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松了一口气。[15]
只要不是来杀自己的，当然一切都好商量。
李渊便问宰相裴寂：事到如今，你看怎么办？
裴寂没有说话。[16]
另外两位却异口同声：秦王功盖宇宙天下归心，若能立为太子付以国务，则陛下如释重负，苍生欢欣鼓舞。[17]
李渊说：这正是我早想做的。
是吗？天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尉迟敬德戎装持械擅自闯宫，已经触犯刑律。因此同样可以肯定，禁卫军早已归属李世民。尉迟敬德哪里是来护驾，分明是逼宫。
识时务者为俊杰，李渊就一贯识时务。他马上按照尉迟敬德的要求手书敕令，将一切指挥权都交给李世民。
直到这时，李世民才应召入宫。
父子相见恍如隔世。秦王扑到皇帝怀中，亲吻着父亲的乳头泣不成声，李渊也老泪纵横抚摸着孝顺的好儿子，双方都心领神会的交易则在抱头痛哭时暗中达成：做皇帝的父亲将交出最高权力，接班的儿子则保证他安享晚年。[18]
这时，大约是下午四点。[19]
现在，杨隋变成了李唐，高祖换成了太宗，一切都那么具有戏剧性，又那么顺理成章，还那么让人疑惑。
其中教训，又在哪里？
天可汗
李渊成在长安，杨广败在江都。[20]
没错，占据长安，再加上尊奉隋室，就有了号令天下的有利地位。相反，背离了关中本位政策，则势必被关陇集团集体抛弃。隋炀帝至死都不明白的问题，答案就在这里。
但，杨广不能不营建洛阳，不能不打通南北。他唯一的错误是不该视人民为土芥。因此，当他成为人民公敌时，也只能躲到江都。令人费解的是，他居然把首都长安留给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却把太原给了李渊，这又是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突厥（Turks）。
突厥是继匈奴和鲜卑之后，对中华史影响重大的北方游牧民族。可惜，我们对这个古老的民族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的起源地在准噶尔盆地以北，以狼为部落的图腾，曾经臣服于柔然，为他们在阿尔泰山打铁，因此得名突厥，进入中华史的视野则是在西魏文帝的大统八年（542）。
不过到北周时期，突厥已经建立了强大的汗国，辖境东至辽河上游，西至中亚里海，北至贝加尔湖。突厥人的国家之所以叫汗国，是因为国王叫可汗（读如克寒）。这个称号是他们从柔然那里学来的，相当于匈奴的单于。
实际上从西魏末到隋初，突厥都是欧亚草原上最强大的国家，控制着东西方的交通和贸易。在西方，他们与拜占庭帝国眉来眼去，还相约共灭伊朗的萨珊王朝（Sassanid，又译萨桑王朝）。在东方，他们当然免不了要越过长城前来拜访，而且多半不怀好意，也不会空手而回。[21]
突厥，是匈奴之后的中华北方边患。
幸运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突厥在开皇三年（583）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这就给了隋帝国挑拨离间、分化瓦解的大好机会。结果是东突厥的启民可汗俯首称臣，西突厥的泥撅处罗可汗接受招抚，就连世世代代与西突厥为仇的波斯帝国也来表示友好，隋炀帝的外交大获成功。
可惜在政治斗争中，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启民可汗去世后，继位的始毕可汗就跟炀帝翻脸。他甚至在大业十一年（615）八月以数十万骑兵，将第三次北巡的隋炀帝围在雁门（今山西省代县），差点就要了他的命。
隋炀帝从此一蹶不振。[22]
始毕可汗却学会了坐收渔翁之利。隋炀帝在他和西突厥之间翻云覆雨，他则在隋帝国动荡之时浑水摸鱼。谁来依附他，他就封谁为天子。那些反政府武装力量，也乐意接受可汗的称号。炀帝用于突厥的手段，被反治其身。[23]
难怪他要把李渊安排在太原，突厥不可不防。
但，突厥固然是北方的狼，李渊也不是看门的狗。他的野心比谁都大，也更狡猾。为了夺取天下，他不惜放下身段向始毕可汗俯首称臣，而且此事的主谋就是李世民。[24]
这就在历史上留下了案底，让李唐君臣耿耿于怀。何况建国以后，始毕可汗仗着他跟李渊的特殊关系，向大唐索求无度，态度傲慢。他的继承人也如此。尤其是颉利可汗（颉读如鞋），更是三番五次前来骚扰。立足未稳的李渊，则不得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虚与委蛇。[25]
显然，不解决突厥问题，将国无宁日。
其实就连玄武门之变，也可能与突厥有关。当时，突厥铁骑包围了乌城（在今内蒙古乌审旗或陕西定边县），李元吉被任命为统兵元帅前往救援。李世民却得到线人密报：太子将在为元吉饯行的宴会上谋杀自己，自己的爱将尉迟敬德等人则将由李元吉编入部队，在战场上秘密处决。[26]
这样一来，李世民就不得不自卫反击。
当然，这个情报未必可靠。甚至有没有这个情报，恐怕都很可疑。但，玄武门事件之后，突厥就出兵大举进犯则是事实。而且，在遭遇了尉迟敬德的抵抗和拦截后，颉利可汗仍然抵达渭水之北。朝野为之震惊，长安为之戒严。
此时，秦王李世民刚刚得到皇位。
实际上，京师戒严与太宗登基几乎同时。这就说明形势的紧迫已容不得李渊父子慢条斯理地行礼如仪，击退突厥的希望则被寄托在一贯英勇善战的李世民身上。问题是，既然猛将尉迟敬德的防线都被攻破，长安城内其实也并没有多少兵力，唐太宗又靠什么克敌制胜？[27]
勇敢和智慧。
八月二十八日，颉利可汗派了一名亲信进入长安打探虚实耀武扬威。这名使者宣称，可汗率领的百万雄师已经全部到位。唐太宗则毫不客气地痛斥来人：我与你们可汗曾当面缔结盟约，为什么却不讲诚信？尔等虽是戎狄，也应该长着人心吧？再若自夸强大，我现在就杀了你！
说完，唐太宗将此人关押在门下省，然后带了五位大臣出玄武门，一行六人来到渭水边，与颉利可汗隔水相望。突厥的各路酋长远远看见大唐天子骑在马上，英姿飒爽，闲庭信步般走来，无不感到震撼，纷纷下马向这位虚龄二十九岁的年轻皇帝行突厥大礼，弄得他们的可汗十分尴尬。
没过多久，大唐部队也来到渭水。他们的军旗在秋风中高高飘扬，他们的盔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们自己也阵容齐整步调一致，展示着中华帝国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
突厥酋长们再次感到了震撼。
太宗皇帝却轻轻挥了挥手，让部队后退，并以战斗序列留在原地。自己则打马向前，与颉利可汗单独谈判。正史没有记载这次谈话的内容。但我们知道，两年前，颉利可汗入侵时，秦王李世民是提出过要单挑决斗的。这一回，皇帝李世民应该是义正词严地指责对方背信弃义吧？
两天后，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
长安解围了，大唐得救了，各族人民也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这是太宗皇帝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事实上，当时就有大臣拦马劝阻。李世民却说：这是我深思熟虑的决定。突厥胆敢来犯，无非欺负我们国有内乱且朕初即位，想必无力反抗。因此，只要镇定自若，强虏一定不战而走。
那么，突厥撤退时，该不该追呢？
太宗的主张是不追。他说，我已经在突厥的退路上埋伏了军队，消灭他们易如反掌。然而，一旦开战，双方都会有伤亡。不能解决问题，反倒结下仇恨，何必呢？现在国家尚未安定，百姓尚未富裕，还是清静为好。至于突厥汗国，不过乌合之众。到他们分崩离析时，再一网打尽不迟。[28]
原来，唐太宗打的是政治战、心理战。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懂政治，才战无不胜。有内乱，则必败无疑。实际上，事态的发展也正如太宗所料，突厥汗国作为依靠武力威胁和掠夺致富而建立的松散联合体，很快就无法维持下去，大唐的反攻也在充分准备之后发动。
贞观三年（629）十一月，战争全面展开。不到半年，大唐军队即大获全胜。西起阴山北至大漠的广阔地带，都被收入唐帝国版图，颉利可汗则成为俘虏，东突厥从此灭亡。
消息传来，太上皇李渊非常高兴。他说：当年，汉高祖被困于匈奴。今天，我儿子灭掉了突厥。我可是选对了接班人啊！于是，他召集王公贵族设宴凌烟阁。酒过三巡，太上皇自弹琵琶，唐太宗翩然起舞，欢声笑语通宵达旦。
更让太宗满意的是，原本由突厥人统治的北方各族酋长一致推举他为“天可汗”，亦即各族人民的“总皇帝”。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因此他笑容满面谦虚地说：我是大唐天子，还可以再做可汗的事吗？
得到的回答是：万岁！万岁！万万岁！[29]
贞观路线
打败突厥的同时，大唐也迎来了贞观之治。[30]
贞观之治的代表人物是魏徵。
魏徵本是李建成的人，官职太子洗马（洗读如显），官阶从五品。他的职位虽不高，却是“太子党”的核心人物，曾经力劝李建成及早对李世民动手。因此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要离间我家兄弟？
这是大兴问罪之师，来势汹汹，咄咄逼人。
魏徵却不好回答。赖账是不行的，谁都知道他的立场和作为。解释也不行，越解释越不通。认账更不行，那是把自己往死里送。何况李世民提出的根本就是伪问题。他们兄弟你死我活，哪里是因为有人挑拨，又岂是谁能离间的？
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要这么问？
为了给自己开脱罪责，也为了将惊天血案轻描淡写。按照这个问题的内在逻辑，玄武门之变是他的自卫反击，而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除掉自己，则是被小人挑唆。
但，这个问题又为什么要问魏徵？
因为需要魏徵亮出观点。魏徵是太子党中最有头脑和影响力的人，他的回答不仅代表着李建成集团残余势力的政治态度，也将决定大唐的政局和命运——如果魏徵质疑玄武门之变的正当性，那就不知道会有多少颗人头落地。
魏徵的态度又是什么？
不卑不亢，神情自若。
他说：先太子如果早听我的，哪有今天？[31]
所有人都吓出一身冷汗。
李世民却如释重负。他马上改变态度，非常礼貌地请魏徵到自己身边来工作。因为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东宫与秦王的斗争没有是非，也无关乎道德，只有一个谁先下手的问题。因此，此案将按照成王败寇的逻辑进行解释。魏徵的个人态度和立场也很明确：士为知己者死。
难踢的球，被轻轻踢了回去。
毫无疑问，魏徵这样回答并非没有风险。李世民如果听不出言外之意，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但，故太子虽然算不上知己者，好歹也有知遇之恩，那就为他去死好了。
魏徵把命运交给了上天。
李世民却接住了球。他立即就作出反应和判断：与其杀了魏徵，让他为李建成去死，不如委以重任，让他为自己而死。他甚至接受魏徵的建议，同意太子余党参加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葬礼。如此豁达大度，化敌为友，不但迅速地稳定了政局，也壮大了力量，终于造就贞观之治。
这就是李世民的政治智慧。
魏徵也决定为这位知己者竭尽全力。在他看来，国家利益绝对高于个人恩怨，大唐何去何从也远比李家兄弟谁是谁非更为重要。因此，当李世民向他伸出橄榄枝时，他回报的厚礼便是帮这位新皇帝确立政治路线。
那么，贞观路线的核心是什么？
王道。
表面上看，这不过儒家伦理的老生常谈，但在当时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从西魏、北周到隋唐，关陇集团从来就是靠霸道起家的。改行王道，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要偏离关中本位政策，立足未稳的唐太宗可以这样做吗？
他决定进行讨论。
武德九年十月，也就是李世民登基两个月后，一场关于政治路线的辩论在大臣们之间展开。唐太宗首先发问：方今正值大乱之后，天下恐怕很难治理吧？
魏徵却认为不但做得到，而且很容易。他说：乱世之民人心思治，反倒比骄奢淫逸的久安之民更好治理。这就好比一个人又饥又渴，只要给他吃的喝的就能解决问题。
意思也很清楚：必须行王道，施仁政。
一个名叫封德彝的人却跳出来反对。他说：王道的时代已经过去，想要实现也实现不了。秦始皇严刑峻法，汉武帝杂用霸道，不是他们不想垂拱而治，而是因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不可收拾。魏徵是书呆子，不能让他空谈误国！
魏徵当面反驳。他说：尧舜行帝道而大同，汤武行王道而小康。可见实行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人心是亘古不变的。如果真像封德彝说的那样越来越坏，世间早就变成了鬼域，哪里还能讨论什么治理？
封德彝哑口无言。
然而朝中大臣，却多半站在封德彝一边。
那么，魏徵与封德彝，谁是谁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唐太宗采纳魏徵的建议推行王道，与政治对手实现和解，让人民群众休养生息，结果是只用四年就天下大治。据说，四年后的大唐境内
只要不是来杀自己的，当然一切都好商量。
李渊便问宰相裴寂：事到如今，你看怎么办？
裴寂没有说话。[16]
另外两位却异口同声：秦王功盖宇宙天下归心，若能立为太子付以国务，则陛下如释重负，苍生欢欣鼓舞。[17]
李渊说：这正是我早想做的。
是吗？天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尉迟敬德戎装持械擅自闯宫，已经触犯刑律。因此同样可以肯定，禁卫军早已归属李世民。尉迟敬德哪里是来护驾，分明是逼宫。
识时务者为俊杰，李渊就一贯识时务。他马上按照尉迟敬德的要求手书敕令，将一切指挥权都交给李世民。
直到这时，李世民才应召入宫。
父子相见恍如隔世。秦王扑到皇帝怀中，亲吻着父亲的乳头泣不成声，李渊也老泪纵横抚摸着孝顺的好儿子，双方都心领神会的交易则在抱头痛哭时暗中达成：做皇帝的父亲将交出最高权力，接班的儿子则保证他安享晚年。[18]
这时，大约是下午四点。[19]
现在，杨隋变成了李唐，高祖换成了太宗，一切都那么具有戏剧性，又那么顺理成章，还那么让人疑惑。
其中教训，又在哪里？
天可汗
李渊成在长安，杨广败在江都。[20]
没错，占据长安，再加上尊奉隋室，就有了号令天下的有利地位。相反，背离了关中本位政策，则势必被关陇集团集体抛弃。隋炀帝至死都不明白的问题，答案就在这里。
但，杨广不能不营建洛阳，不能不打通南北。他唯一的错误是不该视人民为土芥。因此，当他成为人民公敌时，也只能躲到江都。令人费解的是，他居然把首都长安留给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却把太原给了李渊，这又是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突厥（Turks）。
突厥是继匈奴和鲜卑之后，对中华史影响重大的北方游牧民族。可惜，我们对这个古老的民族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的起源地在准噶尔盆地以北，以狼为部落的图腾，曾经臣服于柔然，为他们在阿尔泰山打铁，因此得名突厥，进入中华史的视野则是在西魏文帝的大统八年（542）。
不过到北周时期，突厥已经建立了强大的汗国，辖境东至辽河上游，西至中亚里海，北至贝加尔湖。突厥人的国家之所以叫汗国，是因为国王叫可汗（读如克寒）。这个称号是他们从柔然那里学来的，相当于匈奴的单于。
实际上从西魏末到隋初，突厥都是欧亚草原上最强大的国家，控制着东西方的交通和贸易。在西方，他们与拜占庭帝国眉来眼去，还相约共灭伊朗的萨珊王朝（Sassanid，又译萨桑王朝）。在东方，他们当然免不了要越过长城前来拜访，而且多半不怀好意，也不会空手而回。[21]
突厥，是匈奴之后的中华北方边患。
幸运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突厥在开皇三年（583）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这就给了隋帝国挑拨离间、分化瓦解的大好机会。结果是东突厥的启民可汗俯首称臣，西突厥的泥撅处罗可汗接受招抚，就连世世代代与西突厥为仇的波斯帝国也来表示友好，隋炀帝的外交大获成功。
可惜在政治斗争中，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启民可汗去世后，继位的始毕可汗就跟炀帝翻脸。他甚至在大业十一年（615）八月以数十万骑兵，将第三次北巡的隋炀帝围在雁门（今山西省代县），差点就要了他的命。
隋炀帝从此一蹶不振。[22]
始毕可汗却学会了坐收渔翁之利。隋炀帝在他和西突厥之间翻云覆雨，他则在隋帝国动荡之时浑水摸鱼。谁来依附他，他就封谁为天子。那些反政府武装力量，也乐意接受可汗的称号。炀帝用于突厥的手段，被反治其身。[23]
难怪他要把李渊安排在太原，突厥不可不防。
但，突厥固然是北方的狼，李渊也不是看门的狗。他的野心比谁都大，也更狡猾。为了夺取天下，他不惜放下身段向始毕可汗俯首称臣，而且此事的主谋就是李世民。[24]
这就在历史上留下了案底，让李唐君臣耿耿于怀。何况建国以后，始毕可汗仗着他跟李渊的特殊关系，向大唐索求无度，态度傲慢。他的继承人也如此。尤其是颉利可汗（颉读如鞋），更是三番五次前来骚扰。立足未稳的李渊，则不得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虚与委蛇。[25]
显然，不解决突厥问题，将国无宁日。
其实就连玄武门之变，也可能与突厥有关。当时，突厥铁骑包围了乌城（在今内蒙古乌审旗或陕西定边县），李元吉被任命为统兵元帅前往救援。李世民却得到线人密报：太子将在为元吉饯行的宴会上谋杀自己，自己的爱将尉迟敬德等人则将由李元吉编入部队，在战场上秘密处决。[26]
这样一来，李世民就不得不自卫反击。
当然，这个情报未必可靠。甚至有没有这个情报，恐怕都很可疑。但，玄武门事件之后，突厥就出兵大举进犯则是事实。而且，在遭遇了尉迟敬德的抵抗和拦截后，颉利可汗仍然抵达渭水之北。朝野为之震惊，长安为之戒严。
此时，秦王李世民刚刚得到皇位。
实际上，京师戒严与太宗登基几乎同时。这就说明形势的紧迫已容不得李渊父子慢条斯理地行礼如仪，击退突厥的希望则被寄托在一贯英勇善战的李世民身上。问题是，既然猛将尉迟敬德的防线都被攻破，长安城内其实也并没有多少兵力，唐太宗又靠什么克敌制胜？[27]
勇敢和智慧。
八月二十八日，颉利可汗派了一名亲信进入长安打探虚实耀武扬威。这名使者宣称，可汗率领的百万雄师已经全部到位。唐太宗则毫不客气地痛斥来人：我与你们可汗曾当面缔结盟约，为什么却不讲诚信？尔等虽是戎狄，也应该长着人心吧？再若自夸强大，我现在就杀了你！
说完，唐太宗将此人关押在门下省，然后带了五位大臣出玄武门，一行六人来到渭水边，与颉利可汗隔水相望。突厥的各路酋长远远看见大唐天子骑在马上，英姿飒爽，闲庭信步般走来，无不感到震撼，纷纷下马向这位虚龄二十九岁的年轻皇帝行突厥大礼，弄得他们的可汗十分尴尬。
没过多久，大唐部队也来到渭水。他们的军旗在秋风中高高飘扬，他们的盔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们自己也阵容齐整步调一致，展示着中华帝国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
突厥酋长们再次感到了震撼。
太宗皇帝却轻轻挥了挥手，让部队后退，并以战斗序列留在原地。自己则打马向前，与颉利可汗单独谈判。正史没有记载这次谈话的内容。但我们知道，两年前，颉利可汗入侵时，秦王李世民是提出过要单挑决斗的。这一回，皇帝李世民应该是义正词严地指责对方背信弃义吧？
两天后，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
长安解围了，大唐得救了，各族人民也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这是太宗皇帝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事实上，当时就有大臣拦马劝阻。李世民却说：这是我深思熟虑的决定。突厥胆敢来犯，无非欺负我们国有内乱且朕初即位，想必无力反抗。因此，只要镇定自若，强虏一定不战而走。
那么，突厥撤退时，该不该追呢？
太宗的主张是不追。他说，我已经在突厥的退路上埋伏了军队，消灭他们易如反掌。然而，一旦开战，双方都会有伤亡。不能解决问题，反倒结下仇恨，何必呢？现在国家尚未安定，百姓尚未富裕，还是清静为好。至于突厥汗国，不过乌合之众。到他们分崩离析时，再一网打尽不迟。[28]
原来，唐太宗打的是政治战、心理战。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懂政治，才战无不胜。有内乱，则必败无疑。实际上，事态的发展也正如太宗所料，突厥汗国作为依靠武力威胁和掠夺致富而建立的松散联合体，很快就无法维持下去，大唐的反攻也在充分准备之后发动。
贞观三年（629）十一月，战争全面展开。不到半年，大唐军队即大获全胜。西起阴山北至大漠的广阔地带，都被收入唐帝国版图，颉利可汗则成为俘虏，东突厥从此灭亡。
消息传来，太上皇李渊非常高兴。他说：当年，汉高祖被困于匈奴。今天，我儿子灭掉了突厥。我可是选对了接班人啊！于是，他召集王公贵族设宴凌烟阁。酒过三巡，太上皇自弹琵琶，唐太宗翩然起舞，欢声笑语通宵达旦。
更让太宗满意的是，原本由突厥人统治的北方各族酋长一致推举他为“天可汗”，亦即各族人民的“总皇帝”。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因此他笑容满面谦虚地说：我是大唐天子，还可以再做可汗的事吗？
得到的回答是：万岁！万岁！万万岁！[29]
贞观路线
打败突厥的同时，大唐也迎来了贞观之治。[30]
贞观之治的代表人物是魏徵。
魏徵本是李建成的人，官职太子洗马（洗读如显），官阶从五品。他的职位虽不高，却是“太子党”的核心人物，曾经力劝李建成及早对李世民动手。因此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要离间我家兄弟？
这是大兴问罪之师，来势汹汹，咄咄逼人。
魏徵却不好回答。赖账是不行的，谁都知道他的立场和作为。解释也不行，越解释越不通。认账更不行，那是把自己往死里送。何况李世民提出的根本就是伪问题。他们兄弟你死我活，哪里是因为有人挑拨，又岂是谁能离间的？
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要这么问？
为了给自己开脱罪责，也为了将惊天血案轻描淡写。按照这个问题的内在逻辑，玄武门之变是他的自卫反击，而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除掉自己，则是被小人挑唆。
但，这个问题又为什么要问魏徵？
因为需要魏徵亮出观点。魏徵是太子党中最有头脑和影响力的人，他的回答不仅代表着李建成集团残余势力的政治态度，也将决定大唐的政局和命运——如果魏徵质疑玄武门之变的正当性，那就不知道会有多少颗人头落地。
魏徵的态度又是什么？
不卑不亢，神情自若。
他说：先太子如果早听我的，哪有今天？[31]
所有人都吓出一身冷汗。
李世民却如释重负。他马上改变态度，非常礼貌地请魏徵到自己身边来工作。因为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东宫与秦王的斗争没有是非，也无关乎道德，只有一个谁先下手的问题。因此，此案将按照成王败寇的逻辑进行解释。魏徵的个人态度和立场也很明确：士为知己者死。
难踢的球，被轻轻踢了回去。
毫无疑问，魏徵这样回答并非没有风险。李世民如果听不出言外之意，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但，故太子虽然算不上知己者，好歹也有知遇之恩，那就为他去死好了。
魏徵把命运交给了上天。
李世民却接住了球。他立即就作出反应和判断：与其杀了魏徵，让他为李建成去死，不如委以重任，让他为自己而死。他甚至接受魏徵的建议，同意太子余党参加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葬礼。如此豁达大度，化敌为友，不但迅速地稳定了政局，也壮大了力量，终于造就贞观之治。
这就是李世民的政治智慧。
魏徵也决定为这位知己者竭尽全力。在他看来，国家利益绝对高于个人恩怨，大唐何去何从也远比李家兄弟谁是谁非更为重要。因此，当李世民向他伸出橄榄枝时，他回报的厚礼便是帮这位新皇帝确立政治路线。
那么，贞观路线的核心是什么？
王道。
表面上看，这不过儒家伦理的老生常谈，但在当时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从西魏、北周到隋唐，关陇集团从来就是靠霸道起家的。改行王道，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要偏离关中本位政策，立足未稳的唐太宗可以这样做吗？
他决定进行讨论。
武德九年十月，也就是李世民登基两个月后，一场关于政治路线的辩论在大臣们之间展开。唐太宗首先发问：方今正值大乱之后，天下恐怕很难治理吧？
魏徵却认为不但做得到，而且很容易。他说：乱世之民人心思治，反倒比骄奢淫逸的久安之民更好治理。这就好比一个人又饥又渴，只要给他吃的喝的就能解决问题。
意思也很清楚：必须行王道，施仁政。
一个名叫封德彝的人却跳出来反对。他说：王道的时代已经过去，想要实现也实现不了。秦始皇严刑峻法，汉武帝杂用霸道，不是他们不想垂拱而治，而是因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不可收拾。魏徵是书呆子，不能让他空谈误国！
魏徵当面反驳。他说：尧舜行帝道而大同，汤武行王道而小康。可见实行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人心是亘古不变的。如果真像封德彝说的那样越来越坏，世间早就变成了鬼域，哪里还能讨论什么治理？
封德彝哑口无言。
然而朝中大臣，却多半站在封德彝一边。
那么，魏徵与封德彝，谁是谁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唐太宗采纳魏徵的建议推行王道，与政治对手实现和解，让人民群众休养生息，结果是只用四年就天下大治。据说，四年后的大唐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