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出了快速而又果断的反应：首先是把“稳定压倒一切”确立为一切工作的首要目标，并在维护国内稳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强硬而又有效的措施；其次是对经济领域进行治理、整顿，以消除经济方面的混乱现象；第三，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行重新考虑和部署，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方式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中共领导人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加强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团结，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这一时期可以算作政治体制改革的事件和具体工作主要有：1990年，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强调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并决定不再设中央顾问委员会；1993年召开的八届人大，批准了国务院新的机构改革方案，开始了第三次大的机构改革；1993年4月，国务院通过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94年9月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1994年12月中共中央举办第一次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讲座；1995年5月颁布施行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1996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通知》等。
第四阶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复苏和在既注重实效又考虑现实可行性的指导思想下继续深化的时期，时间是1997年至今。
1992年邓老南巡讲话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方面又掀起了一次新的高潮。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带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方面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价值观逐步褪去了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也在随着时代发生改变，这一切都不断地对政治体制提出新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沉闷局面亟待打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急需有新的突破。在时代潮流的压力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下，政治体制改革重新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议题。1997年邓老逝世，中国的改革是否还要进行并怎样进行，中共第三代领导必须对此问题作出回答。1997年5月2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讲话，代表第三代领导对改革作出了公开的表态。江总书记指出，必须把经济体制改革坚持深入下去，与此相适应，政治体制和其它方面的体制改革也要坚持深入下去。同年9月，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江总书记提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并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跨世纪纲领提了出来。十五大报告还提出，要加快立法速度，提高立法质量，力争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强调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尊重和保护人权，推进司法改革，实行公开办事制度等。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中国政府先后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3月，政府机构改革再次启动。与前几次不同，这次机构改革提出要从根本上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搞好村级的直接选举。1998年11月九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是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一部重要法律，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这里，政治体制改革的着重点从民主转向了法制，具体的改革工作所涉及的层面也回避开了上层以及中层而专指向基层。这其中的匠心与苦衷不言自明。
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政治文明”，政治体制改革被包括进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中。这之后，再提“政治体制改革”就显得有些落伍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议论虽然还若隐若现，但由于它已经不再时髦，也给人带来不了多少实惠，人们其实对它已不再有什兴趣了。
令人欣慰的是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又明确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再一次系统论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目标，并对其进行了具体的部署。十七大差不多是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所有思想作了一个汇总，这显然与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风格是一致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政治体制改革要以“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十七大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十七大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六个方面的任务：（一）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二）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三）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四）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五）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六）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六个方面还是宏观层面的规划，每一方面都将会具体化为一系列方针与措施，这些方针与措施虽然还没有出台，不过人们还是有了一些理由来产生这样的期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并会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资料：改革三十年回首2
中国领导人以及国内学术界、理论界曾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与探讨，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理论准备方面应该说是比较成熟和充分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进展并不算快，但还是在保持国家政治秩序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稳步前进，取得的成绩是扎实而牢靠的。
这里需要先说明的是，在当代中国，人们实际上是把“改革”这一概念与“发展”这一概念相等同的，改革不仅是发展的唯一途径，而且改革就是发展。因此，我们谈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在谈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实际上也就是在谈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成就。
要认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成就，首先应该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对此项改革目标、任务和内容的规定。
1986年9月，邓老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11]同年11月，邓老设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本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2]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该说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它同时也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作了质的规定。
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近期内所要实现的紧迫任务作了较具体的规定。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十四大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二是机构改革。十四大报告指出：“机构改革、精兵简政，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任务，……”目前“党政机构臃肿，层次重叠，去多单位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脱离群众，障碍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比照以上目标、任务和内容的规定，显而易见，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远未完成，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如果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点成绩也没有，也不符合事实。
30年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得到改善，党和政府的关系开始理顺。
30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改善共产党的领导，经过理论方面大量的研究和实践方面不懈的努力，这方面的成效是明显的。
首先是对共产党的领导的内涵进行了限定。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后，中国共产党按照民主与科学的原则对自身领导重新进行了定位：一是政治方面，强调了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是规定国家发展的政治方向，制定行使政权、管理国家的政治原则，决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针和重大政策；二是组织方面，规定了由党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同时向国家机关中的党组委派干部，以此作为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三是在党组织和党员的行为方面，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在履行党的号召和路线、方针、政策方面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同时做好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和动员人民群众遵纪守法，在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下干好自己的事情，做一个好公民；四是党要管好党，对自己的干部和党员加强管理和监督。
其次，党的领导制度初步实现了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健全民主集中制，实行了集体接班、集体领导制度，党对各级党组织的工作制度，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建立了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些，有利于党的集体领导和决策的科学化、管理和监督的民主化。
再次，党政关系开始理顺。政治体制改革以来，人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政治学和现代管理科学基本理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性质、各自的工作内容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探讨，认识和观念越来越注重实效，越来越科学化。目前我们已经认识到：政党是政治组织而不是政权机关，它只是通过政权机关贯彻自己的意志；政府则是政权机关、国家机器，它直接行使国家的统治和管理权。共产党在掌握了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之后，如果直接行使政权机关权力，实际上是把执政与行政混淆了起来，把党这个政治组织与于国家政权机关等同起来。党直接行政，把各种权力都揽在手中，事无巨细一切都管，执政党变成了行政党，这一方面使党陷于行政管理的琐碎事务，党变得事务化、行政化、官僚化，必然会影响党对国家的整体领导，降低执政质量；另一方面也使行政机关无所适从，显得多余，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权力界限不清楚，责任落实不明白，导致行政秩序混乱，公共管理无序，严重地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再一方面是执政党集大权于一身，违背了分权制衡的科学原则，不利于对权力的监督，给权力的滥用和权力腐败留下了制度空间，同时也使政治方面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如家长制、个人说了算、依附关系等等的产生成为可能。总之，权力集中，贻害无穷！在明确党与政的不同性质后，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着力解决党的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党政关系开始理顺，党政开始合理分工，使这方面的情况得到很大改善。
这样，由于党政关系不断合理化，政府行政职权得以加强。随着党组织不再干涉和包办具体行政事务，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政府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有了体制方面的保证，政府真正行使了行政职权。现在，我国的各级政府已成为行政管理的中心，建立了严格的行政管理规章制度，实行了行政首长负责制。这无疑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大成果。
2．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向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得到调整，进一步合理化。
在我国传统的政企关系格局中，政府直接管理企业，企业不过是政府的附属物，以政代企成为普遍现象。新的政企关系确认，政府与企业必须分开，企业必须进入市场，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必须建立产权关系清晰、经营权责明确、实施科学管理的现代企业制度。政府不能干预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权，政府只是通过制定市场规则、税收制度等政策法规，营造一个合理、有效、正常的市场经济环境，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中，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自主经营，自我发展。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委托管理，即：国家作为出资者，有权选择管理人，将企业全权委托给管理人经营，国家只是对
这一时期可以算作政治体制改革的事件和具体工作主要有：1990年，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强调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并决定不再设中央顾问委员会；1993年召开的八届人大，批准了国务院新的机构改革方案，开始了第三次大的机构改革；1993年4月，国务院通过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94年9月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1994年12月中共中央举办第一次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讲座；1995年5月颁布施行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1996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通知》等。
第四阶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复苏和在既注重实效又考虑现实可行性的指导思想下继续深化的时期，时间是1997年至今。
1992年邓老南巡讲话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方面又掀起了一次新的高潮。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带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方面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价值观逐步褪去了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也在随着时代发生改变，这一切都不断地对政治体制提出新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沉闷局面亟待打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急需有新的突破。在时代潮流的压力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下，政治体制改革重新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议题。1997年邓老逝世，中国的改革是否还要进行并怎样进行，中共第三代领导必须对此问题作出回答。1997年5月2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讲话，代表第三代领导对改革作出了公开的表态。江总书记指出，必须把经济体制改革坚持深入下去，与此相适应，政治体制和其它方面的体制改革也要坚持深入下去。同年9月，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江总书记提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并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跨世纪纲领提了出来。十五大报告还提出，要加快立法速度，提高立法质量，力争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强调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尊重和保护人权，推进司法改革，实行公开办事制度等。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中国政府先后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3月，政府机构改革再次启动。与前几次不同，这次机构改革提出要从根本上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搞好村级的直接选举。1998年11月九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是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一部重要法律，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这里，政治体制改革的着重点从民主转向了法制，具体的改革工作所涉及的层面也回避开了上层以及中层而专指向基层。这其中的匠心与苦衷不言自明。
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政治文明”，政治体制改革被包括进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中。这之后，再提“政治体制改革”就显得有些落伍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议论虽然还若隐若现，但由于它已经不再时髦，也给人带来不了多少实惠，人们其实对它已不再有什兴趣了。
令人欣慰的是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又明确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再一次系统论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目标，并对其进行了具体的部署。十七大差不多是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所有思想作了一个汇总，这显然与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风格是一致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政治体制改革要以“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十七大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十七大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六个方面的任务：（一）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二）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三）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四）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五）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六）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六个方面还是宏观层面的规划，每一方面都将会具体化为一系列方针与措施，这些方针与措施虽然还没有出台，不过人们还是有了一些理由来产生这样的期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并会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资料：改革三十年回首2
中国领导人以及国内学术界、理论界曾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与探讨，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理论准备方面应该说是比较成熟和充分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进展并不算快，但还是在保持国家政治秩序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稳步前进，取得的成绩是扎实而牢靠的。
这里需要先说明的是，在当代中国，人们实际上是把“改革”这一概念与“发展”这一概念相等同的，改革不仅是发展的唯一途径，而且改革就是发展。因此，我们谈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在谈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实际上也就是在谈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成就。
要认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成就，首先应该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对此项改革目标、任务和内容的规定。
1986年9月，邓老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11]同年11月，邓老设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本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2]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该说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它同时也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作了质的规定。
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近期内所要实现的紧迫任务作了较具体的规定。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十四大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二是机构改革。十四大报告指出：“机构改革、精兵简政，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任务，……”目前“党政机构臃肿，层次重叠，去多单位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脱离群众，障碍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比照以上目标、任务和内容的规定，显而易见，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远未完成，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如果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点成绩也没有，也不符合事实。
30年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得到改善，党和政府的关系开始理顺。
30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改善共产党的领导，经过理论方面大量的研究和实践方面不懈的努力，这方面的成效是明显的。
首先是对共产党的领导的内涵进行了限定。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后，中国共产党按照民主与科学的原则对自身领导重新进行了定位：一是政治方面，强调了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是规定国家发展的政治方向，制定行使政权、管理国家的政治原则，决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针和重大政策；二是组织方面，规定了由党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同时向国家机关中的党组委派干部，以此作为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三是在党组织和党员的行为方面，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在履行党的号召和路线、方针、政策方面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同时做好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和动员人民群众遵纪守法，在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下干好自己的事情，做一个好公民；四是党要管好党，对自己的干部和党员加强管理和监督。
其次，党的领导制度初步实现了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健全民主集中制，实行了集体接班、集体领导制度，党对各级党组织的工作制度，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建立了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些，有利于党的集体领导和决策的科学化、管理和监督的民主化。
再次，党政关系开始理顺。政治体制改革以来，人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政治学和现代管理科学基本理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性质、各自的工作内容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探讨，认识和观念越来越注重实效，越来越科学化。目前我们已经认识到：政党是政治组织而不是政权机关，它只是通过政权机关贯彻自己的意志；政府则是政权机关、国家机器，它直接行使国家的统治和管理权。共产党在掌握了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之后，如果直接行使政权机关权力，实际上是把执政与行政混淆了起来，把党这个政治组织与于国家政权机关等同起来。党直接行政，把各种权力都揽在手中，事无巨细一切都管，执政党变成了行政党，这一方面使党陷于行政管理的琐碎事务，党变得事务化、行政化、官僚化，必然会影响党对国家的整体领导，降低执政质量；另一方面也使行政机关无所适从，显得多余，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权力界限不清楚，责任落实不明白，导致行政秩序混乱，公共管理无序，严重地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再一方面是执政党集大权于一身，违背了分权制衡的科学原则，不利于对权力的监督，给权力的滥用和权力腐败留下了制度空间，同时也使政治方面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如家长制、个人说了算、依附关系等等的产生成为可能。总之，权力集中，贻害无穷！在明确党与政的不同性质后，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着力解决党的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党政关系开始理顺，党政开始合理分工，使这方面的情况得到很大改善。
这样，由于党政关系不断合理化，政府行政职权得以加强。随着党组织不再干涉和包办具体行政事务，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政府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有了体制方面的保证，政府真正行使了行政职权。现在，我国的各级政府已成为行政管理的中心，建立了严格的行政管理规章制度，实行了行政首长负责制。这无疑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大成果。
2．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向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得到调整，进一步合理化。
在我国传统的政企关系格局中，政府直接管理企业，企业不过是政府的附属物，以政代企成为普遍现象。新的政企关系确认，政府与企业必须分开，企业必须进入市场，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必须建立产权关系清晰、经营权责明确、实施科学管理的现代企业制度。政府不能干预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权，政府只是通过制定市场规则、税收制度等政策法规，营造一个合理、有效、正常的市场经济环境，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中，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自主经营，自我发展。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委托管理，即：国家作为出资者，有权选择管理人，将企业全权委托给管理人经营，国家只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