利用借款和投资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矿山、冶金、交通等经济命脉。在财政方面，列强以借款担保等名义，控制了中国当时的主要财政收入渠道如关税、盐税与田赋，从而完全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在金融方面，利用在华投资大办银行，至1913年在华新设银行13家，分支机构85处，到1926年，有外资银行65家，分支机构226处。[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134页。]
1931年，中国华资银行29家，资金总额却只及外资银行的1/4。矿山方面，列强迫中国订立各种条约、合同和协定。例如煤业，列强的投资占全国煤炭总投资比例，1919年为60.6％，1926年为72.1％，其中机械采煤量更占90％以上。[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32～133页。]
冶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只有两家新式冶铁厂，其一是汉阳铁厂，日产铁650吨，为日本借款所控制，另一家合兴铁厂属中国资本，但日产仅12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全国铁产量连同土法生产量在内，70％为外资控制。在交通运输方面，铁路几乎全部为外国资本所控制。到1927年，共建有铁路13040.48公里，而列强直接经营和控制的达11996.54公里，占92％，中国自主的仅1043.94公里，只占8％。[严中平：《中国近代史统计资料选集》，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99页。]
水上运输，出入各通商口岸中外轮船吨位对比，到1930年，中国船只占18.8％，外国船占81.2％。[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7～98页。]
此外，列强还在中国各地开办教堂，派驻传教士，开办学校，实施文化侵略，推行奴化教育，培养其代理人。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鸦片战争后，随着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大量涌入，进一步打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在外国资本侵夺与官僚资本的压榨之下，中国的民族资本发展缓慢而畸形。从行业上看大多集中在投资较少、规模较小的轻、纺工业部门，机器大生产程度低，商业资本远较产业资本额大；从地域上看，大多集中在沿海及各交通口岸，广大内地和农村仍然是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在农村，地主占有大多数土地，农民交租量达5成至8成以上，赋税沉重，甚至预征多年，1926年四川样桐预征税已征到1957年。人民生活困苦，衣食尚无保证，更无力改良土壤和改进生产工具。故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文化极端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展。落后的自然经济与封建政治势力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而列强则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制度，压制中国的民族资本，扼杀中国的革命。中国虽然形式上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实质上已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和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与北洋军阀统治
中国人民富于革命传统，既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也不甘居于反动阶级的封建统治。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总是与封建统治的压迫相结合，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给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双重任务，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
自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斗争开始，中国人民曾先后发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等。这些运动虽然都归于失败，但对于推进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1911年爆发的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将中国的旧民主革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辛亥革命是在中国社会矛盾普遍激化的背景下，由孙中山等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等组织经过多年准备爆发的。1911年四川、广东和湖南等地人民的“保路运动”揭开序幕，10月10日，武昌起义取得成功。
12月初，革命派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变革措施，于1912年3月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极大地冲击了封建专制主义，为近代中国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变化。
但是，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根基雄厚。
近代工业很薄弱，民族资产阶级十分弱小，农业人口占据了社会人口的绝大比例。孙中山等人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一时的成功，随即在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官僚、军阀等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遭受失败。孙中山被迫辞去大总统职，由封建买办官僚的代理人、大野心家袁世凯窃取了政权。袁世凯上台后，对外实行卖国主义，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对内实施专制独裁主义，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并于1915年末演出了一幕复辟帝制的丑剧。中国人民掀起了“护国战争”，讨伐袁的倒行逆施，迫使袁世凯放弃称帝并在忧惧中死去。此后，北洋军阀分裂成三大派，皖系段棋瑞、直系冯国璋和奉系张作霖，分别在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各霸一方，横征暴敛，连年混战，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给人民造成无穷的灾难。
1917年8月，孙中山曾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集合南方军阀势力讨伐北洋军阀，一度出现南北对峙局面。但西南反袁势力很快与北洋军阀实行妥协，护法运动宣告失败。孙中山愤然辞去护法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职，回到上海。护法运动的失败进一步证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政治经济力量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中国革命必须要有新的领导阶级，走新的革命道路。
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
（一）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加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一度得到发展，从而使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派政治力量更加活跃起来。
1919年中国产业工人数量达到200万，交通、邮电等部门工人约100万，此外还有大量的工场手工业工人，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社会新生力量的迅速发展，为中国社会变革开创出了新的局面。
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翌年9月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是杰出代表。新文化运动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革新政治，改良社会，发展现代文化的要求，在1916年袁世凯死后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推动之下，曾得到很大发展。新文化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的专制主义、伦理道德和迷信愚昧，大力宣传了民主和科学；强调人权平等及思想自由，破除了封建主义的束缚
1927年6月，张作霖出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了北洋军阀最后一任总管。但张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不愿意永远充当日本的走卒，对日本在东北的筑路、开矿、租地等无理要求，未能全部满足，并有所抵制，日本遂决定除掉张作霖，另选傀儡。1928年6月4日，日军在皇姑屯附近的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点上安放炸药，炸毁退向关外的张作霖的列车，张受重伤不久死去。奉系军阀封锁死讯，声称张只受了轻伤。日军不知虚实，未敢贸然行动。奉军“少帅”张学良秘密返回沈阳，在张作相等人支持下，于7月3日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控制住了局势。
8月，日本利用张作霖丧事，派遣曾任过驻华公使的林权助为吊唁专使，到沈阳活动。林权助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等人多次威胁张学良：如果“与暴乱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书房。1971年版，第139页。]张学良集国难与家仇于一身，坚持和南京政府谈判统一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在与张学良交涉的同时，电告驻日公使，令其抗议日本驻奉天领事干预中国内政。
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也亲自到沈阳，在美国领事馆会见杨宇霆，支持张学良归顺南京。最后，南京政府终于和东北当局达成协议，1928年12月29日凌晨，由张学良等人联名正式通电全国，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东北地区的局势演变，打破了日本侵吞东北的美梦。田中的“积极外交”遭受挫败，田中引咎辞职，而军国主义势力却更为猖獗，河本大作供认：皇姑屯事件之后，“我把石原弄到关东军来做我的助手。从那时起我已拟定了满洲事变的计划”。[森克卫：《满洲事变内幕史》，第279页。]日军的侵略战争准备，继续加紧进行。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前的国内外形势
第三节 “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但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束缚，特别是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逐渐落后于世界，19世纪后半期，遭受西方列强入侵，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近百年忧患之中，涌现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浪潮。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因此，中国又是一个除旧布新、面向近代化发展的新兴国家。有如西方明眼人所预见，中国这头睡狮正在觉醒。日本的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的抗日自卫，正是在这积贫积弱与变革发展的双重因素作用下发生的。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自19世纪以来，中国受尽列强的野蛮侵略。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1856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及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战争，腐朽的清王朝在这些战争中屡屡失败，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宁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清王朝为保住自己的统治，竟不惜公开宣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政府“上谕”（1901年2月14日），中国史学会编《义和团》第4册，1957年版，第87～89页。]人民遭受到空前的困苦，国家陷入严重的危局。
到本世纪初，国土瓜分豆剖，大部被划入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沙皇俄国控制了蒙古和半个东北；日本在割占台湾之后，又进据福建和东北南部；法国侵入广东、广西及四川、云南等地；英国割占香港之后渗入长江流域等大半个中国，并武装侵略西藏；德国进入山东；葡萄牙割占澳门。美国虽没有控制到多少地盘，却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中国实行“利益均沾。”
列强还在中国沿海各大城市或通商口岸掠取所谓“租界”，租界由列强管辖，可以任意使用或转租他人，实际上是一块块的“国中之国”。到本世纪初，租界遍布广州、厦门、天津、汉口及九江等许多重要的通商口岸，仅上海一地就被英、美、法等国租占地方约6万亩。
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是极为贪婪和多方面的。首先是赤裸裸的战争掠夺，通过五次大的战争，英、法、日本等国共勒索中国赔款本利息共12.79亿银两。其次是非法的掠夺性的鸦片贸易，到1914年，列强利用鸦片贸易所掠取的利润总额达20亿银两，约合15亿美元。[蒋建平：《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127页。]
依据协定关税等不平等条约，实行对华不平等贸易，也是列强进行经济掠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列强以商品输出为主要手段，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造成中国连年入超。据统计自1895年到1927年的33年间，入超总额达37亿海关两，平均每年损失外汇达8000万银两之巨。陈绍闻等：《中国近代经济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到本世纪初逐渐转为资本输出为主，投资额逐年递增，1902年为15亿美元以上，1914年为22亿美元以上，1930年接近35亿美元。[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2页。]而各国对华投资，资金大部又来自对中国的直接掠夺。
列强利用借款和投资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矿山、冶金、交通等经济命脉。在财政方面，列强以借款担保等名义，控制了中国当时的主要财政收入渠道如关税、盐税与田赋，从而完全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在金融方面，利用在华投资大办银行，至1913年在华新设银行13家，分支机构85处，到1926年，有外资银行65家，分支机构226处。[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134页。]
1931年，中国华资银行29家，资金总额却只及外资银行的1/4。矿山方面，列强迫中国订立各种条约、合同和协定。例如煤业，列强的投资占全国煤炭总投资比例，1919年为60.6％，1926年为72.1％，其中机械采煤量更占90％以上。[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32～133页。]
冶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只有两家新式冶铁厂，其一是汉阳铁厂，日产铁650吨，为日本借款所控制，另一家合兴铁厂属中国资本，但日产仅12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全国铁产量连同土法生产量在内，70％为外资控制。在交通运输方面，铁路几乎全部为外国资本所控制。到1927年，共建有铁路13040.48公里，而列强直接经营和控制的达11996.54公里，占92％，中国自主的仅1043.94公里，只占8％。[严中平：《中国近代史统计资料选集》，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99页。]
水上运输，出入各通商口岸中外轮船吨位对比，到1930年，中国船只占18.8％，外国船占81.2％。[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7～98页。]
此外，列强还在中国各地开办教堂，派驻传教士，开办学校，实施文化侵略，推行奴化教育，培养其代理人。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鸦片战争后，随着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大量涌入，进一步打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在外国资本侵夺与官僚资本的压榨之下，中国的民族资本发展缓慢而畸形。从行业上看大多集中在投资较少、规模较小的轻、纺工业部门，机器大生产程度低，商业资本远较产业资本额大；从地域上看，大多集中在沿海及各交通口岸，广大内地和农村仍然是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在农村，地主占有大多数土地，农民交租量达5成至8成以上，赋税沉重，甚至预征多年，1926年四川样桐预征税已征到1957年。人民生活困苦，衣食尚无保证，更无力改良土壤和改进生产工具。故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文化极端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展。落后的自然经济与封建政治势力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而列强则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制度，压制中国的民族资本，扼杀中国的革命。中国虽然形式上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实质上已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和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与北洋军阀统治
中国人民富于革命传统，既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也不甘居于反动阶级的封建统治。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总是与封建统治的压迫相结合，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给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双重任务，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
自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斗争开始，中国人民曾先后发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等。这些运动虽然都归于失败，但对于推进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1911年爆发的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将中国的旧民主革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辛亥革命是在中国社会矛盾普遍激化的背景下，由孙中山等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等组织经过多年准备爆发的。1911年四川、广东和湖南等地人民的“保路运动”揭开序幕，10月10日，武昌起义取得成功。
12月初，革命派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变革措施，于1912年3月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极大地冲击了封建专制主义，为近代中国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变化。
但是，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根基雄厚。
近代工业很薄弱，民族资产阶级十分弱小，农业人口占据了社会人口的绝大比例。孙中山等人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一时的成功，随即在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官僚、军阀等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遭受失败。孙中山被迫辞去大总统职，由封建买办官僚的代理人、大野心家袁世凯窃取了政权。袁世凯上台后，对外实行卖国主义，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对内实施专制独裁主义，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并于1915年末演出了一幕复辟帝制的丑剧。中国人民掀起了“护国战争”，讨伐袁的倒行逆施，迫使袁世凯放弃称帝并在忧惧中死去。此后，北洋军阀分裂成三大派，皖系段棋瑞、直系冯国璋和奉系张作霖，分别在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各霸一方，横征暴敛，连年混战，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给人民造成无穷的灾难。
1917年8月，孙中山曾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集合南方军阀势力讨伐北洋军阀，一度出现南北对峙局面。但西南反袁势力很快与北洋军阀实行妥协，护法运动宣告失败。孙中山愤然辞去护法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职，回到上海。护法运动的失败进一步证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政治经济力量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中国革命必须要有新的领导阶级，走新的革命道路。
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
（一）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加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一度得到发展，从而使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派政治力量更加活跃起来。
1919年中国产业工人数量达到200万，交通、邮电等部门工人约100万，此外还有大量的工场手工业工人，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社会新生力量的迅速发展，为中国社会变革开创出了新的局面。
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翌年9月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是杰出代表。新文化运动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革新政治，改良社会，发展现代文化的要求，在1916年袁世凯死后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推动之下，曾得到很大发展。新文化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的专制主义、伦理道德和迷信愚昧，大力宣传了民主和科学；强调人权平等及思想自由，破除了封建主义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