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到以前的那段日子时，她就嫉妒我。弗罗拉从没结过婚，她这一辈子根本没什么幸福而言，现在又人老珠黄。”
“你结过婚吗？”我问道。
“好多次。但都没持续多长时问。结婚后，男人变得占有欲特别强，想让你赚钱，但你真的去做时，他们又不高兴。”她喝了一口啤酒，然后坐下来问我，“玛吉，你结婚了吗？”
“我不会再结婚了。”
“你的想法可不好。”
弗罗拉从屋子里走出来，手里抱着一大堆绿色的像海浪一样的褶边，她在门廊地上铺了一条白床单，把那些衣服放在上面，然后递给米雪针、线、钩状的扣子和锁扣眼的机器，她说：“每个领子上一个。”然后就不声不响地回屋了。
米雪拿起一件衣服，胡乱找着衣服领子处的拉链。
“很可笑，不是吗？”她穿上针，在线尾处打上结，“这些小姑娘们马上就要15岁了，她们的家人为了给她们准备这宴会，不知要花多少钱――给她们的每一个朋友都做一身衣服，简直像一个婚礼，有宴席、乐队、几百位客人，还有在教堂由神父主持的仪式。花这么多钱，你知道为什么吗？”
“15岁是这些女孩最好的时光。”她开始熟练地往衣领上缝扣子，“她们的父母之所以举行这样的宴会，是因为以后就没有什么机会、也没有什么内容可以庆祝了。她们当中大多数还是学生，但有的女孩在这个年龄就怀了孕，如果这个宴会中有婚礼的话，顺便就由神父给主持了，这样就可以掩人耳目，然后就是生孩子，被老公殴打，整天被老公拼命干。呶，一个15岁的女孩就这样完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女孩都这样。”
她在衣服上打了个结，然后咬断线：“对我来说可不怎么样，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15岁时，离家出走到北部，在那儿我找到了第一份跳舞的工作，我干得很出色，当然我隐瞒了年龄，我说我已经18岁了。在长滩北部，我开始接客，他们通常给我很多小费。我回到洛杉矶是因为我母亲病了，我在她身边照顾她。”
“米雪，你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弗兰迪是什么时候吗？”
“当然记得，那好像就在昨天晚上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她接着缝扣子，“就在他遇害的前一天晚上，他来俱乐部看我，我已经很久没见他了，那一阵子他到别的地方工作去了。”
“那天晚上，你和他一起出去了吗？”
“没有，当时我正在俱乐部跳舞，他要了一杯酒，一边和几个朋友聊天，一边远远地看着我。”她笑了几声，“我也看着他。那天我有一个在长滩北部认识的朋友也来看我，出于礼貌，我介绍他们认识，事实上，我并不想让他俩认识，因为我的那个朋友打扮起来可是个漂亮女人。”
“他们俩没出去吗？”
“我没看到他们出去。”
“我想最好能找到她，或许从她那儿能了解些情况。”
“这不可能了。”米雪低下头接着缝衣服，“因为她已经死了。”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她站了起来，抱着手里的衣服去接电话，我隐约听到她最后几句话：“我恐怕得到8点钟以后才能到你那儿，雅洛布先生，我去你那里之前请先别睡觉，你想要买些什么？”
7
我回到家时，屋子里漆黑一片，静得一点儿声音也没有。我们在这儿住了差不多一年了，但我有时一进来仍然觉得非常陌生，就像闯进了别人家一样。这是一所很漂亮的、老式的南帕萨德纳风格的房子，房主是麦克的一个老朋友。他从祖母那继承了这幢房子，他给我们订的房租很低，条件是我们得帮他把褪了色的屋子重新装饰一下，直到恢复以前的样子。在这房子里我们不能进行大的改动，我们只想暂住一段时间，一接到麦克的退休通知就会搬走。在这段时间里，我把旧金山的房子也租了出去。
我走进一楼的工作间，从电话留言机上取下记录：麦克因为要安排葬礼的事要晚些回家；迈克尔在学校要上数学辅导课；杰克・纽克斯特想知道明天早晨在哪儿见面；我姐姐情况很好；我的女儿已经到了休斯顿，我的房客已经交了租金；芬吉需要拄拐两个星期；塞尔有些超时工作的问题；发电机已经换了另一台；兰娜解雇了布兰迪。
在凯茜去休斯顿以后，这幢大房子越发显得寂静，这使老鲍泽也显得孤苦伶仃。它现在大约50磅重，嘴上套着大套，被绳子拴着躺在院门边上，它灰褐色的眼睛低垂着，显得特别可怜。我想带它出去走走，或许会好些。于是我换上一套运动装，牵着它出去跑步，一直跑到公园那儿。
天气变得又湿又热，我感到有些累，所以我放慢脚步，慢慢地跑，鲍泽也懒洋洋地随着我慢了下来。
慢慢地跑了大约两公里后，我又开始大步跑起来。我觉得此时头脑很清醒，呼吸也很畅通，接着我开始向一个上坡街道跑去。这时，麦克的声音仿佛在我耳边响起：“你永远不会成功的，小家伙，在上坡时，你根本跑不快，小宝贝……”一想起这些话，我跑得更卖力了，我跑上街道的顶端，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穿过公园跑回了家。
“我们中的某些人就像马一样，不时需要一点刺激才能把事情做好。”麦克・弗林特经常说。
鲍泽这时十分兴奋，它拖着绳子在院子里找到它的水盆喝了几口水，然后跑到巨大的鳄梨树下凉凉的土地上躺了下来，沉重地喘着气。
当我走进厨房时，诱人的饭菜香味扑鼻而来，麦克正在把食物从饭店的包装盒里往盘子里放。
“一个叫布兰迪的人给你打过电话。”他看见我说。
“他听起来怎样？”
“他好像喝醉了。”
“今晚他再来电话，你帮我接一下好吗？我不想现在和他谈，等他清醒后再说吧。”
“你想让我帮你应付他吗？你们怎么了？”
“其实也没什么，他把事情搞糟了，所以兰娜解雇了他。”
“现在我倒成了你的秘书了。”
“你不帮忙就算了，我可以把电话接到留言机上。”
“如果来电话时我在旁边，我肯定会接的，但是我要修一下凯茜房间的下水道。”他舀起一勺褐色的东西问，“这是什么？”
我看着桌上盘子里的东西，努力地回忆我点过什么菜，因为这东西看起来就没胃口，而且从没吃过。麦克递给我一杯冰镇的白葡萄酒，我抿了几口后，觉得自己又饿又累，所以也没在乎是什么菜，随便吃了几口。
“多谢你的酒，麦克。”我说。
“还有你的吻，麦克。”他模仿我的口气细声说。
“多谢你的吻，麦克。”我跟着他说，然后我走过去，拉起他的衬衣，把我湿湿的手放在他温暖的后背上，用我的鼻子轻轻碰他扎人的脖子，“我想饭前洗个澡，好吗？”
“停水了。”他说。
他跟我说过凯茜房间下水管的事，这儿总有一些基础设施需要修理。我只能用瓶装水洗了洗脸和手，然后又回到桌边。
麦克说：“我跟凯茜通过电话了，她一切都好，而且还很高兴。”
“我想她。”
“她会适应那里的。”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特别想她。”
他冲我眨了眨眼睛，做出滑稽的样子逗我：他竖起脑袋，鼓起腮帮，然后眯起眼睛，眼角的皱纹全都叠在了一起，像个老寿星一样。我忍不住笑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我只想马上扑到他怀里，让他抱住我不放。
吃完饭后，我们把桌子收拾好，把碗碟先放进水池里，等到有水时再洗。
我们一起走出厨房。“你今晚带我去见安冬尼・刘易斯吗？”我问他。
“我想先把水管修好再说。”
“那就晚了。”
他吻了我肩膀一下说：“安冬尼・刘易斯哪儿也不会去，只有天黑后他才会出去和舞女鬼混。”
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格罗莉亚・马库斯也会参加海克特的葬礼吗？”
“她敢去，我就杀了她！”
“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把这一幕也拍下来。”
麦克上楼修水管去了，我则走进工作室为我对安冬尼的采访做准备。
1974年，安冬尼・刘易斯还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在圣・昆延被关了九年，出来后他一直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麦克是通过缓刑处才找到他――他住在一个闹市区东部的精神病过渡疗养院里。
我先给吉多打了一个电话。
“今晚我们要去安冬尼那儿。”我说，“我想能有个人帮我拍摄。”
“我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那地方可能又小又暗，麦克会和我们一起去，还会带上枪。”
吉多“啊”了一声，显然有些吃惊。
我和吉多曾在一起工作多年，负责一系列国际新闻工作，而且每一次进行得都很顺利。在萨尔多丛林中的一次事故之后，我改行做别的了，而吉多还继续做他的工作。他一直记着我，经常给我写信，并且每年都给我寄圣诞卡。后来，他也改变了主意不干了，起初，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电影学院任教，接下来我聘用他做了我的摄影顾问，他的学生也作为实习生参加我的节目。现在他有稳定的收入，体面的社会地位，很有责任感，仍然像小伙子一样，做事风风火火。他说他会在一小时内赶到我家。
在吉多来之前，我拿出警方关于安冬尼・刘易斯的文件。他曾因弗兰迪的凶杀案被查过，因为在70年代中期，他曾经诱引并袭击过五名警察，杀死其中三名，重伤一名。而且警察并不是他攻击的惟一的目标――他还杀过两名大学生，还用砍刀砍伤过一名。
刚开始时，警方四处寻找能把刘易斯和弗兰迪的死联系起来的线索，但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私人关系。随后，警方又开始寻找政治原因。他们调查了安冬尼・刘易斯和一些反对警方的反动组织之间的潜在联系，从黑人穆斯林到一些守旧的党派发现了一些线索。
刘易斯的家被搜查过，并没有什么违法的东西。他们很穷，但是生活却很稳定。我不知道审判机关有没有确认刘易斯是否有犯罪动机，我甚至怀疑刘易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许他心里正在想该如何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
假设一个警察被杀，他的同事们应该会像疯牛一样，不顾法律的约束四处搜查。但是事实却相反：搜查进行得非常谨慎、彻底，丝毫不漏，调查弗兰迪案件的警察从各个方面想把安冬尼・刘易斯联系到这个案子上，他们从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嫌疑犯，他们一开始就把他当成凶犯来分析。
我拿着文件慢慢踱来踱去，看警方写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报告。
安冬尼・阿瑟・刘易斯，1952年2月22日出生于洛杉矶，母亲名叫奥菲莉亚・金西，是一个单身女人，共生过五个孩子。金西夫人靠救济金生活，是这个家的顶梁柱。
安冬尼・刘易斯于1970年从公立高中毕业，他的每门功课平均都在3.2分以上，这在当时是很不错的成绩。他向几所本地的大学申请奖学金，但都没成功，后来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里德大学录取了他――那所学校是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专门收取成绩不优秀的学生。他在1970年9月至1972年5月期间在那儿学习，之后被开除。他的成绩单上写着：对待学习没有积极性。
里德大学并没有什么好名气，那只是一所很普通的学校。在与那儿的学生及他的老师的交谈中并没有发现刘易斯与什么反动组织，包括黑色穆斯林有什么关系，别人都说他是一个很喜欢孤独的人，没有什么亲近的朋友。
1972年被学校开除后，刘易斯回到洛杉矶，接下来就很少露面。他母亲也很少看到他，他经常变换工作。从1972年7月到1974年7月，他共做过五份报酬很低的工作。他的同事说他的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只有恼怒时才有所不同。有两次，他因与主管发生暴力冲突和对抗而失业，他的老板也因他过去的事而蔑视他。那年七月份以后，他对找工作已不抱什么希望，所以，他对社会及政府开始持仇恨的态度。
到1974年7月，刘易斯已积郁了四年的失望和仇恨，正好当时他遇到了一个儿时的朋友罗伯特・沃特金斯。这个人说服刘易斯接受穆斯林观点，刘易斯把黑色穆斯林的报纸《穆罕默德真言》带回他母亲的家里。“我自小把他养大，一直是基督教徒。”奥菲丽亚・金西对警方说，“他以为自己是什么，竟改成信仰穆罕默德。”
刘易斯可能改变了宗教信仰，但是他的生活习惯却没有改变：他吸烟、喝酒，还吃烧烤猪肉。我想他加入这个组织可能只是想让自己变成一个有威慑力的人。
1975年3月19日，他的穆斯林朋友罗伯特・沃特金斯被捕了，因无故杀害一名叫搭便车的人而被宣判有罪。
旧金山有一个声名狼藉的死亡使者般的杀手，他杀害白人并给警方送去自吹自擂的字条。当洛杉矶也出现类似的一些犯罪活动时，人们都心惊胆战，以为那个杀手又来到这个城市，或者他又训练出一个和他一样的人。1973年12月12日到1974年11月27日之间，在洛杉矶市内及郊区共发生了七起凶杀案及企图谋杀执法人员的案件，而且有四条街上的凶杀案和袭击事件似乎是同
“你结过婚吗？”我问道。
“好多次。但都没持续多长时问。结婚后，男人变得占有欲特别强，想让你赚钱，但你真的去做时，他们又不高兴。”她喝了一口啤酒，然后坐下来问我，“玛吉，你结婚了吗？”
“我不会再结婚了。”
“你的想法可不好。”
弗罗拉从屋子里走出来，手里抱着一大堆绿色的像海浪一样的褶边，她在门廊地上铺了一条白床单，把那些衣服放在上面，然后递给米雪针、线、钩状的扣子和锁扣眼的机器，她说：“每个领子上一个。”然后就不声不响地回屋了。
米雪拿起一件衣服，胡乱找着衣服领子处的拉链。
“很可笑，不是吗？”她穿上针，在线尾处打上结，“这些小姑娘们马上就要15岁了，她们的家人为了给她们准备这宴会，不知要花多少钱――给她们的每一个朋友都做一身衣服，简直像一个婚礼，有宴席、乐队、几百位客人，还有在教堂由神父主持的仪式。花这么多钱，你知道为什么吗？”
“15岁是这些女孩最好的时光。”她开始熟练地往衣领上缝扣子，“她们的父母之所以举行这样的宴会，是因为以后就没有什么机会、也没有什么内容可以庆祝了。她们当中大多数还是学生，但有的女孩在这个年龄就怀了孕，如果这个宴会中有婚礼的话，顺便就由神父给主持了，这样就可以掩人耳目，然后就是生孩子，被老公殴打，整天被老公拼命干。呶，一个15岁的女孩就这样完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女孩都这样。”
她在衣服上打了个结，然后咬断线：“对我来说可不怎么样，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15岁时，离家出走到北部，在那儿我找到了第一份跳舞的工作，我干得很出色，当然我隐瞒了年龄，我说我已经18岁了。在长滩北部，我开始接客，他们通常给我很多小费。我回到洛杉矶是因为我母亲病了，我在她身边照顾她。”
“米雪，你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弗兰迪是什么时候吗？”
“当然记得，那好像就在昨天晚上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她接着缝扣子，“就在他遇害的前一天晚上，他来俱乐部看我，我已经很久没见他了，那一阵子他到别的地方工作去了。”
“那天晚上，你和他一起出去了吗？”
“没有，当时我正在俱乐部跳舞，他要了一杯酒，一边和几个朋友聊天，一边远远地看着我。”她笑了几声，“我也看着他。那天我有一个在长滩北部认识的朋友也来看我，出于礼貌，我介绍他们认识，事实上，我并不想让他俩认识，因为我的那个朋友打扮起来可是个漂亮女人。”
“他们俩没出去吗？”
“我没看到他们出去。”
“我想最好能找到她，或许从她那儿能了解些情况。”
“这不可能了。”米雪低下头接着缝衣服，“因为她已经死了。”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她站了起来，抱着手里的衣服去接电话，我隐约听到她最后几句话：“我恐怕得到8点钟以后才能到你那儿，雅洛布先生，我去你那里之前请先别睡觉，你想要买些什么？”
7
我回到家时，屋子里漆黑一片，静得一点儿声音也没有。我们在这儿住了差不多一年了，但我有时一进来仍然觉得非常陌生，就像闯进了别人家一样。这是一所很漂亮的、老式的南帕萨德纳风格的房子，房主是麦克的一个老朋友。他从祖母那继承了这幢房子，他给我们订的房租很低，条件是我们得帮他把褪了色的屋子重新装饰一下，直到恢复以前的样子。在这房子里我们不能进行大的改动，我们只想暂住一段时间，一接到麦克的退休通知就会搬走。在这段时间里，我把旧金山的房子也租了出去。
我走进一楼的工作间，从电话留言机上取下记录：麦克因为要安排葬礼的事要晚些回家；迈克尔在学校要上数学辅导课；杰克・纽克斯特想知道明天早晨在哪儿见面；我姐姐情况很好；我的女儿已经到了休斯顿，我的房客已经交了租金；芬吉需要拄拐两个星期；塞尔有些超时工作的问题；发电机已经换了另一台；兰娜解雇了布兰迪。
在凯茜去休斯顿以后，这幢大房子越发显得寂静，这使老鲍泽也显得孤苦伶仃。它现在大约50磅重，嘴上套着大套，被绳子拴着躺在院门边上，它灰褐色的眼睛低垂着，显得特别可怜。我想带它出去走走，或许会好些。于是我换上一套运动装，牵着它出去跑步，一直跑到公园那儿。
天气变得又湿又热，我感到有些累，所以我放慢脚步，慢慢地跑，鲍泽也懒洋洋地随着我慢了下来。
慢慢地跑了大约两公里后，我又开始大步跑起来。我觉得此时头脑很清醒，呼吸也很畅通，接着我开始向一个上坡街道跑去。这时，麦克的声音仿佛在我耳边响起：“你永远不会成功的，小家伙，在上坡时，你根本跑不快，小宝贝……”一想起这些话，我跑得更卖力了，我跑上街道的顶端，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穿过公园跑回了家。
“我们中的某些人就像马一样，不时需要一点刺激才能把事情做好。”麦克・弗林特经常说。
鲍泽这时十分兴奋，它拖着绳子在院子里找到它的水盆喝了几口水，然后跑到巨大的鳄梨树下凉凉的土地上躺了下来，沉重地喘着气。
当我走进厨房时，诱人的饭菜香味扑鼻而来，麦克正在把食物从饭店的包装盒里往盘子里放。
“一个叫布兰迪的人给你打过电话。”他看见我说。
“他听起来怎样？”
“他好像喝醉了。”
“今晚他再来电话，你帮我接一下好吗？我不想现在和他谈，等他清醒后再说吧。”
“你想让我帮你应付他吗？你们怎么了？”
“其实也没什么，他把事情搞糟了，所以兰娜解雇了他。”
“现在我倒成了你的秘书了。”
“你不帮忙就算了，我可以把电话接到留言机上。”
“如果来电话时我在旁边，我肯定会接的，但是我要修一下凯茜房间的下水道。”他舀起一勺褐色的东西问，“这是什么？”
我看着桌上盘子里的东西，努力地回忆我点过什么菜，因为这东西看起来就没胃口，而且从没吃过。麦克递给我一杯冰镇的白葡萄酒，我抿了几口后，觉得自己又饿又累，所以也没在乎是什么菜，随便吃了几口。
“多谢你的酒，麦克。”我说。
“还有你的吻，麦克。”他模仿我的口气细声说。
“多谢你的吻，麦克。”我跟着他说，然后我走过去，拉起他的衬衣，把我湿湿的手放在他温暖的后背上，用我的鼻子轻轻碰他扎人的脖子，“我想饭前洗个澡，好吗？”
“停水了。”他说。
他跟我说过凯茜房间下水管的事，这儿总有一些基础设施需要修理。我只能用瓶装水洗了洗脸和手，然后又回到桌边。
麦克说：“我跟凯茜通过电话了，她一切都好，而且还很高兴。”
“我想她。”
“她会适应那里的。”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特别想她。”
他冲我眨了眨眼睛，做出滑稽的样子逗我：他竖起脑袋，鼓起腮帮，然后眯起眼睛，眼角的皱纹全都叠在了一起，像个老寿星一样。我忍不住笑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我只想马上扑到他怀里，让他抱住我不放。
吃完饭后，我们把桌子收拾好，把碗碟先放进水池里，等到有水时再洗。
我们一起走出厨房。“你今晚带我去见安冬尼・刘易斯吗？”我问他。
“我想先把水管修好再说。”
“那就晚了。”
他吻了我肩膀一下说：“安冬尼・刘易斯哪儿也不会去，只有天黑后他才会出去和舞女鬼混。”
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格罗莉亚・马库斯也会参加海克特的葬礼吗？”
“她敢去，我就杀了她！”
“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把这一幕也拍下来。”
麦克上楼修水管去了，我则走进工作室为我对安冬尼的采访做准备。
1974年，安冬尼・刘易斯还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在圣・昆延被关了九年，出来后他一直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麦克是通过缓刑处才找到他――他住在一个闹市区东部的精神病过渡疗养院里。
我先给吉多打了一个电话。
“今晚我们要去安冬尼那儿。”我说，“我想能有个人帮我拍摄。”
“我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那地方可能又小又暗，麦克会和我们一起去，还会带上枪。”
吉多“啊”了一声，显然有些吃惊。
我和吉多曾在一起工作多年，负责一系列国际新闻工作，而且每一次进行得都很顺利。在萨尔多丛林中的一次事故之后，我改行做别的了，而吉多还继续做他的工作。他一直记着我，经常给我写信，并且每年都给我寄圣诞卡。后来，他也改变了主意不干了，起初，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电影学院任教，接下来我聘用他做了我的摄影顾问，他的学生也作为实习生参加我的节目。现在他有稳定的收入，体面的社会地位，很有责任感，仍然像小伙子一样，做事风风火火。他说他会在一小时内赶到我家。
在吉多来之前，我拿出警方关于安冬尼・刘易斯的文件。他曾因弗兰迪的凶杀案被查过，因为在70年代中期，他曾经诱引并袭击过五名警察，杀死其中三名，重伤一名。而且警察并不是他攻击的惟一的目标――他还杀过两名大学生，还用砍刀砍伤过一名。
刚开始时，警方四处寻找能把刘易斯和弗兰迪的死联系起来的线索，但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私人关系。随后，警方又开始寻找政治原因。他们调查了安冬尼・刘易斯和一些反对警方的反动组织之间的潜在联系，从黑人穆斯林到一些守旧的党派发现了一些线索。
刘易斯的家被搜查过，并没有什么违法的东西。他们很穷，但是生活却很稳定。我不知道审判机关有没有确认刘易斯是否有犯罪动机，我甚至怀疑刘易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许他心里正在想该如何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
假设一个警察被杀，他的同事们应该会像疯牛一样，不顾法律的约束四处搜查。但是事实却相反：搜查进行得非常谨慎、彻底，丝毫不漏，调查弗兰迪案件的警察从各个方面想把安冬尼・刘易斯联系到这个案子上，他们从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嫌疑犯，他们一开始就把他当成凶犯来分析。
我拿着文件慢慢踱来踱去，看警方写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报告。
安冬尼・阿瑟・刘易斯，1952年2月22日出生于洛杉矶，母亲名叫奥菲莉亚・金西，是一个单身女人，共生过五个孩子。金西夫人靠救济金生活，是这个家的顶梁柱。
安冬尼・刘易斯于1970年从公立高中毕业，他的每门功课平均都在3.2分以上，这在当时是很不错的成绩。他向几所本地的大学申请奖学金，但都没成功，后来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里德大学录取了他――那所学校是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专门收取成绩不优秀的学生。他在1970年9月至1972年5月期间在那儿学习，之后被开除。他的成绩单上写着：对待学习没有积极性。
里德大学并没有什么好名气，那只是一所很普通的学校。在与那儿的学生及他的老师的交谈中并没有发现刘易斯与什么反动组织，包括黑色穆斯林有什么关系，别人都说他是一个很喜欢孤独的人，没有什么亲近的朋友。
1972年被学校开除后，刘易斯回到洛杉矶，接下来就很少露面。他母亲也很少看到他，他经常变换工作。从1972年7月到1974年7月，他共做过五份报酬很低的工作。他的同事说他的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只有恼怒时才有所不同。有两次，他因与主管发生暴力冲突和对抗而失业，他的老板也因他过去的事而蔑视他。那年七月份以后，他对找工作已不抱什么希望，所以，他对社会及政府开始持仇恨的态度。
到1974年7月，刘易斯已积郁了四年的失望和仇恨，正好当时他遇到了一个儿时的朋友罗伯特・沃特金斯。这个人说服刘易斯接受穆斯林观点，刘易斯把黑色穆斯林的报纸《穆罕默德真言》带回他母亲的家里。“我自小把他养大，一直是基督教徒。”奥菲丽亚・金西对警方说，“他以为自己是什么，竟改成信仰穆罕默德。”
刘易斯可能改变了宗教信仰，但是他的生活习惯却没有改变：他吸烟、喝酒，还吃烧烤猪肉。我想他加入这个组织可能只是想让自己变成一个有威慑力的人。
1975年3月19日，他的穆斯林朋友罗伯特・沃特金斯被捕了，因无故杀害一名叫搭便车的人而被宣判有罪。
旧金山有一个声名狼藉的死亡使者般的杀手，他杀害白人并给警方送去自吹自擂的字条。当洛杉矶也出现类似的一些犯罪活动时，人们都心惊胆战，以为那个杀手又来到这个城市，或者他又训练出一个和他一样的人。1973年12月12日到1974年11月27日之间，在洛杉矶市内及郊区共发生了七起凶杀案及企图谋杀执法人员的案件，而且有四条街上的凶杀案和袭击事件似乎是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