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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暂无联系方式
更新时间:2017-10-25 13:16:22
境,颇有踏入历史沧桑的神秘之感,某种异样的感情在我心中奔突,这是我第一次踏上燃烧的异国的土地,而且那里是我从未到过的亚热丛林。

    首先到达的是被敌机轰炸成一片废墟的同登。很快又到达了谅山,此时夜色漆黑,除了黑黝黝的山影和断壁残垣中的几星灯光外,我就不知道谅山是什么样子。那时,我就想到要去看一看奠边府。

    既然孙洪林都认为我去奠边府的困难很多。恐怕真要去不成了。但是,越是如此,我去考察奠边府的欲望反而强烈起来,应该想到我去那里的有利条件。那里是我们自己的高炮团而不是苏修设置导弹的区域。

    奠边府的炮火曾经使世界为之撼动,当时的驻越法军司令亨利・纳瓦尔将军亲临视察了这个要塞。他在这里屯兵一万,还有五千名预备队可以随时调来支援。他非常乐观,却又慎重地提醒他的下属说:

    “我们占领这个地方,越盟没有进一步抵抗。但我知道他们是一定要来的。奠边府虽然是个只有百来家东倒西歪的房屋的村庄,但它素有‘边县之位’之称,它的战略重要性,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为兵家所共识。……我们守住奠边府,就是守住了胜利。……”

    尽管这位司令官说得平淡无味。而且也没有守住他的胜利。但他向世人展示了奠边府的神秘色彩!引起人们探究的兴趣,谁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之后不想去看看滑铁卢呢?我应该到奠边府去!因为我们的军事顾问团在那里战斗过,那辉煌的战胜者的旗帜上闪耀着中华男儿的智慧和心血;更何况,现在,我们的高射炮正在守卫着奠边府的天空呢?

    不管是新闻记者还是作家,亲!临其境,他就有了发言权,就不是人云亦云,就不是来自第二手、第三手的材料,他的所见所写所想就具有了某种权威性。在我来越南之前,就被告知首先到达的地点是安沛。那时,我查阅的是一本一比七百五十万的袖珍世界地图,用直线衡量,从安沛到奠边府,还不到二百公里,但实际上却遥远得多也困难得多,它要穿越义路省和山萝省,翻过许多山林和河流。

    面对着目前的种种困难,我去奠边府的决心动摇了,可是,我内心的欲望之火却迅猛地升腾起来,“现在不去,更待何时?”就像到达北京不去故宫、不去长城,到达莫斯科不去红场,到达巴黎不去罗浮宫一样,那将是终生的遗憾,也许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又想起,奠边府引起举世震撼的那些岁月。

    那时,法国空军侦察机看到越盟的战壕迅猛地向法军阵地延伸,向河内指挥部报告这一情况后,纳瓦尔将军要给奠边府守军空投一批尸音控测器,奠边府守军说:“没有必要了。我们可以听见他们挖掘的声音。……”

    那时,全世界报纸的头版上都充满了奠边府的消息,成为全球所瞩目的焦点。

    法国《世界报》写道:“奠边府的医生们正面临着忍耐的极限,堆积如山的伤员等待着换药,浮满尸体的河水只能用孔眼极密的过滤器一点一滴地过滤,饮用水只够供给那些因干渴而昏迷的人。……”那时法国反战的《费加罗报》的大字标题是《他们完蛋了!》

    在1953年1月20日就职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早些时候曾向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递交过一份备忘录,他说:“请允许我再次引用历史,我们之所以未能制止东条英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团结一致的及时行动。从那时开始了多年的悲剧和危险。”

    这就是说,艾森豪威尔希望盟国共同来干预越南的局势了。那时,美国曾准备采取一次“兀鹰行动”,从马尼拉派出二百架轰炸机摧毁越盟的阵地以营救法国守军,保住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桥头堡。……

    后来,还有消息表明,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了一项计划:准备用三颗小型原子弹,毁灭越盟阵地。又有消息表明:这项轰炸计划被当时的国会领导人――尤其是林登・约翰逊制止了。一向对共产主义恨之入骨的丘吉尔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极端危险的”。但是,正是这个制止“兀鹰行动”的林登・约翰逊现在却在越战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他是不是也会想到驻越美军将来也会有个“奠边府”呢?

    此时,中国人民的援越抗法和援越抗美,在我盯视着“奠边府”三个字时,便溶为一体了,当年曾在高平、七溪、奠边府战斗过的孙洪林支队长的感触应当更为深刻吧?我决心争取在他的帮助下,即使涉艰历险,也要去拜访“奠边府”这位中越并肩战斗的历史见证人!

    第五章

    (一)历史之魂

    晚上,我一见孙洪林,就再次表达了想去奠边府的愿望。

    “如果非去不可。”孙洪林郑重地说,“我想,总是有办法的,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先去找黎东辉,你们也是本家嘛。”然后又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你到底是真黎还是假黎?”

    这的确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在国内,尤其是北方,姓黎的很少,而化名姓黎的又挺多,凡是同姓的见面必须寻根究底到底谁是真黎。

    我说我是真黎,孙洪林笑笑说:“黎东辉肯定也是真黎,刚才你说应把中国人民援越抗法援越抗美联系在一起,那你就应该从刘永福和冯子材抗法写起。……你去访问他,可以把更深远的历史反映出来。……”

    “我听苏军医说,你的回忆录已经写好了。

    “离完成还相去甚远,关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我写了大约有五万字的草稿,都放在国内,关于援越抗法我只写了个提纲,还画了个草图,都在黎东辉那里。所以,我可以跟你长谈,至于援越抗美,我只能留到回国后再说。历史,越往后看得越清楚,现在国内那个样子,我看,连我写的抗战部分和解放战争部分都成问题,当时的领导差不多都打倒了,历史都要重写。

    孙洪林凄苦地叹了口气,吸了几口烟,他的思绪好像也在吐出的烟雾之中,我不想提醒他也不想打扰他,任凭他的思绪随意飞翔,他好像从回忆的漩流中飘浮上来,说得非常随意:

    “这几年,我在这个竹棚里读了很多书。”他指了指小书架,“我看了《东周列国志》,看了《战国策》,还看了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富勒写的《西洋世界军事史》。……”

    我走近他的书架,意外地发现还有一部《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王伯祥选注的《史记选》。我告诉他,这些书。在国内已经当作四旧和封资修给扫掉了。

    “那部‘格兰特船长’是乔干事借给我的,”孙洪林说,“有时我也需要消遣消遣。我不懂文学创作,可是,我希望你这次来越南,不只是写些好人好事,要写得大一点,高一点,要讲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不要光写革命性和优良品格,还是写点智慧,还要有点哲理。……如果你只写些‘铁锤响叮当,汗水湿衣裳’,我早向你声明过,我是不想看的!”

    我不由地笑了,反问道:“你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指什么?能谈得具体一点吗?……”

    “当然可以,就说冯子材抗法取得谅山大捷之后,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和《中法天津条约》吧,许多史书上都斥责清政府腐败无能,是历史上少有的‘战胜求和’的外交失败,《中法天津条约》则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我并不想替满清政府抱屈,也绝不否认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这是现实。可是,这种简单的结论虽然没有风险,却没有历史价值和思辨色彩,没有写出满清政府为什么‘战胜求和’来!是的,国家弱了,就要被人家欺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总有个利弊权衡。……”

    说到这里,孙洪林沉思了一下,有点愤慨;

    “辱骂弱者指责失败者是最保险的,可是,对人对事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才会公正,谁敢说列宁与德、奥集团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是丧权辱国呢?根据条约,苏俄不但丧失西部大片领土和外高加索的部分领土,而且还交付了大量的赔款。如果我来写这个条约,我就要写出那时的全局来,写出那时的背景来。……”

    “是啊,是啊!”我表示赞成他的观点,我说,“关键是能不能彻底取胜,如果不能彻底取胜,就不如乘初胜而收场,这时的谈判是有条件的,可以讨价还价,可以取得对方的让步,如果打败了再求和,那只能是城下之盟了,无条件投降,割地再加上赔款。……”

    “在这方面列宁的解释是完全正确的,当你病在床上,强盗持枪抢劫,你不交出钱包,就连性命也搭上,如果交出钱包,等你养好了身体,不但把钱包夺回来还可杀死强盗。不知进退不懂屈伸,那是愚蠢,不是勇敢。……”

    “左派幼稚病嘛。……这些话在国内是不能谈的,现在只是关起门来说。”

    显然,我的这种推心置腹使孙洪林甚为感动。倾诉衷肠这是一种人生的精神需求,尽管有“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还是有人甘冒惹祸之险而仗义执言。人人都珍惜自己久久思索的成果,渴望得到友人的承认或是换取更深入的交流。像我们这种没有利害冲突的朋友关系,最容易畅所欲言。

    “不综合就不能分析,这就需要了解当时的历史全局。”孙洪林回到藤条沙发上,扳倒第一个指头,“一,首先看谅山大捷消灭了多少敌人有生力量,有的史料说近千,其实法军伤亡还不到三百人。当时法军败退的主因是统帅尼格里受了重伤。……战争,并不是一次胜负就决定结局的,如果法军再继续增兵,冯子材还能打胜吗?历史上不是有百战百胜一败而失天下,百战百败一胜而得天下的先例吗?再看条约:清政府下令越北战场的中国军队分期撤回国内;法军则解除对台湾和北海的封锁。这算不算是一种让步呢?……可以研究。”

    “问题是不能只盯着中法战场!……还要看看有没有后顾之忧,”

    “完全正确。”孙洪林兴奋得拍了一下茶几,“中法停战协定是1885年4月签订的,在此之前(1884年12月4日)朝鲜发生了‘甲申政变’,日本利用政变插手朝鲜事务,1885年3月,日本派全权大使与清政府谈判‘甲申政变’后的朝鲜地位问题。这是明目张胆的趁火打劫,为了腾出手来对付日本,不能不在4月4日匆匆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不然,你就会腹背受敌,遭受日、法两强的南北夹击。……”

    “这是清政府的一种痛苦的选择!”

    “或者叫弱者的选择!”孙洪林同意说,“或者叫别无选择!就像富了必然放债,穷了必然借债一样,弱了就要挨打。……”

    “如果按某些史料批评的那样,当时清政府根本不要跟法国、日本谈判,坚决与他们死拚到底,结果会怎么样?”我说。

    “你这是向小学生提的问题,鸦片战争打过没有?甲午海战打过没有?……哪一次不是战败而后割地赔款?当今世界,仍然是弱肉强食的法则。如果当时,清政府不签停战协定,把兵力财力投入越南抗法战场,日本从朝鲜进入东北,沙俄也趁机扑来,英国也不甘落后,再来一次北京失守,圆明园已无物可焚,故宫却可以燃烧,那时,会不会被史家指责为不知进退,不懂得乘胜谈判见好快收呢?……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研究。……”

    “历史就像一盘走过的棋,胜负已经不可更改。”我慎审地说,“如果复盘分析每一步的得失,那就会气象万千,肯定会争论不休,甚至会推磨。对于中法战争的结局,应该怎样认识,按利弊互见的法则那就很可能众说纷经,因为我曾经参加过编写军史的讨论,大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因为未发生的事情,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可变因素太多了。那时,我们在研究一次战役中,是不是应该对敌人的后方兵站作一次偷袭,有人说偷袭成功,对战役必然产生有利影响,但有人却认为偷袭不成功就会给战役带来很大不利。到底成功还是不成功,那就看当时双方的智勇状态,谁也无法预计到当时有多少偶然和意外,一次应该成功的伏击,很可能由于一个战士走火招致失败。……”

    “当然,当然,”孙洪林因我对他的论点略存异议而变得振奋起来,“凡事总有上中下三策,但也看客观的条件,曹操和袁绍对起阵来处处得心应手,和诸葛亮对起阵来就败走华容小道,所以很多兵家因为把握不了客观变化,往往陷入迷信,用占卜来决狐疑。……”

    “这就是矛和盾的关系,矛利则盾不坚,盾坚则矛不利。是吧?……”

    “历史既是死的又是活的,所以,我希望你把这段历史写活,而不是写死。因为许多真理和谬误都是相对的,还要分阶段看,所以历史不断地重写。你说秦灭六国是好还是坏?你说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好还是坏?暴力和掠夺是资本主义得以成长的摇篮。可是,如果美洲还是印第安人的天下,还有没有现代文明?除非人类再回到原始状态。可是,原始状态就是合理的幸福的吗?原始人的生活会不会更悲惨、斗争更惨酷呢?人类应该向何处去?过去我们走苏联十月革命的路,今天,我们却要打倒苏联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日本侵略中国,当然是坏事,可是,不妨想一想,如果没有八年抗战,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是工农红军在西北再来一次长征呢还是早就实现了社会主义呢?还是新军阀依然连年混战不休呢?……”孙洪林忽然停住了,欢快地笑笑,“我们这样胡思乱想,是不是滑边了?滑进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圈套里去了?”

    “是的。”我也欢快地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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