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嫉妒也脱不了关系。她大气不喘就生了五个孩子，泰瑞莎·戴利再怎么努力却只生了两个女儿，一男未得。不过你要是让她讲下去，她就会开始提起戴利太太多次流产的故事。
老妈和戴利太太平常会聊天。女人喜欢贴身憎恨对方，这样攻击的力道才强。我从来没见过老爸和戴利先生对话超过两字。两人最紧密的联系（是因为工作，还是生育方面的嫉妒，我不清楚）也就是每年对话一两回，就是当老爸喝得太醉，摇摇晃晃过门不入，跑到三号去的时候。他会在路上颠颠倒倒，猛踹栏杆，吼着要麦特·戴利像个男人出来和他打一架，直到老妈和谢伊（要是老妈去办公室当清洁工，就由卡梅尔、谢伊和我）出去说服他回家。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感觉整条街都竖起耳朵窃窃私语，幸灾乐祸。但戴利家从来不开窗，也不开灯，最困难的就是扶老爸绕过楼梯的转角。
我们冒雨跑到三号门口。“待会儿进去之后，”凯文敲门时，我对他说，“由你负责开口。”
他吓了一跳。“我？为什么是我？”
“帮个忙，就跟他们说箱子是怎么找到的，之后再由我接手。”
他看来不大高兴，但我们家小凯一向喜欢讨人欢心，而且他还来不及想出不伤和气的办法要我有事自理，这时候房门就开了，戴利太太探头出来。
“凯文，”她说，“你好——”她认出我，双眼圆睁，打嗝似的喘息一声。
我柔声细气说：“戴利太太，很抱歉打扰您，我们方便进去吗？”
她一手捣住胸口，小凯之前提到她的指甲，果然没错。“我不……”
只要是警察，都晓得怎么进犹豫不决的人家里。“我只是不想让箱子淋雨，”我假装拿不稳手提箱说，“我觉得您和戴利先生应该看一下这个箱子，这东西很重要。”
凯文在我后头，神情局促不安。戴利太太朝楼梯上方张口大喊：“麦特！”眼睛始终盯着我们。
“妈？”诺拉从客厅出来说。她已经长大了，身上那件洋装就是证明。“是谁——天哪，弗朗科？”
“如假包换。嗨，诺拉。”
“老天。”诺拉说了一句，眼神越过我的肩头向楼梯瞄去。
在我印象中，戴利先生是穿着开襟毛衣的阿诺·施瓦辛格。没想到他个子不高，纤瘦结实，腰杆笔直，头发剪得很短，下颚线条刚硬。他打量我，下颚收得更紧，接着对我说：“我们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我朝凯文瞟了一眼。“戴利先生，”他急忙接口，“我们真的、真的需要给您看一样东西。”
“你想拿什么东西给我们看都行，但你哥哥必须滚出我家。”
“我知道他不该来，但我对天发誓，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这事很重要，真的，我们能不能……拜托？”
凯文太棒了，双脚左右踮步，挤出疲惫的眼神，看来尴尬、笨拙又焦急，赶走他就像赶走毛茸茸的大牧羊犬一样残忍。难怪这小子会做业务。“我们并不想打扰两位，”他低声下气加了一句，加强效果。“但实在不晓得该怎么办。五分钟就好？”
过了半晌，戴利先生神情僵硬，百般不愿点了点头。要是有凯文充气娃娃，我一定会花钱买一个放在后车厢，随时应付紧急状况。
他们带我们走进客厅，感觉比老妈家的客厅明亮，东西也少。素色哔叽地毯，墙壁没贴壁纸，只用乳白色油漆粉刷过，墙上挂着一张约翰·保罗二世肖像和一张裱框工会海报，房里看不到花边盘垫或石膏鸭。
我们小时候常在左邻右舍跑进跑出，但我从来没有到过这个房子。我一直希望他们邀我进来，就像你极度渴望一样东西，别人却告诉你你不够资格一样，让你更加心痒难熬。然而，这不是我心目中的场景。我想象的是自己一手搂着萝西，她手戴戒指，身上一件昂贵外套，肚子里怀了孩子，脸上笑容灿烂。
诺拉要我们坐在咖啡桌旁，我发现她想去拿茶和饼干，但又打消念头。我将提箱放在桌上，刻意装模作样戴上手套（戴利先生一家可能宁愿见到警察，也不要见到麦奇家的人），将垃圾袋拆开。“你们之前看过这个箱子吗？”我问。
沉默了一秒。接着，戴利太太轻叹一声，既像喘息又像呻吟，同时去抓提箱。我即时伸手阻止：“我得请您别碰这个箱子。”
戴利先生哑着嗓子：“哪里……”他从齿缝吸一口气说，“你是从哪里拿到的？”
我问：“你们认得这个箱子吗？”
“是我的，”戴利太太紧握着关节说，“蜜月旅行买的。”
“你是在哪里拿到的？”戴利先生说，音量稍微提高，脸庞涨成不健康的红色。
我眉毛一挑，向凯文使了个眼色。整体而言，他说得很好，讲了建筑工人、出生证明和电话。我像讲解救生衣的空姐一样一边出示箱里的东西，一边观察戴利家的反应。
我离开那年，诺拉大约十三四岁，还是个肩膀浑圆、矮矮胖胖的小女孩，头发又鬈又曲，对自己过早发育的身材一点也不满意。不过，结局倒是皆大欢喜。如今她身材和萝西一样让人眼睛发直，虽然不再丰腴，但性感依旧。
在这个少女刻意不吃不喝，永远暴躁易怒的时代，这样的身材已经不复见了。她比萝西矮了三五公分，深棕色头发和灰眼眸，不像萝西那样色彩缤纷，但两人还是颇为神似。仔细看不觉得，乍看就会搞混。不是一眼就看得到的雷同，而是肩膀的角度与脖子的弧线，还有她听人说话的姿态：完全静止，手掌包着另一只手的手肘，眼睛直直盯着凯文。这些都和萝西太像了。很少人能坐着不动听人说话。萝西是第一名。
戴利太太也变了。
我还记得她脾气火爆，时常在门前的台阶抽烟，翘起一边臀部坐上栏杆，用双关语让我们男孩子听得面红耳赤，在她嘶哑的笑声中落荒而逃。或许因为萝西离开，或许因为戴利先生和二十二年的岁月，让她整个人泄了气，弯腰驼背，眼窝下垂，感觉很需要抗焦虑药振奋一下。
然而，最让我在意的，是我青少年时期没从年轻的戴利太太身上看出来的一件事：除去蓝色眼影、爆炸头和轻微的疯狂，她就是萝西的倒影。而我一旦看出两人的相似，便再也无法视若无睹，就像闪过眼前的全息相片，怎么瞄都看得见。假如萝西没死，多年下来可能变得和她母亲一样，想到这点我的神经不禁紧了一下。
不过，我越看戴利先生，就越觉得他像他自己。他身上那件格格不入的毛背心换过一两枚扣子，耳鬓毛发修剪整齐，胡子刚刮完。他昨晚一定带着刮胡刀到诺拉家，在她载他们回家之前刮好胡子。
戴利太太身体抽搐，呜咽一声咬住自己的手，看我翻动手提箱。诺拉深呼吸了两次，仰头用力眨眼。戴利先生表情完全不变，只有脸色越来越白。当我举起出生证明时，他脸颊的肌肉抽动一下，仅此而已。
凯文交代完毕瞄了我一眼，想确定做对没有。我将萝西的螺纹衬衫收进箱子，将盖子合上。屋里彻底沉寂了几秒。
之后，戴利太太呼吸困难地说：“但箱子怎么会跑到十六号？萝西不是带着它到英国去了吗？”
她语气里的确定让我心跳暂停。我问：“你怎么知道？”
她瞪大眼睛：“因为箱子在她离开之后就不见了。”
“你怎么确定她去了英国？”
“当然，因为她留了字条给我们，向我们道别。莎娜西家的年轻人和莎莉·荷恩家的一个小孩拿来的，在她离开后第二天。他们在十六号发现的，上头清楚写着她去英国了。我们起先以为你和她……”戴利先生微微一晃，动作气愤僵硬。戴利太太匆匆眨了眨眼睛，没往下说。
我假装没注意。“嗯，我想大家都这么认为，”我语气轻松地说，“你们什么时候发现我们没在一起？”
没人回答，于是诺拉说：“好久了，可能有十五年吧，在我结婚之前。我有天在店里遇见洁琪，她说她又和你联系上了，你住在都柏林。她说萝西自己一个人走了，没有跟你同行，”她目光从我身上飘向手提箱，又飘回我身上，眼睛忽然睁大，“你认为……你觉得她去哪里了？”
“我还没有任何想法，”我用最和悦的官腔回答，仿佛萝西是一般失踪女孩。“除非多知道一点信息。萝西离家之后，有给你们任何音讯吗？电话、信件或遇到某人于是托他向你们传话？”
这时，戴利太太脱口而出：“当然没有。我们当时还没有电话，她怎么可能打过来？后来装了电话，我就去找你妈咪、洁琪和卡梅尔，我说，要是你们家的弗朗科和你们联系，记得来找我，告诉他这个号码，要他叫萝西打电话回家，就算讲个一分钟也好，不管是圣诞节或——不过，我一听说她没有和你一起走，就知道她不会打来了，因为她根本不晓得这个号码，不是吗？她可以写信，但萝西，她做事总是按照自己的步调。不过，我二月就要六十五岁了，她会寄卡片来的，她不会错过的——”
她的语气变得又尖又急，带着一丝不悦。戴利先生握住她的手，握了一会儿，她咬紧双唇，而凯文似乎想融进沙发座垫里，希望消失不见。
诺拉轻声说：“没有，一个字也没有。我们起初以为……”她匆匆瞄了一眼父亲。她应该觉得萝西和我私奔之后，她家一定会和萝西断绝关系。“但即使当我们知道你没有和她在一起，还是认为她在英国。”戴利太太微微仰头，抹去一滴泪水。
所以，就这样，我没办法速战速决，和我家人挥手道别，将昨晚从我心里抹去，回到我个人的“近正常”状态；我也没机会灌醉诺拉，哄出萝西的电话号码。戴利先生没有看着任何人，语气沉重说：“我们必须报警。”
我想藏住自己眼神里的怀疑，可惜差了一点。“对，是可以报警。我家人的第一直觉也是如此，但我想你们更应该想清楚，到底要不要这么做。”
他狐疑看我一眼，问：“为什么不？”
我叹息一声，伸手拂过头发。“听我说，”我说，“我也很想告诉你们警方会非常重视这件事，但没办法。可以的话，我也很希望箱子能够接受指纹和血迹鉴证，这还是最起码的——”戴利太太将脸埋在手里惊声尖叫。“但这么一来，得先有案件编号，好让案子分派给某位警察，而警察必须提出申请才会进行鉴证。但我现在可以告诉各位，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会投入大量资源，去办一个或许连犯罪都算不上的案子。悬案组、失踪人口组和一般勤务组肯定会互踢皮球，踢上好几个月，直到他们觉得无聊为止。他们会双手一摊，将它扔到地下室某处的档案柜里。你们必须有心理准备。”
诺拉问：“但你呢？你难道不能申请鉴证？”
我遗憾地摇头说：“照规定不行，没办法。这件事再怎么牵，也不可能由我组里负责。只要进入警察系统，我就无能为力了。”
“可是，”诺拉坐直身子，一脸机敏看着我说，“万一不走警察系统，只交给你呢？你能不能……有没有办法可以……”
“你说靠关系，私下进行？”我扬起眉毛，作势思考。“嗯，我想应该可以，但你们必须确定想要这么做才行。”
“我想。”诺拉说得毫不犹豫。当机立断，和萝西一样。“除非你不愿意帮忙，弗朗科。但假如你有办法，那就拜托了。”
戴利太太点点头，从袖口摸出纸巾擤了擤鼻子。“难道她不在英国？真的吗？”
她在求我，语气令人心痛。凯文身体一颤。“有可能，”我柔声回答，“没错。假如你们将这件事交给我，我想我应该可以顺便调查。”
“哦，天哪，”戴利太太悄声说，“哦，天哪……”
我问：“戴利先生？”
漫长的沉默。戴利先生双手交握夹在两膝之间，静静注视着提箱，仿佛没有听见。
最后他终于开口，对我说：“我不喜欢你，讨厌你和你家人，这点不用掩藏。”
“嗯，”我说，“我发现了。但我今天来，不是以麦奇家的身份，而是以警官的身份，或许我能协助您找到您的女儿。”
“暗中、台面下、走后门，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是啊，”我说，对他温和一笑，“人不会变，但情况会变，这一回我们站在同一边。”
“是吗？”
“您最好这么想，”我说，“因为我是您手上最好的牌了，要不要随您。”
他抬头和我四目交会，用探寻的眼神看了我许久。我挺直腰杆，挤出参加家长会时的正经面孔。最后，他用力点了点头，用不是那么感激的语气说道：“好吧，尽你所能去调查吧。麻烦你。”
“好，”我掏出记事本说，“我需要你们说明萝西离开时的情形，从她走的前一天开始，请描述得越详细越好。”
与所有孩子走失的家庭一样，一切往事都牢记在他们心里——曾经有一个男的死于吸毒过量，他母亲拿儿子当天早上喝水用的杯子给我看。那一天是降临节，星期日，早晨寒气逼人，天空灰白一片，呼出来的空气像雾一样浮着。
萝西前一天晚上很早回家，因此和家人一起参加早上九点的弥撒。如果她周六玩得很晚，就会睡到中午才去参加礼拜。回家之后，他们炸了点东西当早餐。那年头要是在弥撒之前吃饭，下回就得向神父告解个没完。萝西从后院拿衣服进来烫，她母
老妈和戴利太太平常会聊天。女人喜欢贴身憎恨对方，这样攻击的力道才强。我从来没见过老爸和戴利先生对话超过两字。两人最紧密的联系（是因为工作，还是生育方面的嫉妒，我不清楚）也就是每年对话一两回，就是当老爸喝得太醉，摇摇晃晃过门不入，跑到三号去的时候。他会在路上颠颠倒倒，猛踹栏杆，吼着要麦特·戴利像个男人出来和他打一架，直到老妈和谢伊（要是老妈去办公室当清洁工，就由卡梅尔、谢伊和我）出去说服他回家。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感觉整条街都竖起耳朵窃窃私语，幸灾乐祸。但戴利家从来不开窗，也不开灯，最困难的就是扶老爸绕过楼梯的转角。
我们冒雨跑到三号门口。“待会儿进去之后，”凯文敲门时，我对他说，“由你负责开口。”
他吓了一跳。“我？为什么是我？”
“帮个忙，就跟他们说箱子是怎么找到的，之后再由我接手。”
他看来不大高兴，但我们家小凯一向喜欢讨人欢心，而且他还来不及想出不伤和气的办法要我有事自理，这时候房门就开了，戴利太太探头出来。
“凯文，”她说，“你好——”她认出我，双眼圆睁，打嗝似的喘息一声。
我柔声细气说：“戴利太太，很抱歉打扰您，我们方便进去吗？”
她一手捣住胸口，小凯之前提到她的指甲，果然没错。“我不……”
只要是警察，都晓得怎么进犹豫不决的人家里。“我只是不想让箱子淋雨，”我假装拿不稳手提箱说，“我觉得您和戴利先生应该看一下这个箱子，这东西很重要。”
凯文在我后头，神情局促不安。戴利太太朝楼梯上方张口大喊：“麦特！”眼睛始终盯着我们。
“妈？”诺拉从客厅出来说。她已经长大了，身上那件洋装就是证明。“是谁——天哪，弗朗科？”
“如假包换。嗨，诺拉。”
“老天。”诺拉说了一句，眼神越过我的肩头向楼梯瞄去。
在我印象中，戴利先生是穿着开襟毛衣的阿诺·施瓦辛格。没想到他个子不高，纤瘦结实，腰杆笔直，头发剪得很短，下颚线条刚硬。他打量我，下颚收得更紧，接着对我说：“我们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我朝凯文瞟了一眼。“戴利先生，”他急忙接口，“我们真的、真的需要给您看一样东西。”
“你想拿什么东西给我们看都行，但你哥哥必须滚出我家。”
“我知道他不该来，但我对天发誓，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这事很重要，真的，我们能不能……拜托？”
凯文太棒了，双脚左右踮步，挤出疲惫的眼神，看来尴尬、笨拙又焦急，赶走他就像赶走毛茸茸的大牧羊犬一样残忍。难怪这小子会做业务。“我们并不想打扰两位，”他低声下气加了一句，加强效果。“但实在不晓得该怎么办。五分钟就好？”
过了半晌，戴利先生神情僵硬，百般不愿点了点头。要是有凯文充气娃娃，我一定会花钱买一个放在后车厢，随时应付紧急状况。
他们带我们走进客厅，感觉比老妈家的客厅明亮，东西也少。素色哔叽地毯，墙壁没贴壁纸，只用乳白色油漆粉刷过，墙上挂着一张约翰·保罗二世肖像和一张裱框工会海报，房里看不到花边盘垫或石膏鸭。
我们小时候常在左邻右舍跑进跑出，但我从来没有到过这个房子。我一直希望他们邀我进来，就像你极度渴望一样东西，别人却告诉你你不够资格一样，让你更加心痒难熬。然而，这不是我心目中的场景。我想象的是自己一手搂着萝西，她手戴戒指，身上一件昂贵外套，肚子里怀了孩子，脸上笑容灿烂。
诺拉要我们坐在咖啡桌旁，我发现她想去拿茶和饼干，但又打消念头。我将提箱放在桌上，刻意装模作样戴上手套（戴利先生一家可能宁愿见到警察，也不要见到麦奇家的人），将垃圾袋拆开。“你们之前看过这个箱子吗？”我问。
沉默了一秒。接着，戴利太太轻叹一声，既像喘息又像呻吟，同时去抓提箱。我即时伸手阻止：“我得请您别碰这个箱子。”
戴利先生哑着嗓子：“哪里……”他从齿缝吸一口气说，“你是从哪里拿到的？”
我问：“你们认得这个箱子吗？”
“是我的，”戴利太太紧握着关节说，“蜜月旅行买的。”
“你是在哪里拿到的？”戴利先生说，音量稍微提高，脸庞涨成不健康的红色。
我眉毛一挑，向凯文使了个眼色。整体而言，他说得很好，讲了建筑工人、出生证明和电话。我像讲解救生衣的空姐一样一边出示箱里的东西，一边观察戴利家的反应。
我离开那年，诺拉大约十三四岁，还是个肩膀浑圆、矮矮胖胖的小女孩，头发又鬈又曲，对自己过早发育的身材一点也不满意。不过，结局倒是皆大欢喜。如今她身材和萝西一样让人眼睛发直，虽然不再丰腴，但性感依旧。
在这个少女刻意不吃不喝，永远暴躁易怒的时代，这样的身材已经不复见了。她比萝西矮了三五公分，深棕色头发和灰眼眸，不像萝西那样色彩缤纷，但两人还是颇为神似。仔细看不觉得，乍看就会搞混。不是一眼就看得到的雷同，而是肩膀的角度与脖子的弧线，还有她听人说话的姿态：完全静止，手掌包着另一只手的手肘，眼睛直直盯着凯文。这些都和萝西太像了。很少人能坐着不动听人说话。萝西是第一名。
戴利太太也变了。
我还记得她脾气火爆，时常在门前的台阶抽烟，翘起一边臀部坐上栏杆，用双关语让我们男孩子听得面红耳赤，在她嘶哑的笑声中落荒而逃。或许因为萝西离开，或许因为戴利先生和二十二年的岁月，让她整个人泄了气，弯腰驼背，眼窝下垂，感觉很需要抗焦虑药振奋一下。
然而，最让我在意的，是我青少年时期没从年轻的戴利太太身上看出来的一件事：除去蓝色眼影、爆炸头和轻微的疯狂，她就是萝西的倒影。而我一旦看出两人的相似，便再也无法视若无睹，就像闪过眼前的全息相片，怎么瞄都看得见。假如萝西没死，多年下来可能变得和她母亲一样，想到这点我的神经不禁紧了一下。
不过，我越看戴利先生，就越觉得他像他自己。他身上那件格格不入的毛背心换过一两枚扣子，耳鬓毛发修剪整齐，胡子刚刮完。他昨晚一定带着刮胡刀到诺拉家，在她载他们回家之前刮好胡子。
戴利太太身体抽搐，呜咽一声咬住自己的手，看我翻动手提箱。诺拉深呼吸了两次，仰头用力眨眼。戴利先生表情完全不变，只有脸色越来越白。当我举起出生证明时，他脸颊的肌肉抽动一下，仅此而已。
凯文交代完毕瞄了我一眼，想确定做对没有。我将萝西的螺纹衬衫收进箱子，将盖子合上。屋里彻底沉寂了几秒。
之后，戴利太太呼吸困难地说：“但箱子怎么会跑到十六号？萝西不是带着它到英国去了吗？”
她语气里的确定让我心跳暂停。我问：“你怎么知道？”
她瞪大眼睛：“因为箱子在她离开之后就不见了。”
“你怎么确定她去了英国？”
“当然，因为她留了字条给我们，向我们道别。莎娜西家的年轻人和莎莉·荷恩家的一个小孩拿来的，在她离开后第二天。他们在十六号发现的，上头清楚写着她去英国了。我们起先以为你和她……”戴利先生微微一晃，动作气愤僵硬。戴利太太匆匆眨了眨眼睛，没往下说。
我假装没注意。“嗯，我想大家都这么认为，”我语气轻松地说，“你们什么时候发现我们没在一起？”
没人回答，于是诺拉说：“好久了，可能有十五年吧，在我结婚之前。我有天在店里遇见洁琪，她说她又和你联系上了，你住在都柏林。她说萝西自己一个人走了，没有跟你同行，”她目光从我身上飘向手提箱，又飘回我身上，眼睛忽然睁大，“你认为……你觉得她去哪里了？”
“我还没有任何想法，”我用最和悦的官腔回答，仿佛萝西是一般失踪女孩。“除非多知道一点信息。萝西离家之后，有给你们任何音讯吗？电话、信件或遇到某人于是托他向你们传话？”
这时，戴利太太脱口而出：“当然没有。我们当时还没有电话，她怎么可能打过来？后来装了电话，我就去找你妈咪、洁琪和卡梅尔，我说，要是你们家的弗朗科和你们联系，记得来找我，告诉他这个号码，要他叫萝西打电话回家，就算讲个一分钟也好，不管是圣诞节或——不过，我一听说她没有和你一起走，就知道她不会打来了，因为她根本不晓得这个号码，不是吗？她可以写信，但萝西，她做事总是按照自己的步调。不过，我二月就要六十五岁了，她会寄卡片来的，她不会错过的——”
她的语气变得又尖又急，带着一丝不悦。戴利先生握住她的手，握了一会儿，她咬紧双唇，而凯文似乎想融进沙发座垫里，希望消失不见。
诺拉轻声说：“没有，一个字也没有。我们起初以为……”她匆匆瞄了一眼父亲。她应该觉得萝西和我私奔之后，她家一定会和萝西断绝关系。“但即使当我们知道你没有和她在一起，还是认为她在英国。”戴利太太微微仰头，抹去一滴泪水。
所以，就这样，我没办法速战速决，和我家人挥手道别，将昨晚从我心里抹去，回到我个人的“近正常”状态；我也没机会灌醉诺拉，哄出萝西的电话号码。戴利先生没有看着任何人，语气沉重说：“我们必须报警。”
我想藏住自己眼神里的怀疑，可惜差了一点。“对，是可以报警。我家人的第一直觉也是如此，但我想你们更应该想清楚，到底要不要这么做。”
他狐疑看我一眼，问：“为什么不？”
我叹息一声，伸手拂过头发。“听我说，”我说，“我也很想告诉你们警方会非常重视这件事，但没办法。可以的话，我也很希望箱子能够接受指纹和血迹鉴证，这还是最起码的——”戴利太太将脸埋在手里惊声尖叫。“但这么一来，得先有案件编号，好让案子分派给某位警察，而警察必须提出申请才会进行鉴证。但我现在可以告诉各位，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会投入大量资源，去办一个或许连犯罪都算不上的案子。悬案组、失踪人口组和一般勤务组肯定会互踢皮球，踢上好几个月，直到他们觉得无聊为止。他们会双手一摊，将它扔到地下室某处的档案柜里。你们必须有心理准备。”
诺拉问：“但你呢？你难道不能申请鉴证？”
我遗憾地摇头说：“照规定不行，没办法。这件事再怎么牵，也不可能由我组里负责。只要进入警察系统，我就无能为力了。”
“可是，”诺拉坐直身子，一脸机敏看着我说，“万一不走警察系统，只交给你呢？你能不能……有没有办法可以……”
“你说靠关系，私下进行？”我扬起眉毛，作势思考。“嗯，我想应该可以，但你们必须确定想要这么做才行。”
“我想。”诺拉说得毫不犹豫。当机立断，和萝西一样。“除非你不愿意帮忙，弗朗科。但假如你有办法，那就拜托了。”
戴利太太点点头，从袖口摸出纸巾擤了擤鼻子。“难道她不在英国？真的吗？”
她在求我，语气令人心痛。凯文身体一颤。“有可能，”我柔声回答，“没错。假如你们将这件事交给我，我想我应该可以顺便调查。”
“哦，天哪，”戴利太太悄声说，“哦，天哪……”
我问：“戴利先生？”
漫长的沉默。戴利先生双手交握夹在两膝之间，静静注视着提箱，仿佛没有听见。
最后他终于开口，对我说：“我不喜欢你，讨厌你和你家人，这点不用掩藏。”
“嗯，”我说，“我发现了。但我今天来，不是以麦奇家的身份，而是以警官的身份，或许我能协助您找到您的女儿。”
“暗中、台面下、走后门，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是啊，”我说，对他温和一笑，“人不会变，但情况会变，这一回我们站在同一边。”
“是吗？”
“您最好这么想，”我说，“因为我是您手上最好的牌了，要不要随您。”
他抬头和我四目交会，用探寻的眼神看了我许久。我挺直腰杆，挤出参加家长会时的正经面孔。最后，他用力点了点头，用不是那么感激的语气说道：“好吧，尽你所能去调查吧。麻烦你。”
“好，”我掏出记事本说，“我需要你们说明萝西离开时的情形，从她走的前一天开始，请描述得越详细越好。”
与所有孩子走失的家庭一样，一切往事都牢记在他们心里——曾经有一个男的死于吸毒过量，他母亲拿儿子当天早上喝水用的杯子给我看。那一天是降临节，星期日，早晨寒气逼人，天空灰白一片，呼出来的空气像雾一样浮着。
萝西前一天晚上很早回家，因此和家人一起参加早上九点的弥撒。如果她周六玩得很晚，就会睡到中午才去参加礼拜。回家之后，他们炸了点东西当早餐。那年头要是在弥撒之前吃饭，下回就得向神父告解个没完。萝西从后院拿衣服进来烫，她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