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先帝肯定的就叫做律，今上认可的就叫做令。依法？你说说什么是法？
皇帝就是法。
那么，世上还有公道吗？
非儒非法非主流
主张天下要有公道的，是汲黯。
汲黯在武帝朝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主爵都尉。主爵都尉是负责列侯封爵事宜的中央政府官员，位列九卿，相当于国务会议列席成员，享受正部级待遇。
这就比公孙弘和张汤差得远。公孙弘和张汤在汲黯位列九卿时，都不过蕞尔小吏。但是后来，公孙弘担任了丞相（国务总理），张汤任御史大夫（副总理级）。一个拜相封侯，一个位在三公，只有汲黯原地踏步。
对此，汲黯很不以为然。他对汉武帝说：陛下用人怎么就像堆柴火，越是后来的就越是放在上面（成语“后来居上”的来历就在这里）！
汉武帝默然。
其实这两人后来居上，并不因为武帝要堆柴火，只因为他们摸准了皇上的心思。武帝要用儒术装点门面，公孙弘就子曰诗云；武帝要用刑法杀一儆百，张汤就深文周纳。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当然好戏连台。
实际上汉武帝也不得不如此。秦政苛，结果是天下溃而叛之。这就要独尊儒术，标榜仁政。汉政宽，结果是网漏吞舟之鱼。这就要重用酷吏，建立权威。
这在汉武帝，就叫齐头并进，两手都硬。
汲黯却左右开弓，反儒也反法。
在汲黯看来，儒法两家都不可取。新儒生大多口是心非，阿谀奉承，巧言令色，耍小聪明，公孙弘是代表。刀笔吏则舞文弄法，争强好胜，滥杀无辜，陷害忠良，张汤是代表。所以他既反对公孙弘，也反对张汤。
汲黯揭发公孙弘，前面已经说过。他对张汤，同样毫不留情。有一次，汲黯甚至当着武帝的面，痛骂职务还是廷尉的张汤：身为正卿，上不能富国，下不能安民，却擅改高皇帝约法，就不怕断子绝孙吗？
张汤的对策，是跟汲黯咬文嚼字，找茬。
结果汲黯忍无可忍。他说：难怪大家都讲不能让刀笔吏做高官。果然！果然！如果按张汤那一套办，只怕普天之下都不敢抬腿走路、正眼看人了！
公道什么的，当然也不会有。因为“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的张汤，名为整顿吏治，实为固宠弄权。
汲黯哪里知道，汉武帝并不怕这个。他要的也不是公道，而是霸道，只不过得装扮成王道。因此，他的用人观念跟汲黯不同，阶级观念也不同。
的确，汲黯的出身是很高贵的。他原本是卫国人，祖上世代都是卿大夫。这样的贵族，哪里看得起放猪出身的公孙弘、小吏出身的张汤？在他眼里，这都是小人。
然而汲黯没有想到，汉武帝必须用小人，因为帝国不是邦国。邦国是贵族的时代，也是君子的时代。帝国则是平民的时代，也是小人的时代。这个历史进程，是不可逆转的。
刘邦不就是小人吗？韩信和陈平不也是吗？
何况汉武帝还有一个打算，那就是从功臣勋贵们的手中夺权。这就不能靠贵族，得靠平民；不能靠君子，得靠小人。公孙弘和张汤确实出身卑贱，不讲原则，一味媚上，十足的小人。但，帝国要的就是这个。
保留贵族精神和君子之风的，便只有汲黯。
汲黯是表里如一的。他那句“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名言，就是当着汉武帝的面在朝堂所说。尽管当时满朝失色，汲黯却无怨无悔。他说，天子设立百官，难道是用来拍马屁的吗？就算有危险，又岂能让朝廷蒙辱？
难得的是，汉武帝对汲黯一让再让，礼遇有加。大将军卫青来，他坐在马桶上就见了。丞相公孙弘来，他帽子不戴就见了。汲黯进宫，汉武帝却一定正襟危坐。如果匆忙之间来不及整理衣冠，则会躲进帐中，以免不恭。
这是对汲黯人格的敬重。
为着这份敬重，我们也要对汉武帝表示敬意。
汲黯也值得敬重。元狩二年，为了接待前来投降的匈奴浑邪王，朝廷向民间借马，结果没凑够数。汉武帝认为长安县令办事不力，要开刀问斩。汲黯却挺身而出：长安令无罪！只要杀黯一人，就有马了。
汉武帝又默然。
汲黯说这话，是因为他当时担任右内史，是长安县令的长官。下属被问责，长官当然要承担领导责任。这在汲黯，就是一个高贵者应有的担当。
贵族精神，是要用生命来支持的。
其实汲黯担任右内史，是丞相公孙弘的阴谋诡计。因为右内史相当于首都市长，辖区内尽是高官权贵，很难治理。
以汲黯之耿直，岂有不得罪人出点事的？
然而公孙弘的说法却冠冕堂皇：如此重任，非指派老成谋国、声望极高的大臣不可。
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岂非一目了然？
汉武帝当然也清楚。因此，尽管公孙弘和张汤恨死了汲黯，他自己也咬牙切齿，却终究没有对汲黯下毒手。看来，武帝起用小人，也是迫不得已，或者权宜之计。内心深处，恐怕还是敬重君子的。
有一次，中大夫庄助替汲黯请病假。
汉武帝问：你看汲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庄助说：谁都不能动摇。
汉武帝说：是。他差不多可以算社稷之臣了。
社稷之臣，就是跟国家休戚与共的大臣。这可是连平定了所谓“诸吕之乱”的周勃也未曾得到的评价，却被汉武帝给了汲黯，而且是在汲黯当面顶撞了他之后。
汉武帝不愧为雄主。
汲黯的存在，也许是一个异数，更非主流。但汉武的政治，却可以肯定是混合型的。在他那里，有儒家主张的德治，法家主张的刑治，也有墨家主张的人治。尽管汲黯不被承认是墨家，又尽管他被认为是道家。
是的，大汉王朝并没有唯儒术而独尊。当时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武帝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中央集权。
第三章 高度集权
桑弘羊也理直气壮，因为他并没有以权谋私。
他之所谋为国家利益，他之所护为中央集权，他之所求为富国强兵。
你要说他不道德，先得否定这三项。
谢幕的帝国
建立中央集权的大帝国，曾经是世界性趋势。
事实上，当我们民族诞生了自己的第一帝国时，世界舞台上已经有好几个帝国先后谢幕。亚述、波斯、马其顿都在秦汉之前，之后则还有罗马和阿拉伯。
这些都是大帝国。亚述地跨西亚和北非，波斯、马其顿、罗马和阿拉伯，则横跨亚、非、欧。其中，亚述堪称全世界的“第一帝国”。因为正是亚述，在历史上第一次将那么多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叙利亚、腓尼基、以色列、巴比伦、埃及和埃兰，统统拢在了一起。
波斯帝国也了不得。仅首都就有四个，版图则包括伊朗高原、中亚大部、印度西北、整个西亚、北非的埃及和欧洲的色雷斯，以及爱琴海的一些岛屿。
但，亚述帝国的寿命却只有半个世纪。
寿命更短的是马其顿帝国，跟国王亚历山大在位时间一样长，只有十三年。寿命长的，波斯帝国二百年，阿拉伯帝国约五百年。从屋大维称帝到西罗马帝国灭亡，罗马帝国也近五百年。以后，东罗马帝国还有一千年。
显然，即便是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也比不上中华帝国：两千一百三十二年。
这很有意思。
罗马和阿拉伯帝国的成败得失，我们以后再说，这里只说亚述、波斯和马其顿。
马其顿帝国其实是个暴发户。他们在波斯帝国达到鼎盛时期，甚至在我们民族进入战国时，都还没有像模像样的国家。但从阿刻劳斯到腓力二世，短短八十年，马其顿就成为强大的王国，并征服了希腊。
亚历山大把王国变成帝国，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这固然因为他能力超强，更要拜命运所赐：希腊衰落，波斯内乱，印度河流域诸国林立一盘散沙。亚历山大的东征西讨势如破竹，简直就是摧枯拉朽。
马其顿，命中注定要横空出世。
亚述的情况也差不多。
第一帝国亚述也是后起之秀，发祥地则是幼发拉底和底
格里斯这两河之间。两河流域中下游是一大片冲积平原，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叫亚述，南部叫巴比伦尼亚。后者又分南北，北部阿卡德，南部苏美尔。
两河流域文明的兴起，是从南到北的。最早出现的是苏美尔城邦，时间在我们的神话时代；然后是阿卡德王国，时间在我们的尧舜时代；然后是巴比伦王国，时间在我们的夏。亚述崛起时，我们已是东周。
亚述、巴比伦、阿卡德、苏美尔，一个比一个兴盛强大，这可真是后来者居上。
然而亚述征服世界，却完全依靠武力。他们的统治也一样，其残暴程度与秦相比有过之无不及（见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第六章）。结果是他们的帝国连同他们的文明一并毁灭，而且不再复活。
这可真是印证了陆贾对刘邦说过的话：天下可以在马上获得，不可在马上治理。
有所不同的，是波斯帝国。
波斯帝国也是勃然崛起的。他们先是在中国进入春秋中期的时候，直接由部落联盟变成了王国，又在第一任国王居鲁士手上迅速变成了帝国。我们民族花了一千八百年才走完的路，他们一步就跨过去了。
幸运的是，波斯人并没有单纯依靠武力。
帝国第四任皇帝大流士是一个改革家，他跟秦始皇一样修建了国道和高速公路。从苏撒到小亚爱非斯的御道全程两千四百公里，另一条重要干道则西起巴比伦城，横贯伊朗高原，东至巴克特利亚和印度边境。这是他的车同轨。
同样，大流士也清楚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因此确立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为国教，但只作为精神寄托和号召，不强迫臣民信仰。这是他的独尊儒术。
大流士，是秦始皇加汉武帝。
此外，大流士还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制定了统一的货币制度，规定中央政府铸造金币，行省铸造银币，自治城市铸造铜币。相比较而言，马其顿帝国混合使用波斯的金币和希腊的银币，虽有利于商业，却不利于集权。
三种货币同时流通又分级铸造，大流士张弛有度。
这一事实也证明，波斯帝国是实行郡县制的。只不过他们的郡叫萨特拉皮亚，汉译为省，有二三十个，大多是被他们灭掉的国家，比如巴比伦省、埃及省、印度省，跟我们春秋战国时期改灭国为郡县一样。
波斯帝国的行省，每省一个总督（省长），一个省军区司令。省军区的上级是大军区，一共五个。大军区统辖省军区，最高统帅则是波斯皇帝。
行省的总督和司令却互不隶属，直接对皇帝负责。总督
身边还有皇室秘书，是皇帝的特派员和耳目。此外，皇帝还不定期派巡视员到各地明察暗访，通报社情民意。
有垂直管理的军政两个系统，有军政并立的地方行政制度，还有钦定的信仰、四通八达的道路以及沿途密集的驿站和兵站，波斯堪称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那么，大流士们的江山永固了吗？
没有。
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军队入侵波斯。四年后，大流士三世兵败身亡，波斯帝国便万劫不复。
这又是为什么？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方说，与希腊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帝国后期行省总督往往兼任军区司令，也跟中国晚唐的藩镇割据极其相似。西部各省总督甚至联兵反叛，中央集权名存实亡。
但，问题更在帝国本身。
实际上，波斯帝国过于庞大，结构则极其复杂。埃及、巴比伦、埃兰、腓尼基、以色列、希腊、印度，哪一个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明，岂能只靠强权统合在一个圈子里？就算可以车同轨，恐怕也难书同文。
波斯帝国的统治基础，其实是脆弱的。
马其顿的基础就更脆弱，庞大的帝国几乎完全系于一人
之身。因此亚历山大一死，他的帝国就分裂为马其顿-希腊、托勒密（埃及）和塞琉古（叙利亚）等独立王国，再也没有一种力量把他们重新整合起来。
有此力量的，是中华帝国。
中华帝国有此力量，是因为帝国之前有邦国，郡县之前有封建。邦国制或封建制的紧要之处，则在于诸侯的国，大夫的家，都臣属于天子。有这样一个天下共主，就不难实现文化认同。有同一文明做基础，发展为统一大帝国就顺理成章。至少，嬴政或刘邦称帝，远比空降一个波斯皇帝或马其顿皇帝要容易得多，也稳当得多。
何况此前的春秋战国，还在为帝国的诞生做准备。
天下共主，文化认同，五百年的预备期，这些都是亚述、波斯、马其顿没有的。所以，尽管中华帝国的初夜并非没有纠结，要封建还是要郡县也曾经引起争论，但项羽的分封天下终于失败，韩信和英布也都没能变成亚历山大死后的托勒密或塞琉古。中央集权大局已定，留给汉武帝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同姓诸侯王。
把王侯变成羔羊
同姓诸侯王是封建制度的后遗症。
不能说刘邦当年的决策是错误的。毕竟，从西周封建到秦汉建国，有八百年的历史。封建和邦国，也未尝没有制度的优越性。何况功臣要酬劳，不能不封异姓王；空白要填补，也不
皇帝就是法。
那么，世上还有公道吗？
非儒非法非主流
主张天下要有公道的，是汲黯。
汲黯在武帝朝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主爵都尉。主爵都尉是负责列侯封爵事宜的中央政府官员，位列九卿，相当于国务会议列席成员，享受正部级待遇。
这就比公孙弘和张汤差得远。公孙弘和张汤在汲黯位列九卿时，都不过蕞尔小吏。但是后来，公孙弘担任了丞相（国务总理），张汤任御史大夫（副总理级）。一个拜相封侯，一个位在三公，只有汲黯原地踏步。
对此，汲黯很不以为然。他对汉武帝说：陛下用人怎么就像堆柴火，越是后来的就越是放在上面（成语“后来居上”的来历就在这里）！
汉武帝默然。
其实这两人后来居上，并不因为武帝要堆柴火，只因为他们摸准了皇上的心思。武帝要用儒术装点门面，公孙弘就子曰诗云；武帝要用刑法杀一儆百，张汤就深文周纳。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当然好戏连台。
实际上汉武帝也不得不如此。秦政苛，结果是天下溃而叛之。这就要独尊儒术，标榜仁政。汉政宽，结果是网漏吞舟之鱼。这就要重用酷吏，建立权威。
这在汉武帝，就叫齐头并进，两手都硬。
汲黯却左右开弓，反儒也反法。
在汲黯看来，儒法两家都不可取。新儒生大多口是心非，阿谀奉承，巧言令色，耍小聪明，公孙弘是代表。刀笔吏则舞文弄法，争强好胜，滥杀无辜，陷害忠良，张汤是代表。所以他既反对公孙弘，也反对张汤。
汲黯揭发公孙弘，前面已经说过。他对张汤，同样毫不留情。有一次，汲黯甚至当着武帝的面，痛骂职务还是廷尉的张汤：身为正卿，上不能富国，下不能安民，却擅改高皇帝约法，就不怕断子绝孙吗？
张汤的对策，是跟汲黯咬文嚼字，找茬。
结果汲黯忍无可忍。他说：难怪大家都讲不能让刀笔吏做高官。果然！果然！如果按张汤那一套办，只怕普天之下都不敢抬腿走路、正眼看人了！
公道什么的，当然也不会有。因为“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的张汤，名为整顿吏治，实为固宠弄权。
汲黯哪里知道，汉武帝并不怕这个。他要的也不是公道，而是霸道，只不过得装扮成王道。因此，他的用人观念跟汲黯不同，阶级观念也不同。
的确，汲黯的出身是很高贵的。他原本是卫国人，祖上世代都是卿大夫。这样的贵族，哪里看得起放猪出身的公孙弘、小吏出身的张汤？在他眼里，这都是小人。
然而汲黯没有想到，汉武帝必须用小人，因为帝国不是邦国。邦国是贵族的时代，也是君子的时代。帝国则是平民的时代，也是小人的时代。这个历史进程，是不可逆转的。
刘邦不就是小人吗？韩信和陈平不也是吗？
何况汉武帝还有一个打算，那就是从功臣勋贵们的手中夺权。这就不能靠贵族，得靠平民；不能靠君子，得靠小人。公孙弘和张汤确实出身卑贱，不讲原则，一味媚上，十足的小人。但，帝国要的就是这个。
保留贵族精神和君子之风的，便只有汲黯。
汲黯是表里如一的。他那句“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名言，就是当着汉武帝的面在朝堂所说。尽管当时满朝失色，汲黯却无怨无悔。他说，天子设立百官，难道是用来拍马屁的吗？就算有危险，又岂能让朝廷蒙辱？
难得的是，汉武帝对汲黯一让再让，礼遇有加。大将军卫青来，他坐在马桶上就见了。丞相公孙弘来，他帽子不戴就见了。汲黯进宫，汉武帝却一定正襟危坐。如果匆忙之间来不及整理衣冠，则会躲进帐中，以免不恭。
这是对汲黯人格的敬重。
为着这份敬重，我们也要对汉武帝表示敬意。
汲黯也值得敬重。元狩二年，为了接待前来投降的匈奴浑邪王，朝廷向民间借马，结果没凑够数。汉武帝认为长安县令办事不力，要开刀问斩。汲黯却挺身而出：长安令无罪！只要杀黯一人，就有马了。
汉武帝又默然。
汲黯说这话，是因为他当时担任右内史，是长安县令的长官。下属被问责，长官当然要承担领导责任。这在汲黯，就是一个高贵者应有的担当。
贵族精神，是要用生命来支持的。
其实汲黯担任右内史，是丞相公孙弘的阴谋诡计。因为右内史相当于首都市长，辖区内尽是高官权贵，很难治理。
以汲黯之耿直，岂有不得罪人出点事的？
然而公孙弘的说法却冠冕堂皇：如此重任，非指派老成谋国、声望极高的大臣不可。
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岂非一目了然？
汉武帝当然也清楚。因此，尽管公孙弘和张汤恨死了汲黯，他自己也咬牙切齿，却终究没有对汲黯下毒手。看来，武帝起用小人，也是迫不得已，或者权宜之计。内心深处，恐怕还是敬重君子的。
有一次，中大夫庄助替汲黯请病假。
汉武帝问：你看汲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庄助说：谁都不能动摇。
汉武帝说：是。他差不多可以算社稷之臣了。
社稷之臣，就是跟国家休戚与共的大臣。这可是连平定了所谓“诸吕之乱”的周勃也未曾得到的评价，却被汉武帝给了汲黯，而且是在汲黯当面顶撞了他之后。
汉武帝不愧为雄主。
汲黯的存在，也许是一个异数，更非主流。但汉武的政治，却可以肯定是混合型的。在他那里，有儒家主张的德治，法家主张的刑治，也有墨家主张的人治。尽管汲黯不被承认是墨家，又尽管他被认为是道家。
是的，大汉王朝并没有唯儒术而独尊。当时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武帝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中央集权。
第三章 高度集权
桑弘羊也理直气壮，因为他并没有以权谋私。
他之所谋为国家利益，他之所护为中央集权，他之所求为富国强兵。
你要说他不道德，先得否定这三项。
谢幕的帝国
建立中央集权的大帝国，曾经是世界性趋势。
事实上，当我们民族诞生了自己的第一帝国时，世界舞台上已经有好几个帝国先后谢幕。亚述、波斯、马其顿都在秦汉之前，之后则还有罗马和阿拉伯。
这些都是大帝国。亚述地跨西亚和北非，波斯、马其顿、罗马和阿拉伯，则横跨亚、非、欧。其中，亚述堪称全世界的“第一帝国”。因为正是亚述，在历史上第一次将那么多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叙利亚、腓尼基、以色列、巴比伦、埃及和埃兰，统统拢在了一起。
波斯帝国也了不得。仅首都就有四个，版图则包括伊朗高原、中亚大部、印度西北、整个西亚、北非的埃及和欧洲的色雷斯，以及爱琴海的一些岛屿。
但，亚述帝国的寿命却只有半个世纪。
寿命更短的是马其顿帝国，跟国王亚历山大在位时间一样长，只有十三年。寿命长的，波斯帝国二百年，阿拉伯帝国约五百年。从屋大维称帝到西罗马帝国灭亡，罗马帝国也近五百年。以后，东罗马帝国还有一千年。
显然，即便是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也比不上中华帝国：两千一百三十二年。
这很有意思。
罗马和阿拉伯帝国的成败得失，我们以后再说，这里只说亚述、波斯和马其顿。
马其顿帝国其实是个暴发户。他们在波斯帝国达到鼎盛时期，甚至在我们民族进入战国时，都还没有像模像样的国家。但从阿刻劳斯到腓力二世，短短八十年，马其顿就成为强大的王国，并征服了希腊。
亚历山大把王国变成帝国，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这固然因为他能力超强，更要拜命运所赐：希腊衰落，波斯内乱，印度河流域诸国林立一盘散沙。亚历山大的东征西讨势如破竹，简直就是摧枯拉朽。
马其顿，命中注定要横空出世。
亚述的情况也差不多。
第一帝国亚述也是后起之秀，发祥地则是幼发拉底和底
格里斯这两河之间。两河流域中下游是一大片冲积平原，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叫亚述，南部叫巴比伦尼亚。后者又分南北，北部阿卡德，南部苏美尔。
两河流域文明的兴起，是从南到北的。最早出现的是苏美尔城邦，时间在我们的神话时代；然后是阿卡德王国，时间在我们的尧舜时代；然后是巴比伦王国，时间在我们的夏。亚述崛起时，我们已是东周。
亚述、巴比伦、阿卡德、苏美尔，一个比一个兴盛强大，这可真是后来者居上。
然而亚述征服世界，却完全依靠武力。他们的统治也一样，其残暴程度与秦相比有过之无不及（见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第六章）。结果是他们的帝国连同他们的文明一并毁灭，而且不再复活。
这可真是印证了陆贾对刘邦说过的话：天下可以在马上获得，不可在马上治理。
有所不同的，是波斯帝国。
波斯帝国也是勃然崛起的。他们先是在中国进入春秋中期的时候，直接由部落联盟变成了王国，又在第一任国王居鲁士手上迅速变成了帝国。我们民族花了一千八百年才走完的路，他们一步就跨过去了。
幸运的是，波斯人并没有单纯依靠武力。
帝国第四任皇帝大流士是一个改革家，他跟秦始皇一样修建了国道和高速公路。从苏撒到小亚爱非斯的御道全程两千四百公里，另一条重要干道则西起巴比伦城，横贯伊朗高原，东至巴克特利亚和印度边境。这是他的车同轨。
同样，大流士也清楚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因此确立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为国教，但只作为精神寄托和号召，不强迫臣民信仰。这是他的独尊儒术。
大流士，是秦始皇加汉武帝。
此外，大流士还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制定了统一的货币制度，规定中央政府铸造金币，行省铸造银币，自治城市铸造铜币。相比较而言，马其顿帝国混合使用波斯的金币和希腊的银币，虽有利于商业，却不利于集权。
三种货币同时流通又分级铸造，大流士张弛有度。
这一事实也证明，波斯帝国是实行郡县制的。只不过他们的郡叫萨特拉皮亚，汉译为省，有二三十个，大多是被他们灭掉的国家，比如巴比伦省、埃及省、印度省，跟我们春秋战国时期改灭国为郡县一样。
波斯帝国的行省，每省一个总督（省长），一个省军区司令。省军区的上级是大军区，一共五个。大军区统辖省军区，最高统帅则是波斯皇帝。
行省的总督和司令却互不隶属，直接对皇帝负责。总督
身边还有皇室秘书，是皇帝的特派员和耳目。此外，皇帝还不定期派巡视员到各地明察暗访，通报社情民意。
有垂直管理的军政两个系统，有军政并立的地方行政制度，还有钦定的信仰、四通八达的道路以及沿途密集的驿站和兵站，波斯堪称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那么，大流士们的江山永固了吗？
没有。
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军队入侵波斯。四年后，大流士三世兵败身亡，波斯帝国便万劫不复。
这又是为什么？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方说，与希腊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帝国后期行省总督往往兼任军区司令，也跟中国晚唐的藩镇割据极其相似。西部各省总督甚至联兵反叛，中央集权名存实亡。
但，问题更在帝国本身。
实际上，波斯帝国过于庞大，结构则极其复杂。埃及、巴比伦、埃兰、腓尼基、以色列、希腊、印度，哪一个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明，岂能只靠强权统合在一个圈子里？就算可以车同轨，恐怕也难书同文。
波斯帝国的统治基础，其实是脆弱的。
马其顿的基础就更脆弱，庞大的帝国几乎完全系于一人
之身。因此亚历山大一死，他的帝国就分裂为马其顿-希腊、托勒密（埃及）和塞琉古（叙利亚）等独立王国，再也没有一种力量把他们重新整合起来。
有此力量的，是中华帝国。
中华帝国有此力量，是因为帝国之前有邦国，郡县之前有封建。邦国制或封建制的紧要之处，则在于诸侯的国，大夫的家，都臣属于天子。有这样一个天下共主，就不难实现文化认同。有同一文明做基础，发展为统一大帝国就顺理成章。至少，嬴政或刘邦称帝，远比空降一个波斯皇帝或马其顿皇帝要容易得多，也稳当得多。
何况此前的春秋战国，还在为帝国的诞生做准备。
天下共主，文化认同，五百年的预备期，这些都是亚述、波斯、马其顿没有的。所以，尽管中华帝国的初夜并非没有纠结，要封建还是要郡县也曾经引起争论，但项羽的分封天下终于失败，韩信和英布也都没能变成亚历山大死后的托勒密或塞琉古。中央集权大局已定，留给汉武帝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同姓诸侯王。
把王侯变成羔羊
同姓诸侯王是封建制度的后遗症。
不能说刘邦当年的决策是错误的。毕竟，从西周封建到秦汉建国，有八百年的历史。封建和邦国，也未尝没有制度的优越性。何况功臣要酬劳，不能不封异姓王；空白要填补，也不