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睁开了眼，向吴启都的领地望去，只见他睡得很沉稳，瘦猫样身躯起起伏伏。我猜不出此刻他的灵魂是在体内还是体外……
解若愚――
在我乐岭见到的昔日难友中间，解若愚是较为特殊的一个。一是分别数年，他的外貌没有明显变化，如果一定要找到某些变化的话，那就是他比先前胖了些，面色也不错。打眼一端详，会使人觉得他过了几年很滋润的日子。再就是还像从前那样对什么事都满不在乎。比方难友聚首，在人前大多装着不认识，有话背地里说。可解若愚不装样，见了面就问长问短，亲热得很。一言以蔽之，“改造”这把快刀尚未将解若愚砍削成形，这也算是一个奇迹。当天解若愚便以一个先到者的身份向我介绍情况，他说这次转过来的犯人中，当年清水塘的难友有五十多名，分散在七个小队里。我俩所在的第五小队有八名，他对我列数了一通：有俞峰华、高丽金、张克楠、张撰、吴启都、李戍孟。有的我已经见过了，只是没见过张撰和高丽金，他说张撰临时抽调到场部演出队搞舞美，高丽金临时抽调到砖瓦场干活。又说到个人这些年的情况，我说我在兴湖大场和双山农场呆的时间较长，那里的许多难友这次也一块过来了。他说他比我晚一年多离开清水塘，这之后又转了两次场，清河三年，团河两年。他说比较而言清水塘是难忘的。我问为什么。他说一是那里的地理位置好，气候适宜，二是那里的管理相对宽松。他停停又说，特别是我们对“内矛”的那场斗争是很解气的。他问你还记得高冲“审”高干那场面吗？我说记得。他说想起那一幕就令人激动。我说比较而言我还是觉得我乐岭比清水塘要好一些。他问你刚来怎能得出这种结论？我说你知道的，在清水塘当局挑动刑事犯压迫我们政治犯，弄得我们很狼狈。这里现在差不多是清一色的政治犯，就不一样了。他点点头，忽然想起什么问：你见过张克楠了吗？我说见过，点点头而已。他说你还记得清水塘的黄管教抄袭泰戈尔那回事？我说记得，怎么？他说就是张克楠替黄管教捉的刀。我吃了一惊，问你怎么知道的呢？他说张克楠刚来那天清理物品，我看见书堆里有一本《泰戈尔诗选》。我问是真的吗？他说这还有假，我亲眼看见的，不信哪天我从他那里借出来给你看。我说我不是不相信，是觉得张克楠干这种事让人难以置信。最后解若愚说了一句话让我振聋发聩：记住我的话，哪里都不会风平浪静的，不是有句名言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吗？
傻朱――
傻朱是负责我们五小队三个管教中的一个，本名叫朱克俭，可没人叫他的本名，我们犯人当面喊他队长，背地里喊他傻朱（猪），而管教人员喊他大朱，朱与猪音同，因此难说叫的不是大猪。不管是与不是，大猪与朱克俭联系在一起，实在很相称。说“大”是他的身体很魁梧，足有一米九的个头，骨架上坠了少说有一百二十公斤的肉。用“铁塔”形容站在你面前的他一点儿也不为过。说“猪”是他的头脑很简单，动作也迟缓。他负责带班值夜班，两只眼死死地盯着厕所，总怕人夜里借上厕所的机会逃跑。其实在农场已经当了多年犯人的“老右”们谁也不想跑了，如果要跑，傻朱就是把他的眼珠子摘下来挂在厕所门口也看不住。傻朱是不久前从团河农场调来，从团河来的萧恒传播了傻朱一段“佳话”：他老家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姑娘大老远的从河南跑来，想看看北京的天安门。而他却想趁机考验一下姑娘是否艰苦朴素。一大早从食堂买了一挎包馒头背上，就领着姑娘上了路。从大兴县到城里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一趟公共汽车，他愣是不坐，领着姑娘走了整整一上午才到。站在天安门广场一边啃馒头一边看光景。下午还是步行回来。大热天逛北京连根冰棍都没给姑娘买。这考验把姑娘考验怕了，刚谈对象就这么抠门儿，成亲后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遂提出拉倒。他确是傻得可以，不仅不想想对错，却说：这样的姑娘，不会过日子，吹了的好，吹了的好。估计萧恒不会凭空编出这么一段故事来，况且这故事也很符合傻朱的为人。这样的人为什么也当着“精兵强将”调到我乐岭来呢？精肯定是谈不上的，强也仅仅是强在体格上。难道当局竟然要利用这种强将对犯人施加威慑么？我不愿这么想，而事实却做出了回答。那天在地里挖排水沟，一个犯人从水里捞冰凌吃，叫傻朱看见了。他不吭声，迈着熊样的步子走到那犯人跟前，一只手从背后抓住棉袄领子像提小鸡似的往上一提，那个犯人的两脚就离地了。傻朱还不说话，手往前一送，那个犯人就被送进前面的冰水湾里，跌得嗷嗷直叫唤。这时傻朱才开口说话：吃，吃，我叫你吃个够。如这事发生在一般管教身上，来这么一下子也就够了，可傻朱不，他是个照死铆子造的主儿，愣是逼着那个犯人趴在冰水里吃冰。直吃得浑身发抖脸像纸一般白，傻朱才算完。犯人们看着这情景能不感到威慑么？据萧恒讲傻朱在团河以监管犯人严酷著称，殴打犯人是家常便饭。因而他管辖的那个队经常得到队部的表扬。我不由想到了清水塘那位以善做犯人思想工作著称的郝管教，他是个好人，对我们犯人充满友善，希望我们能顺利度过刑期。他这样的人在劳改农场就吃不开，多次受到批评。问题在于犯人并未珍惜郝管教的良苦用心，不仅不把他放在眼里，反倒利用他的宽厚仁慈玩一点为自己谋好处的小伎俩，这也包括我。想到这些心里便颇感内疚，也颇多感触。看来，人是个贱物，不知好歹。由此说来，让傻朱这么个动物对我们施虐施暴倒是天理昭昭的了。
冯俐（梦中）――
先是听见了歌声，是熟悉的《西波涅》。我循歌追去，见辽阔的原野上有一个人在扶犁耕地，是冯俐。心中不免产生疑窦：冯俐咋老是耕地不止呢？我快步奔过去，叫她的名字。看见我冯俐朝我一笑，说你来了。我说来了。她没停下，继续赶牛向前犁，我跟在后面。她说今天天气好，争取多耕几亩地。我问耕完了地就播种吗？她说不播种。我不解，问不播种耕地干啥呢？她反问一句为什么耕地就一定要播种呢？这不是太功利了吗？我心想最近冯俐是咋的啦，怎么净说些着三不着四的话？我没吱声，因为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牛身上，我发现牛走得极缓慢，老态龙钟，吭哧吭哧地直喘气，后来干脆停下来了。冯俐摇摇头说它累了，让它歇会儿吧。我说从前这头牛可是很有力气的，能拉着犁上山。冯俐说你见过？我说见过。冯俐说那时候它行。我问它老了吗？冯俐说老倒不老，如果和人相比，也就相当于你这样的毛头小伙儿吧。我说它的体力与年龄不相称。冯俐说这其中有个缘故。我问什么缘故？她说它阉过了。我有些吃惊，问好好的牛为啥要阉它？冯俐说这还用问么，干活的犍牛都是要阉的，阉了它就心平气和了。就说这头牛，阉之前可以用“初生牛犊不怕虎”来形容，干活是蛮有劲儿，可不听调理，还要耍威风，阉了脾气好多了，顺顺溜溜地拉犁。可见阉是大趋势。我听着不对劲，说这成什么话。冯俐说是的，阉是大趋势。我听她这么强调阉，意识中也似乎有些赞同了，也就不说什么了。这时冯俐说周文祥咱们一起唱个歌吧。我说行。她说唱啥呢？我说还唱《西波涅》。冯俐说不唱它，老掉牙了。我问那唱啥？她说唱《我们的田野》。我说好，就唱《我们的田野》。冯俐看着我，然后把双手举在胸前一挥，我们就唱开了……梦是在唱中醒的。这是我到我乐岭后做的头一个与冯俐有关的梦，所以记得很清楚。醒后心里极难过。这些年我一点不知道她的下落，不知她是死是活。
张撰――
张撰从场部回来取东西，神采飞扬的。见了我热烈地将我抱住，说又见面了老周，太高兴了。我说我也很高兴画家。我又说你给我画的那张画我一直珍藏着呢。他说现在有颜色了，可以画张彩色的。你想要幅什么样的呢？我想起不久前做的与冯俐在一起的梦，心里一动，就说画一个宽阔无边的原野，一个女孩子在扶犁耕地，拉犁的是一头牛（我本想说是阉牛，而转念一想阉牛又如何表现呢？遂作罢），背景里有一棵树。他听了微微闭目，我知道他是在意识里组合这个画面，他张开眼睛说听起来很美，也很有意境。下次回来就把这幅画带给你。因他急着回去，没说更多的话。
李戍孟――
在我乐岭头一眼见李戍孟明显感觉他苍老了。由此我想起小时候听爷爷常念叨的一首“人老先从哪里老”的歌谣，其中有一句是：人老先从头上老，白发多黑发少。这一句正对上了李戍孟。在清水塘时李戍孟便生出了白发，不多，星星点点掺杂在黑发中间，几年工夫，白发与黑发的关系倒置，是星星点点的黑发掺杂在棉絮般的白发中。其实李戍孟才四十岁出头。
据说人的早衰与多种因素有关，如遗传、营养不良、体力透支、骤然打击、精神悲观等。李戍孟属哪种因素所致？难以论断。如果硬要从其中选出一样，我想归于精神是不会错的。因为从生活境况上讲，大家都是一样的，一样的伙食，一样的劳动强度，别的待遇也都差不多。不同处惟在各自的精神世界里。李戍孟的精神一直是压抑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他很投入地写作，恐怕也是一种自我排解方式。我和他在我乐岭监舍里的头一次交谈是背对背的，各人拿一张报纸佯看，轻声地说话。话音被报纸反射到对方耳畔，如果各自将报纸弄成一个弧形，就会合拢成一个小小的话语封闭区。这种不知被哪个犯人发明出来的伎俩被我们犯人广泛地使用，并称之为“我乐岭交谈”。那天我与李戍孟的我乐岭交谈大致如下：
李老师久违了。
五年了吧？
清水塘之后又转了几次场？
三次。团河、广河、我乐岭。
还好吧？
老了，成了白毛男。
我也成了三十多岁的小老头。
你还有几年呢？
不到十个月。
望见地头啦。
你呢？
还有三年半。
也快了。
出去到哪儿？
不知道。
你呢？
不去想。
为什么？
不愿想。
别太消极了，怎么说苦难也是暂时的。
对我无所谓。
不能这么想。
真的无所谓。
李老师你的小说写完了吗？
快完了，剩了个尾巴。
尾巴有多长？
和我剩下的生命一样长。
李老师真逗（后来的事实证明可不是“逗”）。
你想看我的小说吗？
我？可以吗？
想看吗？
想看的。
我给你。
……
高云纯――
K大校友，《有头脑的人，不要这么想》的作者，自称是共产党的不同政见者，对打成右派不鸣冤叫屈，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人，我们在我乐岭不期而遇了。
高云纯高高瘦瘦的，显得有些佝偻，长条脸上架着一副眼镜，常面带笑容。笑的时候眼眯成很细的一道缝，一副天真相。腰上常年扎一条草绳，别一条擦汗的毛巾，拼命地抽烟。他的全部业余时间是到处搜罗卷烟纸，据说窘迫时曾到厕所捡过擦腚纸，当然此说有遭践他之嫌。他卷烟的技术一流，随便撕下一块纸，再从烟荷包里抓出一撮烟末，三卷两卷一根标准的锥形烟卷就夹在指缝里。他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烟鬼，不仅自己抽还蛊惑别人抽，他的说法是烟是好东西，对犯人而言更是好东西。饿了的时候顶一碗饭，冷的时候顶一件衣裳，病了的时候能顶一服药。这人的模样也有些怪，上下不协调。把他从下往上看，不折不扣一个潦倒庄户人模样，可脖子往上，就是另一番“景观”。那颗晃来晃去的头颅以及眼镜后面闪闪发亮的眼神，断不会让你觉得这是颗庄稼人的脑瓜。他的这种身首迥异的情状会使人想到埃及的狮身人面像。细想想这种“狮身人面”现象差不多是我们这些右派犯人的普遍形态，只不过高云纯比别人更分明些罢了。管教人员不断训斥我们说改造得不完全、不彻底，大概就是指这个头颅还没一起变过来吧。
那天头一眼看见扎草绳挂毛巾狮身人面的高云纯，我第一感觉就是此人不一般。还没等生出第二感觉他就从老远向我伸出手，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握着，摇着。说听说你是K大的，我只主动跟K大的人握手。
那天我们没有机会说更多的话，但他还是拣最要紧的一桩告诫我：记住呀老周，站在傻朱面前千万别忘了摘眼镜。
也是后来才知道，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有一回傻朱打了他个冷不防，将眼镜打碎了，差一点儿刺瞎了他的眼，所以他让我这个也戴眼镜的人防备着傻朱的这一击。
张撰――
张撰再次回来仍然情绪高涨，所以能记住他的情绪高涨是因为这里的人都难以情绪高涨。他把我要的那张画画出来了，交给了我。画是用水彩画的，根据我的描绘复原了我的梦境：深褐色原野上一个长发姑娘在扶犁耕地，是背影，人与牛向画面的纵深处走去。树画在右下角，树冠一直向上延伸，一片树叶夸张地伸出来，透视着天空。叶子中间有一个圆洞，一半涂黑一半涂红，我看了不解，问是不是虫子蛀出来的洞。他抿嘴笑笑说可以这么认为，也可
解若愚――
在我乐岭见到的昔日难友中间，解若愚是较为特殊的一个。一是分别数年，他的外貌没有明显变化，如果一定要找到某些变化的话，那就是他比先前胖了些，面色也不错。打眼一端详，会使人觉得他过了几年很滋润的日子。再就是还像从前那样对什么事都满不在乎。比方难友聚首，在人前大多装着不认识，有话背地里说。可解若愚不装样，见了面就问长问短，亲热得很。一言以蔽之，“改造”这把快刀尚未将解若愚砍削成形，这也算是一个奇迹。当天解若愚便以一个先到者的身份向我介绍情况，他说这次转过来的犯人中，当年清水塘的难友有五十多名，分散在七个小队里。我俩所在的第五小队有八名，他对我列数了一通：有俞峰华、高丽金、张克楠、张撰、吴启都、李戍孟。有的我已经见过了，只是没见过张撰和高丽金，他说张撰临时抽调到场部演出队搞舞美，高丽金临时抽调到砖瓦场干活。又说到个人这些年的情况，我说我在兴湖大场和双山农场呆的时间较长，那里的许多难友这次也一块过来了。他说他比我晚一年多离开清水塘，这之后又转了两次场，清河三年，团河两年。他说比较而言清水塘是难忘的。我问为什么。他说一是那里的地理位置好，气候适宜，二是那里的管理相对宽松。他停停又说，特别是我们对“内矛”的那场斗争是很解气的。他问你还记得高冲“审”高干那场面吗？我说记得。他说想起那一幕就令人激动。我说比较而言我还是觉得我乐岭比清水塘要好一些。他问你刚来怎能得出这种结论？我说你知道的，在清水塘当局挑动刑事犯压迫我们政治犯，弄得我们很狼狈。这里现在差不多是清一色的政治犯，就不一样了。他点点头，忽然想起什么问：你见过张克楠了吗？我说见过，点点头而已。他说你还记得清水塘的黄管教抄袭泰戈尔那回事？我说记得，怎么？他说就是张克楠替黄管教捉的刀。我吃了一惊，问你怎么知道的呢？他说张克楠刚来那天清理物品，我看见书堆里有一本《泰戈尔诗选》。我问是真的吗？他说这还有假，我亲眼看见的，不信哪天我从他那里借出来给你看。我说我不是不相信，是觉得张克楠干这种事让人难以置信。最后解若愚说了一句话让我振聋发聩：记住我的话，哪里都不会风平浪静的，不是有句名言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吗？
傻朱――
傻朱是负责我们五小队三个管教中的一个，本名叫朱克俭，可没人叫他的本名，我们犯人当面喊他队长，背地里喊他傻朱（猪），而管教人员喊他大朱，朱与猪音同，因此难说叫的不是大猪。不管是与不是，大猪与朱克俭联系在一起，实在很相称。说“大”是他的身体很魁梧，足有一米九的个头，骨架上坠了少说有一百二十公斤的肉。用“铁塔”形容站在你面前的他一点儿也不为过。说“猪”是他的头脑很简单，动作也迟缓。他负责带班值夜班，两只眼死死地盯着厕所，总怕人夜里借上厕所的机会逃跑。其实在农场已经当了多年犯人的“老右”们谁也不想跑了，如果要跑，傻朱就是把他的眼珠子摘下来挂在厕所门口也看不住。傻朱是不久前从团河农场调来，从团河来的萧恒传播了傻朱一段“佳话”：他老家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姑娘大老远的从河南跑来，想看看北京的天安门。而他却想趁机考验一下姑娘是否艰苦朴素。一大早从食堂买了一挎包馒头背上，就领着姑娘上了路。从大兴县到城里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一趟公共汽车，他愣是不坐，领着姑娘走了整整一上午才到。站在天安门广场一边啃馒头一边看光景。下午还是步行回来。大热天逛北京连根冰棍都没给姑娘买。这考验把姑娘考验怕了，刚谈对象就这么抠门儿，成亲后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遂提出拉倒。他确是傻得可以，不仅不想想对错，却说：这样的姑娘，不会过日子，吹了的好，吹了的好。估计萧恒不会凭空编出这么一段故事来，况且这故事也很符合傻朱的为人。这样的人为什么也当着“精兵强将”调到我乐岭来呢？精肯定是谈不上的，强也仅仅是强在体格上。难道当局竟然要利用这种强将对犯人施加威慑么？我不愿这么想，而事实却做出了回答。那天在地里挖排水沟，一个犯人从水里捞冰凌吃，叫傻朱看见了。他不吭声，迈着熊样的步子走到那犯人跟前，一只手从背后抓住棉袄领子像提小鸡似的往上一提，那个犯人的两脚就离地了。傻朱还不说话，手往前一送，那个犯人就被送进前面的冰水湾里，跌得嗷嗷直叫唤。这时傻朱才开口说话：吃，吃，我叫你吃个够。如这事发生在一般管教身上，来这么一下子也就够了，可傻朱不，他是个照死铆子造的主儿，愣是逼着那个犯人趴在冰水里吃冰。直吃得浑身发抖脸像纸一般白，傻朱才算完。犯人们看着这情景能不感到威慑么？据萧恒讲傻朱在团河以监管犯人严酷著称，殴打犯人是家常便饭。因而他管辖的那个队经常得到队部的表扬。我不由想到了清水塘那位以善做犯人思想工作著称的郝管教，他是个好人，对我们犯人充满友善，希望我们能顺利度过刑期。他这样的人在劳改农场就吃不开，多次受到批评。问题在于犯人并未珍惜郝管教的良苦用心，不仅不把他放在眼里，反倒利用他的宽厚仁慈玩一点为自己谋好处的小伎俩，这也包括我。想到这些心里便颇感内疚，也颇多感触。看来，人是个贱物，不知好歹。由此说来，让傻朱这么个动物对我们施虐施暴倒是天理昭昭的了。
冯俐（梦中）――
先是听见了歌声，是熟悉的《西波涅》。我循歌追去，见辽阔的原野上有一个人在扶犁耕地，是冯俐。心中不免产生疑窦：冯俐咋老是耕地不止呢？我快步奔过去，叫她的名字。看见我冯俐朝我一笑，说你来了。我说来了。她没停下，继续赶牛向前犁，我跟在后面。她说今天天气好，争取多耕几亩地。我问耕完了地就播种吗？她说不播种。我不解，问不播种耕地干啥呢？她反问一句为什么耕地就一定要播种呢？这不是太功利了吗？我心想最近冯俐是咋的啦，怎么净说些着三不着四的话？我没吱声，因为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牛身上，我发现牛走得极缓慢，老态龙钟，吭哧吭哧地直喘气，后来干脆停下来了。冯俐摇摇头说它累了，让它歇会儿吧。我说从前这头牛可是很有力气的，能拉着犁上山。冯俐说你见过？我说见过。冯俐说那时候它行。我问它老了吗？冯俐说老倒不老，如果和人相比，也就相当于你这样的毛头小伙儿吧。我说它的体力与年龄不相称。冯俐说这其中有个缘故。我问什么缘故？她说它阉过了。我有些吃惊，问好好的牛为啥要阉它？冯俐说这还用问么，干活的犍牛都是要阉的，阉了它就心平气和了。就说这头牛，阉之前可以用“初生牛犊不怕虎”来形容，干活是蛮有劲儿，可不听调理，还要耍威风，阉了脾气好多了，顺顺溜溜地拉犁。可见阉是大趋势。我听着不对劲，说这成什么话。冯俐说是的，阉是大趋势。我听她这么强调阉，意识中也似乎有些赞同了，也就不说什么了。这时冯俐说周文祥咱们一起唱个歌吧。我说行。她说唱啥呢？我说还唱《西波涅》。冯俐说不唱它，老掉牙了。我问那唱啥？她说唱《我们的田野》。我说好，就唱《我们的田野》。冯俐看着我，然后把双手举在胸前一挥，我们就唱开了……梦是在唱中醒的。这是我到我乐岭后做的头一个与冯俐有关的梦，所以记得很清楚。醒后心里极难过。这些年我一点不知道她的下落，不知她是死是活。
张撰――
张撰从场部回来取东西，神采飞扬的。见了我热烈地将我抱住，说又见面了老周，太高兴了。我说我也很高兴画家。我又说你给我画的那张画我一直珍藏着呢。他说现在有颜色了，可以画张彩色的。你想要幅什么样的呢？我想起不久前做的与冯俐在一起的梦，心里一动，就说画一个宽阔无边的原野，一个女孩子在扶犁耕地，拉犁的是一头牛（我本想说是阉牛，而转念一想阉牛又如何表现呢？遂作罢），背景里有一棵树。他听了微微闭目，我知道他是在意识里组合这个画面，他张开眼睛说听起来很美，也很有意境。下次回来就把这幅画带给你。因他急着回去，没说更多的话。
李戍孟――
在我乐岭头一眼见李戍孟明显感觉他苍老了。由此我想起小时候听爷爷常念叨的一首“人老先从哪里老”的歌谣，其中有一句是：人老先从头上老，白发多黑发少。这一句正对上了李戍孟。在清水塘时李戍孟便生出了白发，不多，星星点点掺杂在黑发中间，几年工夫，白发与黑发的关系倒置，是星星点点的黑发掺杂在棉絮般的白发中。其实李戍孟才四十岁出头。
据说人的早衰与多种因素有关，如遗传、营养不良、体力透支、骤然打击、精神悲观等。李戍孟属哪种因素所致？难以论断。如果硬要从其中选出一样，我想归于精神是不会错的。因为从生活境况上讲，大家都是一样的，一样的伙食，一样的劳动强度，别的待遇也都差不多。不同处惟在各自的精神世界里。李戍孟的精神一直是压抑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他很投入地写作，恐怕也是一种自我排解方式。我和他在我乐岭监舍里的头一次交谈是背对背的，各人拿一张报纸佯看，轻声地说话。话音被报纸反射到对方耳畔，如果各自将报纸弄成一个弧形，就会合拢成一个小小的话语封闭区。这种不知被哪个犯人发明出来的伎俩被我们犯人广泛地使用，并称之为“我乐岭交谈”。那天我与李戍孟的我乐岭交谈大致如下：
李老师久违了。
五年了吧？
清水塘之后又转了几次场？
三次。团河、广河、我乐岭。
还好吧？
老了，成了白毛男。
我也成了三十多岁的小老头。
你还有几年呢？
不到十个月。
望见地头啦。
你呢？
还有三年半。
也快了。
出去到哪儿？
不知道。
你呢？
不去想。
为什么？
不愿想。
别太消极了，怎么说苦难也是暂时的。
对我无所谓。
不能这么想。
真的无所谓。
李老师你的小说写完了吗？
快完了，剩了个尾巴。
尾巴有多长？
和我剩下的生命一样长。
李老师真逗（后来的事实证明可不是“逗”）。
你想看我的小说吗？
我？可以吗？
想看吗？
想看的。
我给你。
……
高云纯――
K大校友，《有头脑的人，不要这么想》的作者，自称是共产党的不同政见者，对打成右派不鸣冤叫屈，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人，我们在我乐岭不期而遇了。
高云纯高高瘦瘦的，显得有些佝偻，长条脸上架着一副眼镜，常面带笑容。笑的时候眼眯成很细的一道缝，一副天真相。腰上常年扎一条草绳，别一条擦汗的毛巾，拼命地抽烟。他的全部业余时间是到处搜罗卷烟纸，据说窘迫时曾到厕所捡过擦腚纸，当然此说有遭践他之嫌。他卷烟的技术一流，随便撕下一块纸，再从烟荷包里抓出一撮烟末，三卷两卷一根标准的锥形烟卷就夹在指缝里。他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烟鬼，不仅自己抽还蛊惑别人抽，他的说法是烟是好东西，对犯人而言更是好东西。饿了的时候顶一碗饭，冷的时候顶一件衣裳，病了的时候能顶一服药。这人的模样也有些怪，上下不协调。把他从下往上看，不折不扣一个潦倒庄户人模样，可脖子往上，就是另一番“景观”。那颗晃来晃去的头颅以及眼镜后面闪闪发亮的眼神，断不会让你觉得这是颗庄稼人的脑瓜。他的这种身首迥异的情状会使人想到埃及的狮身人面像。细想想这种“狮身人面”现象差不多是我们这些右派犯人的普遍形态，只不过高云纯比别人更分明些罢了。管教人员不断训斥我们说改造得不完全、不彻底，大概就是指这个头颅还没一起变过来吧。
那天头一眼看见扎草绳挂毛巾狮身人面的高云纯，我第一感觉就是此人不一般。还没等生出第二感觉他就从老远向我伸出手，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握着，摇着。说听说你是K大的，我只主动跟K大的人握手。
那天我们没有机会说更多的话，但他还是拣最要紧的一桩告诫我：记住呀老周，站在傻朱面前千万别忘了摘眼镜。
也是后来才知道，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有一回傻朱打了他个冷不防，将眼镜打碎了，差一点儿刺瞎了他的眼，所以他让我这个也戴眼镜的人防备着傻朱的这一击。
张撰――
张撰再次回来仍然情绪高涨，所以能记住他的情绪高涨是因为这里的人都难以情绪高涨。他把我要的那张画画出来了，交给了我。画是用水彩画的，根据我的描绘复原了我的梦境：深褐色原野上一个长发姑娘在扶犁耕地，是背影，人与牛向画面的纵深处走去。树画在右下角，树冠一直向上延伸，一片树叶夸张地伸出来，透视着天空。叶子中间有一个圆洞，一半涂黑一半涂红，我看了不解，问是不是虫子蛀出来的洞。他抿嘴笑笑说可以这么认为，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